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谏篇
“原文”
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鞀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佇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将相，未必可容。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故云：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
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壅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哀哉！此拒谏之恶也。
—节录自《永乐大典》
“译文”
帝王居住深宫，与外界隔绝，虽欲听而不聪，虽欲视而不明。古代的一些明君，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害怕有缺失得不到改正，因而置鼗鼓，立谤木，以便臣下诤言进谏。君主自己则侧耳而听，虚心而受，期待着谏诤者告以正直之言。如果说得对的，即便是地位低下的供役使的仆人、奴隶或草野鄙陋之人，也不可置之不理；如果说得不对，即使是地位很高的王侯将相，也未必就可接受他的意见。议论可取，就不必要求谏诤者分析得条条是道，因为空辩不足信；道理可用，就不必要求谏诤者文采优美动听，因为虚文不足用。至于古代如朱云因进谏而攀折殿槛，汉成帝特意保留已折之槛，以表彰朱云的直谏；师经因进谏而投瑟撞坏了窗子，魏文侯决意留下撞坏的窗户以供借鉴；辛毗进谏魏文帝曹丕，而不惜扯着曹丕的前襟；袁盎进谏汉文帝刘恒，坚决不让慎妃与皇后同坐。等等。正因为人君能容纳折槛引裾之鉴，所以就可以使忠直者竭其忠心，使智者以终其计策。如此则君臣之道上下相通，君主就可以至公大明而普照于天下。
昏庸的皇帝却不是这样。他们恰恰相反，对进谏者拒之以威，对劝说者追究罪责，从而使得大臣为保全俸禄而不进谏，小臣因怕杀头而不敢言。于是昏主便昏昏然，恣行残暴，极尽荒淫，壅蔽障闭，对自己的罪过蒙然而无所知，反而以为自己德超三皇，才过五帝。结果导致身死国灭，岂不可悲！这完全是拒绝进谏所带来的恶果啊！
“评析”
此篇的写作宗旨是论述了国之兴衰主要决定于国君能否接受和听取规劝的意见。
李世民之所以成为一个英明有为的皇帝，能虚心听取臣下的规劝，及时改正自己的过失，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告诫皇子李治，由于帝王的特殊地位，容易闭目塞听。而自古以来，贤明君主总是十分重视纳谏，为臣下进谏创造各种条件。帝王纳谏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
让我们读一读《帝范·纳谏篇》，就可以知道：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至关重要。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听得进逆耳之言，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及时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就能帮助一个人减少失误，迅速进步。反之，文过饰非，错误越积越多，越陷越深，严重者甚至导致一个人的毁灭，不可不慎，不可不引为鉴戒！
去谗篇
“原文”
夫谗佞之徒，国之蟊贼也。争荣华于旦夕，竞势利于市朝。以其谄谀之姿，恶忠贤之在己上；奸邪之志，恐富贵之不我先。朋党相持，无深而不入；比周相习，无高而不升。令色巧言，以亲于上；先意承旨，以悦于君。朝有干臣，昭公去国而方悟；弓无九石，宣王终身而不知。以疏间亲，宋有伊戾之祸；以邪败正，楚有郤宛之诛。斯乃暗主昏君之所迷惑，忠臣孝子之可泣冤。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奸侫之危也！
斯二者国之本。砥躬砺行，莫尚于忠言；败德败正，莫逾于谗佞。今人颜貌同于目际，犹不自瞻，况是非在于无形，奚能自睹！何则？饰其容者皆解窥于明镜，修其德者不知访于哲人。讵目庸愚，何迷之甚？良由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说易从。彼难受者，药石之苦喉也；此易从者，鸩毒之甘口也。明主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节录自《永乐大典》
