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人与动物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儒家亚圣孟子的说法最具有代表性。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就是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很少一点点，一般的人常常轻易地丢弃了它，而君子则牢牢地保存了它。孟子这段话寓意深刻。
首先，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异很少。就是说，人和禽兽相比，在躯体上是很类似的。譬如，人有五官、有四肢，禽兽也有，人有饥食渴饮，有口好味、耳好声、目好色等生理欲望，禽兽也都有，对这些人与禽兽很类似的地方，孟子称之为“小体”，即指人与生俱来的本能。然而，人虽绝大部分类似于动物，但人毕竟不是禽兽，人还具有“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部分。这一点点的差别是什么？就是人有道德心（即人有伦理意识和道德情感），禽兽则没有。孟子称之为“大体”。可见，在孟子看来，“小体”是人与动物共同的地方，只有“大体”，即人的道德心，才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它集中表现为仁义礼智等善德。
其次，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这一点点差异（道德心），是既能保存又可能丢弃的。人若是丢弃了它，就会变得与禽兽没有两样了（当然，丢弃了还有可能再度恢复，这就需要进行教化）。只有君子（有道德修养的人）才能自觉地保存它，并把它彰显出来。所以，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君子），关键在于克制那些与禽兽相同的部分而保存发扬那“几希”的“人性”。所以，孟子说：“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孟子·告子上》）意即身体有重要的部分，有次要的部分；有小的部分，也有大的部分。不要因为小的部分而损害大的部分，不要因为次要部分而损害重要的部分。护养小的部分的是小人，护养大的部分的是大人。
最后，在孟子看来，人与禽兽的这一点点差异（道德心，亦即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正如人有口好味、耳好声、目好色等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一样，人的道德属性（即人性）也是与生俱来的。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不自觉罢了）。”（《孟子·告子上》）因此，孟子又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意即没有怜悯心的，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的，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的，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的，不是人。孟子还特别称这四种心为“端”。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由此可见，人的道德属性（即人性）来自于心的“四端”，但是人若不扩充实践这四种善端，则无道德属性（人性）可言。因此，孟子又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意即所有具备这四种善端的人，如果知道去扩大充实它们，（善德）就会像柴火刚刚燃烧，泉水刚刚涌出一样。如果能扩充它们，就足以保住天下；如果不能扩充它们，连侍奉父母都做不到。
可见，孟子是在人与禽兽的比较中界定“人性”的，是以人心中所固有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为“性”亦即“人性”的。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为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中国哲学大纲》），唐君毅先生认为，孟子人禽之辨的要旨，乃是“使人自知人之所以为人”。
（二）人之有别于禽兽，在于懂礼义，有人伦教化
荀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识别能力（即“有辨”），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与其他万物的区别，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有两只脚而身上没有毛，而是因为他们对各种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区别，即“有辨”。有什么辨？有上下亲疏之分，有礼义之辨。禽兽没有上下亲疏之分，没有礼义之辨，父子可同与一雌性禽兽发生关系。可见，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礼义人伦而知道羞耻，禽兽则无礼义人伦而无耻。
儒学经典《礼记·曲礼上第一》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意思是说，鹦鹉能言，始终是飞鸟；猩猩会说话，也始终属于禽兽。现在作为人如果不讲礼义，即使能说话，那也还是禽兽之心。禽兽没有礼义，父子可同与一雌性禽兽发生关系。因此之故，圣人出来制定礼义以教化人，使人因有礼义而自觉地与禽兽区别开来。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意即一个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安逸，却没有受到人伦教育的人，则和禽兽差不多。圣人为此而担忧，就派契做司徒，用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伦常关系和道理来教育百姓，使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有内外之别，兄弟之间有长幼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正是因为有了人伦教化，才使人摆脱禽兽境界，进入了人的境界。可见，人与禽兽的区别还在于人有人伦教化。
宋儒朱熹认为，仁、义、礼、智是“天地之性”（又称“天命之性”），万物都禀赋了仁义礼智，如蚂蚁有“君臣之义”，虎狼有“父子之亲”。然而人性与物性毕竟不尽相同，“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耳。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孟子集注·离娄下》）。人生来就具备四端五常，“人之异于禽兽，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子语类·卷五十七·孟子七》）。
明儒陈献章说：“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大块骨头。饥能食，渴能饮，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贫贱而思富贵，富贵而贪权势，忿而争，忧而悲，穷则滥，乐则淫。凡百所为，一信气血（一切作为，完全任凭非理性的本能），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禽兽论》）
明儒薛瑄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谓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是也。何谓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也。于伦理明而且尽，始得称为人之名。苟伦理一失，虽具人之形，其实与禽兽何异哉！”（《薛瑄文集》卷十二“戒子书”）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伦理，没有忠孝礼仪，虽穿着衣冠，无异于“衣冠禽兽”。
清代王夫之认为，礼乃“人之独”而禽兽所本无。人禽之别的关节点在于“礼”。王夫之说：“人之所以为人而别于禽兽者，上下之等，君臣之分，男女之嫌，君子野人之辨，章服焉而已矣。”在王夫之看来，禽兽无礼的原因在于禽兽不知节其情，所以表现为无礼。人则不同，人之行是以是否合乎礼为其尺度的。在日常生活中，人若不知节其情，也容易导致无礼。无礼则表现为禽兽之行。
（三）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有较高的“觉解”
当代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别，是因为人有较高的觉解，而动物没有。他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新原人》）所谓“觉解”，“觉”即是觉悟、自觉，“解”即是了解，“觉解”就是指人对自身行为有明确的自觉认识。冯友兰认为，人做某事，了解某事是怎么回事，这是“解”；他在做某事时，自觉是在做某事，这是“觉”。
在冯友兰看来，人的觉解来源于人心，正因为人有心，人心中有知觉灵明，所以人才有觉解。当然，在宇宙间，有心的不只是人，人以外的别的动物亦有心。但动物的心不可能达到所谓知觉灵明的程度，只有人的心的知觉灵明的程度是最高的。人的心不但有觉解，而且还有感情欲望等，禽兽虽也有感情欲望，有喜有怒，但禽兽在其喜时，未必自觉自己是在喜，也不了解其所喜是怎样一回事；禽兽在其怒时，未必自觉自己是在怒，也不了解其所怒是怎样一回事。人则不同，人在喜时，自觉其自己是在喜，并了解其所喜是怎样一回事；人在怒时，自觉其自己是在怒，并了解其所怒是怎样一回事。这就是所谓有觉解。由此可以说，有觉解是人心的特异处，“是人生的最特出显著的性质”（冯友兰：《新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