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重要的人是谁？是“我”！因为只有“我”的感受才能决定“我”的心境；只有“我”的行动才能改变“我”的处境；只有“我”能够真正对“我”的行动负责。
心理学家们把独立性、果断性、坚定性和自制力列为个人意志的四大优秀品质，而独立性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它是指一个人不屈服于周围人们的压力、不随波逐流，而能根据自己的认识与信念，独立地采取决定、执行决定。它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依赖于别人的言行。
智力高低主要看其是否能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里所说的独立性是针对思维而言的，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闹独立性”或自以为是。它是在已有的思维结论不能圆满地解释客观现象或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时，人们为寻找答案而进行的反思。它也不同于无知者的异想天开，而是在运用已有理论进行了肯定思维后找不到正确答案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创造性思维。缺乏独立性的人，往往被别人的言行所左右，人云亦云，没有主见。一旦遇上困难，他总是期望着别人能够为他承担责任。正如伽利略所说：“你不能教会一个人任何东西，你只能帮助他找到做事的方法。”
在理财教育中，父母与孩子究竟应当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主导者被主导者呢？还是平等的对话者？大多数的父母无法做到与孩子进行平等的交流与沟通，他们总是对孩子说：“你应该这样”。他们忽视了一些孩子也渴望得到尊重，得到理解，他们不是机器，父母应尽量避免那种居高临下的说教，而代之以相互尊重的平等对话。如在家庭理财事务中，可以邀请孩子一起参与讨论。尽管孩子的意见也许有些幼稚，但父母仍应加以考虑。确实不可同孩子一起进行探讨时，向其解释不可行的原因。亲身参与决策的感觉会令孩子得到尊重感，同时父母在决策过程中由于充当了民主的角色而更加得到孩子的敬佩。
此外，孩子也应该有他们的隐私权。父母不能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一件“物品”而随意加以侵犯，应留给孩子一个属于他们的空间。表现在理财上，父母可以给孩子一定数额的可自由支配的零花钱，这些钱的去向父母不必令孩子向自己报告。制定预算之后，父母的角色就逐渐隐退了。除了在孩子遇到困难时主动请求帮助之外，父母一般不宜再与孩子商议花钱方面的事项。如果收入远远大于支出，该怎样使用才能更好地让它们发挥作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支出大地收入，该怎样节省开支能维持收支平衡，这些问题主要地应该由孩子来做出决定。让孩子学会独立地做出决定是极有意义的事。正如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肯尼思·凯伊所说：“真正需要教给孩子的不是如何对待生命、自己的才能或金钱，而是如何做出抉择。这样他在离开自己父母的保护伞之后，才能够自己做出成千上万个大大小小的决定。”
如果在孩子做出决定时父母总是施加影响，哪怕很小很小的影响。孩子的独立性也会因此而受到干扰。也许孩子会选择错误，但是他们会在切身经历的教训中得到锤炼，从而走向成熟。社会学家认为，巨富们知道儿女们有的是挣钱的机会。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个时代比现在更充斥着机遇，断了奶的孩子不会饿死，只要肯干，他们很可能比父辈干得更好。“把巨额金钱留给孩子们的父母最终将使孩子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枯萎。”一个世纪前，钢铁大王安德鲁·卡纳基就这样断言。那时，卡纳基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富翁，名气不亚于当今《福布斯》一年一度评出的全球首富。卡纳基把相当于现在35亿的财产给了图书馆和其他事业，直到今日，卡纳基大学仍是美国东部的著名学院。卡纳基62岁时出生的女儿玛格丽特只得到10％的遗产。卡纳基的想法对于后世实在有深刻的警示作用。1992年，3位经济学家对拥有15万以上遗产的继承人纳税记录的调查显示，几乎20％的调查对象停止了工作。“很多有钱人不知不觉地就把孩子们搞垮了。”
亿万富翁、投资银行家阿仑说：“如果你是个有钱人的孩子。第一次拿到的薪资就显得意义不大，生活中，你的确失去了一些东西。”
亿万富翁们在心里寻找着一个尺度，一个不能伤害或放纵坏孩子们的尺度。布伦格创建了一家金融资讯公司，现在大概值40亿美元。布伦伯格将把绝大部分遗产留给慈善机构，剩下的很小部分留给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儿。钱数并不固定，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只要公司升值，留给孩子的本来已很小的比例就还要减少。孩子们怎么想呢？这是不是个不通情达理到家的安排呢？布伦伯格心里有数，孩子们除了想去听音乐会，一时还分不出心来想这个问题。在旁观者眼里，这类安排多少使人心生反感，但仅此而已。很多继承人也强调，实际上他们并非身无分文，露宿街头。无论如何钱是父母的，而非他们的。在古老的社会里，人们会崇尚出身门第，崇尚继承权而非自我创业，而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彻底变化。人们的普遍看法是，拿着家族的钱挣到的体面一点儿也不体面。亨氏公司董事长有6个孩子，他的态度是：他们要想正儿八经地挣钱，就决不应在他的10个亿上打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