“译文”
谗佞的人，乃是一个国家的蟊贼，蠹败祸乱之由。这些人唯朝夕贪荣显华靡，奔竞财利于市，争夺权势于朝，无心于邦国。这些人以谄谀的嘴脸，憎恶忠良贤能之人处于自己之上；怀其奸诈的心志，唯恐富贵被别人占了先。这些人为了私利而勾结同类，极其所嗜欲，虽至深之所，亦无不入；为了营私而交相因习，穷其所好乐，虽至高之地，亦无不进。这些人采用动听之言，使用谄谀之态，取悦于上；顺其人主之意，迎其人主之趣，取悦于君王。宋昭公被逐出国，方悟自己在位期间，有敢于直言极谏之臣，只是由于左右献谀，以至平时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至于此；周宣王好强驰射，其实所用不过三石，但由于左右奉迎，宣王悦其名而丧其实，而自以为以力所射是九石。不亲近的人常常进谗言离间亲近的人，所以春秋时代宋平公的太子痤为其师所谗害以死；奸佞者往往耍手段残害正直人士，因而春秋时期楚昭王的左尹郤宛无故被费无极等人所谗害。这一切，都是暗弱不明之主和庸愚无察之君荒迷惑乱，拒贤听谗所造成的，以至于忠者如郤宛、孝者如太子痤，终被诬诳屠戮，实在是可叹可哀而冤枉的了。因此，这就有如聚生之芳兰，将欲茂盛之时，竟被凄然之秋风败落了；君主方欲明察，就被谄谀之小人障蔽了耳目。这完全是奸邪、谄谀、谗佞之徒所造成的危害和带来的恶果。
此两种情况乃关系到倾覆国家之根本。人君想舍利而亲行仁义者，最好是用忠直之言；致使国君败坏德行，扰乱政治，无过于谄谀奸谗。人眼是看不到自己的面容的，因而以显然形体见于外者，尚不能鉴识，更何况是非往往发生在冥然无形之间了！为什么呢？修饰自己的面貌，都懂得借助于明亮的镜子；而修养自己的德行，却不知道采访于贤智之人，难道不是愚惑之至吗？说来说去，还是由于逆耳之言难以接受，顺心的话容易听从。所谓难以接受，是因为忠言虽是良药但苦口苦喉；所谓容易听从，是因为谗言虽有危害但多属甜言蜜语。兴国的明君，乐闻自己的过失，因而过失日消而福日增；荒乱的昏主，乐闻别人表面的赞誉，因而信誉日损而祸即至。因此，为人君者，既然眼见谄谀、谗佞造成的祸乱有如此之酷烈，难道还不畏惧和警惕么？难道还不约束和收敛么？
“评析”
此篇的写作宗旨是尽情刻画了谗佞之徒的嘴脸和伎俩，指出其严重的危害性，从而告诫太子和后代帝王应远离佞臣，不要听信谗言。谗佞之人，变乱善恶，搬弄是非，乃国之蟊贼，为害甚烈。因此，进善退谗，则天下治；进谗退善，则天下乱。这是李世民从总结历代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并表示对此有着甚忧甚惧的担心，至深至切的体会，因而再三禁约之，告诫之。
戒盈篇
“原文”
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人主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如此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竭，人力竭则农桑废焉。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珠玉珍玩，黼黻绤，如此则赋敛重。赋敛重则人才遗，人才遗则饥寒之患生焉。乱世之君，极其骄奢，恣其嗜欲。土木衣缇绣，而人短褐不全；犬马厌刍豢，而人糟糠不足。故人神怨愤，上下乖离，佚乐未终，倾危已至，此骄奢之忌也。
—节录自《永乐大典》
“译文”
人君如果以俭德涵养其性，就不至于骄侈；人君如果静而无为，就可以修正其身。人君崇尚节俭，国人就不会辛苦；人君致力于安定平和，下面就不会发生动乱。人君如生奢侈之心，耗用不节，重敛于民，那么国人就一定会辛苦，国人辛苦就会抱怨迭起；下面一定发生动乱，动乱就会使得政局不和谐。如果人君喜爱新奇的技巧和浮靡不正派的乐调、乐曲，喜爱鹰、鹯、雕、鹗等凶猛的鸟类和貔、虎、熊、罴等凶猛的兽类，加之游荡无度，又不按田猎之时去打猎，那么势必造成徭役繁多。徭役烦多则人力疲竭，人力疲竭则农桑荒废。如果人君爱好宫室台榭和陂池侈服，爱好雕琢刻镂，喜玩珍宝珠玉，喜穿绣有花纹的礼服和刺绣的衣服，那么就一定会造成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则饥寒之患发生。那些乱世君王，极其骄奢，大肆贪欲，土木之功穷极技巧，都穿着非常豪华好看的衣服，而穷苦的人则粗陋之衣亦不得完全；他们用谷物喂养犬马家畜，而穷苦的人食糟糠之食亦不得温饱。这样一来，明则有人怨恨，幽则有神愤怒。君王的恩泽不能及于下，民之情不得达于上，上下乖戾就必然离隔了。因此，富贵生骄侈，骄侈恣嗜欲，如果不知炯戒，那么佚乐还没有享用完而倾危已至了。这种不能预戒其盈，以贪慕骄侈，至于乱危的现象，实在是挺可怕的事情啊！
