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在其长期的从政生涯中，提出过不少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于他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上。他主张要顺乎民心，并且以仁义、礼乐、刑法教化百姓。除此之外，王廷相在政治体制、民族关系以及用人等诸方面也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见解。他强调修举纲纪，主张“以夷制夷”，提出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均有其独到之处。
一、以民为本
王廷相的政治思想，其核心在于以民为本。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强调：“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通常以舟与水来比喻君民关系，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用此来警戒和防范君主们的为所欲为。参见《荀子·哀公》。
王廷相的民本思想是从孔孟荀等的民本思想发展而来的。其基本内容有下列两个方面。
其一，“牧民有道，亦在得乎民之心而已”（《内台集》卷五《送刘伯山之广灵令序》。）。王廷相把得民心看作是民本思想的核心。王廷相说：
御民以道不以术，守我之正而感服不计焉，付得失于民尔。术不可久，民不可愚，虽暂得之，终必失之，民以我非诚也，故圣人王道。《慎言·御民》。
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政治主张，主要是指仁政德治。孟子强调“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主张德治。王廷相亦主张德治，反对以“术”愚弄百姓。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乎民之心”，得民心则天下治。王廷相强调：“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兴行在民趋于正。上节俭，则寡取于民而富矣；上简易，则动于民者寡而乐矣；上稽道于圣，则民不惑于异术而趋于正矣。”《慎言·御民》。王廷相还进一步指出：民以财利为心，故不欲多费；民以安居为心，故常欲祛暴；民以乐生为心，故不欲烦扰……以俭自持，而无艺科罚之不作，则民之业利；以严为治，而暴横强梁灭其迹，则民之良者安；以简静御事，而里胥吏卒不扰于下，则民之生乐。民乐利以安，则生遂矣，乌有不得其心者哉？《内台集》卷五《送刘伯山之广灵令序》。
在王廷相看来，要得民心，就要顺乎民心，满足百姓的各方面的需要，而使百姓得以富裕、安居乐业。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得到治理。
其二，“名教者，治世之要也”（《慎言·御民》。）。王廷相一方面强调要顺乎民心，另一方面则主张以仁义、礼乐、刑法教化百姓，使百姓安分守己。王廷相说：
定之以仁义，齐之以礼乐，禁之以刑法，而名教立焉。由是智愚、强弱、众寡，各安其分而不争，其人心之堤防乎！
有圣人而后名教立。定之以天命则妄心灭，定之以礼义则遂心亡，定之以法制则纵心阻。《慎言·御民》。
王廷相认为，以圣人之道治理天下国家，就是要使百姓得知道德、仁义、礼乐、刑法的作用；这样就能达到“人道清平，宇宙奠安，通万世而可行”（《雅述》上篇。）。此外，王廷相还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说明教化百姓的重要性。他说：
观之三代，仁义刑法并用，故国祚灵昌，而子孙皆绵数百之祀，中土亦无夷狄之扰，良有以也。试以晋宋二代论之。晋以虚无放荡为尚，使先王礼乐刑法崩弛大尽，在上者无纲维固结之术，在下者成淫僻颓靡之风，是以五胡乘隙因之以浊乱天下，固其然矣。《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可见，王廷相是非常主张仁义礼乐和刑法并重以教化百姓的方式的。然而，就仁义礼乐与刑法二者而言，王廷相更为强调仁义礼乐的教化作用，主张说服教育。王廷相说：
