7月21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对李鸿章做了关于朝鲜局势及日本所作所为的详细汇报，李鸿章终于明白，这一战躲不过去了。
李鸿章之前极力主和，是因为他很清楚北洋的家底。更何况这一年是慈禧太后的六旬万寿，怎好动刀兵？
原来早在1889年，光绪皇帝年满18岁，算是成人了。成人了就得结婚，这事儿筹备了很久，慈禧肥水不流外人田，做主让自己弟弟桂祥的二女儿静芬当了皇后。皇帝大婚之后，照例应该亲政，各方压力之下，慈禧不便再继续垂帘，只好归政于光绪，但留下了继续训政的尾巴。
不知为什么，光绪对皇后始终不感兴趣，怎么也爱不起来，倒是老爱往珍妃的宫里跑。慈禧是个负责任的媒婆，对自己一手包办的婚姻，很讲究售后服务，多次勒令皇帝晚上不许乱跑，必须睡到皇后那里去。
这样的事情多了，光绪难免会对太后有看法，不过皇帝是个明白人，觉得这些都是小节，老太后能把权力交还给他，虽然交得并不彻底，但也是天大的恩德，需要感恩。这时离太后六十大寿越来越近，最好的感谢，当然是送一份厚礼，这就要督促着内务府，好好把清漪园改造为颐和园的工程加紧做好。
其实这根本不用皇帝操心，改造清漪园这个题目本身就是内务府那帮位高权重的大臣们出的，为的是几百万两银子的工程，大家很可以发一大笔财。明里不可能这么说，理由来得冠冕堂皇，那就是慈禧老佛爷操劳一生，归政之后，总得有个地方休息，享享清福吧？并开宗明义地表示颐和园项目将作为慈禧六旬万寿的献礼工程，谁要是敢反对，谁就是跟老佛爷过不去！
还真有人表示反对，理由无非是民生凋敝，军费浩繁，不宜大兴土木。
慈禧有个心结，就是她掌权后从来没有开开心心地过过一个整寿：1874年四十大寿，自己唯一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死于不太体面的某种疾病；1884年五十大寿，中法之战搞得她心神不宁。她常想：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呢？现在眼看要六十大寿了，不过是修个园子热闹热闹，居然有人不愿意？老佛爷当时就急了，放言：“谁要是让我郁闷一阵子，我就要让他郁闷一辈子！”老佛爷表面上退居了二线，实际上大权依然尽在掌握，说出这样的狠话，那还有谁敢不买账？可是修园子要钱，当时国库着实空虚，大家只好四处挪用，最大的冤大头，就是海军的军费。
1892年，户部做出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
这事是户部尚书、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干的。翁同龢和李鸿章有仇，事情起源于1861年，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担任安徽巡抚，在守卫寿州时挡住了太平军陈玉成的进攻，却被苗沛霖的叛军夺走了城池。这事要怪翁同书行事过于草率，另外和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也有一点关系。
当时奉旨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极为愤怒，上奏痛劾翁同书，弹章出自其幕僚李鸿章之手，用语机巧而狠毒，结果朝廷判了翁同书死刑。判决下来，翁父气急身亡。翁父翁心存是先帝咸丰的老师，他一死倒是救了儿子一命，不过翁同书也只是免死，改为流放新疆充军，官是再也当不成了。这相当于杀父之仇，翁家恨透了曾、李自不必说。曾国藩去世后，这一切就全着落在了李鸿章头上。
不过海军军费被扣发，除了翁同龢成心和李鸿章过不去之外，也要怪李鸿章及其手下太贪婪，之前拿着大把银子，以次充好、中饱私囊的事没少干，翁同龢并非师出无名。再加上修园子背后是慈禧太后在撑腰，任李鸿章、丁汝昌等四处奔走呼号，翁同龢只是不为所动，谁也奈何他不得。
大清朝忙着修园子的时候，日本人在干什么呢？
为了占领朝鲜进而打败清朝，明治天皇发了狠话：“我宁可一天只吃一顿饭，也要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不只是说说，说过之后，明治天皇就开始节约宫内开支，粗茶淡饭代替了大吃大喝，静坐沉思取代了夜夜笙歌，他甚至从内库拿出了30万元私房钱，用于海军的建设。
这下子举国震动。大臣、将军以及权贵、富豪纷纷解囊，只3个月的工夫，就筹集了海防捐款103万元。到了1893年，明治天皇又做了个决定：此后6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私房钱，专用于海军。30万元到底是什么概念？是超过日本皇室每年开支的十分之一这样一个数字。天皇此举一出，政府官员们纷纷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于建造军舰，一时间民心大振。
1894年，日本入侵朝鲜，中日之战一触即发，天皇真的开始一天只吃一顿饭了，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前线缺衣少食的日本军人的士气。
日本天皇靠饿肚子省钱发展军事的故事传到大清朝，被引为笑谈。李鸿章却不敢笑话明治天皇，他知道这仗没法打，令他感到欣慰的是，除了自己，还有个最不愿意打仗的人，那就是慈禧太后。
