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
摘 要：本文概述了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头五年（1917—1921）间，积极实施“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开拓了一方沃土，孕育了一批骨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有益的氛围。其一，蔡元培先生整顿改革学校，使一批革命精英得以风云际会于北大，渐次成长为创建党的领袖和骨干；其二，蔡元培先生为五四运动“提倡诱掖，导其先路”，使之在思想上、干部上为创建党作了准备；其三，蔡元培先生支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其四，蔡元培先生倡导赴法勤工俭学，对一批英才的造就和旅法党组织的创建有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北京大学；蔡元培；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创建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好朋友。
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头五年，即1917年至1921年间，学校迅猛发展，气象万千。在此期间，北大先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中国共产党酝酿创建的一个“根据地”；而当时蓬勃发展的勤工俭学运动，给许多革命青年赴法就学的机遇。这几方面的大事，都与党的创建相关，也与蔡先生这一时期的思想和事业密切联系着。在中国创建共产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非蔡先生之本意，但他对这些大事件，出于爱国救国、振兴中华的政治良知，或有意倡导推进，力求其成，或热心认同扶助，玉汝于成，或苦心筹划支撑，抵制各种阻力和高压。一位被当时黑暗统治钳制着的校长，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治事待人取如此民主科学而又负责款洽的态度，实在是很难得的。这样，在实际上或说在客观上，为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一个祥和的氛围，一片可以生长发展的沃土。虽然，这种氛围和沃土，于创建党的外部条件来说，或许只是其中一二而已，但它的积极影响仍不可忽视。以下，就此概述四个方面。
一、蔡元培先生在整顿改革学校和开辟文化新路中，一批革命精英风云际会于北大，渐次成长为创建党的领袖和骨干
蔡元培先生本着教育救国的宗旨和民主科学的精神，从1917年初到北大上任起，就对垂垂古朽、风气腐败的学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施“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方针，延聘了一批具有民主科学思想的佼佼学者和教员，使北大的改革稳健发展，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在蔡先生延聘的许多新派人物中，首推后来成为创党领袖的陈独秀和李大钊。蔡先生明知他们两位是新思想、新文化的著名左翼人士，但都主动恳切地延聘他们。蔡先生整顿改革北大先从文科入手，为此年初就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同时请他把在上海的枟新青年枠迁来北京。陈独秀初上任时，北大一些守旧遗老攻击他学无所长，只会写些策论式的时文，不配出掌最高学府的文科；还因陈独秀不拘小节，说让他掌文科有损校誉。蔡先生对积学有才又热心教学的新派人物总是力加保护，对陈独秀被人指责之事，蔡先生表示：“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有著作，章太炎先生也视之畏友”，“品学兼优，堪称斯任”。① 在北大整顿改革的新风中，陈独秀大胆改革文科，不久在枟新青年枠上发表了枟文学革命论枠一文，正式张开了文学革命的大旗。陈独秀是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但由此被反动派视作危险分子、“过激党人”。蔡先生不但没有因此厌弃他，反而担着风险支持和保护他。1919年6月，陈独秀因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其时，蔡先生虽自己正陷入困境辞职南下，但仍邀同章太炎互通函电，悉力营救。1922年，陈独秀已离开北大三年，在上海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年8月被上海法租界法国巡捕房逮捕，蔡先生闻知后积极参与营救工作。当陈独秀获释后，蔡先生念及陈独秀诉讼费的困难，又与李大钊等人联名发表启事，为陈独秀募集诉讼费。这真可谓仁至义尽。蔡先生在聘任陈独秀之后，考虑到要把北大建设成为一所“囊括大典”的学府，必须有能人来负责图书馆工作。1917年11月，聘请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蔡先生召开校评议会特别会议，授予李大钊教授职称，并请他兼任经济、史学等系教授。蔡先生虽实施“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但特别器重新派人物，并支持新派人物如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等参加枟新青年枠杂志的编辑工作，扶助枟每周评论枠等新刊物，使之以犀利的文字、鲜明的观点和深刻的思想，大无畏地向一切愚昧、落后的东西进行猛烈的抨击。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枟狂人日记枠，就刊载在1918年5月的枟新青年枠杂志上。在蔡先生的倡导和全力整改下，民主科学的旗帜高扬在古都上空，北大校园的气氛为之一新，其流风所及，先进青年荟萃，一代英才竞相成长。
北大学生原本多是由各地衙门推荐选送，绝大多数为缙绅豪富子弟。蔡先生任校长后，坚持平民教育，改革招生制度，按考分择优录取新生，使许多优秀学子得以进校深造。在1917年至1920年间，先后入北大就学的有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劫、张申府、黄日葵、朱务善、朱骏等等。他们有幸肄业北大，得益于蔡先生的治校举措。他们进校后，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陶冶，五四运动的锻炼，接受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派人物的思想影响。李大钊以图书馆和课堂为阵地，团结引导青年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使其中不少人后来成长为革命者、共产党人。
