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主简介”
李世民（公元598—649），唐朝第二代皇帝，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杰出的政治家，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
李世民在位期间，居安思危，任用贤能；虚心纳谏，有过则改；轻徭薄赋，崇尚节俭；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变革，注意协调民族关系，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他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极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军事家。在他统治时期，唐王朝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时代最著名的“治世”，为文明昌盛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他是汉族地区的天子，又是边疆各族的“天可汗”，封建王朝的英明君主。
《帝范》的内容主要是告诫太子李治将来如何当皇帝，如何当好皇帝。所谓“帝范”，实为帝王家的“家戒”、“家训”与“庭训”。
《帝范》其书不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李世民一生政治经验的总结，许多地方还对他自己一生的功过作了评述。更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还在《帝范》中告诫李治“勿以吾为鉴”，并能在儿子面前坦然承认“吾在位以来，所缺多矣”，进而历摆自己的过失，叮嘱儿子切不要学他的样。这体现出李世民在他的晚年具有“自知之明”和“自我反省”的可贵精神！
不言而喻，李世民其人和历史上其他统治者一样，有他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但他不愧为我国封建社会帝王中的佼佼者。同样，《帝范》其书完全是从巩固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的，也有着很深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有着许多值得肯定的部分。从语言上看，它属于骈散并用；从艺术性看，写得挺生动出色；从思想内容看，有着不少健康的东西，可资我们借鉴；从反映出的基本问题看，许多篇章饱含感情，令人读后爱不释手。因此，《帝范》这部一千三百年前的帝王家训，对后世影响很大，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除《帝范》这一完整的皇家家训外，李世民撰写的最典型的还有《戒皇属》、《自鉴录》两个单篇，今选取有关篇章作介绍，以飨读者。
帝范序
“原文”
序曰：朕闻大德曰生，大宝曰位，辨其上下，树之君臣，所以抚育黎元，钧陶庶类。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安可以滥握灵图，叨临神器？是以翠妫荐唐尧之德，元圭锡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开八百之祚；素灵表瑞，汉启重世之基。由此观之，帝王之业，非可以力争者矣。昔隋季版荡，海内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当经纶之会，斩灵蛇而定王业，启金镜而握天枢。然由五岳含气，三光戢曜，豺狼尚梗，风尘未宁。朕以弱冠之年，怀慷慨之志，思靖大难以济苍生，躬擐甲胄，亲当矢石，夕对鱼鳞之阵，朝临鹤翼之围。乱无大而不摧，兵何坚而不碎，剪长鲸而清四海，握欃枪而廓八纮。乘庆天潢，登晖璇极，袭重光之永业，继大宝之隆基。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甚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汝以年幼，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不知稼穑之艰难。朕每思此为忧，未曾不废寝忘食。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