仁义礼乐，维世之纲；风教君师，作人之本。君师植风教者也，风教达礼乐者也，礼乐敷仁义者也，仁义者君师之心也，八者具而和平之治成矣，虽谓之尧、舜可也。
圣人以礼防天下，使民各安其分而不争，是故或役或承，或亢或卑，或宠或夺，或泰或约，一受其正，奔命执分而无外慕，心定故也。是谓天下齐一，久安长治之道乎！失其防者反之。《慎言·御民》。
在王廷相看来，礼乐是齐世之具，由朝廷制定，百姓据之以行。一日缺少礼乐，则百姓就会生出不肖之心；不肖之心生，就会出现弑父与君，无恶不作。因此，制定礼乐是国君的头等大事。王廷相还指出，在重视仁义礼乐的教化作用的同时，对于刑法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它们是相互辅行的。王廷相说：
刑法者，圣王甚不得已之政也，故曰弼教。修德靖民，圣人岂不欲之？而戾教者，则毒良矣，非刑法何以齐之？《雅述》上篇。
在王廷相看来，仁义礼乐和刑法对于教化百姓的作用，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刑法为“不得已之政”。他还说：“教在得人，不在制法。法者，持循之具而已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一《送王维贤督学陕西序》。但是，刑法不是不重要；如果不采用刑法，就不能制服那些违背教化者，“不为刑辟，庄、老矫世之谬谈也”。王廷相还说：
仁义道德之修，非徒为己也，将以化人也；礼乐法制之设，不徒治人也，亦以安己也，势之所必然者也。谓圣人得已乎？夫法以治之，而犹有意外之奸，况荡然自由乎？云自然者，谬幽之说也。《慎言·御民》。
在这里，王廷相对老、庄的“自然无为”的政治主张提出了批评，认为治国治民不能无为而治，必须有为而治，教化百姓，国才能安而天下才能平。
王廷相强调“仁义刑法并用”，仁义为主、刑法为辅，以教化百姓，并据此提出他的法制的基本主张。他说：
正大广远，以之立法；公平明恕，以之用法。不正则戾道，不大则用小，不广则偏于一，不远则所施不久。公平则人服，用明则情得，用恕则法行而物感，要终之仁也。《慎言·御民》。
他的法制主张仍然是以民为本。他提出要以民情定法、执法，要正大、公平，处讼不偏于一方。这些都体现出了他的民本思想。
二、修举纪纲
王廷相在其从政生涯中，从诸多方面提出了他的治国主张。
（一）居重以驭轻
王廷相极力维护中央集权，强调权力高度集中，提出“居重以驭轻”《慎言·御民》。的主张。他还说：“权不下移，国不亡。”《慎言·御民》。
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王廷相进一步提出“圣人置天下于安平，莫先于植纲纪”（《慎言·御民》。）。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张理上下，整齐人道”（班固等：《白虎通义·三纲六纪》。）。王廷相说：
何谓纲纪？居重以驭轻，督内以制外，柔夷以绥夏也。是故有六官率属焉，有省道敷政焉，有郡县分治焉，有王使廉察焉，有边镇防御焉，有羁縻之夷捍蔽焉。六者总之为纲，维之为纪，封建不行，势不容己之道也。《慎言·御民》。
这就能从政治体制上保证君主的绝对统治。王廷相所强调的是，通过纪纲修举，振奋和提高君臣的志气。王廷相说：
维持国命，在纪纲修举，使君臣志气委靡，无振奋激烈之图，必一概苟且了事，此纪纲之日蛊也。久久习成，不免奸雄窃机以乘之矣。晋之中叶强臣捍将居外承制，废置自由，天子徒拥虚器于上。唐之末造，方镇据地逆命，虽奉正朔，实于列国无异。国势至此，纪纲绝矣。《雅述》上篇。
除了要求从政治体制上保证君主的权力外，王廷相还极力反对“外戚侵政”和“阉宦擅权”。王廷相的这一思想是很重要的，他已经认识到当时社会病根之所在。王廷相说：
外戚侵政，衰世之渐，阉官擅权，亡国之本。斯人也，篾公道，无远识，快情志，喜势利，便于私家而不顾伤其国计，利于私人而不顾戕其邦本。祸乱之由，莫大于此，有天下者慎哉！《雅述》下篇。
在君臣关系上，王廷相主张“臣之事君也，尽其心力而已矣”（《慎言·小宗》。）。他要求大臣扶颠持危，不避艰险，尽心尽力，以死自誓为君王效力。王廷相进一步指出：
人臣之能成事，虽出于己之才力，实藉人君之权，以鼓动于众耳。苟不受命，是为逆上，逆上不臣，不臣则我之行事无君上之权矣，又安得鼓动乎众人也哉？《雅述》下篇。
他认为大臣能成事虽与自身的才能有关，但主要是取决于君主，所以要求大臣要效忠于君主。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王廷相说：