“评析”
此篇的写作宗旨是反对奢侈，并着重指出了帝王如果崇尚奢侈，将会导致“倾危”之患。
古代明君因国家靡敝，则车不雕几，甲不组滕，食器不刻镂，不履丝履，马不常秣。后世之主不循此道而极其骄奢淫逸，则倾之必矣。故李世民深谙此理而禁约之，告诫之！这在拜金主义思想泛滥，一些人挥霍严重的今天，让我们读一读李世民的《帝范·戒盈篇》，不无启迪借鉴意义！
崇俭篇
“原文”
夫圣世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故风淳俗朴，比屋可封。
斯二者荣辱之端，奢侈由人，安危在己。五关近闭，则嘉命远盈；千欲内攻，则凶源外发。是以丹桂抱蠹，终摧荣耀之芳；朱火含烟，遂郁凌云之焰。以是知骄出于志，不节则志倾；欲生于心，不遏则身丧。故桀纣肆情而祸结，尧舜约己而福延。可不务乎！
—节录自《永乐大典》
“译文”
古代创业垂统的圣明之君，都保持着节俭的美德。他们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安于俭约而不奢侈；智慧聪明，不乱心志，安于愚拙而不取巧。
他们不以地位尊贵而在人前骄横，不以恩德广厚而在人前居功。他们用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用柞栎做的椽子不加雕饰，使用的舟车不加装饰，所穿的衣服不用花纹，土筑的台阶不高，所食肉汁不加调料。他们的生活如此俭朴，并不是讨厌荣华、不喜美味，而是要做到居以淡薄，行以从俭，从而示范于国人，以达到不严而治、不令而行的目的。既然人君能如此节俭以化民，所以普天之下风俗淳厚，全国老百姓家家都有德行。
尽情奢侈与崇尚节俭，此二者是一个人荣与辱的开端。是行其俭还是行其奢是由自己决定，但是安与危也就会随之而来并及自身。耳、目、口、鼻、身的情欲收敛，则美德充盈；千百种嗜欲内攻，则凶事外发。丹桂内的蛀虫虽小，但终会损坏丹桂的荣芳；朱火内的烟尘虽微，但必然会阻碍光焰。由此可知，骄奢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如不克制骄奢就势必使意志消沉；情欲生于一个人的自身，如不遏制情欲也就会丧身。桀、纣完全放纵自己而不知遏制，故酿成大祸；尧、舜时时约束自己并懂得节制，终究福泽绵延。这个一亡一兴的经验教训历历在目，我们能不努力崇尚节俭吗？
“评析”
此篇的写作宗旨是论述节俭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
历代的明君贤相和有识之士，无不崇尚节俭，力戒骄奢，以之治国则国治，以之齐家则家齐。李世民有鉴于此，故在自己的晚年特别提出崇尚俭约，作为《帝范》一书的重要内容之一，以戒太子，以儆后世。
我们读一读《帝范·崇俭篇》就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李世民富有四海，贵为天子，还得崇尚节俭，作为一个普通人家又该怎样呢？从古往今来的历史看，勤俭兴家、兴国，而挥霍无度会导致精神颓丧和灭顶之灾。
这是一条规律。崇尚节俭作为帝王家的家规自然必要，而作为一般人家的家规就显得更为必要。这在越来越多的人一切向钱看，挥金如土的今天，更值得我们思考和重视！
赏罚篇
“原文”
夫天之育物，犹君之御众。天以寒暑为德，君以仁爱为心。寒暑既调，则时无疾疫；风雨不节，则岁有饥寒。仁爱下施，则人不凋敝；教令失度，则政有乖违。防其害源，开其利本，显罚以威之，明赏以化之。威立则恶者惧，化行则善者劝。适己而妨于道，不加禄焉；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故赏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罚者不怨上，罪之所当也。故《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赏罚之权也。
—节录自《永乐大典》
“译文”
上天之化育万物，就好比人君之抚御庶众。由于上天要化育万物，故以寒暑为德；由于人君要抚御庶众，故以仁爱为心。寒暑既协调，则六气和，四时无疾疫；如风雨不均匀，则五谷不登稔，岁有饥寒。人君以仁爱下施，则天下大治，所以人才兴旺不会凋敝；如命令失度，则刑罚不当，为政必有乖违。防其害源，使民不犯其法；开其利本，使民各务其业。有罪者当众给以处分，就可制止奸邪行为的发生；有功者当众给以褒奖，就可起到激励良好行为的作用。刑不滥罚则威立，威立则恶者惧；赏不妄行则化行，化行则善者劝。虽然有的言行适应于自己的口味却有碍于道义的施行，就要做到不仅给予奖赏而且要加以处罚；虽然有的言行不适合自己的口味却有益于国事的推行，就应当做到不仅不加以刑罚，而且要予奖赏。所以，受赏者认为是自己有功当赏，不必感君之恩德；受罚者认为是自己罪之当罚，不会有什么怨言。故《尚书·洪范》篇中说道：“如赏罚得当，不因个人喜怒而定，而因功罪而定，故无偏党之私。如此，则王道如天地之广大无极。”这是赏罚轻重不失其平的结果。
