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祚短暂，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接受隋禅，也接受了大兴城，即位于宫城太极殿。唐王朝建立后，并没有像秦末项羽“西屠咸阳”那样“灭其国，必毁其宗庙、社稷、宫殿”，唐朝的帝王对大兴城的平面布局是基本认可的，因此决定仍在此建都，秉承隋制，只是将大兴城改名长安城，并改京兆郡为京兆府，改大兴县为万年县，长安县名则沿袭不改。
天下第一城
如果说汉长安追求的主要是宏大的规模，那么，唐长安追求的则是宏大规模与众多细部精缜布局的统一。唐人已经能够用建筑形式更加自如和充分地表现伦理观念和政治思想。
唐代长安的基本格局，沿袭了隋大兴城，同时，也有不少的发展。
唐都长安的面积约八十四平方千米，几乎是世界古都名城巴格达的三倍，罗马的六倍，拜占廷的七倍，根据考古发掘，仅长安城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横街就宽达二百二十米，可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街”。这在中国古代史空前绝后的，突出了泱泱大国的帝都风貌。
唐代长安平面布局示意图
在城市布局上，唐朝沿袭大兴城“棋盘格”式的平面遗制，使皇城、宫城处于全城北部的中位，所居地势较高，加上建筑形体高巨，因此有坐北朝南、地位尊显，俯瞰全城、小视天下的意蕴。整个长安城的平面几乎是严整的方形，城内道路宽敞，纵横绳直，井然有序地布置着一百零八里坊。
明德门是长安城的正门，有五个同宽同高的方形门道，它形制堂皇，气象雍容大方。
太极官坐落于长安城南北中轴线的最北部。它威严庄重，是隋朝和唐初三十多年里主要的朝政活动场所。在这里，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群臣，创造了中国古代著名的“开明专制”—。
——“贞观之治”
“横街敞御楼，万人朝天门。”说的就是太极宫的正门——承天门，它威仪凛然，朴厚端庄。隋唐国家大典一般都在这里举行。承天门外的东西横街宽三百多步，是举行典礼的“T”形广场。它的面积远远超过古代、中世纪欧洲的著名广场。古罗马的恺撒广场、奥古斯都广场、图拉真广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市政广场、圣-马可广场等，若与长安承天门外的广场比较，都相形见绌。这种建筑文化的特点，正如清初顾炎武在中所说的一样，《日知录》“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
大明宫是高宗以后的唐代政治中心。如不计太液池以北的内苑地带，其遗址范围即相当于明清故宫紫禁城总面积的三倍多。“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是诗人对大明宫唐皇帝早朝的描写。大明宫正殿含元殿屹立龙首原南沿，居高临下，色彩富丽堂皇。东西对称的回廊和翔鸾、栖风二阁，殿前长达七十多米的波浪状龙尾道，更衬托出含元殿的宏伟壮丽、气派非凡。唐人作诗颂扬含元殿，说它“如日之升”。这种如日之升的豪壮赋予大明宫辉煌的色彩，也展现出热烈奔放的盛唐气派。大明宫中的麟德殿是宫中宴会、藩臣来朝、宰臣奏事以及开设道场之处，它分为前、中、后三大殿，中殿为主殿，周围绕以回廊，并有东西对称的东亭、西亭和郁仪楼、结邻楼。麟德殿是中国建筑史上最大的一座殿堂。今人看来已巍伟壮阔的明清故宫太和殿，面积只有麟德殿的五分之一。它那三殿合一的独立单体结构以及卓然不群的气概，更造成一种前所未有、后亦无复多见的奇特的美。
