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师说，现在，城市里的人天天在念叨这样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而我的命运，却是靠父亲那与众不同的见识改变的。尤其让人感慨的是，在今天的农村，许多孩子的命运还是要靠家长的“见识”才能得到改变……
小善
从广场的地下通道走过时，总有真残疾和假残疾的人跪在那里，点头如鸡啄碎米。有时候，我会扔个一元的钢镚儿给他们。当然，我并不总是这样做，但偶尔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也伸着手，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他们的岁数和我爷爷奶奶一样大，即使骗我一元钱，还能把我骗穷吗？而且我留意观察了，我这个钢镚儿是他（她）手中最大面值的钱，他（她）会因此高兴半天的。
在大街上看到外地人满面油汗地问路，我一定会认真地告诉他，往左怎么拐，往右怎么拐，乘坐几路车，等等。谁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这种详细的介绍，费不了我多长时间，但会让他对这个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所居住的小区管理很严。保安常常走过来询问每一个进门的人。但是，他们的询问会让人不舒服，因为，如果你衣冠楚楚，他连问也不问；如果你穿戴稍微邋遢一些，他就会问个不停。好几次，业主因为保安以貌取人和他们吵起来。业主偏偏不把每家每户特制的钥匙拿出来给对方看，理由是，我进自己的家门还要受你们限制啊！我也和他们吵过。在我的意识里，他们是看我不像这里的业主才来询问我的，是狗眼看人低。可我现在不和他们吵了。那是人家的职责，大家谁也不认识谁，干吗要故意找你的麻烦。老老实实把钥匙给他们看一下就是了。被问一次就掉价吗？
夏秋季节的傍晚，常常有一些郊区的农户在马路边卖菜。他们黑红的脸上总是挂着谦卑的笑。我和妻子有个默契——从他们手里买东西时不讲价。这些菜，从种到地里到长大再拿到城里来，不容易。我父母也是农民，也种庄稼，从年头忙到年尾，挣的钱很有限。如果不想买，走开就得了。如果想买，也不差这几毛钱。痛痛快快地上秤交钱，双方都高兴。
上大学时，在公交车上见到老人，总要给他们让座。后来参加工作，见识了各种人情冷暖，心有点变硬了。尤其见到有的老人倚老卖老，见你坐在那儿，故意往你身边蹭，怎么办？我就硬挺着不让座。后来发现，自己即使不让座，心里也不怎么舒服。让了，反而舒坦了。好，那就接着让座吧。年轻轻的，站一会儿又能怎么样？
别人遇到不幸的事了，主动安慰一下；看见人家的小孩漂亮，就夸奖几句；刮风下雨天，把报贩手中剩下的最后几张报纸买下来；从出租车上下来，关门时说声谢谢……
这些事，都不是大事，但是恰恰很多人不愿意去做。我的理解是，他们要么脑子里天生缺这根弦，要么是受过太多的“内伤”。小善乃举手之劳，但愿意做才成小善。
话说回来，这些小善，于我却是重要的事。我常常假设，面对歹徒的尖刀，我是否敢义无反顾地冲上去？面对生死抉择，我是否会面不改色地选择后者？我的答案是，可能不敢，不会！遇到大事，我肯定会像大多数人一样犹豫踯躅，甚至打退堂鼓。我天生做不来大善，但小善积多了，也可聊以自慰。与人为善，与己为善。能独善其身，也就问心无愧了。
问候
有一位经理，在商场上经营多年，向来以讲信义和重感情著称。逢年过节，必给有生意往来的朋友打电话致意，嘘寒问暖，很是诚恳。大家都说，这人不错。
这年春天，他在吉林省吉林市谈了一笔大生意，但遇到了一点小麻烦，迫切需要一个当地人出面化解。找谁出面呢？他一拍脑袋，想到了自己的一个老同学。像他这样的人，在全国各地都不愁没有“铁哥们”。于是一个电话打到老同学家里，接电话的是老同学的妻子。还没等人家开口，他先说上了：“哎呀，嫂子，我是某某，我想死你们了，你的身体还好吧，哥哥的老寒腿怎么样了？还总是疼吗？现在天气好了，让他有时间多出去溜达溜达吧！”
然而，电话彼端沉吟片刻，没有回答，挂掉了。
他不解。打电话给其他同学，才知道，老同学已经去世了。当年2月15日，吉林市中百商厦起火，火灾中50多人遇难。电视里连续几天都在播出这则新闻。很多外地的亲友看到新闻后，都在第一时间内打电话询问情况。当然，他们得到的都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答案。而这位经理，当时也看到了新闻，但他一笑了之，仿佛与己无关。