人臣患得患失之心根于中，则于人主之前论事不阿谀则逢迎，恐逆鳞而获罪矣。不论是非，一切顺从，岂不坏国家之事？虽圣明之主能受尽言，亦被其蒙蔽，安望有弼违辅养之功？始也为君德之蛊，终也为社稷之贼。《雅述》上篇。
可见，王廷相既反对大臣逆上，也反对一切顺从，而是要求大臣以国家大事为重，消除患得患失之心。他还说：
命于道德，会于礼乐，化乎上下而不知所由，此之谓圣臣矣。守道正躬，不为物劫，可以托孤寄命者，此之谓淳臣矣。顺度慎行，才以济物，谦谦而不居者，此之谓名臣矣。论不亢情，和不失物，惴焉随其时者，此之谓具臣矣。《慎言·小宗》。
威福劫民，是曰权臣；德惠媚民，是曰盗臣。玩习之久，民不知其君，成篡窃矣。《慎言·保傅》。
就君主而言，王廷相主张要“谦”，只有“谦”，君臣之间才能和，从而才能治理好国家。王廷相说：
王者谦则君臣和，卿大夫谦则国政和，国政和则民安，故和者治之门。《慎言·保傅》。
王廷相所谓的“谦”，就是不自大。他认为，不自大则不矜，不矜则不自任，不自任则情平，情平则和。王廷相进一步说：
好问好察，舜不自智；立贤无方，汤不任类。不自智则协众情，不任类则无私人。众情协则政平，私人无则贤用。《慎言·保傅》。
王廷相主张“谦”，主张“君臣和”。他认为，人主震威怒以操制臣下，则谏正之言有不能入，此治乱之大端。他还说：“刚明之主，威严尤重，言之不惟不听，而反以得祸。冒祸而行者，世亦鲜矣。故敢谏之臣常二三，而贪生保禄之臣常千百，又安能救其偏戾而返之正哉？”《雅述》上篇。主张君主当“刚明”与“宽仁”兼用，以达到“君臣和”。
（二）治国其事简
王廷相从他的民本思想出发，主张“事简”，反对“事繁”，以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王廷相强调，治安之国，其事简，其赋轻，其政平，其气和，其民乐，灾异足以警寇贼，奸宄无衅以起，夷狄仰其治而顺化。相反，“危乱之国，其事繁，其赋重，其政僻以淫，其气乖，其民畏以怨，祥瑞适以肆寇贼，奸宄窃发，夷狄乘其敝而扰”（《慎言·御民》。）。王廷相进一步指出：
三皇之民静以乐，五帝之民安以遂，上无欲而事简也。三王之民勤而不失其所，事虽烦而圣人之政仁也。春秋战国之民苦而不适其生，王政衰而兵赋酷也。汉、唐、宋之民劳而不倦，武帝、南宋近战国矣。高、孝应兵，不得已也；武帝穷兵四夷，何为也哉？是故事简，则用夫民者寡；不得已而后用兵，则民之乐生也多。圣人仁天下之政，斯二端而已矣。《慎言·保傅》。
王廷相认为，事简才能减轻百姓的负担，使百姓安居乐业，以至天下太平；反之，事繁则加重百姓的负担，百姓贫穷，甚至成为盗贼。他说：
夫盗之起，多以仍岁凶荒，赋敛横出，徭役频兴，故聚而为盗。（《浚川奏议集》卷八《再拟宪纲未尽事宜疏》。）
侵渔之政，不惜夫财尽而民穷；贪滥之官，罔知夫本伤而末萃；牧羊之子，幸分狼虎之余；罗省之夫，不数鹰鹯之获。加以征赋频繁，力役困惫……以致军民流亡，盗贼蜂起。《浚川公移集》卷三《巡按陕西告示条约》。
因此，王廷相认为，“事繁”、“赋重”，则会造成国家的危乱，甚至灭亡。
王廷相还在《送杞令刘浚伯序》中，对刘浚伯以“事简”治杞予以赞赏，树作榜样。王廷相说：
吾杞，河省巨邑也，其赋重，其务烦，其民劳以困，譬之久疡者……今刘公之莅吾民也，务宣德化，致乐利，祛奸蠹，拯困殆，宁缓公家之需，而不忍夺民之有，宁稽在己之政，而不忍伤民之心。盖其志静，其行约，其守正故尔。其志静，故其为政简；其行约，故其用物俭；其守正，故其援于上寡。较之皎皎务饰者虽不足，求之惠爱之实则有余，浑涵敦大之下，而民已阴被其福泽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送杞令刘浚伯序》。
王廷相认为“赋重”、“务烦”，使百姓“劳以困”，社会状况恶化，反之，“为政简”、“用物俭”，则能造福于民。
（三）戡祸定乱资于兵
王廷相主张以德治国，但他鉴于当时国内农民起义、少数民族暴动此起彼伏，边关遭受外族的侵扰，又认为国家需要有相当的军事力量，以保证国家的安宁。他在任职期间，曾就边关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并在防御和镇压农民起义军、平息少数民族暴动等方面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因此，他深知军队建设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王廷相说：
