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有个红色农场，位于茶王城遗址东侧。资料显示，红色农场是株洲市第一大农场，也是目前仅存的综合性农垦企业。虽然建制比较完善，设有4个分场25个场小组，实际规模并不大，总面积只有3500公顷，总人口不足3000人。不过，境内依山傍水，地势平坦，交通便捷，农耕条件非常好。当年就是因为条件太好才被选中组建农场的，随后充分发挥优势，在产业示范建设过程中多次更替，“养过牛喂过羊，猪场最辉煌，种过甘蔗熬过糖，发电站，造纸厂，万亩桔园兴农场……”不愧为农业典范。遗憾的是这些产业更替都已经成了历史，有的杳无痕迹，有的残羹剩汤……
两位将军的情怀
“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人民江山，树雄心立壮志建设红色农场。”这是当年书写在红色农场入口牌坊上的对联。
1958年秋天，李同岳以“茶陵火田畜牧场”场长身份到北京参加中央农垦工作会议，根据安排，李场长在会上介绍了畜牧场的情况，时任中央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将军听了后很感兴趣，多次插话询问详细情况。原来，井冈山斗争时期，王将军在湘东独立师任过政委，曾在茶乡一带浴血奋战，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在李场长重点说了畜牧场其实就是龙开富将军的故乡时，王将军颇有感触地说：“茶陵是革命的摇篮，是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的诞生地，什么畜牧场呀，我看就叫红色农场吧，国营茶陵红色农场。”随后又交代了与会的省领导：“今后，红色农场就直属你们管理好了。”就这样，一个示范性县级畜牧场跻身了国营农场行列。回家后，李场长拟了这副对联，充分表达了全场上下建设农场的决心与信心。
王将军让红色农场切切实实融入了国家农垦系统，成为了综合性的农垦企业。而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另一位将军也尽心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少将龙开富。这位“一担皮箩装天下，大字不识伴书眠。”的“皮箩将军”就出生在红色农场。当年血性方刚的龙将军因不满豪绅欺压，杀了村里的一个恶霸地主，随后出走投奔工农革民军，并在茶陵城遇见了毛主席，毛主席说：“你18岁就敢杀地主，将来准会有出息。我们还是老乡哩！跟我走吧。”毛主席让他给自己挑书箱，并教他识字读书，最终成为了共和国少将。
亲不亲故乡人。龙将军一样怀有深厚的家乡情结，对家乡建设一直比较关注，听说家乡建成了国营农场之后，多次书信鼓励，先后两次回农场指导工作，并在1964年协调配给农场两台大型东方红拖拉机，为农场的机械化生产打下了基础。随后，农场成立了技术、运输、机耕等多个农业生产服务队，园田化建设也如火如荼，原本不规则的农田，高抹平低垫高，小调大弯取直，被整理成了规则的“豆腐块”，水圳机耕道修葺一新，耕作条件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长期以来引得周边乡村群众咋舌称羡。
建场之初的酸涩
许多人喜欢用“累死了”这三个字做口头禅，其实从未看见有人累死了。但是，红色农场建场之初的确累死过人，而且不止一个。1958年正是大跃进时候，什么都得赶先进，要赶先进就得强化劳动，艰苦奋斗。那时候农场管理实行的是准军事化，几乎没有一点自主支配的权利。据老人们回忆，应该是在1959年的4、5月份，大家白天干农活，晚上开会或者开夜班修路，一连两个多月没有停止过，有的人晚上开会怕打瞌睡，就事先盛一桶冷水放在身边，实在坚持不了就舀一瓢淋在头上，这叫做“醒脑”。农场有一条10多公里的公路贯通全场，就是在那个时候利用晚上的时间修成的。高强度的劳动，大家凭着信仰和信心还能够坚持，只是“吃不饱”这一现实问题绕不开。那时候，农场实行配给制，平均每人每天只有4两米，而且按年龄分档次发放，大家为了多分一点粮食，结果弄出不少人刚出生就到了10多岁的笑话。好些人因为吃不饱被勒令劳动，由于体力不支倒在了工地上，还真活活累死了。
那时候的农场像个大杂烩，地富反坏右各色人都有，大家一起劳动，但却互不打听，埋头苦干，因为都有具体任务要完成，也怕惹祸上身，场面死寂而尴尬。记得有个从长沙下放来的叫吴特志的右派，高度近视，在一次劳动时弄掉了眼镜，他俯身摸索寻找，旁边的人虽然看到但却谁都不帮他捡起来……
不过，期间也有一些奇闻轶事和开心快乐。那时候的农场分工比较细，有4个农业分场、一个畜牧分场、一个经济作物分场，相对来说畜牧分场要宽泛活跃多了。羊场职工往往还能“损公肥私”，把用作羊饲料的大豆炒了吃，他们调侃地说：“给娘（羊）吃先给爹吃吧！”兔场职工则更滑，三天两头就有兔子死掉了，其实是他们把兔子放进了自己的肚子里。最苦最累的应该是养猪场，那时候没有精饲料，都是自己采来野草做饲料，往往一个饲养员要管50多头猪的饲料供应，采、剁、煮、喂，劳动强度之大难以想象。
说不准是职工思想境界高呢，还是客观管理太过严格，总之那时候的农场职工绝大部分大公无私，每天除了劳动还是劳动，劳动果实全部上缴国家，除能领取难以维持不饿的粮食外，就只有每月1.5元的工资。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建场之初的人口增长极为稀少，直到3年苦日子过完了才迎来生育高峰。有人解释说是农场职工只有国家利益没有儿女私情，也有人解释说是农场职工食不果腹无暇儿女私情。有人统计，建场之初的五年，累死饿死的职工共有10多人，也算是触目惊心了。