一不小心，还是暴露了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心中的位置。扪心自问，你有多少问候是发自真心的？又有多少问候是在求人时的虚与委蛇？
不较真
戏是什么，戏就是不较真。“你不要计较，他们这是演戏呢！”一句话就可以把问题挡回去。京剧中有一出比较有名的戏：《贺后骂殿》，说的是赵匡胤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即位当了皇帝。赵匡胤的遗孀贺太后带着两个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找赵光义讨说法，赵德昭一气之下撞死在金殿上。后来赵光义向赵德芳母子道歉，并赐贺太后尚方宝剑，封赵德芳为八贤王，算是皆大欢喜。但在历史上，赵匡胤未称帝之前，其妻贺氏就死了，所以她不可能成为太后，更不可能上殿骂街；而赵德芳在23岁时就不幸夭折，也不可能成为在戏曲中常常出现的为人排忧解难、仗义执言的八贤王。那些经典名剧比如《霸王别姬》、《击鼓骂曹》、《除三害》、《岳母刺字》等，在历史上都影影绰绰有点影子，但又与真实的历史千差万别。像《岳母刺字》，岳飞的身上确实有“尽忠报国”字样，但字是谁刺的，却无定论，据说，连岳飞的妻子和儿子都不清楚是谁给刺上去的。
戏就是戏，不可能还原现场。需要的时候，它被拎出来，改头换面，或夸大或浓缩，要符合剧情需要，符合人物心理需要，尤其要符合观众的需要，总之，后人可以根据各种需要随意编排，而当事人对此是没有发言权的。我所在单位是一家都市报，经常刊登左邻右舍、街谈巷议的一些琐事，这样，就避免不了总有人找上门来讨说法，比如哪个词用的不恰当了，哪件事与事实有出入了，一谈就是大半天。其实，在记者眼里，那往往是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词，是一件完全无损大局的小事。但当事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很认真地计较着，因为那几乎是他的全部。每当这时候，我就想，我们有多少机会能洗清自己呢？我们不可能出现在所有的现场，一一解释，因此，我们总要在连续不断地被误读中生活，就如同戏剧中的人。戏剧中的那些主角多洒脱，多超然，他们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自己出现在一个个舞台上，或哭或笑。反过来说，当事者，谁说你要洗清的那个人就一定是你呢？你要还原的，只是你自己心中的“你”，而不是别人心中的“你”。《除三害》中周处砍杀了猛虎和蛟龙，回到镇上以后，却听到人们阵阵欢呼，欢呼周处和猛虎、蛟龙一起完蛋了。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别人眼中的周处，和他自己眼中的周处，和亲人眼中的周处都不是一个人。
戏不较真，所以喜欢看戏的，大多是老年人。戏剧不像流行歌曲那样简短、激昂，它冗长、节奏缓慢，没有花活儿，更接近真实的生活，亦即，故事能够解渴。同时，它也不跟真实的生活较劲，无须钉是钉卯是卯地劳心费力。人生就是走样的戏，真实的生活不像戏剧那样简单和脸谱化，但戏剧也不像人生那样难嚼难咽，老人们看穿了人生，才更愿意看戏。
但谁敢说真实的历史就一定不是戏中所演，而必是史实中记载的那样呢？这正是台上台下，真真假假，假做真来真亦假，真做假来假亦真。
绝地逢生
大概在1997年8月份，我大学毕业后一个多月，把户口从学校起了出来。那时候好像有个规定：一段时间内不从学校起走，户口就自动作废。而我进入的是私营企业，没有正式接收单位，户口必须挂靠到本城的亲属家中（现在的毕业生落户应该简单些了吧），但我在本城没有亲属。有同事给我出主意，财务室主任王姨为人豪爽，你若以侄子的身份落户到她家，应该方便一些。我问了一下王姨，她痛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我把户口起了出来，拿着王姨家的户口本到G派出所落户。G派出所的人看了看，说，你这种情况落不了，必须直系亲属才行。我问：为什么？他答：不为什么，这是规定。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对话，我不知该怎么办了。心里乱糟糟的：如果户口落不到长春，档案是不是会被打回家乡那个小县城？如果回到乡村，我的大学不是白上了吗？现在想起来有点杞人忧天，但在彼时，满脑子都是绝望的想法。我从没经历过此等事。社会深似海，而我不会游泳。