李中堂不愧是李中堂，端的是料事如神——老佛爷确实只想好好过一个生日，对打仗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她也有说不出的苦，就是身为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面对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被侵犯，如果公开反对开战，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所以慈禧只能装糊涂，不置一词，内心却巴望着李鸿章能把事情给糊弄过去。可主战的力量太强大了，举国上下一片喊打之声，领头的竟是光绪皇帝！皇帝最坚定的支持者和鼓动者正是他的老师翁同龢，翁大人除了扬国威的雄心壮志之外，还有一点私心，比如他曾说过：“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看起来不打绝对过不了关，李鸿章只好硬着头皮战斗。7月24日，他电令驻扎在牙山的叶志超、聂士成部加强战备，并派出马玉昆的毅军、左宝贵的奉军、卫汝贵的淮军和丰陞阿的盛军，共计29营1.4万人渡鸭绿江进入朝鲜。
为了增援叶志超他们，李鸿章并派总兵江自康率天津练军2500人，雇用英轮“高升号”、“爱仁号”、“飞鲸号”三艘商船运兵前往牙山，同时又命北洋舰队“济远号”、“广乙号”、“威远号”、“操江号”四舰护航。这些挂英国旗的商船都是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雇来的，为的就是让日本人有所顾忌。
谁知日本海军连英国轮船都敢打！日本间谍石川伍一贿赂开道，从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树芬处得知“高升号”的具体出发时间后，悲剧就注定要发生了。
第二天早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济远、广乙两舰自牙山回航，接应正向牙山驶来的“高升号”及“操江号”，中途遭遇日本舰队，一番激战后，济远、广乙两舰负伤败逃，操江号被迫投降，高升号则被日军击沉，船上950名清军，只有200人被救起。
击沉英国商船后，日本国内很紧张，生怕英国人打上门来，而李鸿章也确实不断想办法挑动英国方面，奈何这一切最后被日本人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了，向英国赔款道歉了事。
7月28日，日军4000余人大举进攻牙山，3000多名清军顽强应战，最终双方伤亡差不多，但牙山终告失守，叶志超、聂士成退守平壤。
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李鸿章赶紧派已担任直隶按察使的周馥前去总理前敌营务处，接着又奏派袁世凯回朝鲜继续担任总理朝鲜交涉通商大臣即驻朝商务委员，命他立即赶往平壤，联络官军，协调粮饷运输问题——“办理抚缉事宜，并联络各军，协筹粮运”。
袁世凯一百个不愿意去干后勤，就托袁保恒之子、自己的堂弟袁世勋去找翁同龢疏通，要求到前线带兵打仗，翁同龢给他指了条路，让他去找李鸿藻。
翁同龢此前并不认识袁世凯，但对他在朝鲜的作为却有所耳闻，对他印象颇佳。李鸿藻则不同，袁保恒、袁保龄跟他都相熟，而且他也知道袁世凯是个能干的人。于是过了几天，关系并不和睦的翁、李二人，联名上奏推荐袁世凯赴前线作战。8月20日，光绪作了批示，下旨总署电告李鸿章，让李催促姜桂题、程允和招募一军，交给袁世凯和吴长庆的部将陈长庆率领，奔赴前线。
李鸿章此时手握兵权，既已派袁世凯去管理后勤，哪里容得他自作主张去打仗？况且袁世凯擅自向上活动，居然还弄了个上谕下来，这不是拿皇帝来压我吗？是可忍孰不可忍，李鸿章不管不顾，仍派他随周馥经辽东半岛前往平壤办理营务转运后勤之事。
袁世凯就像是孙悟空，既然怎么也跳不出李鸿章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只好随周馥从天津出发，出山海关前往辽东，这是9月9日的事。等他们赶到辽东，正筹划时，10月14日，平壤已经失陷，紧接着10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5个小时的激战后，北洋水师惨败，制海权完全落入日军之手。眼看战火就要燃烧到辽东半岛，李鸿章马上命令周馥就地办理转运局，管理粮饷中转事宜，并令袁世凯协助办理粮饷军械，以供前线。
袁世凯赶到东北之时，日军已经到了鸭绿江边。10月24日，日军山县有朋大将率第一军3万人强攻鸭绿江的同时，大山岩大将率第二军在海军掩护下，开始在花园口登陆以攻打旅顺。日军登陆用了12天，清军竟不闻不问。显而易见，三军不用命，这仗根本就没法打。
鸭绿江江防之战只打了3天，将近3万清军就已全线崩溃，除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坚守虎山作战英勇之外，其他各路清军一枪未放，全部不战而溃。
旅顺口那条线也差不多，大部分清军同样望风而逃，比如曾在朝鲜和袁世凯同事过的张光前和黄仕林一道统兵驻扎在旅顺口，日军杀来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还不如在朝鲜时勇敢——那次他们被吓呆了，跑都跑不动，所以没跑。
清军的溃败，让袁世凯的工作完全无法开展，因为他们跑得太快，袁世凯只能带着粮饷军械在后面一路追，这让他极其郁闷。
令人极为诧异的是，这段时间北京竟然一片歌舞升平。11月6日，农历十月初一，也就是日军攻占金州当天，清廷内外臣工按要求“穿蟒袍补褂一月”，慈禧太后老佛爷六旬万寿盛大庆祝活动正式开幕。从这天起，宫中夜夜笙歌，天天都有隆重的庆祝活动，老佛爷乐得合不拢嘴，大小官员们自然也笑口常开。在这段时间内，日军自金州、大连、土城子一路打下来，如入无人之境。