“译文”
我听说天地的盛大功德在于化生万物，圣人至为宝贵者在于贵为天子的帝位了。君臣上下之别，是由礼来规定的。所以君主抚慰庶民，制驭天下，应像制陶的人转动着轮子一样应用自如。如果不是能明能知、文事武事兼备、天命所归、天道在身，怎么能够握有帝王符应、临御皇帝宝座呢？正因为如此，所以就有翠妫川的神龟重唐尧之德而负图投尧；大禹治水之功加于四海而上帝以元圭赐给禹以彰显其功。周文王姬昌时，有赤雀啣丹书进入周的国都丰，预兆周朝兴八百年之天下；汉高祖刘邦挥剑斩白蛇，启前后两汉二十四帝共四百年之基业。由此观之，帝王之位，不是可以凭借实力强求的，而是受天之命而得。隋朝末年，天下分崩离析，我先皇高祖李渊以圣明武略之姿，当天造草昧之时，天命所归，在隋末乱世中独得明道，使社会得以清明。然而由于五岳郁而未清，三光隐而不明，其时割据势力彼此相逐，更相吞噬，因而唐初仍战争不止，战场上的风尘还未停息。我以弱冠之年，怀慷慨之志，思念靖安天下之灾难，以拯救天下黎民百姓，特身披甲胄，亲自抵挡矢石，夕为敌人鱼鳞之阵所困扰，朝临对方鹤翼之阵所包围。但敌人虽强大，必能挫之；敌兵虽坚固，必能破之。我奋力消灭与唐军为敌的其他军事力量以清净四海，决心除却妖星以开拓廓清八纮，乘履庆祥，登升宝位。我备尝艰难险阻，方始正储宫，被立为太子；又经历多少曲折，才登上皇帝宝座。我虽有功业如此，但自即位以来，仍常恐惧戒慎，居安思危，如临深渊，如御朽索。而且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唯恐不得尽善始终。
你年少多受父母之慈爱，而且你所受到的教育，并不如《左传》所说那样的“教之以义方”；你所接受的庭训，远没有像孔子教孔鲤那样的“庭训有道”。你本封于并州，为一般的藩王，现属以太子之位。然而，你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我每每想到这里莫不感到忧惧，以至于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我以为上自轩辕、少昊，下至于今，这中间的开创之君、守成之主，给我们留下的兴亡治乱之道，焕然明白可见者不知有多少。因此，我就开明前古君臣兴亡治乱之实迹，遍览历代经史传籍，采酌其中的要领和可以效法之格言，以为你们的鉴戒罢了！
“评析”
此篇为《帝范》的前序。《帝范》系专门讲做皇帝的规范，以赐太子李治。
此篇写作宗旨是叙述创业之艰难，阐明撰写《帝范》的目的，以教诫李治；并谆谆教诲李治应如何持身治国，以永保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
今天让我们读一读《帝范·前序》，就可以认识到：作为封建帝王的李世民，为儿子生长深宫、“未辨君臣之礼节”而忧而惧，为儿子独钟父母慈爱、“不知稼穑之艰难”而废寝而忘食。
君体篇
“原文”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制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
此乃君之体也。
—节录自《永乐大典》
“译文”
人君在国家建立之前，必须拥有民众，有民众才会有国家。人君想要得国，必须育民以德，民人乐为之用，乃可以为国。所以国者君之本。
永乐大典
人主之体，当如山岳之尊崇，巍然镇静，岿然不动；人主毫无私心地君临万方，要像日月高悬天空，普照在下的万物一样。人君有什么举措，亿万庶众均将瞻仰以为准则而照着执行；人君以行仁义，则四海之内向往，普天之下归附。人君之志，当宽裕广大，胸襟开阔，兼收并蓄，涵容万物；人君之心，如若平正则是非明，以此裁断则无差错。人君如能顺天应人实行刑罚恩惠，就可以令行禁止，天下畏服，无远而不至；人君抚慰万方，只有慈爱宽厚才能安民、保民。人君对九族之亲，务使长者安之，少者怀之；人君又必须礼大臣，体群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人君奉祀祖先，应该善继祖先之志，善述祖先之事；人君在位，必须以不骄不慢的态度对待臣下。人君不应以己为尊贵，不应以己为才智，而应孜孜不倦地以行德义。人君如能做到上面这些，就算是做到了治理天下时应遵守的法则了。
“评析”
此篇的写作宗旨是阐述帝王治理天下时应遵守的法则。
李世民反复阐明人君之志要宽裕广大，人君之心要平正；致远要顺天应人，怀民要慈爱宽厚；对下要不骄不慢，对己要不以我为尊、不以我为智，这才叫做君之大体。
今天让我们读一读《帝范·君体篇》，就可以明白：作为封建王朝皇帝的李世民，能够如此清醒地对太子提出严格的治理天下的准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其中的某些道理，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建亲篇