我郁郁寡欢地回到办公室，把情况讲给同事们，他们也都摇头。有人说，落个户口多难啊！你这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人家就给你办了？你得送礼才行。
可是给谁送礼啊，我谁也不认识。晚上做梦，我梦见自己在家乡种地，读过的书本被一页页撕开当了引火纸……
几天后，同事小何告诉我，公司保卫处处长老姜原先做过N派出所所长，退休后被聘到我们公司来。问问他，看能否想个办法。我如获至宝，赶紧去问姜处长。姜处长说，其他派出所我不熟悉，你把户口起到N派出所来，我跟那里的人打个招呼。于是，我又去向同事们打听，看谁家的户口在N派出所。一位叫颜石的同事说，我的户口在这里，你就以表弟的身份落到我家吧！
但问题是，我的户口已经从学校起了出来，并且指定落户到G派出所。我问姜处长：可不可以从G派出所转到N派出所？姜处长说，你在G派出所没有落下户，怎么转？只有重新起出来才行。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重新来到我的母校。那天晴空万里，绿树茵茵，校园里安静得有点陌生。学生科办公室里有好几个人，忙忙碌碌的。我进去后，对一位约40岁的女士说，阿姨，我要起户口。她把我的材料接过去看看说，你不是已经起走了吗？我说，G派出所落不下，又换了一个派出所。女士说，可是学校已经没有了你的户口……
我知道，重新起户口是我唯一的选择。我若这样空手返回去，真的就走投无路了。我擦擦脑门上憋出来的汗，跟那位女士说，阿姨，我是外省人，一个人在长春，这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就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了。学校要是不管我，就没人管我了。阿姨你帮我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
阿姨瞅瞅我，叹口气说，你等一下。她出去跟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商量了一会儿，然后走进来，将我手中那张纸贴回原先剪裁的地方。她拿笔把落户地由G派出所改为N派出所，用剪刀重新剪下来，说，这回可要弄准了。以后没法改了。
我高兴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次日，我顺利落下了户口。
那些好人，虽然我没有记住（或者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我永远记着他们对一个呛水青年伸出的援手。
边走边看
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我们的目的地是离长春市区90华里的卡伦湖。时近初秋，瑟瑟的风刚刚吹黄了满树的叶子。我们从东北师大面向自由大路的后门出发，坐了半个多小时的汽车。半路上，汽车抛了锚，司机为难地请我们另寻方便。这时候离卡伦湖度假村还有20多里路。我们急匆匆地在路上走了一段，希望在日落之前能到达那儿。但眼看日头渐渐偏西，而两边依然是哗哗作响的白桦林，那白桦林覆盖着我们，像一片深不可测的大海。我们一行5人有些着急了，便跑到路中间拦截来往的车辆，希望他们能让我们搭一段路。但所有的车都呼啸着疾驰而过，不肯稍稍停一下。万般无奈，只好步行前进。
夜风渐起，道路两旁倏尔闪过一两点莫名其妙的萤火，吓得几位女生厉声尖叫。远处又传来不知是什么动物的悲号，我们两个男人也有些毛骨悚然了。我们不敢声响，心急火燎地往前走着。头上满是汗水，脸上沾着泥灰。我们心里暗暗计算着路程，快到了吗？快到了……
晚上10点钟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一户农家歇脚。这时的我们早已经狼狈不堪，心绪沉沉。昏昏然地倒在土炕上便一头睡去。
第二天早晨，我们漫步在卡伦湖畔，一汪碧水，碧波荡漾。但水是水，沙是沙，明净归明净，总觉这样的风景似乎单薄了些。难道我们远远地来到这儿，只是为了面对这样一泓湖水？心中不由怅然，与其如此，倒不如就近去市区的南湖岸边小坐了。
再一路回想过去。昨夜，其实应该算是秋高气爽，凉凉的，还有遍洒地面的月光。尤其是那一望无际的白桦林，在远离闹市的郊处，它们挺立出一片豪壮和别致的风景！几个人若是就着晚风，手上捏几片叶子，在路边小憩，或边走边聊，那岂不是很美好的情致吗？只怪我们，当时所有的心神都太专注于终点，而忽略了风景其实就在路上。