有边鄙必有争，承平久必有逆贼，生齿繁必有妖民。鬼方之役，边也；淮西之役，逆也；黄巾之役，妖也。三者，势之所必至者乎！武以戒备，不可已之政也。鄙谈兵者，迂不振者乎！销兵者，愚乎！徐偃王身行仁义，来朝者三十二国，可以伯矣；武备不修，楚灭之。宋襄公以仁义行师，不擒二毛，诸侯服矣；威不振众，楚执之。由是观之，迂儒之论不足以立国也明矣。后世犹有安于承平而不讲者，不达于治忽之几者也。是故兵也者，危道也，非得已者也，可以威也，不可以黩也；可以戒也，不可以去也。《慎言·御民》。
在这里，王廷相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教训两个方面，提出“武以戒备，不可已之政”的观点，并批评“迂儒”鄙于谈兵，认为必要的军事力量是戡祸定乱的根本，切不可废除。王廷相还说：
戡祸定乱资于兵，养民裕国资于财，虽圣帝明王，未之或废者……箕子《洪范》，先食与兵；孔子为政，足兵足食。是则圣贤之谈亦莫切兵与财尔，而儒者摈之，不亦自异乎？《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王廷相认为，军事问题仍是古代圣帝明王及圣贤所谈之事，“迂儒”鄙于谈兵是背弃了儒家之正宗。因此，王廷相认为，“儒者之实学”必须是文武兼备。他说：
文绥太平，武缉乱略，致治保邦，于兹为要矣。稽之古昔，鸿才实学，恒兼体而并用之……夫《六经》之论述，非文之经，则武之纬，而孔子夹谷之会，立谈之际，足以折齐侯之强，遏莱人之兵。由是观之，文事武备，兼而有之，斯儒者之实学也。世之学者，复有耻谈兵事，不齿孙吴者，抑又何耶？《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王廷相主张国家需要有相当的军事力量以保卫边疆和平息国内的各种暴乱，以保证国家的安宁。但是，他又认为，“兵也者，危道也，非得已者也”；“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能算亦有损，况无算乎？能胜亦有损，况不胜乎？”《慎言·保傅》。认为运用军事力量只是“非得已者”，不可滥用武力，造成损失。
（四）以夷治夷
在王廷相生活的时代，国内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先后爆发了多次少数民族起义，缓解紧张的民族矛盾成为当时重要的国家大事之一。王廷相始终坚持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并且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坚持“以夷治夷”的方针。
在总结以往各朝代民族关系和国家统一的方式时，王廷相深刻指出：
统一华夷者，谓之大统者也，然有正有变焉。居中国而统及四夷，顺也，正也，三代、汉、唐、本朝是也。入中国而统及四夷，逆也，非变乎？元是也。统中国不尽，而与夷狄并长，谓之小正统可也，宋是已。春秋吴、楚长盟中国，其所由来远矣，圣人虽夷之，终不能没其主诸侯也。元也，虽以变统例之，亦不能废其大统天下之实矣。有分统不相君臣者，三国南北朝是已。有先一统而后分裂于夷狄者，东晋是已。有君臣之旧焉，宜以正统之大终之。《慎言·保傅》。
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即所谓大一统，是中华各民族历代共同追求的目标。王廷相坚持民族和睦、国家统一，主张“居中国而统及四夷”，说明他十分关切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
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王廷相极力主张“以夷治夷”。他说：
汉唐以来，中国之待远夷，每每推其酋长为众所顺服者立之，亦未尝必求其族属之正而后授之也。盖以夷治夷，羁縻之道当如是耳，又何必论其枝派亲疏，如吾中国之法也哉？《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九《与胡静庵论芒部改流革土书》。