“评析”
此篇的写作宗旨是阐述赏罚得当对治理国家极为重要这一观点。
李世民从历史上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赏罚乃国之大柄。赏及无功，无以劝善；罚及无罪，无以惩恶。因此，赏罚必当！有功者，虽仇必赏；有罪者，虽亲亦必罚。因此，赏罚必信！有鉴于此，李世民特把《赏罚》作为《帝范》的十二篇之一，以戒太子而儆后人。
我们读一读《帝范·赏罚篇》就可以发现：李世民把赏罚看得如此要紧，而且在位期间基本能做到赏罚轻重不失其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务农篇
“原文”
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廉耻。故躬耕东郊，敬授人时。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然而莫不带犊佩牛，弃坚就伪，求什一之利，废农桑之基，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为害也，甚于秋螟。莫若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人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斯二者制俗之机，子育黎黔，惟资威惠。惠可怀也，则殊俗归风，若披霜而照春日；威可惧也，则中华慴軏，如履刃而戴雷霆。必须威惠并驰，刚柔两用，画刑不犯，移木无欺。赏罚既明，则善恶斯别；仁信普著，则遐迩宅心。劝穑务农，则饥寒之患塞；遏奢禁丽，则丰厚之利兴。且君之化下，如风偃草，上不节心，则下多逸志。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犹恶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则人不言而化矣。
—节录自《永乐大典》
“译文”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农耕为国政之本原。古人又说：粮仓存储厚实百姓就会懂得礼节，百姓就会懂得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农业对于治国安邦是如此之重要，所以为了劝农，今天也应于规定的时间里亲自进行耕田活动，掌握天地四时，做到敬天时以授民人。如果夺其农时，则国无九年之储，不足备水旱；如果废其养蚕织布，则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然而，处于乱世的人多弃农耕而弄刀枪，弃实就虚，竞锥刀之末利，这就是废其农业之本基。如果务农耕地的人少而游手好闲的人多，那么国家就一定会贫穷，一定会危险。以一人耕而百人食，游食不作者如此之多，其害比秋螟蚕吃粮食还要大得多。不如禁绝游食末作，禁绝求利废农，劝课农桑耕织，使全国人民弃末而返本，背伪而归真。既已禁其浮伪，使之各还本真，则仁义之心萌生，而贪残之路永远断绝。如此，才可以称得上是务农的根本。
威与惠，此二者是制驭、转变风俗之枢机。为人君者，当父事天，母事地，视民如赤子。然民有善有恶，故其治之者亦应有威有惠，威以治恶，惠以怀善，故威惠相资，不可有偏。因为恩惠可以怀善，则殊方异俗向风慕义，其下民之来如披寒霜而以向春阳，归附者不可阻挡；因为威刑可以治恶，即如以威刑制服强恶，则强恶就会像牛马惧伏于瓤，其危恐有如立足于刀刃之上，雷霆之发于上，从而不敢为非作歹了。因此，要治理好国家，威与惠不可偏用而必须并举，刚与柔不可偏废而必须两用。古人上刑，犯刑者只易之衣服，自会感到是奇耻大辱，不必按照肉刑的规定去执行；商鞅变法，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居北门者予重金。有一人徙之，如数给予重金以明不欺。威惠不偏则赏罚明，赏罚明则善善恶恶自然可以判别了；仁信并著则取信于民，取信于民则远近之心皆定于一了。耕耘纺绩，劝之课之，使男男女女各务其本（农），则民无饥寒之患；刻镂刺绣，遏之止之，使老老少少各弃其伪（末），则民有丰厚之利。如果人君以仁信行教化于下，有如风偃草那么容易；如果人君在上带头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亦效法而肆意侵鄙。人君如果不能修身约己，而想禁民为非者，正如嫌恶火之燃，复添加柴薪而望遏止其火焰不燔；忿水池之浊，而又搅动其浪而想遏止其流不浑；这是十分愚蠢的做法，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此，人君如能先正其身以率下，就可以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教而化了。