甚至我们围在卡伦湖畔怅然的时候，就又错过了另一种妙处。南湖有南湖的清秀，卡伦也自有卡伦的温婉。我们来了，就拥有了它，不必过多地比较，也无须再去问“为什么”，一下子抹掉了我们的奔波所延伸出的内涵，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散发着腥味的功利。
从那以后，我渐悟了一些人生的道理。活着是一条路，终点是死亡。我们活着并不能只是为了死。如果再把生命分割开来，我们可以学习，但不一定非要去考大学；我们可以辛勤地工作，但并非一门心思想着升迁；我们可以恋爱，但没必要为长相厮守而彼此痛苦地迁就。其实，目的只是路边的花，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呼吸了它们的馨香，为何非要把它掐下来紧紧地攥在手心呢？
有一位朋友，平生谨小慎微，生怕沾上任何是非。在家中是模范父兄，在外面是好好先生。无建树也无罪过。本以为他原就安于这种角色，不料在他的一次病危之时，吐露出他最大的愿望竟是：我真想放声唱一首歌！
我为他感到悲哀。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活着本来就应该在每个日子里歌唱。走在路上，把所有的风景都收在眼底，难道你只是为了盖棺定论的那一句“这个人不错”才踏上征途的吗？终极是虚妄的，而脚印才是踏实的、真实的，处处都是好风景，只要走路的时候多向外看一看。
我又为这位朋友庆幸：他及时地警醒了。在睁开眼睛的第二个早晨，也许，他会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阳光、青草地、白云和小鸟。
每个人都拥有一路的景致，学会边走边看，也就学会了好好地生活。
遥控生活
我喜欢一个人在家里，一张接一张地看影碟，看一整天也不觉得累，这是因为我喜欢阅读别人的故事。但是，我特别讨厌那些编故事的人把前面的铺垫设计得冗长不堪，或者在故事中把一个无聊的细节翻来覆去地玩味。每当这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按动遥控器上的快放键，把它们略过去。如果某个情节打动了我，我也可以倒回来，一遍又一遍地仔细观赏。我感谢影碟机的设计者，他们给我创造了一种选择的自由。
有时候我也会想到自己现在的生活。事实上，每个人的生活都比碟片里反映的内容要更丰富。我想，若是我的生活背后也有个遥控器该多好，而这个遥控器就把握在我自己的手里。这样，我面对考卷抓耳挠腮时，或者领导批评我时，我可以偷偷按一下快放键，这一段一下子就过去了，到底是怎么过去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和某个我很讨厌的人要在一起工作好几年，也按快放键，让那几年在我这几十年中忽略掉，以免想起他或她的名字来就败坏了我的兴致。有人会问，如果你总是这样一味地“快放”，那你的生活还能剩下什么了？其实，能够剩下的还有很多哩，和好友欢聚时的一幕一幕，金榜题名时的狂喜，和心上人缠绵时的卿卿我我，在风景秀丽的旅游区悠闲地漫步，发工资时一张一张数着那厚厚的一沓钞票……这些场景，有很多可以拿来慢放，一遍遍地咀嚼。生活的时间总长度没有发生变化，而让开心和轻松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
按理说，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应该这么写：“可我还是感谢现在的枯燥生活，它让我体验了一生中的一切悲喜，有烦恼，有痛苦，品味煎熬，千般滋味尝过，方觉生活之酸甜苦辣，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我之所以没有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那是对生活无奈的顺应，是无力改变生活时的自我安慰。事实上，能够遥控自己的生活，这始终是我心中一个无法释怀的情结，一个梦想。那样的生活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焉知它不会更好？
我相信你
寒假结束，我挤上了返京的列车。
我整理了一下皮包，把它塞到座位下面，坐下来打量我周围的人——一个中年男子及一个衣冠楚楚的妇女，两个民工打扮的人，正在低头翻着几本破旧的杂志。他们都漠然无视我的到来。最后我的目光落在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小伙子身上，小伙子白皙、干净，看上去挺英俊。他微笑着朝我点点头，我也朝他点了点头。