在具体对待四川南部的少数民族问题上，他认为：“蜀之南鄙皆蛮夷也……汉唐以来，皆置郡县。我朝以夷治夷，皆设土官，兼以军卫，实华民之藩干也。”还强调，经久之图，则在以夷治夷为切要。王廷相看到有大臣上疏建议在四川南部少数反族设土官，让少数民族自己治理自己，称其为“所见必真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六《呈盛都宪公抚蜀七事》。针对当时朝廷设流官而引起少数民族不满，王廷相多次上疏，力陈“复土官旧贯”的主张，反对设流官。《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九《与胡静庵论芒部改流革土书》。
三、任贤使能
王廷相重视人才，重视人才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他明确提出：“修政之要，莫先于任贤。”（《浚川奏议集》卷二《灾异乞休疏》。）把任贤使能当作治理国家的重大举措。王廷相说：
权所以运国势，纪纲所以系国脉，人才所以主国命。故国之不亡者三：权不下移，国不亡；纪纲不隳，国不亡；不用小人长国，国不亡。《慎言·御民》。
这里明确把任贤使能看作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之一。他在这里讲“人才主国命”，是非常深刻的，由此可见王廷相是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他所提出的国不亡的三大举措，很值得后世借鉴。王廷相又说：
安天下不失丘民之心，固矣，而贤智在位，豪杰得所，尤其所急焉。《慎言·御民》。
天下无难事也，得其人则易如反掌矣；天下无易事也，非其人则艰于登天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六《呈盛都宪公抚蜀七事》。
此又足见王廷相对人才的重视。他还通过总结历史经验，阐明人才与国家兴盛的关系以及历代圣王对人才的重视，很有说服力。王廷相说：
圣王御治，期在得人，百司庶府，罔不任事；故四海之中，一世之广，惟才惟智，咸见明扬，一艺一长，靡不甄录。尧舜在上，俊杰满朝，犹恐野有遗贤，询咨岳牧。周公佐主，海内安，顾且握发吐哺，惧失贤士。是故唐虞成周，得贤最盛，称赞治美，百祀无伦矣。（《浚川奏议集》卷一《请起用修撰吕柟疏》。）
王廷相由于看到人才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他特别强调选拔人才要依据其真才实学，要用君子不能用小人，主张选拔人才当慎之又慎。他说：
惟贤者视君犹亲，视国犹家，兢兢焉日恐其偾也，故君逸而国亦治。斯人也，周、召是也，世亦鲜矣乎！匪其人，不亦危哉！是故慎任人之选。《慎言·保傅》。
至于人才的标准，王廷相主张德才兼备，且以德为重，使其德御其才，才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王廷相说：
温恭弘毅，诚信谦让，而好善不倦者，德也；明决而断，好谋而成，仓卒而能应，纷纠而能理者，才也；契性命之理，达天人之妙，动中机会，行符时宜者，学识也。具是三美者，惟圣人大贤能之。《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六《呈盛都宪公抚蜀七事》。
自古人君兴道致治，未有不以求贤为急务也。但亦谓贤者，要在心行纯正，经术疏达，能通乎治忽安危之机，不迂不阿而以时措之；又能诚心事主，不为身家，无患得患失之图，绝非道非义之取。（《浚川奏议集》卷十《公荐举以备任用疏》。）
王廷相强调，朝廷所用之人，必能尽忠辅世、以正率物才行，这样才能于国有所裨益。在这里，王廷相提出了德、才、识的内涵，是很有价值的。王廷相还进一步强调，德与才是人才所不可或缺的。他说：
取其德行而不察其谋论，则人虽纯行，无推行政事之才，亦无益于国矣……不问其人品德行何如，徒以文章合格而举之，无怪其入仕之狼狈也。《雅述》下篇。
显然，王廷相强调的是德与才二者必须兼备，缺一不可。王廷相进一步指出：
拯救衰弊之机，日见乎事，惟智者明之，仁者体之，勇者行之。不智则暗而不达，不仁则无闵忧之心，不勇则懦而无气，机虽日发乎前，不过悠悠坐视而已，此国事所以日不可为也。故用人贵先达德。《雅述》上篇。
孔子曾说过：“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因此，儒家把智、仁、勇称作“天下之达德”（《中庸》。）。王廷相提出智、仁、勇是人才的必要的素质，强调“用人贵先达德”，是很深刻的。不仅如此，在德与才二者的关系上，王廷相还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不患其无才，患其无学；不患其不任，患其不忠；不患其无功，患其无志。《慎言·小宗》。
