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对诗人白居易来说，是不太愉快的一年。
三年前，他的母亲陈氏不慎坠井死亡。按封建社会的葬礼制度，父母死，其为官之子，应交卸公差，苫块尽孝。公元814年的冬天，他守丧阙满，由渭南的下邽老家回到长安，重新就职。例该继续他先前所担任过的京兆府户曹参军，充翰林学士等职务。
京兆府的户曹参军，大概相当于首都民政局的书记或局长之流。不过，白居易倒用不着上班，只是一个坐领干饷的差使。因为宪宗李纯对他比较满意，遂额外施恩，使其多得一份外快。这次回京复命，尤其意外的是，竟得到了一份令人羡慕的东宫肥缺。
这样破例的安排，自是源于陛下一直对他的好感了。唐代的帝王，对于出类拔萃的诗人，还是相当高看的。虽然李纯有时很烦作为谏臣的白居易，耿直进言，顶撞冒犯，恨不能扁他一顿。但总觉得这位关中汉子，恪尽厥职，忠忱可嘉。何况诗又写得那样好，具有广泛影响，所以就提拔了他。
这当然是件高兴的事，但究其实情，又让诗人有点沮丧。“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固然在名声上好听，收入上实惠。可是，离太子近了，难免离皇帝要远，实际上被排挤出权力圈之外。对有远大抱负、很想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的白居易来说，做一个闲人，自然不是十分开心的事情。
估计，李纯本想拔擢他的。但李纯的左右，也就是围在皇帝身边的人，不太想拔擢他。凡统治者身边构成人墙的近臣内侍、亲信宠幸，都非等闲之辈。特别是执政中枢的高官、朱绂紫绶的权贵，深感一位关注政治、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诗人，有太多的机会与帝王直接对话，未必是件好事。为了不让他多嘴多舌，碍手碍脚，便说服李纯，打发他到东宫侍服太子去了。
公元815年，这是他倒霉的一年。年初，诗人开始在东宫坐冷板凳，当上班族去了。咸阳的冬末春初，天气总是干冷干冷，白居易的心情同样阴沉索然。想做事，无事可做，想说话，无人在听。于是，只好写诗，诗也写不出振作，写不出神采，只有一片怅惘，满纸苍茫。“病身初谒青宫日，衰貌新垂白发年。寂寞曹司非热地，萧条风雪是寒天。远坊早起常侵鼓，瘦马行迟苦费鞭。一种供君官职冷，不如犹得日高眠。”（《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十二助教》）
是年六月，在诗人的眼皮子底，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行刺案，震惊咸阳，自然也轰动全国。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六月，癸卯，天未明，（宰相武）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东门，有贼自暗中突出射之，从者皆散走，贼执元衡马行十余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又入通化坊击（宰相）裴度，伤其首，坠沟中，度毡帽厚，得不死。”（《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
这桩连续行刺宰相的案件，充满戏剧性，但也充满荒诞。第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首善之区，肆无忌惮地进行的；第二，作案后，贼众扬长走脱，并四处放风：谁要查案，就接着杀谁，谁敢破案，就先把谁灭掉。猖狂得不可一世；第三，一时间，南衙北司，束手无策，卫戍缇骑，破案无门，政府陷于停摆状态；第四，更滑稽的是，“京城大骇，自京师至诸门加卫兵，宰相导从加金吾骑士，出入则彀弦露刃，每过里门，诃索甚喧；公卿持事柄者，以家僮兵仗自随。”整个城市弥漫着世纪末的恐惧。
我们的这位诗人，激动了，气愤了，这像什么话？这成什么世界？于是，丹墀觐见，直陈己见，“首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诗人上纲上线，一下子提到举国之耻的高度。满朝文武无一不惊悚万分的同时，也无一不瞪着眼睛瞅这位诗人，太夸张了吧，也太言过其实了吧。其实，诗人一句话也不说，一个屁也不放，看见当没看见，听见当没听见，谁也没有理由挑他的不是。他在东宫里，陪太子钓鱼、下棋、读书、写诗，当他的自在闲人，完全可以置若罔闻、高枕无忧的。
然而，在纷扰的现实面前，在动乱的政治面前，在不平的社会面前，在灾难深重的人民大众面前，诗人不可能掉过脸去不闻不问，在那里装孙子，装王八蛋，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的。我估计他参谒宪宗时，肯定理直气壮、义正辞严。他会激昂慷慨，他会声色俱厉，如果闭上眼睛不看，塞住耳朵不听，咬住嘴巴不说，我还称得上是一个诗人吗？
这种对于政治的关注，对于现实的关注，对于社会的关注，用今天的语言来说，也就是对于人民大众的关注。自古以来，这份良知，有其可贵一面，但也有给中国文人带来不幸的致命伤一面。由于无法装聋作哑，由于无法麻木不仁，要呼吁，要呐喊，要盛世危言，要警钟长鸣，也就成为有史以来无数文人悲剧的成因。