气氛很沉闷。十几个小时的路程呢，要是光这么干坐着可真让人受不了。我试着打破这种僵局，从皮包里拿出几个苹果散发给周围的几个人，中年男人摇了摇头，两个民工更是用警惕的目光望了我一下，然后坚决地低下头去。我很尴尬。小伙子却伸手接过我的苹果，笑着说：“谢谢你。”我感激地说：“没关系。”
于是就和那小伙子说起话来。小伙子不仅善解人意，而且善谈，颇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火车渐渐驶进一个小站。我到厕所里解手。而当火车重新开动的时候，小伙子已经下车了。我实在有点儿遗憾。
过了一会儿，我想拿条毛巾擦擦汗。朝座位底下一看，皮包不见了。我吓出了一身汗，问谁看见我的包了。中年男人懒洋洋地说：“坐你对面的那个小伙子大概拎走了吧。”我的头嗡地一下大了，脑子里立刻闪过了父母已经重复多遍的两个字：轻信。但我的怒火马上转移到这几个人身上：“你们怎么不拦住他？”刚才我曾从包里拿苹果给他们，虽然他们没有接受，但他们起码知道那皮包是谁的呀！
没有人回答我。他们冷漠地坐在那儿，无动于衷。中年妇女用好笑的眼神瞟了我一眼——好像我提的问题很怪。我知道他们的沉默里可能包含着对我如此冲动的鄙夷——你们刚才不是还谈得热火朝天吗？素不相识的，你就敢肯定他不是在骗取你的信任？！
但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票！”列车员向我伸出手来。我说票放在皮包里，皮包被一个狗杂种顺手牵羊牵走了。没等我说完，列车员就哼地一声打断了我：“算了吧，甭来这套，你跟我来！”列车员把我带到车厢后面，面无表情地说：“补票！”我说我的钱也放在皮包里一同丢了。列车员说你倒挺嘴硬啊！我赌咒发誓说我确实是买了票的，请列车员同志相信我这一次，不信你可以翻翻我的身上，确实是一分钱也没有了。列车员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说：“相信你这一次，对！我信你可谁信我呀。没钱也敢上火车，胆子不小。得了，放你这一马，下站你给我痛快下去。”
我被赶下了车。风从我的身旁呼啸着掠过，在这个荒凉的小站上，我孑然一身，四顾无人。我蹲下身，捂着脸哭了。
“小伙子，怎么了？”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从泪水中看到一个五十来岁的巡路工。他的脸很和善——可再和善的脸又有什么用呢？小伙子倒和善，却是个骗子；列车员长得也不错，但他却认为我是个骗子！
不过，我还是哽咽着说出了自己的处境。
“喏！”四张十元钱的票子递到我的面前，“这些够不够回去的路费？”以夕阳为背景，老人并不高大的身躯四周镶满了金边，“像你这样的情况我遇上四五次了，每一次我都借了钱，有还的，也有不还的，但这一次，”他顿了顿说，“我仍相信你！”
我仍相信你。就是这简单的几个字，让我在万念俱灰的时候，看到了一束强烈而有力的光！
深深一躬
上海郊外的一个别墅小区里，有一位老花匠。老花匠每天种花、浇花、修剪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为之服务的，是这个城市里最有身份和地位的人。那些人腰缠万贯，一呼百应，每天开着轿车往来于城市中心和这个别墅群之间。那些人脚步匆匆，左右着上海前进的步伐。老花匠则不紧不慢，穿梭在花丛之间，树枝之下。他向西装革履、高贵优雅的先生女士们微笑、点头，甚至还和他们打招呼，那些人很有礼貌，对他的问候总是报以矜持的微笑。但老花匠明白，自己和人家永远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不知道那些人在忙些什么，想些什么，自己只是一个从乡下到城里来打工的人，没资格认识他们。自己只要照料好每一块泥土，让泥土上的鲜花愉悦那些匆忙的人，这就足够了。
有一天，老花匠倒在了泥土上。他得了急病，昏迷过去。保安赶紧报告物业公司的经理。“老花匠病了，需要送医院，现在他身上没有一分钱，请大家伸一把手吧！”小区的广播里立即播出了这个消息。一些门打开了，一些急匆匆的脚步停下了，就在等救护车的几分钟里，一张张票子揣进了老花匠的兜里。
几天后，老花匠顺利出院了。从乡下赶来的女儿把他扶回小区。那些衣冠楚楚的业主，见到他，依然矜持地对他笑笑，和他擦肩而过。但老花匠感到自己和他们不再有距离。他找到物业经理，找到保安，要谢谢那些解囊相助的人。可是，没有人能提供一份名单。显然，他也不能挨家挨户敲开门去询问。