在这里，王廷相提出学、忠、志三者，作为人才在德方面的要求，并认为品德是人才更为重要的标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只是重视人的品德而忽略人的才学。
至于人才的举荐，王廷相主张首先要考察其实绩。不能光看其言论，更要察其行为，考察其实际才干。王廷相说：
人才臧否，赖之采访……要即事察政，即政察心，果见其人品高明，心术正大，政事卓异。（《浚川奏议集》卷八《遵宪纲考察御史疏》。）
通过考察一个人的政事得知其人品与心术，这就是从实际出发，是符合识事论人的认识过程的。他对那种不问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曾有卓异政绩与否，只看其奉承齐备，礼貌足恭，便以为是好人才的“滥举”，予以坚决反对。他还说：
人之贤否，必相处之久而后知。盖以平日听其议论，见其行事，察其心术之微多矣，故其贤与否，乃能定之……若信其传闻之言，听其一谈之美，见其一行之善，而遂定其人之为贤，则所失者多矣。（《浚川奏议集》卷三《举用吕柟崔铣李梦阳疏》。）
在这里，王廷相提出要到被考察的人才中去，和其生活在一起，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心术，才能真正知其贤与否。因此，他主张举荐人才要“广询密察”。他说：
凡考察官吏廉贪贤否，必于民间广询密察，务循公义，以协众情；毋得辄凭里老吏胥人等之言，颠倒是非，亦毋待搜求细事，罗织人过……考察官吏，务要广询密访，或询诸田野鄙夫，或询诸耆硕父老，人人致问，事事细察，毋惑于一偏，毋胶于一节。（《浚川奏议集》卷八《再拟宪纲未尽事宜疏》。）
考察人才，除了要做深入细致的察访外，王廷相认为，还要进行必要的实际考验，以便“设为事变之来，以验其知机；设为危难，以试其胆略；设为事故乱纷，以观作为。虽曰仓卒言语之间，而人之智能，大略可见”（《浚川奏议集》卷一《论剿流贼用将及将权疏》。）。
王廷相以实绩作为考察和举荐人才的依据。因此，他明确提出要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他举古人用将，其不拘其门第，人惟其贤。韩信拔于亡命，卫青擢于奴仆，故能成诛秦灭项威镇四夷之业。以古鉴今，他认为，而今之用将大大不如古人。王廷相说：
今之名为将者，类皆平日纨绮膏粱之子，富贵之极，无不如意，拥姬妾，丽宫室，沉酣于酒色纷华之中，惟恐一朝不帏而不得遂其乐矣。斯人也，谓能有智虑才略哉？谓能奋勇赴敌，以身殉国哉？譬之鹰鹯，饱则飏去，安能为我尽力耶？故今之择将也，必求其果智者，果仁者，果勇者，果信者，果严毅者，而后用之。虽在行伍，简拔之以试其能；虽在下位，超擢之以尽其才。否则虽出将门故家，禄之而不用也。（《浚川奏议集》卷一《拟经略边关事宜疏》。）
《孙子兵法》谓“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王廷相认为，凡具备这五种素质的人，当不拘一格予以选拔和使用。可见，王廷相对选拔人才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王廷相还提出，任用人才要“择所长而不求备”，量才授职，发挥其特长。王廷相深刻指出：
随才任使，择所长而不求备，斯善为政者焉。廉洁公平，心有计虑者，使之理财；深沉有谋略，果毅有胆气，足以驭众者，使之治兵；有断决之明，存平恕之心者，使之理狱；精深明决，识微达变者，使之运谋；勤敏不懈，毅然敢为者，使之干事。如此，则职司皆得其人，而事无不理之患矣……不然，材任相违，必至壅滞不达，治具虽存，亦无益于事矣……故量才受职，乃为得人。《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六《呈盛都宪公抚蜀七事》。
在王廷相看来，使用人才，应当根据各人的所长，量才而用。使用人才应当“存其大体，略其小过”，不可求全责备。“犹有督驭之道焉，取其大体，略其小过，无为掣肘，无求速效，使得从容展布，竭尽心力，则事功积累，必有可观。不然，受之虽当其任，而驭之不得其方，亦无望于功之成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六《呈盛都宪公抚蜀七事》。这种观点是很确当的。有了人才也要会使用，使其有用武之地，给予其施展才华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