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史》概论
《北史》，唐初史学家李延寿撰，共一百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起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迄隋恭帝义宁二年（618），记北朝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代二百三十三年史事，主要删节《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成，但也有新增史料，且有校勘、补正北朝史书的价值。
一
李延寿是唐初一位很有作为的史学家。有关李延寿的生平事迹，见于《北史·序传》和新、旧《唐书·令狐德棻传》所附《李延寿传》。李延寿生长在一个富有藏书的家庭，父亲又是一个熟悉历史、了解当世人物的学者，这使他从小受到很好的家学熏陶，史学修养较高，成年后，便有志于史学著述。
唐贞观初年，李延寿踏入仕途，担任太子典膳丞，负责替太子进膳尝食的事情；后来，到崇贤馆任学士，负责保管经籍图书和教授诸王，以其修撰功绩转御史台主簿，管理行政杂务，同时任“兼直国史”，这是一种自身官位不高而有史才、参加史馆修史工作的职务，也称为“直国史”、“直史馆”。《南史》、《北史》毕功后，又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进呈高宗皇帝，升为符玺郎，同时任“兼修国史”，这是一种以他官兼任修史工作的职务，地位高于“兼直国史”。
在这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李延寿主要是在从事历史撰述中度过的。这期间，正是唐初历史撰述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其间，不少历史撰述都凝聚着李延寿的一份辛苦和才学。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指示朝廷大臣组织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魏征担任《隋书》的主编，李延寿参加了修撰工作。修撰五代史是当时一件大事，参加撰写的人皆极一时之选。李延寿作为一个青年史学家能参加这项工作，说明了朝廷对他的重视。而他有机会在著名政治家魏征领导下，和著名学者颜师古、孔颖达等人一齐从事撰述工作，也确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遗憾的是，李延寿没有能够自始自终地参加这项工作。因为贞观五年（631），他母亲去世，他辞去了职务，在家守孝。此后，他被派往蜀中。
贞观十年（636），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同时撰成，但这五部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因此，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命褚遂良等人修撰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李延寿也参加了这一修撰工作。经过十二、三年的功夫，《五代史志》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下诏重修《晋书》。唐以前，历朝史学家所修晋史多达二十种左右，但唐初统治者对这些晋史都不满意，认为所记史事往往失实。参加重修《晋书》工作的共有二十二人，李延寿是撰者之一。
李延寿除前后三次参与修撰前朝史外，还参与了修撰当朝国史的工作。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于志宁、令狐德棻、李延寿等十人撰成国史八十卷。这部国史，以纪传体记述了自李渊起兵至贞观末年的史事。
这些，都是有许多人同时参加的历史撰述工作。此外，李延寿还独力撰成了三部历史著作。除《南史》、《北史》外，还有一部是他在唐高宗时期撰成的《太宗政典》三十卷，读书记述了唐太宗时期的礼仪制度和史事，这是李延寿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他在把此书献给唐高宗后不久就去世了。唐高宗在调露年间读了《太宗政典》，称赞李延寿能够秉笔直书，感叹不已，于是给了李延寿的后人许多奖赏；同时又命人抄写两部，一部藏于皇家图书馆，一部赐给皇太子。
李延寿所参与的或独立完成的这些历史撰述，不论在唐初史学上，还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如《隋书》、《五代史志》（后附于《隋书》之后，久之，它便被称作《隋书志》）、《晋书》等，一直流传至今，是我国史学遗产中极可宝贵的一部分。这些事实说明，从李延寿自己的认识来看，他说他是生逢其时，十分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又能屡次参加皇家史馆工作，因而得以施展自己在史学上的抱负。从《旧唐书》作者的认识来看，他们认为，自唐高祖武德年间以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颇为当世所称”。根据这个认识，他们把这四个人的传记附在《令狐德棻传》之后，是有道理的。
李延寿用力最勤、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则莫过于《南史》和《北史》了。
二
