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归属说起，博弈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人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局面下，为什么有时事与愿违，有时又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合作是如何产生并取代相互伤害的？
成为“显学”的博弈论2005年10月，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宣布：本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博弈论研究专家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
这已经不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对博弈论的首次青睐了：1994年度和199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曾由纳什、泽尔滕、海萨尼、莫里斯和维克瑞等博弈论专家分享。博弈论研究专家接二连三获得诺贝尔奖，无疑凸显了这一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青睐博弈论的不仅是诺贝尔奖，也不仅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事实上，博弈论已经成为今日的“显学”，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被越来越多的领域所应用。现在报刊上可以不必加注地使用博弈论术语，更有人认为博弈论“非常有必要和完全应该从经济领域的应用扩展到社会领域，且其作用和意义，会比博弈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更大和更重要。”
博弈论的诞生和受重视程度，自然是与一定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刚刚过去的20世纪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进步最迅速，同时也最血腥的100年，美好未来的光明和世界末日的阴影同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在这100年里，世界真正成为了一体——不但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科技的发展、文化的交流、经济的全球化，也把世界各地的人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今天，战争作为“最终解决手段”的思维已经被抛弃，人们承认必须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但事实上，各种竞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演越烈。在国际政治、企业竞争以及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中，这种紧张的竞争关系都表现得十分充分。
人们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如何在相互的利益冲突中取得比较满意的结果？如何在各有利益诉求的同时实现合作？这些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正是博弈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正是博弈论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
游戏——人生的模型“博弈”这个词听起来高深莫测，其实它就是“游戏”的意思。更准确点说，是可以分出胜负的游戏。“博弈论”如果直译就是“游戏理论”，或不妨说，是通过“玩游戏”获得的关于人生竞争的知识。
游戏是什么？简单地说，游戏是人生的抽象。
比如国际象棋，有这样几种角色：国王、皇后、骑士、主教和小兵，俨然是一个政教兼备的小王国。当然，比照人生，这个模型是太简略了，但是一样可以反映人生的某些道理。而且，唯其简略，这些原本被生活的复杂表象所掩盖的道理才更清晰可见。
面对复杂事物时，人们常落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陷阱，被细节压得喘不过气来，找不到重点。在游戏中，可以反映出一些现实世界的问题，并将干扰因素减至最低，是一种很适当的决策入门方法。
围棋可能是最简单也最复杂的游戏，它源于4000年前的中国，但直到现在，我们也未必真正弄懂了它。最简化的棋盘——纵横各十九条线（最初是十七条）编织成的一张网；最简化的棋子——只分黑白两色；最简单的规则——轮流下子，两气活棋，空多者胜，再加上一些“劫争”之类的补充规定。一个对围棋一无所知的人也能在几分钟内学会，可是它的玄妙深奥却又超过了任何一种棋类游戏。如果你在围棋上下过一些工夫，你就一定能从中领悟某些哲理，例如“不输就是赢”、“流水不争先”、“乱中求胜”、“过犹不及”等等。在这一点上，游戏有些像我们从小阅读的寓言故事，我们不正是从这些“小中见大”的故事中学会生活道理的吗？
