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鹏飞
性灵说取意自“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里作为晚明公安派诗文创作的思想口号，有别于清时袁枚的诗论。着眼点既然放在当时成就和影响最大的袁中郎身上，不妨更缩小范围，称这个性灵说为袁中郎所提倡的性灵说，以便于更准确地与他的创作进行比较。清钱谦益在《袁稽勋宏道》文中云：“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模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中郎之论”就是本文性灵说的内容。
一
“中郎之论”集中体现在袁中郎为别人诗文集所做的序文中。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一）反对复古。“顾奚必古文词而后不朽哉？”“大约愈古愈近，愈似愈赝，天地间真文澌灭殆尽。”（《诸大家时文序》）“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这是从时代变迁上来讲。又从复古危害上讲道：“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勿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吁，诗至此，抑可羞矣。”（《雪涛阁集序》）
（二）提倡性灵。“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叙小修诗》）又江盈科在《敝箧集序》中引述袁中郎的话说：“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耳。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是之谓真诗。”
（三）提倡自然。“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具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叙陈正甫枙会心集枛》）
（四）提倡真。“贵其真也。”（《诸大家时文序》）“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为真诗，可传也。”（《叙小修诗》）“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识张幼于箴铭后》）
（五）提倡独创。“彼圣人、贤者，理虽近腐，而意则常新；词虽近卑，而调则无前。”（《诸大家时文序》）“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叙小修诗》）“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尺牍）
二
中郎之论并非凭空而出，有深刻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主要有以下六点。
（一）从创作实践上来讲，超越古人是非常困难的，不另辟蹊径就会死于古人之下。对此袁中郎有深刻体会：“余始入灵隐，疑宋之问诗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词客，捃拾帮凑。及登韬光，始知‘沧海’、‘浙江’、‘扪萝’、‘刳木’数语，字字入画，古人真不可及矣。”（《灵隐》）
（二）同时代人对袁中郎的影响，尤以袁宗道和李贽为最深刻，其中袁宗道更多是扮演了沟通袁中郎和李贽的桥梁角色。袁宗道的文学主张，见于《北游稿小序》：“其诗非汉魏人诗，非六朝人诗，亦非唐初盛中晚人诗，而丘长孺氏之诗也。”他提倡写自我，对弟弟袁中郎自然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李贽对袁中郎的影响更为深远。“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力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这一段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袁中郎从李贽处受益的情形。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专制制度走向崩溃，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学术思想界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斗争。李贽在著名的《童心说》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对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张文学要写“童心”，即“真心”，是未受过虚伪理学浸染的“赤子之心”，认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体现。这直接成为中郎之论的核心思想。（三）佛家思想也成为中郎之论的一个思想来源。袁宏道的佛学思想主要是禅学思想，他的禅学思想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鼓吹人生纵情适欲的华严禅，到提倡念佛往生的禅净合一的净土禅，再演化为安心任运的随缘禅。可以发现，不变的是在禅中追求真性情的态度，这直接进入他的文学主张中。
（四）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成为中郎之论发轫并成熟的一个反向催生剂。晚明之际，复古之风过甚，弊害甚大。“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叙小修诗》）袁中郎想扭转这个不良风气，提出中郎之论，不惜矫枉过正：“余与进之游吴以来，每会必以诗文相励，务矫今代蹈袭之风。或曰：‘……诗穷新极变，物无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进之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也。’”（《雪涛阁集序》）此又何尝不是中郎夫子自道？
（五）晚明的民间文化对中郎之论也有贡献。万历二十五年，中郎解任后至杭州，曾致函其兄袁宗道云：“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为诗，故足乐也。”民歌有自由情真的传统，对中郎形成性灵之说提供了一个可以模仿的样式。
（六）中郎之论也是袁中郎考察文学史后得出的看法。“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唐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辨说，有论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然其敝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明于此，可知中郎之论不仅是时代产物，也是文学流变的必然趋势。
三
以上总结中郎之论的主要内容和原因，现在从中郎诗文两个方面的创作来看中郎的实践。关注点主要放在他的作品与他的主张有出入的地方，从中可以看出中郎之论的局限性所在，进而更好地理解中郎之论。
中郎之论与他的作品之间的不同，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主观上中郎反对复古，但并不反对学古。这在他的诗歌中有明显的痕迹。他学古人，如《古荆篇》，刻意模仿唐人卢照邻《长安古意》一诗，其中“荣枯翻复竟何言，昨宵弱水今昆仑”与《长安古意》中“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君看白雪阳春调，千载还推作赋才”与“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皆异曲同工。他也学古乐府，《紫骝马》属于乐府《横吹曲》，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四引《古今乐录》云：“《紫骝马》古辞云：‘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又梁曲曰：‘独柯不成树，独树不成林。念郎锦裲裆，恒长不忘心。’盖从军久戍，怀归而作也。”中郎《紫骝马》如下：
紫骝马，行且嘶。
愿为分背交颈之逸足，不愿为追风绝景之霜蹄。
霜蹄灭没边城道，朔风一夜霜花老。
纵使踏破天山云，谁似华阴一寸草。
紫骝马，听我歌。
壮心耗不尽，奈尔四蹄何！
再看李白的《紫骝马》：
紫骝行且嘶，双翻碧玉蹄。临流不肯渡，似惜锦障泥。
白雪关山远，黄云海戍迷。挥鞭万里去，安得念春闺。
不难看出，中郎的拟作不仅继承了古人诗言志的传统，还反映出自己中进士后进退两难的心境。此类诗歌在中郎集中随手可触，这里不多赘述。
第二，客观上中郎的创作并非完全任性而为。前面以诗歌为例，这里以他的小品文为例。小品文可以说是明清时代的特色文体之一，可以独创的空间远比诗歌广阔。但是由于客观上的限制，中郎的小品文并非代表了中郎的性灵，只是代表了他的一个方面而已，比方说他的游记代表了他闲适的一面，如《雨后游六桥记》：
寒食后雨，予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忽骑者白纨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偶艇子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
他的尺牍代表了他率性的生活，如《与徐汉明》：
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玩世者，子桑伯子、原壤、庄周、列御寇、阮籍之徒是也。上下几千载，数人而已。已矣，不可复得矣！出世者，达摩、马祖、临济、德山之属皆是。其人一瞻一视，皆具锋刃。以狠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行虽孤寂，志亦可取。谐世者，司寇以后一派措大，立定脚跟，讲道德仁义者是也。学问亦切近人情，但粘带处多，不能迥脱蹊径之外，所以用世有余，超乘不足。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善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唯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
通过这些文章，根本看不出中郎在为官期间洞悉时弊，革除冗政，为官清正，两袖清风。这里有一个反证。中郎以自己的中郎之道来评判当时的时文（即八股文），对它多有褒义之辩，而置于今日，八股文的贬义色彩更为浓厚。可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中郎到底无力挣脱时代的局限。
结论
常说理论指导实践，作家的理念跟他的创作之间的关系实在微妙，中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在理论建构和诗文创作中，皆取得不俗成绩，从上文对他的繁琐的探讨和比较中，不难发现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多么困难。中郎之论中郎自己并没有完全付诸实践，也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践，但是他却取得了诗文的大成就；随后的跟随者竭尽全力按中郎之论创作，却往往难以超越，走入误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中郎之论是中郎自己实践和探索的产物，对于别人没有完全的可复制性。
当代作家如何走出前人的阴影秀出自己，从中郎身上大约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该文为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校园文学大奖赛获奖作品，作者时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7级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