女儿搀着老人，徘徊在小区的楼群之间。天色渐晚，灯光亮起来了。昏黄的、明亮的，整个小区星星点点的光亮，晃在老人的脸上。他在每一栋楼前停下，认真地站好，深深地弯腰，鞠躬！
看到了什么
单位里招聘，四个参加最后面试的年轻人来到会议室。几位公司高层坐在对面，一个个提问题。“哪所大学毕业的？”“学什么专业？”“你的特长是什么？”都是些比较常规的问题。
面试马上就要结束了。坐在最中间的董事长突然笑着说：“在会议室里待了这么半天，给我讲一讲，你们在这间屋子里都看见了什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第一个年轻人说：“这屋子里有我们四个面试者，你们五位老总，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两个烟灰缸、两个果盘。”高层们都笑了。
第二个年轻人想了想，说：“有一个扫帚放了里边的墙角，不太符合这里的环境。应该拿走。”高层们频频点头。
第三个年轻人说：“我们几个人中，我是唯一一个穿休闲装，没穿西服的，但他们的服装颜色也各不相同，这证明，不仅仅是我想与别人不同，其实，每个人都想与别人不同。”不错，高层们交头接耳说了几句。
第四个年轻人眼睛直视着董事长说：“我只看见了您坐的位置。”
“为什么？”
“因为，只有坐在您的位置上，才能给别人提问题。我是个专注于一个目标的人。”
“有抱负！”董事长忍不住鼓起掌来。
数年以后，第一个年轻人成了这家公司的主管会计；第二个年轻人成了后勤主管；第三个年轻人成了公司的副总；而第四个年轻人则仍在四处奔波着寻找他的新工作。
年轻人应该有野心。但别让你的野心扎到别人，以至都防着你。须知，别人也是有野心的。
曲阜的信仰
在山东曲阜，与孔子有关的遗迹是孔府、孔庙、孔林，合称“三孔”。孔府是孔子后裔居住的地方，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孔林则是孔氏家族的坟茔集中地。自西汉以来，历代王朝都施行尊孔、奉孔之道，不断修护“三孔”，扩大规模，一步步将孔子神化。沿至今天，整个曲阜小城，仍弥漫着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浓重的文化味，即使是一个最不起眼的小饭馆，门口也会贴一副对联。很多大宾馆里则都挂着书法家们抄录的“孔子语录”，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古色古香，仿佛时光倒流了几百甚至上千年。
我到曲阜的第二天，在宾馆门口叫了一辆三轮车，让他拉我到孔子研究院去。在路上，车夫向我讲了很多逸闻：“曲阜在元朝时叫做神源县。”“孔子生下来时，长相很难看，母亲把他扔在尼山上，一只老虎把他叼进洞里，给他喂奶；夏天天热，一只老鹰在他的头上盘旋，给他挡风遮凉。因此当地人说孔子是‘凤生虎养鹰打扇’。几个月后，母亲来看他，发现他活得有滋有味，哭着把他抱回了家。”“孔子向老子问道说，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老子告诉他，做一个成功的人要寡廉少耻，你不要做这样的人。孔子对别人说，老子这个人了不起啊！”……那天天气很好，阳光下，那个农民模样的三轮车夫缓缓地蹬着车子，津津有味地给我讲着，我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我在孔子研究院逛了一个多小时，出来见车夫仍等在原地方。在这里，车夫拉一个人，约定俗成的价格是三块钱。他拉我去另一个景点，不再另收费。
在路上，他仍喋喋不休地给我讲孔子逸事。我以为他只是一个特例。谁知，几天后我遇到的几乎所有车夫都是这样一个路数。他们都穿着布鞋，脸膛黑红，个个对待客人都很谦恭。递一根烟给他们，他们就会高兴好半天。
我到曲阜的时候，正是旅游淡季，几条大街上总共没有几个人。然而“三孔”附近仍可称得上是人头攒动。当地人告诉我，每年的“五一”、“十一”及孔子的忌日，世界各地的游客云集曲阜，为接待游客，曲阜这个县级小城里，光星级宾馆就有好几座。可想而知，这为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而我接触到的几个当地人，显然不愿意把游客仅仅当成游客。一个导游听说我们是“各地来的作家”，很高兴地把我们带到孔子墓前，告诉我们应该鞠几个躬，如何三拜九叩。我们这一群叽叽喳喳的人，在青松翠柏掩映的孔子墓前，竟都沉默下来，心无旁骛地行礼、叩头。平时傲岸不羁的文人，在自己的老前辈面前，再怎么恭敬也不为过。这个场面，是我们自己的心营造的，当然也离不开导游的循循善诱，推波助澜。当地人确实希望游客来得越多越好，但他们更希望这些人是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来朝圣，而不仅仅是游玩。