假如说太极宫以庄重严整见长，大明宫以雄伟壮丽见长，兴庆宫则格外豪华绮丽。与朝南的太极宫、大明宫不同，兴庆宫的正门朝西，宫内建筑物多楼房，宫中遍种牡丹与其他花卉。兴庆宫的主人是风流天子唐玄宗，他豪爽乐观，多才多艺，又尽情追求现世人生中的高歌酣饮与声色犬马。绝代佳人杨玉环、飘逸奔放的诗仙李白、豪放不羁的画圣吴道子都曾在这不拘一格的兴庆宫中留下千古传诵的风流故事。
此外，唐长安城的里坊制，也很耐人寻味。中国的里坊制起自先秦，从西周到秦汉，城市中的居民聚居的基本单位叫作“里”，而最早的管理“里”的机构就是“坊”。里坊制可以说是封建国家都城“礼”与“法”结合的产物。唐安城共一百零八坊：“皇城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坊。南北皆十三坊，象一年有闰。皇城之南，东西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九则之制。”
将一年四季、周礼之制，皆寓于里坊之中，而其间的“三十六”取象《周易》，历来被赋予象征的含义；又是由太阴六六之数构成，“大吉”“七十二”《周易》立数的原则，的衍生；乃最大的天地之数，即阳数“三天两地”“天九地八”和阴数之极，“七十二”即为两个极数之积，具有天地交泰，阴阳合德，至善至美的寓义。
彰显帝王霸气的大明宫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作为统治着唐朝的帝王，宫廷苑囿当然也是辉煌的。唐代在长安有三个宫殿区，即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这三个宫城不是同时建造的。
太极宫兴建于隋代，当时称为大兴宫。唐初的两位皇帝主要居住在太极宫。大明宫建于贞观八年（634年），原名永安宫，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父亲李渊修建的夏宫。同年五月，李渊病故，工程即停了下来。永徽六年（655年）武则天大明宫的复原创作图被立为皇后，不久高宗患风痹，以太极宫内潮湿、屋宇拥蔽为由，选中了龙首原南部的“永安宫”基址，大兴土木修建大明宫。这一宏大的工程于龙朔二年（662年）四月完成，高宗遂迁居大明宫。在其后的二百余年间，大明宫一直是大唐的政令中枢。贞观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龙朔二年（662年），高宗命令扩建，第二年即迁入大明宫听政。扩建后的大明宫从此成为唐帝王的主要居处。
在武则天的时代，大明宫曾经一度被更名为“蓬莱宫”。乾宁三年（896年）大明宫毁于兵火。
大明宫在太极宫之东，所以又叫东内。大明宫原是太极宫的后苑，靠近龙首山，较太极宫的地势更高。汉代未央宫踞龙首山折东高处，故未央宫高于长安城。唐大明宫又在未央宫之东，地基更高。
大明宫扩建后比太极宫规制更大，又依山而建，雄伟壮丽。大明宫与其地基龙首山似乎构成一幅龙图，龙首山为头，含元殿座镇尾腹，驾驭着巨龙，殿前的龙尾道，阶梯麟麟，形似龙尾。大明宫的正殿是含元殿，座落在三米高的台基上，整个殿高于平地四丈。远远望去，含元殿背倚蓝天，高大雄浑，慑人心魄。皇帝在含元殿听政，可俯视脚下的长安城。殿前有三条“龙尾道”，是地面升入大殿的阶梯。龙尾道分为三层，两旁有青石扶栏，上层扶栏镂刻螭头图案，中下层扶栏镂刻莲花图案，这两个水的象征物是用来祛火的。
含元殿前有翔鸾、棲凤二阁，阁前有钟楼、鼓楼。每当朝会之时，上朝的百官在监察御史的监审下，立于钟鼓楼下等候进入朝堂。朝会进行之际，监察御史和谏议大夫立于龙尾道上层扶栏两侧。
含元殿后的宣政殿，是皇帝日常朝见群臣、听政的地方。宣政殿东西两廊有门，东为日华门，西为月华门，门外是政府办公机关和史馆、书院。含元殿之后的紫宸殿，是皇帝的便殿。皇帝可以在便殿接见重要或亲近的臣属，办理政务。在便殿办公可以免去在宣政殿办公的很多礼节。紫宸殿之后，为大片散落的宫殿群，皇帝可以随意游玩、居住。