游戏是学习的好方法。击败了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曾说过：“滑铁卢之役的胜负是在伊顿中学操场上决定的。”平时勤于练习技巧和战术，在危急时才不至于慌了手脚，这个原则适用于大多数的比赛或游戏。
最妙的是，在游戏过程中，你不会损失任何东西，即使是输了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在“大富翁”的游戏中，你可以从一眨眼输掉几百万元的经验里，学会如何精明地买卖房地产，又不必付出任何代价。
从小我们就是从游戏里学习怎样生活，怎样与他人相处，怎样适应并利用这个世界上的种种规则，并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人格。因此，不要小看游戏，它的确是人生的模型。
玩游戏需要用到许多不同类型的技巧，其中一种是基本技巧，比如打篮球不能缺少的投篮能力，在法律界工作不能缺少的案例积累能力，玩围棋的时候需要记住大量的“定式”（双方可以接受的变化，可称为围棋棋盘上的“均衡”）等。这些技巧一旦脱离了游戏，可能就没有多大用处了。但博弈论的策略思维则是另外一种技巧，它要求从你的基本技巧出发，考虑的是怎样将这些基本技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可以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博弈论与诺伊曼博弈论是由两位杰出的学者——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在上世纪中期创立的。
约翰·冯·诺伊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是匈牙利天才的数学家，有人甚至称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脑”。为他赢得“天才”声誉的主要是他在纯粹数学和数学物理学方面的贡献，但是他的两个“业余爱好”的产物却让他更为大众熟知：一个是计算机（他是现代二进制数字计算机研究理论的创始者）；另一个就是博弈论。
尽管对具有博弈性质的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例如，1838年古诺简单双寡头垄断博弈；1883年伯特兰和1925年艾奇沃奇思研究了两个寡头的产量与价格垄断；2000多年前中国著名军事家孙膑利用计谋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等等都属于早期博弈论的萌芽，但那都是零星的、片断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不系统。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冯·诺伊曼沉醉于研究各种扑克游戏——当然他感兴趣的不是赢钱，而是游戏中的各种要素——如虚张声势、使用骗术、猜测对方意图以及一切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手法，他希望找到某种数学结构揭示这些手法的规律。
冯·诺伊曼曾经这样解释博弈论不同于棋谱之类的“游戏理论”：“下棋不是博弈，因为下棋是一种定义完善的计算，你也许无法给出答案，但是理论上任何棋局都有一个正确的解。而博弈不是这样，实际生活也不是这样，它们包括虚张声势、骗人的小计谋、相互捉摸以便应对等等，博弈论研究的就是这些东西。”
在诺伊曼看来，“博弈”就是一种冲突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参与者必须作出选择，并对对方的选择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和选择决定了博弈的结果。诺伊曼希望了解博弈中是否总有一种理性的解法，揭示林林总总的各种博弈背后的规律。
当他的研究接近完成时，他意识到这一理论可以应用到经济学、政治学和其他领域中。
1939年，冯·诺伊曼遇到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并与其合作才使博弈论登堂入室，成为一种新的学科。
1944年，诺伊曼与摩根斯坦的《博弈理论与经济行为》出版，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
书中提出的标准型、扩展型和合作型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
这本书雄心勃勃地梦想为经济学找到公理化的“解”：“我们希望建立起令人满意的……典型的经济行为与适当的策略的数学表达严格一致。”但是在问世之初，这一理论并无多大影响：因艰深难懂（书中充满了数百个数学公式）而读者寥寥，只是在几年以后才得到学术界的肯定，人们把它看作是开辟了一个重要的学科，并预言“我们的子孙将把这看作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之一。该书作者成功创建了一门新的真正科学——经济科学，而且它无疑是正确的”。而这也似乎验证了博弈论在人们头脑中是一个博弈过程。
