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在河南的西阳县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远近闻名的事：几个六七岁的孩子在场院里玩耍。场院里放着一口存满水的大缸。有一个孩子攀上缸沿，一不小心掉进了水缸里，大家一看不好，都吓跑了。
这时，只有一个小男孩没有跑，他当机立断，搬起一块石头往水缸砸去，缸破了，水流出来，掉进缸里的孩子得救了。
这件事传播开来，有人把它画成《小儿击瓮图》，一直流传至今。
那位机智的小男孩，就是北宋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温公家范》的作者司马光。
司马光出生于河南省西阳县，世代贵胄之家，他的先辈和堂兄们多是好学之士，爱好诗文。这个家庭是一个颇具政治经验和学问素养的家庭。族人累世聚居，人口众多，常常是几十口人，却都能和睦相处，宗族间也从无间言。这个家族，对内，勤俭自励，辛苦经营，治家有方；对外，慷慨尚义，关心乡里，抚恤孤寡，很受乡里尊重。
司马光自幼聪明伶俐，在父亲的教育下，刻苦读书，勤于思考。20岁时一举考中进士甲科，此后进京，升任馆阁校勘，负责编校图书典籍，后来迁任殿中丞，是专职史官。他用了19年时间，主持编撰了一部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此书在我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在编撰《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司马光深受礼教思想的影响，他把礼义道德教育具体落实到家庭教育上。《温公家范》一书，就是以儒家经典论证治国之本在于“齐家”的道理；同时广泛选取历代人物史事作为“轨范”、“仪型”，具体阐述各项道德准则和治家的方法。
《温公家范》简称《家范》，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反映我国封建社会家庭道德关系的伦理学著作。书中宣扬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阐述了司马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点。
《温公家范》是继《颜氏家训》一书之后一部影响较大的家庭教育专著，在内容上既有反映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和浓烈的政治要求，也有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伦理范畴。
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进行评价，也不无合理、可取的成分。特别是此书反映出司马光的家庭教育思想，尤为值得有分析地加以借鉴。
司马光在《温公家范》的一开头就指出，在家庭里，每个家庭成员都遵守自己的道德规范，家道就正了。而家道正，国也就安定了。司马光为进一步说明家庭教育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又详细引述了《礼记，大学》篇里对于家庭、国家、天下三者关系的论述：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司马光看来，“齐家”的中心问题或基本措施是教育家人，教育好全家成员。能教育好全家成员，便可以推而广之，影响和教育全国的人。事实上，连家里人都教育不好的人，是不会教育好其他的人的。
司马光的写作形式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不同，他是采用对家庭教育分别论述的方法，并在论述的过程中，列举了大量历史实例加以阐述。
司马光认为早期教育有利于人一生的成长发展，充分肯定注意孩子早期教育的优良传统。他认为“古有胎教”，也就是说，古人在孩子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注意胎教了。
在这方面，司马光举例说，周文王之母在怀着周文王的时候，“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因此周文王聪明过人，能够“教之以一而识百”。
司马光还例举了“孟母三迁”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的孟轲，在年少之时，家住在坟墓的附近。孟轲经常喜欢学别人办丧事玩。孟轲的母亲仉氏见此情景，说：“这个地方不适合安顿儿子。”于是就带着孟轲搬迁到市场附近居住下来。可是，孟轲又玩闹着学商人买卖的事情。孟母又说：“此处也不适合安顿我的儿子。”于是又搬迁到书院旁边住下来。孟轲以进退朝堂的规矩作为自己的游戏。此时，孟母说：“这正是适合安顿我儿子的地方。”于是就定居下来了。
等到孟子长大了，学成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最终成为了一代圣贤。