诗人终于因了这件他大可不必关注，尤其不需要他最早就跳将出来的关注，惹出了麻烦。帝王的左右人等，当然不能忍受这位关中汉子当着皇帝的面说三道四、大放厥词。他们逮住他越位首告的犯规行为，将他逐出宫阙，发配江州。道理很简单，你现在是东宫太子的师傅，你已不是谏官，你不该抢在谏官的前头向皇帝进言。
怪就怪在诗人的冲动，诗人的沉不住气，诗人干预生活的过度热情。出头的椽子先烂，诗人为他抢先的仗义执言，付出了代价。
所以，中国文人，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大众写作者，一类是为小众写作者。翻开文学史，真正为大众的文人，比较少，而真正为小众的文人，却是绝对的多。当然，为大众写作者，不见得就高明，为小众写作者，不见得就不高明。但前者所负荷的使命感、责任感、公民的道义感、文化的绍续感、民族精神的承载感，是与后者有着差异的。
为大众写作者，以文学为生命，把它看得很重；为小众写作者，以文学为手段，把它看得较轻。为生命者，敢为文学献身；为手段者，只不过玩文学而已。正是这种差异，翻开中国文学史，便能体会到，为大众的文人多了，那一个时期的文学史，分量相对要厚重一些；为小众的文人多了，那一个时期的文学史，分量相对要单薄一些。如果，全是为一己之私的文人，或者，只为统治阶层写作的文人，连小众的“众”也略而不顾，抛在脑袋后边，那这一时期，必然构成文学的空白。
因此，我们也就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中国文人，心目中没有中国大众，那么，中国大众，不把中国文人放在眼里，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像白居易，千百年来，总活在人们的文学视野之中，有他的一席之地。我想，文学与文学受众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个非常公平的交换法则的。
很清楚，这次刺杀武元衡和裴度，是割据河北、淮西的王承宗、李师道等军阀对中央政府的公开挑衅。此乃尽人皆知之事。但诗人看到的根本问题，却在于执政无能、姑息养奸、军纪窳败、剿抚不力、当道懈怠、略无戒备、宰衙乏策、应急无方上面。所以激动，所以愤怒，大声吼出：“岂有国相横尸路隅，不能擒贼？”这不是前所未闻的“朝廷之奇耻大辱”吗？他在上书中，要求追究责任，一查到底，要求严惩不贷、决不宽容，主政者不能辞其咎，当事者不能诿其过，否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
李纯的左右，当然不好指责诗人的话不该说，而是抠住他的话不当说。他的话是对的，但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机不对。“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遮居易，言浮华无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当此群情涌动、舆论大哗、责难声起、无法平息之际，穷于应付、一筹莫展、焦头烂额、无计可施的官员，正憋了一肚子火，没处撒气。你一个东宫的左赞善大夫，用得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嘛。
于是，下放，谪为江表刺史。然而，事情还没有完，诗人的东宫同事，也是他的诗界同行，后来成为中书舍人的王涯，趁机狠狠地踹他一脚。“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中国文人最没起子的行径，就是这种自相残杀了。他这一挑头，闹得李纯也不能太悖众议来保护白居易了。（以上均据《旧唐书》）
“司马”一职，在唐代，是闲差，类似“文革”期间对走资派的“给出路”的政策，某种意义上说，是给那些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可以得一碗饭吃的去处。这年冬天，垂头丧气的诗人，从咸阳到了江州。江州，古为浔阳，今为九江。在唐代，是离长安很远的地方了。
不过，诗人的失落心绪，慢慢地，也就调适过来了。
他在给好友元稹写的信中，这样报告他的近况。“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看来，官职降了三级，工资少了一半，但至少衣食不愁，也就聊堪自慰了。
也许，过于快活，过于轻松，过于心满意足，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的文人，没有可能去作太深沉的思考。因此，要写出太深沉的作品也难。相反，文人到了失意，到了潦倒，到了跌跟头，到了哭得出来、笑不出来的时候，倒是能够沉下心来写点东西，想点问题了。文人，说起来也是一种奇怪的集群，宜冷不宜热，宜静不宜闹，宜散不宜聚，宜分不宜合。过热、过闹、大聚、大合，其结果，必然是头脑膨胀、血液沸腾、激素澎湃、性欲冲动。这时候，想写深思熟虑、结结实实的大块文章，肯定是屁股长钉子坐不住的。而打算沉下心来做一些事情，想一些问题，还真是需要在头脑冷峻、心境安静、远离尘嚣、保持独立的状态下，才能有所作为。