博弈论说了什么用专业术语说，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直接相互作用时，人们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如何达到均衡的问题”。说来有点绕嘴，但是内容还是很好理解的，那就是在博弈论分析中，每个对弈者在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时不但要根据自身的利益和目的行事，也要考虑到自身的决策行为对其他人的可能影响，以及其他人的行为对自身的可能影响，通过选择最佳行动计划，来寻求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
我们可以借一个最简单的两人对抗游戏说明这个道理：一个人手里藏着1粒小石子儿，双手握拳，让你猜石子儿在哪一只手，猜对了就赢1元钱，猜错就输1元钱。这个简单的“猜石子儿”游戏实质上是一个零和游戏（也就是说一个人赢一个人输），输赢的几率是一半比一半，看起来不用任何技巧，只要没有透视眼，谁也无法事先知道小石子儿藏在哪只手里。
但这只是头几次的情况，一旦对方留意到你习惯把石子儿藏在右手，或者每玩一次就换手，或其他的某种规律性，就可以很快猜赢你。同样地，如果你注意到对手总猜左手，或每次都换手猜等，那么你也可以把他痛宰一顿。如果他完全不露痕迹，那么你最好也小心点儿，不要露出马脚，否则对方要赢你简直易如反掌。不管对哪一边来说，注意对方无意中显露的习惯，都会十分有利。一段时间后，这样的竞赛对聪明人比较有利。
游戏规则虽然简单，但却有相当大的挑战性。大约40年前，贝尔电话公司实验室中一位天资过人的数学家，也是信息论创始人香农发明了一个猜测机器来跟真人对决，这个机器成功击败真人，因为人们永远无法隐藏自己的思考模式。
这个游戏的最佳策略就是尽可能找出对手行为的规律，自己则随机出招，简单地说就是一面藏拙，一面利用对手的弱点。所有竞赛游戏都是这样：橄榄球运动员尽量混合不同的跑位和传球；机智的棒球投手会以快速球配合变化球来封锁对手的攻势；桥牌能手也不会每次都唬人。但请注意，如果每次都在出其不意时使出绝招，这也是一种行为规律。假如双方在玩石子儿游戏时都很成功，不露破绽，那么最后就会打成平手。它的技巧就是尽量利用对手行为的可预测性，并尽可能让对方猜不中你的模式。香农的机器连续赢了好多回，最后才输给一位企业总裁——他的思考是相当随机的。
博弈的类型从博弈的均衡结果来看，博弈分为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纳什等博弈论专家研究得更多的是非合作性博弈。
所谓合作性博弈是指参与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与其他参与者谈判达成协议或形成联盟，其结果对双方均有利，人们分工与交换的经济活动就是合作性的博弈；而非合作性博弈是指参与者在行动选择时无法达成约束性的协议。如“囚徒困境”以及公共资源悲剧。
博弈又分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静态博弈指参与者同时采取行动，或者尽管参与者采取行动有先后顺序，但后采取行动的人不知道先采取行动的人采取的是什么行动。动态博弈指双方的行动有先后顺序，并且后采取行动的人可以知道先采取行动的人所采取的行动。
从知识的拥有程度来分，博弈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信息是博弈论中重要的内容。完全信息博弈指参与者对所有参与者的策略空间及策略组合下的成本有完全的了解；而在不完全信息的博弈中，至少有一个参与者不能确切知道其他参与者的成本函数。对于不完全信息博弈，参与者所做的是努力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
人生无处不博弈如果把博弈论推而广之，就不仅限于经济或政治领域，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甚至生命的演化，都可以看作是永不停息的博弈决策过程。
人们每天从一早醒来就必须不断地作决定，我们日复一日决定早餐要吃什么，直到养成固定的饮食习惯；要不要到超市疯狂采购一番；要不要看场电影、散散步，甚至读一本书……这些都是小事情，还有更重大的：报考什么学校、选择什么专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怎样开展一项研究、如何打理生意、该与谁合作、做不做兼职、要不要辞掉工作、要不要竞争总裁的职位等，这只不过是人生中重大决策的几个例子。
在这些决策中，有些是完全由你一人作决定的（比如去不去散步），但是更多情况下，并不是你一个人在作决定——任何社会中，人都不可能完全封闭的，不可能在一个毫无干扰的真空世界里作决定。相反，你的身边全是和你一样的决策者，他们的选择与你的选择相互作用。这种互动关系自然会对你的思维和行动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别人的选择和决策直接影响着你的决策结果，这种相互影响有时甚至是觉察不到的。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摆脱这种相互影响了，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会中，是一张大网上的一个个结。
为了解释和理解博弈决策的相互影响，我们不妨看一看一个石匠的决策和一个拳击手的决策会有什么区别。当石匠考虑怎样开凿石头的时候，如果地质情况清楚，他不必担心石头可能会主动跳起来跟他过不去——他的“对象”原则上是被动的和中立的，不会对他表现策略对抗。然而，当一名拳击手打算攻击对方的时候，不仅他的每一招进攻都会招致抵抗，而且他还面临对方主动的出击。