五花八门的移民
农场建场以来就陆续接受了四面八方的移民，如今走进农场还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
移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国家安排和个人申请迁入。第一批移民是被划成右派的“牛鬼蛇神”，这种人多数是知识分子，没多久大部分就走了，少数几个吃了几年苦头后也被安排了工作，或者从医或者从教。第二批移民就是知青了。那时候的红色农场隶属湘潭市管辖，知青都来自湘潭。大规模接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两次，第一次是1963年，第二次是1969年，约有400人。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农场增添了不少活力，记得有个姓徐的知青，写得一手好字，于是让他专门版写标语，几乎所有道路两旁的墙壁上都写满了诸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抓革命促生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备战备荒为人民”、“学新田学安乡建设新农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大幅标语，而这些永久性标语十之八九都出自他的手，至今还有少量残留。后来他又担任教师，直到1977年才返城回湘潭。这些众多的知青中，不乏对农场怀有深厚感情的人，有人干脆在农场拜了干爹干娘，有个李姓知青直到现在还每年来一次农场看望其干爸，情之深笃可见一斑了。至于在农场结婚安家的也不在少数。第三批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湘东钨矿的家属移民了。这种移民现在还在农场定住，数量也比较多，总数在400人以上，约占农场总人口的15%。
因为农场的国有性质，农场职工都属于国家职工，这一特殊身份让许多人把农场当成了跳出农门的跳板，这就有了第四种情况的移民——通过一定关系落户农场后再办理招工招干手续，不出一两年就可以完成从农民到国家职工或者国家干部的过渡。
除了政策性移民外，其他移民主要还是看中了农场的国有性质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农场实行上下班八小时劳动制，粮食定量，一般每月15到25斤稻谷，工资定级，一般每月6到14元，均按月发放。这种模式注定是低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场也和广大农村一样融入了改革大潮，家庭联产承包制取代了大锅饭，各种形式的移民也宣告结束。
基地兴衰的尴尬
喜欢把产业与基地联系起来是中国地方经济建设的传统做法，红色农场也不例外。红色农场最初建场的目的就是为湘东钨矿建立一个蔬菜基地，后来扩充为畜牧场，再后来又打造生猪养殖基地，大豆生产基地，甘蔗种植基地，杂交稻制种基地，柑橘基地，这些基地都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艰难历程。基地的建立往往是执行上级农垦的决定，基地的衰落却是政策的多变和市场的淘汰。现在的红色农场又列入了湖南省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基地，正在打造的还有万亩茶叶种植基地，这些基地的命运是否也会由盛而衰不得而知，但愿不再是过眼烟云。
有句古话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其实，一个产业基地的兴衰也让百姓尴尬。红色农场的大锅饭比之乡镇更铁板更硬实，一旦决定了某项工作一般都是行政命令一刀切，职工只有执行的份儿没有说话的机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建设万亩桔园那会，虽然“分田单干”了多年，但垦山开槽填肥料的任务到组到户以后，谁也没有退宿，限时令一发出，大家都上了山，红旗招展，喇叭震天，那场景甚为壮观，仅仅两个冬天完成了三千多亩的开发任务，效率还是蛮高的。当时的人们对万亩桔园的预期非常高，把兴场富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桔园基地了，虽然其中的冰糖橙也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品牌，畅销省内外，在南方水果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现在却是萎靡不振，依然难逃衰落的命运，跌落到十分尴尬的境地。
令人尴尬的其实不止这些。2004年冬，茶陵县政府主持农场改制，行政撤并到火田镇，职工身份也遭到质疑，虽然都办理了非农户口，其实都没有离开农业。养老保险更是莫名其妙，还真算的是“只养老不养小”了——老职工一般都办理了养老保险，而年轻一点的却被搁置起来了。现在乡镇都在办农村养老保险，农场职工却投保无门，这怕是农场人遭遇的最大尴尬了。
一个个产业更替基地兴衰推动了农场发展，一次次体制改革却也将农场推向了尴尬。新一轮经济建设高潮又将掀起，或许，农场的前景还是美好的……
2012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