“评析”
此篇的写作宗旨是论述我国古代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并明确肯定农业是富家、富国的根本。李世民一方面系统地总结了历史上的明君莫不“以务农立国”、“以足食为政”这一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他也总结了历史上的昏君不以农为务而缺乏远见的历史教训，指出不务则惰，惰则废，废则旷，旷则民日趋于游食。李世民分析了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抓住了务农这个根本，写出《务农》篇作为《帝范》的十二篇之一，以戒太子而儆后世。
阅武篇
“原文”
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彫；邦国虽安，亟战则人殆。彫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是以勾践轼蛙，卒成霸业；徐偃弃武，遂以丧邦。何则？越习其威，徐忘其备。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机也。
—节录自《永乐大典》
“译文”
兵甲武器之类的东西，是一个国家的凶器，是不得已而用的东西。从历史上看，土地虽广，如果乐于战争，则人口减少；邦国虽安，如果仓促应战（松懈战备），则民人必然危险。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好战而穷兵黩武，则民人凋弊。而欲保全，那是很难的啊。如果忘战而上下垂危，盗贼蜂起，而想消除盗寇，那也是办不到的呀。兵甲之类，是保卫一个国家所必须具备的，所不可缺少的，因而不可以全废；可同时兵甲所到之处，荆棘丛生，破坏性大，因而又不可以常用。正因为农为立国之本，而兵甲系国家之凶器又不可常用，故只能讲习武事于农之四时间隙，以习上下之威仪。所以春秋时期越国国君勾践见蛙，俯凭车的横木以敬之，敬其见敌而有怒气，以激励士兵怒对强敌吴国的士气，终于得士之死力而成霸业。徐偃王是周穆王时徐国的国君，平时好行仁义之道，连最起码的武事也不讲，完全松懈了斗志，最终为楚兵所灭。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越王勾践平时习其兵威，而徐偃王完全忘却其武备的缘故。孔子就说过：“用事先未经任何训练的民众去同敌人作战，这就等于拿这些民众去白白地送死”。由此可知，弓箭武备之利，可以威天下。这是调用兵旅之机要也。
“评析”
此篇全面地指出了好战与忘战的后果都是不好的，并进一步强调战备用兵的目的和原则。
李世民熟谙历史，既清楚古者明王圣君虽在隆平之时，亦未曾不阅武以备不虞，故诸侯听命，四夷宾服；又懂得历史上一些毫无远见的昏庸之主，专讲仁义，平时不训练民众，战时束手待毙，以致身败名裂，国破家亡。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李世民提出了自己练兵、用兵的目的和原则，即既不好战也不忘战，既加强武备又不违农时，用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并写出《阅武》篇作为《帝范》的十二篇之一，以戒太子而儆后世。
崇文篇
“原文”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筈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不朽者，其唯学乎！此文术也。
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
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
—节录自《永乐大典》
“译文”