在人与人的博弈中，你必须意识到，你的商业对手、未来伴侣乃至你的孩子都是聪明而有主见的人，是关心自己利益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被动的和中立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目标常常与你的目标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他们当中包含潜在的合作因素。在你作决定的时候，必须将这些冲突考虑在内，同时注意充分发挥合作因素的作用。
为了自己，也为了与他人更好地合作，你需要学习一点博弈论的策略思维。正是因此，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走出零和游戏当我们说到“博弈思维”这样的字眼时，可能会很自然地想到“谁输谁赢”这类的问题。或许你决定要读这本书，也是希望学到一点东西以应付日后的竞争。这很自然，因为我们熟知的多数游戏都是“零和游戏”。
当你看到两位对弈者时，你就可以说他们正在玩“零和游戏”。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计算为失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 （-1）=0。
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但整个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
“零和游戏”受到关注，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情况，胜利者的光荣背后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游戏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个别人、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掠夺。
“零和游戏”是人们固有的思维定式，胜利即是击败对手，也就是所谓“赢家通吃”。人类发展史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这种“赢家通吃”的悲剧在于：由于大家都这样选择，结果就是没有赢家。
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有些兴趣，你就可能知道相当多的君臣相残的故事。的确，在封建专制制度中，君王和大臣的关系似乎是一个死结。在这种制度下，“产权关系”是很明确的：皇帝是“天下”的唯一所有者。但是他显然不可能独自治理他的产业，必须聘用一些“代理人”——各级官吏来帮助他。官吏能干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官吏太能干了，甚至对他的产业构成威胁时，矛盾就出现了。
一方面是功臣的悲剧。“功高震主”，臣子的卓越功勋，常常会招致君主的猜忌，结果就是韩信式的下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可是另一方面，奴大欺主、尾大不掉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多尔衮、鳌拜这样的臣子，在历史上也不是绝无仅有。
几乎从中国建立大一统的王朝以来，这一“传统”就开始了。秦朝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15年，却已经把李斯、蒙恬等一大批功臣送上了断头台；继承秦朝遗产的汉朝更是留下了“汉家待功臣薄”的坏名声；接下来的隋、明等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王朝，无不对功臣大开杀戒。就连历史上比较开明的唐太宗，虽然没有大规模地屠杀过功臣，但也曾经作出过这样的威胁。有一次他对尉迟敬德（刚刚因为争功胡闹了一次）发脾气说：“我过去一直认为汉朝天子杀害功臣是不对的，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这样做，但是你的行为让我开始理解他们了。”可另一方面，汉、晋、隋、唐等朝又都是被权臣终结。所以把责任归之于任何一方，似乎都不够客观、公正。
双方的这种“博弈”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君主们拿臣子当贼一样防着，不断地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大臣们也不肯出力建功，免得成为出头鸟。所以在古代中国，“中庸”、“无为”的思想才会这般流行。君臣双方都没有一个好的如何分配权力的制度安排，也没有一个安全的“退出机制”，这是问题存在的关键。
与历朝历代“解决”这一问题的血腥相比，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似乎比较平和，但实际上，这是帝王单方面的胜利，因为功臣在交出兵权之后，并不一定能换来安全。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君主的单方面“霸王条款”，这种条款是不可能被对方心甘情愿接受的，因此这种方法也绝非解开君臣死结的良策。