农历十月初十即11月15日，是慈禧六十大寿的正日子，这天庆典达到了高潮，群臣纷纷赞颂老佛爷的英明伟大、大清朝的盛世华年。真正是普天同庆，就连日军都很给面子，他们于7日攻占大连湾后，夺取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包括621支枪、129门炮、3300多万发子弹、250万发炮弹。大连的陷落使得“不可攻破”的大清海军基地旅顺口变得“可以攻破”。日军一高兴便就地休息了10天，此刻正在休整阶段，所以神州大地上，没有人在打仗。
宫内的盛况一直持续到了农历十月十七即11月22日，恰在这一天，日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旅顺口。旅顺口的失陷，使得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北洋门户已经洞开，北洋舰队只敢藏在威海卫港内，整个局势惨不忍睹。
仗肯定是没法再打了，好在慈禧的生日也过完了，有心情召集左右坐下来商谈接下来该怎么办。能怎么办？议和呗！不从来都是这么干的吗？这事儿就支给了恭亲王奕和北洋大臣李鸿章，让他们去想办法处理。
李鸿章老谋深算，为了不损天朝的面子，派了在天津海关工作了20多年的德国人德璀琳去日本议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一看来的是个老外，顿时觉得对方没诚意，连面都没见，只下令前方接着打。于是复州、析木城和海城相继失守，沈阳受到了直接的威胁。
沈阳那会儿叫盛京，是清朝所谓的“龙兴之地”，极被满人看重。眼看盛京告急，清廷不敢再打，赶紧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议和，这是1895年2月1日的事。待两人赶到日方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伊藤却认为两人权限不够，拒绝与之谈判，并借口广岛是军事重镇，闲杂人等不得逗留，直接将他们赶到了长崎去待着。
就在这个时候，威海卫之战已经打响，打到2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刘步蟾等大将自杀殉国。
这就不能再拖了。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商谈议和之事。进京之前，李鸿章把周馥调回天津，由袁世凯接替其转运局总办的职位，并准许袁辞掉其它所有差事，包括驻朝商务委员一职。
此时日方态度尤其强硬，他们向清政府表示，不仅要承认朝鲜独立，要赔款，更要割地。这是卖国的条件，无论慈禧光绪还是王公大臣，谁也不愿接这个烫手的山芋，遂公推李鸿章前去议和。这不仅是因为李鸿章最有经验，更关键的是，此次战败，罪魁祸首正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他要负责任！李鸿章不敢不去，但他也不愿背“卖国”的恶名，故坚决要求得到朝廷的全权授权，方肯出使。
关于议和的条件，朝廷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李鸿章的意见是自己承担不起割地的责任，况且赔款也不知在何处；翁同龢一派则主张宁愿多赔款，绝不可割让一寸土地；恭亲王一派比较现实，认为不割地则永无了局，现在形势危急，日军已经打到了山东，假以时日很可能两面包抄北京，那就太吓人了，所以不如答应日方的条件，求得一时的平安，再励精图治，反正古人说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庙堂之上争论得热火朝天，日军却已从海城分路进攻，从3月4日到9日，几天之内，牛庄、营口和田庄台相继失陷，清朝6万多大军全线溃退。
这就不能再争论了，3月13日，带着光绪皇帝签署的全权证书，李鸿章以头等全权大臣的身份，乘坐德轮“礼裕”、“公义”号直奔日方指定的新议和地点马关。
此次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日方开出的是接近灭国的条件，而且根本没有商量余地，直到3月24日下午，李鸿章以72岁的高龄，在结束第三次谈判坐轿子回旅馆的途中，遭遇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行刺，脸上挨了一枪，所幸没死，留下一句感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此事引起了国际间的震动，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好意思起来，当然他们更担心的是引起外国干涉，遂赶紧宣布休战，并降低了谈判条件，不过这降低了的条件，仍相当苛刻。
李鸿章用鲜血换来的峰回路转，终于使得合约达成，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包括：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毫无疑问这是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平心而论，以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也是清政府能够争取到的说得过去的条约。弱国无外交，就是这样。
有一点可以肯定，甲午战争之后，大清朝渐渐进入了脑死亡状态，剩下的十几年基本上都属于垃圾时间。而对袁世凯来说，他的黄金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