李延寿编修《南史》、《北史》的过程相当艰苦。他的父亲李大师在世时，父子间时常讲论，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贞观三年进史馆，受命至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二人撰修。唐朝内省图籍，经武德初年令狐德棻建议以重金购求天下遗书，并“置吏补寻，不数年，图典略备”。李延寿正欲继承完成其父未终之业，而苦于图书资料缺乏，现遇内省丰富的图籍，正可弥补其不足，于是利用编辑之暇，昼夜抄录北齐、梁、陈、周、隋五代昔所未见之书。贞观五年（631），他母亲去世，李延寿归家服丧。服丧期满后，入蜀为官，准备将已搜集到的资料开始编著，但提起笔来，又深感材料缺乏，不能编写下去。直到贞观十五年（641）回京任东宫典膳丞时，史馆总监令狐德棻启奏太宗，命李延寿预修《晋书》，李延寿又进史馆，始见到宋、北齐、北魏三代史料。贞观十七年（643），褚遂良又荐延寿预修《五代史志》，延寿又得以在内省遍览群籍，最后搜集到南北八朝正史资料，李延寿家境贫困，不能雇人抄写，只得亲自动手，昼夜集录，自此正式开始编修《南北史》。李延寿对诏命新修的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不太满意，对早已流行的魏收《魏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更认为有改修的必要，遂以八书（另有《隋书》）为基础，充分利用父亲遗留下来的编年体草稿，又参考杂史一千余卷，删繁就简，补充订正，改其父原筹划之编年史体例，以纪传体体裁，撰军南北朝二史。《北史》起于北魏道武皇帝登国元年（386），终于隋恭帝义宁二年（618），记述魏、东魏与齐、西魏与周、隋六朝二百二十三年史事。经过十六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撰写工作。其《南史》先成，共八十卷，先呈请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过目勘正，德棻“许令奏闻”。至唐高宗显庆四年（659），李延寿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最后把《北史》一百卷誉清，亦呈请令狐德棻过目详正，并遍咨宰相，遂表上朝廷。唐高宗善其书，亲自为他作序布行。
在具体撰述《北史》时，李延寿是将正史中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加以连缀改订，除其冗长，捃其菁华，对这四史以外的资料，则聚其遗逸，以广异闻，对四史中谬误之处，则加以订正。简言之，《北史》是对上述四史作删繁、增补、订正的基础上成撰的。在编纂上有如下的特点：
首先，在著述思想上，《北史》倾向统一的思想非常突出。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是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撰述南北朝史的指导思想，他们一反南北朝时的旧有传统，于北魏、北齐、北周历史立“本纪”，于宋、齐、梁各朝历史亦立“本纪”，而一概取消了《岛夷传》和《索虏传》的篇目，这种在历史撰述上不再强调南、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识和做法，反映了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
第二，通史的体例。李延寿说他撰写《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这不仅是指采用了纪传体而言，同时也是指采用《史记》作为通史的体例来说的。《南史》、《北史》和一般断代史不同，它接近于通史。这可以从它对史书断限的处理和类传的处理上看出。
在断限的处理上，李延寿突破了原先许多史家多以某一个皇朝兴亡作为史书断限的依据的格局，而把若干个皇朝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即《南史》、《北史》分别把南朝和北朝看作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其中又分别可以划分为若干个段落，因而《南史》有《宋本纪》、《齐本纪》、《梁本纪》、《陈本纪》，《北史》有《魏本纪》、《齐本纪》、《周本纪》、《隋本纪》，并以此作为《南史》、《北史》断限的依据。
在类传的编次上，本传按皇朝先后，在宗室传之后，继之以诸臣传，在文苑、儒林等类传中，把南方四朝的人物综合为一篇，而不是以类传系于某个朝代之下（如某朝某类传），即不是以类传服从于朝代顺序，而是以朝代顺序服从于类传。在各个传目之下分别贯串了南、北各朝的同一类人物，在采用通史的体例方面显得格外分明。
第三，以家族为中心立传。《宋书》等原八书列传，均以皇朝断限。《南史》、《北史》则打乱南、北朝皇朝的界限，以家族为中心立传。《南史》、《北史》主要根据八书并参以他史，进行删补移易的工作，移易主要是以家系为线索，不按朝代，因此，《南史》、《北史》的列传部分出现大量附传。这种附传同一般史书的附传所记人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主要不是因为史事的联系而是由于家族的联系而入传的，不仅父子、兄弟可以入附传，而且凡是同姓同族之人都可入传。
李延寿的这种写法，被后世学者批评较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史》条、以及王鸣盛、赵翼等人都有指责，其中又以王鸣盛的斥责最凶。四库馆臣和王鸣盛的指责，没有弄清南北史之体例，及南北朝的具体历史条件。从史学和历史的关系来看，这种家谱式的列传，恰是魏晋以来士族政治的需要。早在东晋时，何法盛《晋中兴书》以列传为录，如范阳祖录、陈郡谢录、琅邪王录等，即以氏族名篇。在门阀地主统治时期，以家谱为轴心撰写历史，正体现了时代的重要特点。《南史》、《北史》列传承袭了魏晋以来谱学发展的遗风，在记述人物的活动时，往往把人物活动跟家族兴替和传统联系起来，进而又把这种家族的兴替跟封建皇朝的命运联系起来，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清代钱大昕、孙志祖及李慈铭、近代人余嘉锡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第四，互见的方法。互见的方法是纪传体史书在撰述上常用的一种方法，它在于交代事物之间的联系，正因为采用了互见的方法，以记载人物活动为主的纪传体史书才可能具有内部结构上的完整性。《南史》、《北史》的互见的方法，除了表现在一般纪传体史书的所共同的，即它们各自内部的互见外，李延寿还有自己的创造——《南史》与《北史》的互见。
三
通观《南史》、《北史》有关纪、传，全面了解这些传主及传主两代人或三代人的事迹，由此可窥见南、北之间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不可分割的联系。