大明宫中规模最大的宫殿是麟德殿，它由前、中、后三座殿宇组成，当时又称为“三殿”，面积相当于北京故宫太和殿的三倍。宫中盛大的宴会，多在麟德殿举行。
大明宫内，中轴线的北部为太液池所在。是供帝后荡舟、赏月的地方。池中有凉亭，池的周围建有回廊、殿宇，皇帝也经常在太液池大宴群臣。
传说当初在建造大明宫时，从工地上挖掘出了一面古铜宝镜，大臣魏征认出此乃当初秦始皇用来清除异己的镇国之宝——秦镜。传说它能照见人体内的五脏六腑，毫纤可见，十分清晰。更重要的是，它能照出臣下的忠奸，照出国运的兴衰。大明宫峻工后，秦镜为镇宫之宝。
多彩多姿的盛唐文化
唐朝经历近三个世纪之久，它疆域广大，在极盛时期的势力影响，东至朝鲜半岛，西北达于葱岭以西的中亚，北接蒙古，南临印度支那。其经济、文化的繁荣程度，是唐之前的所有王朝都不曾达到的，它是中华封建时代国力强盛的巅峰时期，形成了与西方基督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回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齐名的中华文化圈。
长安的宏丽，体现于宫殿的巍峨，也显示在帝陵的壮观。十八座唐代皇帝陵墓寝宫，分布在关中渭水的群峰丘峦中，连绵延亘二百多里，像一根淡淡的弧线镌刻在遥远的天际。
昭陵是古代中国最大的帝王陵园。“因山起陵”的陵寝制作模式由此肇始。唐太宗李世民就安葬在这片陵园的墓冢之中。昭陵前的六骏石刻，栩栩如生。列于寝殿前两侧的十四国君长石像，刻画来自东起朝鲜半岛，西到中亚咸海和印度，北起安加拉河，南至越南南部的广大地区王者的英姿。如此广阔地域中的君长群像的大聚会，浓缩了那一时代诸民族友好交往、中外一体的盛况。以大写意手法勾勒出了李唐王朝的社会环境、国际环境，使唐代建筑雕刻洋溢着光彩熠熠的时代精神。
长安郊外的唐十八陵大抵都有石狮。我们知道，中华大地并无土产的狮子，而这些石狮的原型则来自波斯。让异邦动物来守护陵园，可见唐人心态的开放。
其实，岂止石狮，隋唐长安对外来的各种新鲜事物都无所顾忌地接纳、受容。乾陵“天马”来自
遥远的西方，它的两
翼上刻有缠枝卷叶忍
冬花纹，显示出希腊、
波斯的艺术风格。长
安居民喜好的忍冬纹
镜和海马葡萄镜是典
型的西域风格图案。
流行长安宫廷和贵族
住宅的引水上屋建筑
唐昭陵前的六骏石刻
艺术则来自拜占廷。异国的礼俗、服饰、“胡帽”“胡服”、“胡舞”
饮食文化潮水般涌入长安。、、“胡乐”、、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鲁迅说，唐人大有“胡“胡食”“胡酒”
气”，这种胡气便是西域和南亚文化熏染的结果。
唐代帝王对于印度佛教的兴趣格外浓酣。根据史料记载，从唐太宗到唐懿宗，长安竟举行过七次迎佛骨的盛大仪式。法门寺地宫中珍藏的琳琅满目的宝藏，就是当年迎佛骨活动的遗迹。地宫中珍藏的四枚佛骨舍利，为世界佛坛所瞩目。始建于隋朝的大兴善寺，其“寺殿崇广，为京之最”，寺尽一坊之地，可见其面积之广。《隋书·炀帝本纪》称其大殿“曰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这一记载很值得注意。我们知道，中国都城的布局，一直承袭着《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的传统礼制，即在都城的左前方建造祖庙（太庙），而在都城的右前方建造社稷坛。因此，按照传统礼制，隋、唐都城大兴、长安的左街应为祖庙所在，然则在此建造佛寺，且“制度与太庙同”，在大兴善寺文化观念上使佛殿与太庙合一，这样的文化现象，只有隋唐时代才会出现。根据印度佛教的教义，主张“沙门不敬王者”，且无祖无宗，而佛教到了中国，却建佛殿同于太庙，使崇佛合于崇祖，这不能不说是佛教建筑的中国化。