毛泽东在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也有与蔡先生和北大的一段难忘的缘分。毛泽东还在湖南师范修业时已心慕蔡先生，仔细研读了蔡先生翻译的枟伦理学原理枠，并在书中字里行间画满了各种圈点和记号，密密麻麻地注满了12000多字的心得和批语。① 1915年9月，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写道，蔡先生于民国元年对于枟教育方针之意见枠一文中提出的美育教育，“为现在世界达到实体世界之津梁”②。1918年6月，毛泽东读师范时的老师杨昌济，应蔡先生邀请到北大任伦理学教授。是年8月，毛泽东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20余人，为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到了北京。毛泽东为支持别人出国，自愿留在国内“殿后”，后经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为了解决生计和学习问题，毛泽东给蔡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在北大找一份工作，能旁听一些课。蔡先生见信后会见了他，并给李大钊写了字条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①毛泽东被安排在图书馆任助理员，管理日报阅览室。他在认真工作之余，博览书刊，旁听文史课，参加了蔡先生亲任会长的哲学、新闻学两个研究会，这些都使他丰富了思想营养，开拓了视野。当时，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李大钊，此时的李大钊已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李大钊的指引下，毛泽东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细读了枟共产党宣言枠，钻研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李大钊的枟庶民的胜利枠、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枠等文章。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②毛泽东在北大期间，结识了陈独秀、邓中夏、刘仁静等许多人，这对他此后的活动有着深远的影响。1919年3月，一批湖南朋友要赴法国勤工俭学去了，毛泽东就离开北大去上海送行，旋而返回长沙。当年7月，毛泽东写道：“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陈独秀等首创革新？？蔡孑民先生自为大学校长以来，注入哲学思想、人生观念，使旧思想完全变换。”③1919年末，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和北大师长、朋友交往甚密。次年初，恩师杨昌济在北大病故。杨先生操行纯洁，身后萧条。为使其遗孤略有依恃，蔡先生特地写了枟为杨昌济逝世征集赙金启事枠④，蔡先生和毛泽东等人在启事上共同署名发起募捐。1920年10月，蔡先生应湖南教育学会之邀，偕同杜威、罗素和章太炎、胡适等中外学者去作学术演讲。毛泽东应湖南枟大公报枠之请为蔡先生笔录两篇演讲词，每日陪伴左右，谈得十分投机。当毛泽东谈到想创办一所平民主义的湖南自修大学，目的在于为将来改造社会培养人才时，蔡先生满脸喜悦，“当场要毛泽东起草办学报告，还为此亲自去湖南省政府和教育厅游说。凭着他的声望，当局很快就批准了办学申请。毛泽东从此创办了一所真正属于他的‘党校’，培养出一批令统治者胆颤心惊的共产党人”⑤。当时，蔡先生为自修大学预先题了词，后来蔡先生又写了枟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枠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吾实在觉得他们自修大学的组织，可以为各省的模范。内部的组织法，当然可以随地变通，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①
在蔡先生领导推动的北大整顿改革中，在北大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建人，就这样风云际会于北大，思想上朝着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奋进。在他们分手以后，成了革命的火种，在当地点起了可以燎原的星火，形成了一支创建共产党的队伍。1920年初，李大钊送陈独秀回上海时，就在路上讨论了建党问题；是年5月，毛泽东在北大告别李大钊和在上海会见陈独秀时，都讨论了建党问题。是年秋后起，上海、北京、长沙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其时全国53名党员中，在北大学习、工作或曾在北大学习工作过的有21人，即占总数近40%的都是“北大人”；“一大”13名代表中，“北大人”有毛泽东、刘仁静、包惠僧、王尽美、张国焘，还有后来1923年被开除出中共的陈公博。又，原本李大钊、陈独秀也是“一大”代表，后因事未能出席，否则参加“一大”的代表中的“北大人”还要多一些。由此可见北大对党的创建的贡献之大。
二、蔡元培先生为五四运动“提倡诱掖，导其先路”，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为创建党作了准备
早在60年前，毛泽东论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时说：“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②五四运动对党创建关系之大，由此可见。当然，毛泽东是从五四运动的全局和整体效应来说的，而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中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5月4日前后几天与之相关的事情上，其作用不可忽视。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伟大的群众合力推动的结果。万事开头难，遇事为头难。蔡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的开头人和为头人。北大学生是拉开五四运动巨幕的主力军，战斗的先锋队。但“五四”行动的召唤是蔡先生发出的，被捕学生是蔡先生以身家作保获得释放的。