于是，在江州的白居易，坐定下来，初次编辑了他的诗集。集子编竣以后，有感而发，写了一首《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的七律：“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元老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我想，这与他在编自己诗集的过程中，有工夫重新审视走过的创作之路，有着很大的关系。一篇具有历史意义，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大众化的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与元九书》，也出现了。虽说是朋友之间的通信，但却是白居易一生的文学宣言。
我一直认为，白居易是中国文人中特别应该加以研究的对象。因为，在北宋庆历年间，那个叫毕昇的技工发明活字版印刷以前，中国文人的作品，其传播的范围、速度、方法、手段，都是极其有限的。然而，白居易能够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来无限的局面。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他不算是惟一的一位成功者，也是少有的被他同时代广大公众所追捧，千载以来被更广大公众所认可的成功者。
在雕版印刷书籍的时期，白居易，大概算得上是中国最受欢迎，最有读者，最具广泛影响，最拥有知名度的诗人了。那时的读书人，要是手里不拿着两册白居易的书，要是嘴里念不出白居易的诗，就是缺乏格调、赶不上时代的落伍者了。
我很纳闷，唐代一没有作协，二没有诗刊，三没有朗诵会、演唱会，四没有立体的、平面的媒体鼓吹，五更没有好事之徒、乌合之众，炒作什么排行榜、名家榜、成就榜、畅销榜，起哄架秧子，赔钱赚吆喝。然而，白居易的诗，竟弄得连政事缠身的将相王侯、深居九重的嫔妃宫娥，也为他的诗声文名所倾倒。不能不看到，没有现代传播手段的唐代诗歌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大，群众反应之广，舆论呼应之热，简直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终于公元846年（唐武宗会昌六年），活了七十四岁。简直无法想象在唐代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诸朝间，他在诗坛领袖群伦、推动潮流的地位，他在朝野引起轰动、遐迩知名的程度，以及也许是最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他作为诗人，在当时大多数人心目中无与伦比的尊崇，非同凡响的声望。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白居易《与元九书》）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白居易《与元九书》）
“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中，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为《白氏长庆集》序）
“开成中，物价至贱，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胡震享《唐音癸签》引《丰年录》）
一个诗人，能得到上自帝王的知音，下至黎民的拥戴，白居易恐怕是绝无仅有者。
唐宣宗闻白居易死，以诗悼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叫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唐诗纪事》卷二）
而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白居易竟有如此热爱其诗歌的追星族，简直令人叫绝了：“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皆能暗记。反手指其去处，至‘不是此翁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处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
整部中国文学史中，与大众如此呼吸相通、生息相关、声气相连、心神相交的文人，还真是很少见有与他相匹敌者。所以，对于我等身在其中的，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坛来说，相比之下，就不免感到相当败兴，相当沮丧，很是打不起精神来呢！