导游自我介绍说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同样有一副黑红的脸膛。在孔庙，她指着一块块石碑说：“你们看，整个孔庙几百块石碑，在“文革”期间，大多被北京来的一伙大学生推倒砸断了，只有两块保存完整。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修复以后的。”接下来，我见到了一道道的疤痕。我追着导游问，为什么那两块石碑能幸免于难。她指给我看：“这第一块，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立的，朱元璋出身农民家庭，历史清白，毛主席专门就他的问题讲过话，红卫兵怕乌及屋，所以这块碑留住了；另一块，是一位姓党的人立的，上面刻着立碑人的姓氏。在那个无限上纲的年代，谁敢去推石碑？不过，“文革”以后，带头砸石碑的人被判了刑，在监狱里得了癌症，死掉了。这就叫‘恶有恶报’。”与此有关的故事，导游又讲了很多，在他们朴素的意识里，圣人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我相信，这些生活在圣人故里的后裔，他们的内心绝对虔诚。孔子的诸多教诲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他们在以自己的虔诚感染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乘客车离开曲阜，客车上挤满了农民、矿工各色人等。售票员拿着票，问：“哪位老师还没有买票？”陌生人互称“老师”，是曲阜一景。这倒也正常，因为圣人说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见识改变命运
邻居周老师对我说：“不知为什么，每年的7月初，高考那几天，我都会陷入一种深深的回忆之中，想起自己的高考经历。”下面就是他给我讲的故事。
我老家在农村，就学的那所学校教学质量一般。一直到第一次参加高考，我也没有把学习放到心上，每周都要偷偷溜回家一趟。高考分数下来后，我理所当然地名落孙山。我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家庭条件似乎不容许我再复读，于是我开始琢磨挣钱的路子，以彻底改变我家的现状。
在我们村子后面有一片大面积的荒滩，荒滩后面是一条小河和一个叫做“台湾儿”的小岛。我想，我可以花点钱把这个荒滩和“台湾儿”承包下来，在河流分岔处挡上障碍物，憋出一个水库；我可以开发荒滩种上水稻，水库里的水既可以用来供给水稻，又可以养鱼；我把“台湾儿”上面的荒草除掉，一半用来种庄稼，一半用来养猪；“台湾儿”上种植的庄稼可以喂猪，猪粪又可以喂鱼，这样，就能形成一条生物链，一举多得，多得多收。我“考察”了好几天，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就在牛皮纸上画了个详细的示意图，拿给父亲看，希望得到他的认可。父亲从我手里接过那张图纸，他仔细地研究了一遍后，沉默了好半天。过了一会儿，他眼睛湿湿地抬起头，对我说：“儿子，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书，考上大学！”现在想来，肯定是那时我的创意震动了父亲。而他下决心要供自己的孩子读大学，在村子里却要背负很大的舆论压力，因为只有让已经成年的儿子出外挣钱似乎才更天经地义。不过，在这以后不久，我终于又回到了熟悉的校园。父亲的话犹响于耳，我发奋读了一年书，这一年时间里，我仅仅回了几次家，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第二年，我如愿以偿地进入大学，从此走上了一条与我的同伴们完全不同的路。
周老师说，现在，城市里的人天天在念叨这样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而我的命运，却是靠父亲那与众不同的见识改变的。尤其让人感慨的是，在今天的农村，许多孩子的命运还是要靠家长的“见识”才能得到改变……
流水不腐，树木不腐