五四运动之前，北大经过整顿改革，在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下，师生关心国家安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义愤日益高涨，爱国主义热情空前增强，学生的自觉性、纪律性大大好转，以先进分子为核心的学生自治组织和社团团结着广大学生。北大学生能够在军阀高压和官僚引诱中，不顾艰险，为救国而运动，是与蔡先生的治校业绩分不开的。
在五四运动前，蔡先生就向学生发出了召唤。1919年5月初，北京盛传巴黎和会上我外交失败的消息，北大师生为之震怒，蔡先生在万分焦急中，寄希望于学生。5月2日，蔡先生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当时亲历会场听讲的哲学系学生何思源回忆说：“听了他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①当时会上决定，5月7 日在天安门举行爱国示威游行。5月3日情况突变，蔡先生获知政府内阁已发出密电，要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接受丧权辱国的和约并在其上签字。蔡先生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许德琦、罗家伦等学生骨干，他们当即在北大西斋集合学生代表商量对策，蔡先生与会并说：“巴黎和会的情况，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②当晚，经蔡先生允许，在北大三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蔡先生到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讲师邵飘萍，在会上报告了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当前形势。然后同学们在会上争着发言，“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气氛十分悲壮”③。大会开到深夜11点。会上决定，原定于5月7日到天安门举行的爱国大示威行动，提前于次日（5月4日）举行，还议决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通电各省5月7日一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许德琦回忆说：“会上推定由我起草宣言。为了写宣言，蔡先生立即批了条子，叫总务课给我一刀纸。”④
5月4日，学生上天安门大示威，蔡先生顶着高压，更为学生心忧。当天，蔡先生“到校后，先布置总务为学生提供了一些写标语的纸张。见队伍最前列学生高举的那条‘国立北京大学’横额的竹竿太短，又叫学生来校长室前院子里砍了几根大的竹子，换了上去”⑤。示威队伍在邓中夏、黄日葵、张国焘、刘仁静、许德衍、朱自清、孙伏园、何思源、罗家伦、傅斯年等带领下出发了。这时，教育总长傅增湘给蔡先生来电话说，政府刚召开紧急会议，商定阻止学生行动，请赶快召回学生。傅氏还请蔡先生即到教育部商量善后办法。蔡先生只回答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①在十几年后，蔡先生回忆这一事情时写道：“5月4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②5月4日这一天，他整日没有离开学校，也整日没有进食。③ 最后消息传来，学生无伤、亡，但队伍断后的32人被军警捕去入狱，其中北大的有许德衍、潘淑等20人。当晚，回校学生齐集法科大礼堂商讨营救方案。正当会场群情激愤之时，蔡先生到了。他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被捕同学我去保出来。为了营救学生，他煞费苦心，日夜奔走，并争取各方声援，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5月7日，被捕学生回校了，全校师生列队欢迎，场面动人，许多人哭泣不已。蔡先生劝慰大家应该高兴，不要哭，但言未已，他自己簌簌泪下。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成了反动势力集中攻击的目标。他们把蔡先生视作有“十万雄师”的威胁力量，称“五四”之事名为北大学生主持，实为蔡孑民所唆使，是“学阀操纵，学匪干政”，说“要烧北大房子，杀北大学生”，“要以三百万金收买凶手刺杀蔡元培”，等等。顾颉刚在回忆文中说：“五月四日学生游行示威之后？？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队伍。”④5月8日，有消息灵通的友人告诉蔡先生，政府已拟撤他校长之职，让胡××来代任，友人又告：“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敌人是会以烧校舍、杀学生来威胁、加罪名于蔡先生的，而蔡先生自己虽有真理和正义，但手无寸铁难以“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5月9日，蔡先生辞职回故乡了。他在辞职呈文中郑重声明全校学生“五四”之举是出于“爱国热诚”的。蔡先生虽然离开了北大，但仍关心着北大，痛斥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是个“臭虫窠”，必须淘净这种臭气。直至次年4 月，他已复职北大，又发表枟洪水与猛兽枠①一文，表示应继续以五四运动的“洪水”，冲卷北洋军阀那样的“猛兽”。
1940年4月19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蔡元培大会，大会给他家属的电文中说：“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这是对蔡先生五四功绩的客观评述和真情颂慰。陈军先生在枟北大之父蔡元培枠一书中，有一段写得很真实而又生动的话，他说：“如果说巴黎和会是导火线，那么爱国学生的热血就是火种，而引爆这场大火的却是他那双看似羸弱却并不胆怯的手。正是他在关键时刻将消息捅给了学生，才导致这场原定5月7日爆发的爱国学生运动提前了。”反抗反动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运动是一定要发生的，但首先爆发的是学生运动，而北大学生是主力，时间在5月4日，学生出发前蔡先生连写宣言、标语用纸和旗杆长短等事都想得很周到细致；又5月4日，学生在前方被大批军警围困追捕，可他们有校长蔡先生做靠山，蔡先生自己整天不进食，为学生守着学校这个尚可退居的后方，给学生以慈父般的温暖；把32个被捕学生保出来，虽有多方人士助力，各界声援，但人家多属道义上呼唤，蔡先生却痛在心头，像慈父救子，用身家来担保。“提倡诱掖，导其先路”，这是对蔡先生“五四”斗争精神和在五四运动中所作贡献的一个概括。