虽然，每阅文学期刊的五光十色；每逢文学评奖的轰轰烈烈；每见评论界精英联袂携手，盛赞某部作品之不朽时，那唾沫星子呈天女散花之状；每闻某位大师、准大师、半大师，即将进入文学史，那人五人六、人模人样，秀作得一塌糊涂之时……这一桌豪男美女、雅士文痞、遗老遗少、骚人墨客团团围住的文学盛宴，或搔首弄姿，或打情骂俏，或油头粉面，或花枝招展，这种中国文学的表象，应该是形势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的。然而，面对读诗的人没有写诗的人多，读小说的人没有写小说的人多的渐次式微的悲凉现状，不由得担忧起来，如此下去，中国文学离完蛋到底还有多远？
无论筛锣也罢，击鼓也罢，无论炒作也罢，啦啦队的齐声呐喊也罢，哪怕是得到，或即将得到，或在不久的未来有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谁，或者那个谁，无论在文坛上怎样的鼎鼎大名、如雷贯耳，我敢保证，绝大多数的中国大众，种地的、做工的、挤公交车的、领低保金的，都会摇头回答你：不知道，不晓得，不认识，没听说过。
因为，时下这些红得发紫的作家也好，诗人也好，评论家也好，都是在一定的圈子里红得发紫，都是在相对局限的范围内叮当乱响。跳开这个圈子，无论红紫，均化乌有；超出这个范围，任何动静，阒无声迹。根本不可能像白居易那样，处处见他的诗，具有家喻户晓的声势；人人读他的诗，拥有人无不知的盛名。一千多年前的中国，白居易的诗，可以说是妇孺尽知，老少咸宜，街头巷尾，传抄读唱，简直成为全民的精神食粮。
为什么当代文坛的热闹、响动、聒噪、喧嚣，总是折腾不出文坛以外呢？为什么当代文人，总是自产自销、自娱自乐、自慰自恋、自我陶醉、自我加冕，自以为盛名天下，而其实，最最普通的中国大众，却了无所闻，漠不关心呢？
道理说来也很简单，你为大众写，大众买你账。反之，你若不为大众写，大众也就不会买你的账了。因此，白居易为大众写作的诗，甚至千年以后，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不还有人在读他的诗吗？只要是识几个汉字的中国人，无一不能信口念出一两句白居易的诗，这就是为大众的文人和为小众的文人其根本差别所在。
所以，《与元九书》给我们的启示，或是值得我们研究注意的：
一、白居易写作的博大胸怀，并不是当下文坛上的顶尖人物所具有的。他对元稹说：“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二、白居易对唐诗的小众化写作倾向，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以李白、杜甫为例：“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所以，他的文学主张，是极其现实主义的。他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也就是不脱节于时代，不疏离于大众；也就是关注政治，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却早把为大众写作这样的神圣使命，视之如敝屐地抛弃了。
三、我们还看到了这位诗人为实践其“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的承诺，写出了一系列同情大众的痛苦，揭露统治阶层的腐朽和残酷的诗歌，而遭遇到的沉重压力。“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原》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所以，他不禁感慨：“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尽管如此，他也矢志不变地坚持着他为大众写作的文学主张。这种赤诚的文学信念，也不是在象牙塔里浅吟低唱的当代文人所能理解的。
所以，从表面看来，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六月间，在咸阳大街上所发生的这起政治刺杀事件，似是白居易误打误撞，不幸碰上而牵扯其中的个案。其实，就诗人的性格而言，就诗人的文艺思想而言，只要他抱定为大众写作，只要他铁定了心，将“下人之病苦”以及一切人间不平，通过他的诗篇公诸于世，早早晚晚也会被扫地出门，逐出咸阳的。
一个中国文人，只要与最大多数中国人同声共气，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类似这种“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结果，就不是一个很偶然的例证了。
也许，为大众写，被大众读，写大众事，读大众心，是一个很过时的话题了。我敢肯定，现在来谈这篇《与元九书》，会惹得先进者的耻笑，高明者的不屑，假洋鬼子的撇嘴，愤青们的群起而共攻之。然而，我们的文学，要是不改初衷，继续沿着这条越走越窄、越来越失去读者，到最后只能自得其乐，而没有人会看一眼的小众文学之路走下去，还能苟延残喘多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