古人出师献捷，就献奏功之凯乐，因而有“功成设乐”之说；古人看到天下既已安定，就从事制定礼仪，因而有“治定制礼”之称。然而，礼与乐，必须依靠儒士而作，依靠儒士而兴。宏广风化，导引旧俗，无过于文治之术的了；宣传政教，训诲人民，没有比学校更好的了。通过文术，可以隆盛治国之道；借助学习，可以光显后世之声名。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度；不涉猎文章，不识智慧之本源。吴地有竹，其形直，可作箭，然而不凭借筈羽，即使做成了箭，也不算是好箭；人虽有明辨是非之特性，然而如不经常学习提高，也无法做到明辨。所以古人致力于兴建“明堂”这个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建立“辟雍”这个教导天下之人的学校，使人们博览诸子百家之书，精研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悠闲静坐于府第而知天下之事，无所营治而通晓古今治国的经验。要想飞扬英美之名，腾传茂实之德，光耀后世者，只有通过学习圣人之道才能做到。这就是文艺儒术之道，亦即治国之术也。
关于阅武、崇文的文武二途，相互交替着为国家之用。至于战事之气氛遍地，成败则决定于战备；天下之鼎沸大乱，兴亡则取决于两军之对阵。当此之时，人们则自然看重武器而轻视学校。直到天下平定，海水不起波，兵尘不起之时，传统的七种武德也不需讲究了，传统的六府三事之功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教化。当此之时，人们则自然轻甲胄而重视诗书。
由此可知，非武不定，非文不治，故文武二途，缺一不可。一般来说，时乱则尚武，时平则崇文，文武的运用，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要合其时事之宜。因此，武艺忠勇之士和儒家贤德之人，这文武两方面的人才均应当珍重，不可偏废。
“评析”
此篇的写作宗旨是着重阐明文治在战争结束后的极端重要性；主张文治与武功并重，文武两方面的人才均不可偏废。
李世民对《左传》上所说的“天以文而化，地以文而生，人以文而会，国以文而建，王以文而治，天下以文而安”做到了心领神会，因而他特别强调“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等等，把文治的功能与作用提到特别突出的地位，并写成《崇文》篇作为《帝范》的十二篇之一，以戒太子而儆后世。
帝范后序
“原文”
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咸在兹焉。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
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故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惟慎祸于将来。当择哲主为师，毋以吾为前鉴。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以来，所制多矣。奇丽服翫，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斯事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但我济育苍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损少，人不怨；功大过微，德未亏。
然犹之尽美之踪，于焉多愧；尽美之道，顾此怀惭。况汝无纤毫之功，直缘基而履庆，若崇善以广德，则业泰（而）身安。若肆情以从非，则业倾身丧。且成迟败速者，国基也；失意得难者，天位也。可不惜哉！
—节录自《永乐大典》
“译文”
以上所述的十二件大事，是帝王的施政纲领。安平或乱危，兴起或废坠，全在于此。古人说过：“不是认识事物难，只是实行起来不容易；事情一时勉力去做并不难，只是坚持到底就不容易了。”所以暴乱的君主，不是只一味知道干坏事；圣明的君主，也并不是独见行善之途。关键是因为正道遥远而难以遵循，邪路短近而易于行走。小人专拣容易走的邪路，而不愿花大气力去走艰难曲折却又是高尚的途径，所以祸败随之而来；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则不畏艰辛走艰难的路，不图安逸走易走的近路，福庆也就随之而到。可见祸福之来没有定数，全由各个人自招自取。以往的错误之事，想要后悔也来不及了，是无可后悔的了；关键是今后要防微杜渐，慎终于始，对可能出现的错误加以预防，避免错误的发生。你应当选择上古的圣哲明王为师，而不要以我为榜样。事实上如果以最上等的人为仿效、学习的对象，其结果也只不过成为中等人；如果以中等人为仿效、学习的对象，其结果会沦为下等。所以，不是德行非常高尚的人，则不可效法。我在位以来，作为算是很多的了，但缺点也同样是很多。新奇华丽的衣服宝玩，锦绣珍珠宝玉，不间断地送到我的面前，这就不是防止自己的欲望扩大；大兴土木，在梁柱和屋椽上雕刻彩绘，建造高台深池，这就不是立志节俭；良犬骏马鹰鹘之类，不管产地多远也一定要设法弄来，这就不是心存节俭；多次外出游历，劳苦了沿途百姓，这就不是屈己从人。