三、蔡元培先生出席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北大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
蔡元培先生在枟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枠一文中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以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蔡先生这种开明、开放的主张，实际上是支持、爱护了新思想、新学说和新事物，使学校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在1917年到1921年间，在蔡先生倡导的民主、科学新风中，北大或与北大关系甚密的社团、报刊杂志社、科学研究会、学生自治组织、学生救国会以及体育会、音乐会，还有有关品行修养的进德会，等等，总数不下40来个。社团和各种学生自治组织的大发展，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质品位，而且使一批活动分子、骨干得到锻炼培养。在共产党创建时期，从北大出来的人特别多，这与开展新文化和发展社团很有关系。1918年7月，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大成立，后又出版枟少年中国枠月刊，邓中夏、恽代英、毛泽东都是这个学会的成员，蔡先生称赞它是一个“最有希望”的团体。1918年10月，国民月刊社成立，爱国反帝色彩很鲜明，主要编辑人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和活动骨干许德衍。1919年1月，蔡先生特地为创刊号写了枟序枠，其中说青年学生迫于爱国之心而出此杂志，而救国是一项艰苦的事业；办刊要有原则，内容要正确、纯洁、博大。以上两个刊物和另一个枟每周评论枠，都与枟新青年枠杂志相协调配合，蔡先生都给予大力支持，这些刊物和组成人员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有好些人后来成了共产党员。
蔡先生直接支持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和传播。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大曾组织过“马喀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他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中就有毛泽东”①。1920年3月，李大钊同邓中夏等发起在北大成立了后来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参加这个研究会的都是北大人，有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何孟雄、刘仁静等人。蔡先生“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研究会成立以后，又去找蔡先生要房子，他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研究会有了办公室、图书室，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我们的图书上都盖‘亢慕义斋’戳记（现在北大还保存有‘亢慕义斋’戳记的图书）”②。1921年11月，为了公开研究会的活动，经蔡先生同意，同月7日，在枟北京大学日刊枠上登出启事。声明“本会叫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以研究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为本会会员”③。当时，反动派对“过激主义”、“过激党”的防范查禁很严，可蔡先生不但不禁止，反而让其自由发展，扶助支持，出席成立大会，给房子，登启事，做到这种程度实在不容易。罗章龙这位当事人于1980年深情地回忆说：“要是没有蔡先生的支持，这个组织是不能公开活动的。他对待进步事业，就是这样全心全意地支持。”
蔡先生又一难得之处是提供讲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在北大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创中国历史之先。
1918年11月16日，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北大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大会，蔡先生邀李大钊同讲。蔡先生的演讲题为枟劳工神圣枠，他说：“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他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接着李大钊作题为枟庶民的胜利枠的演说。两人同场演说，一个高呼“劳工神圣”，一个高呼“庶民的胜利”！真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1917年至1921年，在枟新青年枠杂志上，蔡先生发表了枟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枠、枟社会主义史· 序枠等10余篇文章；李大钊发表了枟庶民的胜利枠、枟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枠等文章，还在1919年5月，专门出了一期枟马克思研究专号枠，发表了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枠一篇长文，这是我国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和确切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阶级竞争”这条“金线”的公开发表的力作。