“原文”
夫六合旷道，大宝重任。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以为藩卫，安危同力，盛衰一心，远近相持，亲疏两用，并兼路塞，逆节不生。
昔周之兴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内有晋郑之辅，外有鲁卫之虞，故卜祚灵长，历年数百。
秦之季也，弃淳于之策，纳李斯之谋，不亲其亲，独智其智，颠覆莫恃，二世而亡。斯岂非枝叶不疏，则根柢难拔；股肱既殒，则心腹无依者哉！
汉初定关中，戒亡秦之失策，广封懿亲，过于古制。大则专都偶国，小则跨郡连州，末大则危，尾大难掉。六王怀叛逆之志，七国受钺之诛，此皆地广兵强，积势之所致也。
魏武创业，暗于远图，子弟无封户之人，宗室无立锥之地，外无维城以自固，内无磐石以为基。遂乃大器保于他人，社稷亡于异姓。
《语》曰：流尽其源竭，条落则根枯。此之谓也。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则上无猜忌之心，下无侵冤之虑，此封建之鉴也。
斯二者安国之基。君德之宏，唯资博达，设分悬教，以术化人，应务适时，以道制物。
术以神隐为妙，道以光大为功。括苍旻以体心，则人仰之而不测；包厚地以为量，则人循之而无端。荡荡难名，宜其宏远。且敦穆九族，放勋流美于前；克谐烝义，重华垂誉于后。无以奸破义，无以疏间亲，察之以德，则邦家俱泰，骨肉无虞，良为美矣。
—节录自《永乐大典》
“译文”
天下宇宙是至远至广至大的大道，天子帝位是至极致显至尊的宝位。天下至远，远不可以独治，故与人共理；帝业至重，重不可以独任，故与人共守。所以任用皇亲国戚为诸侯，作为屏障以保卫王室中央；王室中央和地方诸侯同心同德，则能长世安民，长治久安。离中央王室远的诸侯和离中央王室近的诸侯都应互相扶持，中央王室对亲近的宗室和疏远的宗室都要予以任用。如果能这样，纵然有互相侵吞的门路，亦可闭之而不让它启开；纵然有不遵王命的嫌隙，也可以阻遏而不得滋生。
昔日周武王灭了商朝纣王而建立周朝政权，先后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周室子孙一般都得到了封地，做了大小不等的诸侯；同时，又封了一些异姓诸侯。因而内有晋、郑等诸侯国的辅助，外有鲁、卫等诸侯国的防护。周朝之所以能长久传世，原因是能实行分封制。
到了秦朝之末，秦始皇拒绝了淳于越关于分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的建议，采纳了丞相李斯实行郡县制、反对分封制的主张。因而对亲族不亲近、不分封，只相信自己的智慧，所以在国家危难时没有依靠的力量，只传了两代便导致覆亡。这岂不是枝叶不繁茂则根本难以挺拔；又如大腿和胳膊既伤则心腹欲有所为是不可能的么？
汉高祖刘邦初定函谷关以西一带地区，鉴于秦王朝不搞分封、因孤立而亡的教训，大封兄弟叔侄至亲为王，其规模远远超越了西周时封建诸侯之制，以至于大的诸侯王的权势过大，足以与朝廷抗衡；小的诸侯王也跨郡连州，占有很大地盘。诸侯王地广而强，帝室弱而被侵，有如末大根小必折，尾大身小难掉。所以就有六个诸侯王共同谋反，七个诸侯国身受刑戮。这一切都是由于分封的诸侯王地广兵强、长期发展起来的势力所造成的后果。
魏帝曹操初创基业，只知汉过，不知秦失，在分封这个问题上缺乏远见，子弟宗室虽有封位，但不与其领土，徒有虚名而已，所以宗室无立锥之地。这样一来，外无藩维之城以为固保，内无柱下之石以为基址，于是曹魏不能自保其权位，竟以天下付之他人，社稷亡于异姓司马氏。
《论语》说过，泉竭则流涸，根朽则叶枯。分封诸侯势力太大时，会造成后患，后悔莫及；而分封诸侯势力太小或不分封时，对朝廷中央又不能起辅卫作用。由此说来，不如多分封诸侯王，但不能使其势力过于强大，使大小之国相安，共其乐而同其安。果真这样，则在上者无嫌嫌疑忌之心，在下者无被侵陵冤枉之虑。这就是封建制之昭鉴和龟镜。
因此，损其太强，益其太弱，执其中道，此二者乃是安治国家之基本。人君之德，极群下之智，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由于法可以治民，所以古代君王公布的法令，悬挂在宫阙上，并用法令来教化百姓；由于理可以御物，所以古代君王将应决事务，用适当时宜，使物得其所也。“术”乃不易之法，老百姓所必须遵守，故当隐晦，使老百姓感到莫测；“道”乃无穷之理，万物之所由出，故当光大，使物不遗则为功。