《南史》、《北史》之成书，以李延寿进入史馆后广泛地参考官方资料为重要条件。书成后，更经过统治者的审阅批准，方得公开流传，所以，其书虽名为私撰，实质上与官修者相去无几，所以终于取得“正史”的地位。
在唐高宗时，皇帝亲为《南史》、《北史》作序布行，至唐穆宗时，《南史》、《北史》已成为政府规定的入仕科目之一。
自《南史》、《北史》问世以来，一千多年来受到历代史学家和其他学者的重视，以及对它们进行研究和评论之多，在《史记》、《汉书》以外，于“正史”中是很突出的，而绝大多数研究者和评论者虽然差不多都指出《南史》、《北史》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但是，他们也都充分肯定《南史》、《北史》的成功之处，充分肯定它们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重要价值。
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历史思想上，应当肯定《南史》、《北史》注重南北统一的著述宗旨。南北朝产生的《宋书》、《南齐书》、《魏书》是分裂时代产生的历史著作，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一家一姓的皇朝史格局的束缚，即使唐初修撰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除《隋书》而外，其他各史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消极的历史影响。在新的统一的历史条件下，用“天下一家”的思想重新撰述分裂时期的历史，这不仅是当时政治上的需要，而且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财富的建设与积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应当肯定其较旧史“叙事简径，无繁冗、芜秽之词”。《宋书》等“八书”共五百三十七卷，而《南史》、《北史》仅一百八十卷，占原书的三分之一。这是李延寿“删落酿辞”，“叙事简径”的功劳。李延寿删削“八书”，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再制作，《南史》、《北史》比之于原作，不仅在篇幅上大为压缩，在史事上更加连贯，叙述部分就显得集中突出了，文字上也简洁易读，而且在史料上也有所增益。《南史》、《北史》以简洁有条理，为后世学者所公认。就《南史》、《北史》而言，《北史》详赡而《南史》疏略。
第三，从历史编纂上看，《南史》、《北史》继承了《史记》所开创的中国史学史上的通史家风，也效法班固、范晔和陈寿，他把南朝宋、齐、梁、陈及北朝之魏、齐、周、隋八国的历史发展，从头到尾作纵的叙述，成为通史一段，深得司马迁《史记》的遗规，又把分立的南北各国分别叙述，但又互相照应，极纵横离合之妙，符合陈寿《三国志》的体裁，合国别史和通史为一门。
第四，《南史》、《北史》流传广，影响大，对传播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知识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后人研究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做了贡献。从唐至宋，南北“八书”除《隋书》附有《五代史志》，为人们重视外，其余七书则流传不广，读者甚少。在唐宋时期，“八书”流传和影响远远不及“二史”。所以，世人了解南北朝史主要靠着读《南史》、《北史》，对后人研究历史所发挥的作用，可从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和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中不少地方采用南北史说法为证。
我们肯定《南史》、《北史》的历史地位，也不是说可以用“二史”代替“八书”。“二史”和“八书”在反映南北朝时期历史面貌和传播这一时期的历史知识方面，各自都有贡献，都有受到重视的理由和根据，只能互相补充，而不能偏废其一。当然，《南史》、《北史》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
首先，《南史》、《北史》被后世学者批评最多的，是对南北“八书”的删削、改编不当。“二史”对“八书”的删削大多是诏诰、册文、事表、疏、议、书、赋等，这无疑使史书的文字更加精炼，增强了可读性。但一些重要的议论、奏章和好的作品不应删节而删节，则使重要史实阙书。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是研究当时阶级关系的宝贵资料，《北史·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删去了，《北史》还将《北齐书》中不少有关北魏、东魏以及北齐时期人民起来反抗的史事一一删去，这些都是极为不妥的。
第二，《南史》、《北史》对“八书”中某些改编安排不当。南北朝原为一个历史时期，李延寿分写成二书，各自成一体系，于南朝和北朝之间互相关联的事、关联的人，往往各据原史书机械地编录，因而割裂、错置以及矛盾、重复之处，仍所在多有。如谯国夫人洗氏，世为南越（今广东境内）首领，历梁、陈二代，卒于隋文帝时，是南方重要人物之一，应在《南史》中为之立专传，而因原传在《隋书·列女传》中，便收于《北史·列女传》中。而林邑、蠕蠕、宕昌、高丽、刘昶、薛安都、萧宝寅、萧综、萧大圜、萧祗、萧泰，南北史均各立传。虽然上述诸人在南北朝的主要事迹，都分别载于《南史》、《北史》中，并不重复，但如将一人的事迹集中于一传中叙述，则更为清晰简明。
第三，还有因不应增补而增补形同蛇足。李延寿不仅增写了一些“琐言碎事”，而且还增写了些荒诞不经之事，有损于历史著作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此外，在《南史》、《北史》之间，纪传之间，还间有抵牾的地方，特别是《南史》、《北史》抹杀了隋王朝统一南北的事实，把隋王朝和其他七朝并列，置隋于《北史》，没有给它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