蔡先生不仅让李大钊用明白的“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过激言论”公开在枟新青年枠上发表文章，还从1920年秋起，请李大钊以教授身份在北大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正式讲授枟唯物史观枠、枟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枠、枟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枠等课程和讲座，开我国大学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最早纪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一位先行者是李大钊，如果说在天安门演说枟庶民的胜利枠是前奏曲，那么正式的阵地是北大的课堂，这一切都与蔡先生分不开。李大钊在1918年冬起，已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了，或可设想，假如李大钊没在北大、没有遇上这位蔡校长，那么他在当时或许是另一种情况，亦或许即使成“英雄”也“无用武之地”。
由于蔡先生对李大钊的进步活动和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支持，才使北大成了先进青年共产主义思想的养成所、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一个“根据地”，其发展情势也为共产国际所注意。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俄共（布）维经斯基等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通过群众团体和各种社团召开欢迎会、讲演会，邀请苏俄友人演说，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还邀集北京各方面的进步人士举行小型座谈会，交换对中国政局的看法？？后来，李大钊又介绍维经斯基等到上海会见陈独秀”①。这件事情中，蔡先生是否参与，未见史料，但维经斯基进行了那么多活动，接触了那么多人士，蔡先生至少是知道其事的。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后到了北京，“通过李大钊同志的联系，蔡先生？？在李大钊同志的家里进行了会面”①，会面时由刘仁静当翻译。次年（1922）12月，蔡先生聘李大钊任校长室秘书职务。此时的李大钊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北方党的总负责人，蔡先生请他任校长室秘书，至少把他看作可信的朋友，或认为他是改造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人。
四、蔡元培先生领导、支持赴法勤工俭学，对一批英才的造就和旅法党组织的建立有积极影响
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起于1911年。1914年至1916年，蔡元培先生旅法，为推进这一事业做了许多工作，1916年与法国友人一起建立了华法教育会，蔡先生任中方会长。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影响下，一批贫苦的有志青年，痛心于内忧外患之严重，莫不思索探求革命理论以救国家之危亡，因此赴法勤工俭学的人逐年增加，1918年至1920年间去法青年约有2000人之众。蔡先生为了教育救国，对勤工俭学颇费心力，竭力推进，参与勤工俭学运动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对外争取法国友人支助，并促进法方退还庚子赔款以充勤工俭学之经费；对内协调各方募集捐款，建立赴法前的预备学校，等等。1918年上半年，蔡和森为赴法到北大访谒蔡先生。在蔡先生支持安排下，蔡和森、蔡畅偕同年已54岁的蔡母葛健豪等赴法。同年8月，毛泽东带罗学瓒等25个新民学会会员到北京，又请蔡先生玉成赴法。经蔡先生筹划安排，请杨昌济先生具体落实先在北大留法预备班学习法语等，次年3月成行，毛泽东因愿意留在国内为他们“殿后”未去。周恩来于1920年10月赴法，赴法前3年，周恩来就见过蔡先生。1917年5月，蔡先生去天津南开学校演讲两次。两次演讲都由周恩来做记录，他在每份记录稿上都写了“志”。第二份记录稿的“志”中，周恩来写着：“蔡先生取枟思想自由枠为题，名言谠论，娓娓动人。记者于六年前，即获读先生著作，今日始得一瞻风采。”②事情就这样巧合，周恩来1917年给蔡先生的演讲做记录，毛泽东于1920年也为蔡先生的演讲做记录。周恩来赴法前在北京华法教育会办理赴法手续时蔡先生给他以方便和帮助。“1920年10月，蔡先生兼任中法里昂大学中方校长。”①11月，蔡先生为里昂大学和解决勤工俭学中的新问题、新困难，在上海乘船出发去法国，陈独秀到码头亲切送行。
在1921年初，中共旅法组织也建立起来了，但建党的“种子”是国内送去的，且与北大人有关，其“种子”是张申府和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赵世炎等。张申府是北大哲学系讲师，1920年秋与李大钊共同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应蔡先生、吴稚晖之聘任法国里昂大学逻辑学教授，11月偕同刘清扬和蔡先生同船去法国。张申府到法国后先介绍刘清扬入党，后由张、刘两人介绍周恩来人党。赵世炎、陈公培、施存统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他们较张申府早些日子到法国。1921年初，赵世炎等因陈独秀之嘱，与张申府接上了组织关系，随之旅欧人员中的党组织很快发展起来了。旅欧人员经过各自的努力和锻炼，后来许多成了杰出的人才，如周恩来、李维汉、陈毅、邓小平、李富春、李立三、聂荣臻，以及后来为革命英勇牺牲的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等。蔡先生说过组织勤工俭学是为了“吸收新世界之文明？？造就青年济世之学子”②。青年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其中由许多环节、阶段连缀而成，留法勤工俭学中出了许多“济世”的英才、奇才，并且有一个中共在海外很有影响的组织，从中可以看到蔡先生倡导、推动的勤工俭学的积极作用。
蔡元培先生虽然不是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对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到底如何评价，还有待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