人君总括其天以统之于心，则人仰望之而不得以窥测；人君度量当如广厚之大地，无所不包容，则人循依之而不得其端涯也。君主的功德广博，以致老百姓不知怎样去称赞他；人君如能以天为心，以地为量，就可以称之为宏远了。尧具圣德，又有亲睦九族，流布美善之道在于前，你可以效法；舜亦圣明，又能和谐以孝，因而垂美誉在于后，你可以仿效。不要让诈伪之行破散了义，不要让疏远的人离间了亲近的人。凡对事事物物，审察必合于道德，则各诸侯国完全可以得到平安，而近亲至戚之间亦可保无疏虞，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啊！
“评析”
此篇的写作宗旨是论述分封亲族对巩固帝位的重要性。
历史发展到了唐朝，“封建”之制已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李世民为了使唐朝长治久安，还再三强调“封建”的重要性，不能不说是个倒退。同时，秦传二世而亡，主要是由于秦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而李世民则认为应归咎于秦王朝在当时没有分封子弟功臣，使王朝中央孤立无援，这也是与历史事实不合。
但是，李世民在此篇中一方面阐明了建亲之道，不特要在骨肉亲族范围之内，就是对于那些贤德忠纯、明哲通才之君子，亦应建而亲之；另一方面又勉励太子去努力效法尧之圣德，仿效舜之圣明，做一个大有为之君。这些都是合理和难能可贵的。
求贤篇
“原文”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舜举八元，以成恭己之隆，用赞钦明之道。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待风云之会；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明君旁求俊人，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吕望渭宾之贱老，夷吾困于缧绁，韩信弊于逃亡。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终能献规景亳，光启殷朝；执旌牧野，会昌周室。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汉以六合为家，是赖淮阴之策。
故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鹄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斯逸。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乃求贤之贵也。
—节录自《永乐大典》
“译文”
凡是一个国家要得到匡正辅助，没有忠良之臣是不行的。得人则治，失人则乱，任用得人，天下自治。所以尧选择有分掌四时、方岳才能的官员而任用之，故能赞其敬事节用之道；舜举提拔有特殊才能的人而加以重用，故能成其恭敬自持之重。士人之居世，贤人之立身，他们在没有遇到时机以前，大多是隐居以待局势的变化；他们怀有卓异的才能，一定要在时机成熟之时方肯出仕。因此，英明的君主务必要多方寻求德高望重的贤德之人，务必要多方考察心虽居于卑微地位但确有才德的人，决不能因人才地位卑下而不用他，也决不能因人才染上某种污浊而看不起他。
古代的伊尹最初是耕于有莘这个地方，后来又成为有莘氏的“媵臣”；吕望起初是钓于渭水之滨的穷困潦倒的老人；管仲曾事公子纠，公子纠死后他曾一度被囚禁；韩信早年曾因贫困而过着流亡漂泊的生活。然而，商朝汤王并不因为伊尹贱得曾为媵臣、负鼎俎为奴以为羞，仍立伊尹为相；周文王并不因为吕望曾屠牛沽酒、垂钓渭水以为耻，仍拜吕望为师。结果伊尹献规于亳以助太甲，使商朝得以昌盛；吕望相武王，执旌旗而誓师牧野，使周室天下大定。同样，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赖管仲之谋；汉之灭楚，定天下为一家，也全靠淮阴侯韩信之策。
所以说舟航渡海，必借助于桡楫之功；大鸟高飞，唯凭借着羽翼之故；帝王欲建长治久安之邦国，亦必须有贤才辅翼支助。因此，如人主辛勤地寻求贤能之人，则治国时便可安逸无劳。虽然珠宝之光能照亮十二车，虽然黄金累积有成千之多，却远不如多得人才，远不如求得一个贤士！因此，有国者决不应以宝为宝，而应以求贤为贵啊！
“评析”
此篇的写作宗旨是阐述求贤用贤对创业治国、安邦定国的重要性。李世民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皇帝。他在人才理论和人才实践上都有重要建树，是继曹操以后的又一个杰出思想家和实践家。在此篇中，李世民反复叮咛和告诫太子：人君如能任使得人，天下必然自治；人君要旁求俊人，博访英才；人君用人要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人君不应以宝为宝，而应以求贤为贵等。可见，唐前期出现封建社会的“太平盛世”不是偶然的。