唐人无所畏惧地引进和汲取外来文化，表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经纬天地的襟怀。当然，我们也看到了隋唐长安在吸纳外来文化时，并非囫囵吞枣，不辨精粗，而是大胆拿来，加以选择，细细加以咀嚼消化。
唐代的佛塔也有力地传达了唐代文化的这一真实信息。早在唐代之前，造塔之风已经十分盛行，其惯例是塔、寺共建，且以木塔为主。唐代佛塔则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塔，未曾摆脱印度“支提”窟中心塔柱式布局的影响，以塔作为整个佛寺建筑建筑的中心。而及至唐代，寺、塔虽依然共建，但塔已经不是寺院建筑的中心，塔不仅不建于寺内，甚至出现不建寺而单独建塔。
唐代佛塔的另一个特点是：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佛塔，其平面都为正方形。这种文化现象，就佛教意味而言，正如正六边形象征佛教教义的“六道轮回”，正十二边形象征着“十二因缘”，圆形象征着“圆寂”一样，正方形的四角，象征着佛教教义的“四谛”。而在世俗文化意义上，这方形显然与最早将印度“窣堵坡”译为“方塔”有关，受中国传统陵墓平面造型的影响所致。
在大量的唐代佛塔中，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唐代僧人的墓塔。这种中国塔文化现象的出现，也十分引人注意。因为一般的佛塔，都是以崇佛为主题的，它所歌颂的对象是释迦牟尼，而这类墓塔虽然与佛陀及其教义相关，其直接崇拜与歌颂的对象，却是某个著名的中国高僧。这种文化现象，与唐代佛教的世俗化有很大的关系。
大雁塔和小雁塔，在长安诸塔中极为有名。大雁塔的兴建与改造，与中国妇孺尽知的唐僧玄奘直接相关。闻名后世中国的一代高僧玄奘，面对进入中土的南亚佛教逐渐中国化的态势，忧心忡忡，他不辞辛劳，万里取经，企图用从印度带回的释迦教义，统一佛学，维系印度佛教理论的纯洁性与原版性。
当玄奘西上归来，为了保存他带回的梵文经卷和佛像，李唐王朝依玄奘提供的印度佛塔的形象建造了大雁塔。但是，半个世纪以后，武则天下令拆除即将颓败的印度样式的旧塔，在原塔基上修建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方形楼阁式大雁塔。
正如天竺样式的大雁塔终于被废弃一样，玄奘所创立的“法相宗”也因为脱离了中国文化的现实土壤，与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格格不入，在一度兴盛以后，便骤然衰落，成为中国佛教宗派中短命的一支。
唐代长安另一位著名的佛教大师义净，和玄奘一样，也从长安出发到印度取经。其间历时二十五年，经历三十余国。小雁塔中便曾保存有义净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和佛像。义净致力于印度大乘律宗的传播，企图将中国佛教全盘天竺化。但是，律宗也和法相宗一样，只是昙花一现之后便黯然衰敝。
外来文化如果不能在本地文化土壤中扎根，相互交融互摄，就必然走向萎黄、凋零。这是玄奘和义净留给后世的宝贵教训。
吸收与改造并进，开放与淘汰同行，如此吞吐涵容外来文化，正是隋唐长安的文化精神。它既能以一种宽敞的胸襟，迎接外域文化，往往也能以一种宽敞的胸襟对待知识界精英。
后来“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的诗人白居易初入长安时，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青年。当时的长安虽然米珠薪桂，居大不易，却向包括白居易在内的有真才实学的人们敞开了大门。
大雁塔
诗仙李白以他的旷世才华赢得了长安的尊敬。李白对于权贵是那样傲慢，自称臣是酒“天子呼来不上船，中仙”。唐玄宗虽感不快，却能“降辇步行”，表现了盛唐宽容豁达的气象。