道理谁都明白，上下同心，群策群力，可以实现“双赢”：王朝稳固，大臣们享受高官厚禄。可是这个“双赢”的最好结果是需要双方合作的。显然，对于任何一方来说，指望别人合作（哪怕结果对大家都好）似乎并不是最有利的结果，理想的结果是：不管对方合作不合作，自己都能占据上风（正是我们以后要谈到的“优势策略”）。所以君主的理想状态是：如果臣子们尽忠尽力，当然更好；如果他们中有人不听话，也不能威胁到我的统治。所以我必须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臣子的理想状态是：如果君主用人不疑，我可以“兼济天下”；如果他不可信赖，我就“独善其身”。当然，这也难免被动，对于有野心的臣子来说，更理想的状态是：如果君主明白事理，我就“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果他不懂事理，必要时我就把他一脚踢开，自己做皇帝。
显然，权力成了刀把子，谁抓在手里谁就成为老大。最要命的是，一旦你被卷进了这场游戏，你就只能努力去争夺那个刀把子。因为你抓不住刀把子，刀锋就会伤到你。
无人地带：为什么合作不能达成荣获第7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无人地带》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两个民族的悲剧。
故事发生在波黑战争期间，一群波斯尼亚士兵在大雾中迷路，走到了塞尔维亚人的阵地前面。在大雾散去以后，塞尔维亚士兵发现了这群波斯尼亚人，并发起了进攻。
在这场杀戮中，西基似乎是唯一的幸存者，他设法隐藏在了“无人地带”处的一个遗弃的战壕里，还俘虏了前来打扫战场的塞尔维亚人尼诺。后来他们又发现另一个波斯尼亚士兵塞拉也还活着，但是十分糟糕的是，他受伤了，而且身体下面还被塞入了一颗地雷，如果他动一下的话，三个人都会死。
事情开始变得复杂了，他们被相同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于是开始“合作”：分别向各自的阵地喊话（他们正好夹在敌对双方的中间，也就是“无人地带”），要求双方不要开枪；他们也试图“解决”敌对关系，比如谈论双方共同的朋友。但是由于相互之间的恩怨和不信任，他们又时常争吵，要求对方承认己方是挑起战争的罪人。
双方的部队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麻烦，于是都向联合国部队请求援助。本来问题到此可以解决了，可是复杂的历史原因（双方的敌意）和现实的困难（塞拉身体下面要命的地雷）制造了很多问题。由于媒体的曝光，全世界都在关注这起事件，联合国不得不派出高级官员前往解决，但还是无能为力……最后的结果是，尼诺和西基在“循环报复”中送了命，联合国部队制造了“和平解决”的假象来应付舆论。而塞拉还是躺在那颗该死的地雷上，在夜幕中等待着他的命运……这部电影充满了隐喻（如地雷就是一个民族仇恨的象征：很容易埋下，但无法解决），而且很有博弈色彩。尼诺和西基都是好人（换言之，也就是有合作愿望的人），他们都曾占有绝对的优势（枪在自己手里），但并没有打死对方；塞拉也是，他并没有引爆地雷，跟无情抛弃他的人们同归于尽。双方军队也都因为自己人处在危险中无意对抗，联合国军更是担负着维护和平的使命……似乎每个人都希望解决问题，可是为什么最终的结局如此悲惨呢？
他们面对的最大困境可能是无法互信（有一个细节：尼诺三次伸出手要求与对方认识，但没人理他。要知道，彼此的了解正是合作的第一步），但更关键的矛盾也许是对抗思维。
公平来自博弈博弈不一定是坏事，也未必不能取得好的结果。我们今天享受的丰富的物质生活，都是来源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同样也是博弈的结果。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经典之作《原富》中关于自私行为与市场运作的两段，是经济学上被引用得最多的名言：“很多时候，一个人会需要兄弟朋友的帮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们的仁慈之心，他将会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对方的利己之心，从而证明帮助他人是对自己有益的事，那么这个人的成功机会较大。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议，都是这样想的：给我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所需要的——这是每一个交易建议的含义；而我们从这种互利的办法中，所获得的会比我们所需要的要多。我们的晚餐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私利。……”
所以，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利益。一般而言，他的意图不是为公众服务，也不去想自己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无意之间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远比有意而为要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