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我平日大的过错，切不要把这些都当做正确的去效仿。但是，我前面扫除隋之荒乱而救世济民，平治安定天下而为民除害，功劳却是很大的。正因为益多而损失少，百姓不怨；功劳大而过失轻，未亏德行。
然而不管怎么样，我毕竟未能做到尽善尽美，为此多感到惭愧。你则不同，你无纤毫的功绩，只凭借父祖创业的基础而登上帝王之位。如果你能学好样并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就可以使基业康泰，身位平安。如果放纵情欲以嗜邪淫，就一定会基业倾覆，身位丧败。国家基业创建艰难而败亡很快，皇帝宝位丧失容易而得到甚难。为人君者，能不爱惜和谨慎吗？
“评析”
此篇的写作宗旨是明确肯定《帝范》十二篇是帝王的施政纲领。坚持它，国家就兴盛；违背它，国家就衰落，甚至沦亡。文中还进一步指出，了解和知道这个纲领容易，而在实际行动中坚持它却很难。
欧阳修、宋祁主编的《新唐书》，称赞李世民“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就是这么一位英主，《序》末还总结了自己即位以来的过失，在儿子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告诫儿子不要效法他的缺点，这就不能不使人钦佩他胸怀的博大。
李世民还从历史上系统总结了国基“成迟败速”、帝位“失易得难”这一经验教训，叫太子惜之、慎之。
自鉴录
“原文”
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朕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依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
“译文”
古代有在嫡长子未出生之前就在母胎内进行胎教的传统，我却没有这番闲工夫。但是，我自从确立太子人选以来，对太子是碰到什么事就一定抓住机会进行教诲的。
比如我见到太子临到吃饭的时候，就问他：“你知道这个饭是怎么来的吗？”他回答说：“不知道。”我说：“凡是从事农事工作的都是很艰难的，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还要不违背农时，才会常常有这个饭吃。”
比如我见到太子乘马的时候，就问他：“你了解马吗？”他回答说：“不知道。”我说：“马能替人代步，代人劳苦。但是，一定要让马有劳有逸，不能使马劳之过度，这样就常常有马可骑了。”
又比如我见到太子坐船的时候，就问他：“你懂得船是怎么一回事吗？”他回答说：“不知道。”我说：“船好比是人君，水就好比是老百姓。水能够载舟，同时也能够覆舟。你现在为人主，不能不畏惧？”
还比如我见到太子靠在一株弯曲的树下歇息的时候，我就问他：“你能体会到这个树是怎么一个道理吗？”他回答说：“不知道。”我说：“这个树虽然弯曲，但如果能用木工取直用的墨线固定它，就可使之变正、变直。同样的道理，一个人主最初虽是平庸之君，但如果能虚心接受臣下的意见，到后来则可以转变为圣君。这个乃是古代的傅说所说的话，你应该好好地拿他这个话去监督自己的言行。”
“评析”
李世民撰写此文的宗旨，是勉励太子李治以该文所阐述的内容作为镜子，经常对照自己的言行，有了缺点就马上改正。
李世民坚持经常教诲太子，坚持“遇物则教诲”，这是难能可贵的。
这在《资治通鉴·唐本纪》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见其吃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逸不竭其力，则常得乘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树下则日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这些话看来极为平常，似乎全是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不见“安邦治国”等显眼的字眼，但却包含着一定的哲理，至今仍可发人深省，给人以启迪。
此文作于何年，史无明文记载。但根据文中“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等教诲，则可认定是李世民晚年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