今天，让我们读一读《帝范·求贤篇》就可以知道：这些虽是帝王家训的语言，但包含的内容丰富，有着许多合理的因素，对于今天的人特别是掌权的人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审官篇
“原文”
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然则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鸡；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兽。一钧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百石之车，不可满以斗筲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小，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
斯二者治乱之源。立国制人，资股肱以合德；宣风道俗，俟明贤而寄心。列宿腾天，助阴光之夕照；百川决地，添溟渤之深源。海月之深朗，犹假物而为大，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故云：“则哲惟难。”良可惧也！
—节录自《永乐大典》
“译文”
设置官吏，使其各有自己的职守，分别负责各方面的工作，就可以阐扬德化，宣布风教。因此，明哲之君在用人的时候，就好比巧匠之裁木，直的可用做驾车之木，弯的可用做轮子，大材可用之于栋梁，小材可用之于栱角。无论曲直长短，皆得其宜，各有所用。明哲之君擢用人才，完全同巧匠裁木的道理一样，智者可以发挥他的策略，愚者可以发挥他的蛮力，勇者可以发挥他的武威，怯者可以发挥他那谨慎从事的长处。无论智愚勇怯，均可兼而用之。所以良匠能尽其木之性而用而无弃遗之材。明主能尽其人之能而用而无遗弃之士。不可以因为某人偶然有一恶而忘其昔日之累善，也不可以因为某人偶然有微过而忘其过去之功劳。人君设官分职，当各尽其所有的才能而用之，不可求全责备。函牛之鼎用来烹鸡，多汁则淡而不可食，少汁则熬而不可熟，由此证明大不可以小用；捕鼠的野猫，如果用它去搏击猛兽，无异于去送死，由此亦证明小不可以大用。只有三十来斤大小的器具，不可能容纳长江、汉水的水流，由此证明轻不可以重用；大到百石之车，数量极少的斗筲之粟是无法使之盛满的，由此亦证明重不可以轻用。这就说明大小轻重应当随其器具而用之，不可以勉强其所不能也。今天的人，智谋有长短，能力有大小，或聚百而尚小，或总一而为多。只有轻材的人不可以委以重任，只有小智力的人不可以让他处理大事。这就进一步说明，人君如果委任得人，就可以深居高栱，不时敦促被委任的大臣把事情办好就行了，所以说是“不劳而化”。
一治一乱，在于得人或失人，所以“得人”、“失人”这二者乃治乱之本源。人君创业立国，驾驭国民，全靠得力的臣僚同心同德；人君宣播仁风，教导美俗，须待明哲贤能之人赤诚辅佐。众星虽小，但腾布于天，可以助月之光；百川之水，决流于地，其流虽微，亦可以资添大海。像海这样的深，月这样的明，也还是需要依靠他物以成光大，何况人君在上临下，其统治至大至远，运营方寸之心，包涵九区之天，若不设官分职凭借众力，以独力何得成其功业？所以人君必须明辨职位大小，审查臣属是否贤俊，然后根据才能短长，分别授予爵禄。人君如果用人得当，则必仁风流行，教化浃洽；如果用人不当，则必亏坏风教，灭伤人伦。所以说，人君设官分职以治天下，其要在于知人。知人之难连尧舜那样的圣君也不例外，因此作为后世的人君能不很好地审慎其官吗？
“评析”
此篇的写作宗旨是阐述了审察、选择、任用官吏对治国安邦的极端重要性，并揭示出“小才不可大用，大材也不宜小用，只有量才而用，始能于民于国有益”这一看来平常、实际却重要的道理。
的确，任用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国之安危，民之休戚，所以不可不审慎。让我们读一读《帝范·审官篇》就不难发现：这虽是古代封建帝王提出的命题，而李世民更为重视，更切戒之。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合理的因素，诸如“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等等，在今天的用人任职问题上，仍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