长白山原始森林，郁郁葱葱，人一进去，一下子就被淹没了，在树下爬来爬去的蚂蚁，比我们都更自信。这毕竟是它们的家嘛！树木棵棵直插云霄，赛着个儿地挺拔！在这样的氛围里，谁也没有理由心不在焉地长成歪瓜裂枣。倒是有东倒西歪的，但那是被风吹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场罕见的暴风袭击了长白山原始森林。这里本来就是风灾区，历史上曾经多次遭遇风灾，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长白山土质多为火山灰，虽然肥沃，但过于疏松，因此，树木根基都比较浅，暴风过处，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的树，依然保留着20年前的姿势。这里的管理部门，明令不许动原始森林里的一草一木。因此，每一株植物都在以最自然的状态生老病死。被虫子吃了，就吃了，即使死去，也是物竞天择的结果；死了，就死了，化为泥土再生。有的参天大树，躺倒在地上，像一个巨人的尸体，据导游说，这些死树已经长达百年，仍坚持着不腐。随便运出几棵，便能迅速改变若干人的生活状况，但是没有人敢这么做——那是一种犯罪行为啊！矫枉必须过正，没有重典，一切原则都无从谈起。
沿着小木桥前行，常常有一两棵大树挡住去路。树不能动，小桥也有一定的方向，于是，折中的办法就是在小桥中央挖一个洞，绕过树干。
厚厚的树叶和草，都已经腐烂了，一层层地铺在地上，成了上好的肥料。人踩在上面，软软的，有时会陷进去。谁也不知道那松软的腐殖质下面，到底埋藏着多少故事。
一株松树和一棵桦树，根连着根，枝叶抚着枝叶，这就是著名的“松桦恋”：一对恋人被财主追杀到深山中，无处藏身，两人紧紧相拥，化为松桦。观光的游人们，特别是那些热恋中的情侣，争先恐后地在这里留影。他们祈愿自己的爱情也像传说中的恋人一样永恒。还有几棵树，大大小小，都朝着一个方向，风一吹来，很像是一家人在轻松地散步，这几株树叫做“合家欢”。其实，这一家人中最小的一个也有上百岁了。从原始森林里走过，仿佛是真的在亲历这些故事。它们的年龄都比我们大，虽没有过悲欢离合，但经历过风风雨雨，他们的每一圈年轮里都记忆着沧桑世事，只是见得多了，他们便无话可说，默默地看着……
路边一棵树上有一个洞。我们好奇地凑过去，想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忽然，一只啄木鸟嗖地从我们头顶掠过，箭一般地飞进洞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它在里面正恼怒地观察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在大森林里，它们世代以此为家，它们才是主角。
长白山原始森林，保存着如此完整的历史。而在我生活的都市里，一切都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轮转，所有的血泪情仇被忘得一干二净。老房子被扒掉，老树被连根拔走。人们在崭新的楼房里狂欢，在及时享乐。这种情绪离长白山原始森林还很远。他们互为遥远。
我爱这种遥远。在森林里，我流连忘返。
吃惊
一天深夜，我在路边等妻子下班，迎面跌跌撞撞走来一人，问我：“兄弟，XX路车来了吗？”我旁边是个公交站点。我看看表回答：“这个点已经没车了。”他不死心：“听说这趟线路有通宵车啊！”我告诉他：“规定是一个半小时一趟，但乘客太少，司机经常私自停运。你不一定等得到。”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到某某路。我说：“打车也不过10元钱。”他尴尬地笑笑：“跟朋友们喝酒，身上没钱了。还是等公交车吧！”我闻到了，他身上确有阵阵酒气。有钱喝酒，没钱打车回家？跟他喝酒的都是些什么“朋友”，让他只剩下1元钱？
妻子到了，我们一起回家。回头看那个人，认真地站在那里，正翘首企盼呢！
有一个朋友，在某垄断行业的单位工作。十多年了，还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职员，每天唯一的爱好是打电子游戏。出外吃饭，他却总抢着买单。我们说：“你也没什么外快，还要养家，大家轮流请吧。”后来听人说，这个单位福利非常好，普通员工年终奖都20万元。
我可以想象到一个人很落魄，但亲眼见到他身上只剩下1元钱时，还是有点吃惊；我可以想象一些单位福利好得不得了，但听说这个数字时，我怎么算都算不出这个人到底哪里值这么多钱，只好再大吃一惊。
我经常这样一惊一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