诗圣杜甫对君对国一往情深，他的诗作也为长安人所争相传诵。杜甫的忧患意识是那样深广，社会批判精神是那样执著而强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成为闪耀着民本精神的千古绝唱。
对外开放，对内宽松是一片肥沃土壤，从这片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是隋唐长安热烈的生活情调。
怀秦书法《自叙帖》
李白
这也是一个诗歌的世界。人们总会记起那些不可思议的数字：有诗篇传世的诗歌作者两千余人，流传至今的诗歌至少四万八千余首。诗歌女神特别垂青于唐朝，是因为这个欣欣向荣、生活丰富多彩的时代启迪了人们的诗情。当年的长安云集了百千天才诗人：王维、王昌龄、高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他们欢快的或忧郁的歌唱诗化了唐代长安，诗化了唐人生活，也诗化了整个时代。
这是一个乐舞的世界。长安城内“胡旋舞”“纵横跳动，旋转如风”；声震百里，“霓裳羽衣”轻歌曼舞，妩媚温柔。从“秦王破阵”动荡山岳；
宫廷到市井，回响的是世俗性的欢快心声。
这也是一个无拘无束、无羁无绊的世界。吴道子的画“吴带当风”，张旭、怀素的草书有“颠张狂素”之称，他们体现的是不可遏制的情态气势。颜真卿遒劲、委婉双绝的行草和楷书，则映射出盛唐文化的丰满与成熟。
“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六宫粉黛无颜“回眸一笑百媚生，色。”骊山山麓的华清宫，唐玄宗与杨贵妃情缠缠、意绵绵，后世文人着意发掘李、杨爱情中的诗意成分，写出动人心魄的《长恨歌》，《梧桐雨》鸣奏起追怀盛唐的挽歌。
长安东南角的曲江，是天子与百姓同乐的游乐地。每至节日，皇帝嫔妃坐于紫云楼，朝廷百官宴会山亭，百姓聚于彩棚绸帐，画航彩船，荡于湖中。每至进士开宴曲江，长安几至空巷，市民倾城纵观，曲江畔车马填塞，飘香随翠。
长安的市场百业俱兴，商贾云集。东市与西市是长安集中的商业区，市内店铺、货栈、邸店林林总总，国内外商品琳琅满目。市民居住的坊里，也遍布小店铺，走街串巷的小商贩络绎不绝。
生活情调的热烈使唐代长安人倾心一切热烈色调的事物。他们爱牡丹如痴如狂，暮春三月，当国色天香怒放，长安人竞相观赏。“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他们偏爱斑斓璀璨的陶器和花釉瓷，还有盛名至今不衰的唐三彩。
长安的妇女生活以开放热情著称。她们身着男儿装，骑马驰骋，英姿飒爽。她们或者薄纱裙服，或“慢束罗裙半露胸”，无所顾忌地追求女性美的显现。她们在正月十五的上元节，尽情歌舞于彩灯下，倾吐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盛大的朝代，成熟的文化，将唐长安造成世界文明的一大中心。来自亚洲各地，远至波斯、大食（阿拉伯）的外国人侨居长安，多时数以万计。七十多个国家的使节汇聚长安。来自东亚各国的留学生、学问僧聚集长安太学与国子监。他们“虚至实归”，将唐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土。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由日本飘洋而来，前往长安。空海和尚、阿倍仲麻吕学士等日本友人，在唐长安广交朋友，切磋学术，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佳话。
可以这样说，长安在盛唐奏响了它生命历程中最辉煌的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