司马光曾经把早教比作成长中的小树，他说：树在小的时候，如果不修剪整枝，任其自然生长，很容易长得又歪又斜，等树木长成合抱之木，再去修剪整枝，能不费很大的气力吗？这样做，又好比是打开鸟笼把鸟放走，然后再去捉，也好比是松开缰绳把马放跑，然后再去追，哪有当初不开笼放鸟、不解缰放马更为省力呀！
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司马光认为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的重要手段是给儿童树立正面的榜样，用正面的形象去影响儿童。他主张使儿童从小就“习其目端正”，让儿童经常看到正面的榜样。
司马光根据儿童的模仿性相当强，而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又比较差的年龄特点，提出千万不要欺骗孩子。他借用古代曾参的例子。
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上街，儿子哭着闹着也要跟着去。为了摆脱孩子的纠缠，妻子对孩子说：“好孩子，你在家里等我，回来给你杀猪炖肉吃。”孩子信以为真，就放弃跟母亲上街的要求。
妻子从街上回来，只见曾参正磨刀霍霍要杀猪。妻子赶忙阻拦说：“我是哄孩子随便说的，怎么你真的要杀猪？”
曾参认真地说：“小孩子的一言一行都是跟父母学的。我们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就是在教孩子撒谎。”为不给孩子产生言而无信的不良影响，曾参还是坚持把猪杀了，兑现了妻子对儿子的许诺。
司马光借用这个故事提醒做父母的，在儿童面前言行举止要谨慎，不能给儿童以不良的影响。
司马光注意到，家庭教育是由父母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样很容易产生娇惯溺爱的现象。他认为，由母亲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不必担心她不爱孩子，反而要担心做母亲的只知道爱孩子，却不知道教育孩子。这不是别人的过错，完全是母亲的过错。像这种教训，从古到今屡见不鲜。
春秋时期，卫国有一个大臣叫石碏，他有一个儿子叫石厚，在朝为官，多行不义。石碏大义灭亲，为维护国家的利益和道义，亲自设计将石厚杀掉。石碏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曾进谏卫庄公说：“我认为父母爱子女，必须教之以正理正道，不能眼看着他走邪路。有的人之所以骄奢淫逸，走邪路，完全是父母溺爱的结果。”
有鉴于此，司马光告诫父母们说：“夫爱之当教之使成人。”意思是说，父母若是真正爱孩子，就应当努力把他们培养教育成才，不能只爱不教育。
在家庭里的祖辈人给子孙后代遗留什么的问题上，司马光举例说，有一位士大夫，其祖先是“国朝名臣”，“家甚富”。然而，这位士大夫却特别吝啬，白天把钥匙带在身上，晚上则压在枕头下边，钥匙是从不撒手。
后来，这位士大夫老了，身患重病，不省人事。他的子孙趁此机会，把钥匙偷出来，开藏室取其财。当老人苏醒以后，心里首先惦记的是那保管家财的钥匙，伸手一摸，钥匙不见了，一急之下便去世了。
司马光说，同上述那样的祖父母相反，圣贤之人却从来不是“遗子孙以利”，而是“昔圣人遗子孙以德以礼，贤人遗子孙以廉以俭。”是留给子孙后代以德、礼、廉、俭等好的风尚、品德。
司马光还介绍了许多贤明的为人祖者，以供后人效法。比如，春秋时期，楚国宰相孙叔敖临终之前对儿子说：“国王要分封良田给我，我没有收。我死后，国王还会分封给你良田，你也不要收。”孙叔敖死后，国王果然要“以美地封其子”，但其子遵父嘱，婉辞谢绝，被传为佳话。
再如，汉宣帝时的皇太子的老师疏广，年老退休回家，皇帝赐给他黄金20斤，太子又送给他50斤。疏广回家后，每天都摆宴席，宴请乡亲、邻里、朋友、故旧，花去许多钱财。
子孙希望能得到一些钱财，就托一老人劝说疏广给子孙留下一些，置些田产。但疏广不同意，而是愿意给子孙留下美德，不愿留下大批财产而助长他们的过错。
对上述为人祖者司马光曾评价：“此皆以德业遗子孙者也”，值得后人效法。
司马光不仅从道理上论述遗子孙以德、以义的重要意义，还大力提倡这种美德，并身先士卒，以俭朴的美德教导自己的子孙。
司马光专门为其子司马康撰写了《训俭示康》这一有名的家训。在家训中，他用司马家族世代以清白相承的家风，他自己俭朴的生活态度和古代圣人以俭为美的道德观念教育儿子，希望他继承发扬，牢记“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并且要求司马康把俭朴家风世代传下去。
司马光继承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而他所著的《温公家范》，就是礼义道德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具体体现。因此成为了封建社会进行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