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法宝。中共绍兴地方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绍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发挥了这一法宝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有共产党员先后到绍兴地区各县（本文不含后来划出绍地的萧山、余姚两县）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党的组织。自此至1949年5月绍兴解放的28年间，绍兴虽然没有设立地区一级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机构，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为了坚实党的群众基础，壮大革命力量，推进人民革命进程，始终致力于“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以下按不同时期史实，作一概述。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绍兴的统战工作
这一时期是绍兴统一战线的初创阶段。中共在绍兴地区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宣传发动民众联合起来，团结培养党外骨干力量，组织各界民众自立团体，促成国共合作。
1.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中共党员和党组织在绍地一出现，就植根于工农和知识分子之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揭露反动统治的罪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指引革命斗争的方向和道路。一批先进青年政治觉悟日益提高，自立意识大大加强，非党骨干的队伍迅速壮大，民众自立团体犹如雨后春笋在绍地各县纷纷涌起。工农联盟本身就是统一战线，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当时，工农联盟统一战线的观念尚未成熟，组织也未形成，但工、农自立团体的出现，标志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统一战线已经产生，两者在斗争中互相声援支持，继而联合行动，这是工农联盟统一战线的前奏。建立工农团体，绍兴县开各县之先河，而农民运动则首发其端。1921年9月27日，由中共党员沈定一及进步知识分子宣中华、刘大白等发起组织，绍兴县衙前（今属萧山）、前梅、方家桥和柯桥等地农民在衙前村东岳庙隆重集会。经农民自己议决，宣告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全国第一个新型农民团体———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发表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斗争纲领———枟衙前农民协会宣言枠和枟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枠，宣告：土地由农民团体保管分配；农民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10月底，绍兴钱清乡农民协会成立。至是年底，绍兴县44个乡村成立农民协会，会员3000多人。12月17日，钱清、柯桥、南池等地农民联合开展抗租斗争，有1000多名农民进城请愿减租。同月，绍兴16个乡农民自治联合会成立。至1927年3 月，绍兴县有100多个农会10万多会员。是月，绍兴县农民协会在大校场举行成立大会，3000多农民代表到会。农民自立团体的兴起，联合行动的发展壮大，表明了农民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在农民运动日趋高涨之际，绍兴城镇工、青、妇、学的社团纷纷涌现。1923年5月，中共党员王承纬发起建立绍兴印刷工人联合会，继而店员联合会、青工互助会、箔业总工会、医务工会、电机联合会、商会、妇女协进会、学生会接踵成立。12月，绍兴县爆发省内规模最大的万余箔业工人大罢工，历时15天。1925年6月，绍兴各界团体联合成立“五卅”后援会、演讲队、募捐团，全城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召开各界团体和学校师生共4000余人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声援“五卅”运动大会，1000余名工人、学生联合举行示威游行。1926年4月，25000名丝织机工、帮工大罢工，以加薪结束。1927年2月，在中共领导下绍兴县总工会成立，下设基层工会107个，会员3万余人。同月，北伐军抵绍，中共绍兴地委以国民党绍兴县党部名义联合各界成立绍兴社会运动委员会，支持和配合北伐军行动。当时，其他各县的工农运动也先后兴起。诸暨、嵊县、新昌、上虞等县的总工会均告成立。诸暨县总工会下属各行业工会23个，会员1600余人，工会举办了夜校，向职工传授新文化、新思想，组织反帝爱国的斗争活动。这一时期在党的领导影响下，绍地城乡各革命阶级、阶层力量的聚合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为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如绍兴县到1927年3月，已在城乡建立党支部24个，有党员250名。工、农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党的力量逐步发展壮大，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2 。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自1924年夏起，绍地各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渐次形成。1912年，国民党曾在绍兴设分部，但次年11月就被解体。1924年春后，为了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促其健康发展，当时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所在县的国民党并帮助其发展党员。在中共帮助下，国民党绍兴县临时县党部于1924年6月22日成立，到会党员64人。旋而上虞、嵊县、新昌、诸暨等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先后成立。绍兴、诸暨、上虞县国民党县党部7名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各占4人，分别兼任农工部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或青年部长等职。绍兴、诸暨县党部，由中共党员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了发展国民运动，1924 年底，绍兴、诸暨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绍兴县参加县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有绍兴市民大会、全绍教育会联合会、国民党绍兴县临时县党部、青年协进会、非基督教同盟绍兴支部等43个团体的80余名代表；在40名促成会委员中，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占大多数。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促进了工、农运动，壮大了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阵营。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绍兴的统战工作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破裂，白色恐怖日益惨烈，中共领导的统战工作虽在头两三年间仍坚持运转，但此后七八年中，因党组织受严重破坏，统战工作处于休眠状态。
在1927年夏起的两三年间，绍兴、诸暨、上虞等县的中共组织和党员，根据“八· 七会议”关于组织发动农民举行暴动和秋收起义的指示精神，积极团结联络国民党左派分子和开明士绅，重点在农村进行“二五减租”斗争，农民运动一度出现威武雄壮的局面。1927年底，中共绍兴县委组织发动钱清、柯桥、禹陵乡等地万余农民进城，联合向县府“跪香”请愿，向县长强烈要求实行“二五减租”，部分要求得到解决。1928年4月，华舍等地2万多名机织工人举行同盟大罢工，提出加工资等16项要求，并派代表赴沪、杭等地呼吁求援，获得各地支持，斗争坚持一个星期，赢得了胜利。是年秋，6000名农民为要求实施灾田免租进城请愿。次年7月，准备举行城乡联合暴动，后因事泄未成。1931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以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为骨干发起成立了反日救国会、各界慰劳卫国壮士会、抗日救亡剧团等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筹款劳军等活动。其时，其他县的抗日救国活动也纷纷涌起。在上虞，当“四· 一二”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笼罩县境时，王佐等开明士绅冒险掩护了共产党员叶天底、钱念先、徐用宾、张子晋等。是年5月，叶天底秘密到杭州，通过统战关系取得新任国民党上虞县党部党务指导员郑某的支持后，回到上虞重建中共支部，建立党的外围组织“石榴社”，有非党人士徐懋庸负责秘密出版枟石榴报枠宣传革命。10月，党支部联络农民骨干组织2700多名农民会集县城，为实施“二五减租”向县政府请愿，迫使县长签字同意，斗争取得胜利。到11月，因秋收暴动计划落入敌手，叶天底遭捕被杀，自此上虞党的统战工作停滞10年。在诸暨，1927年—1930年的三年中党组织的力量保存较好，且一度有所发展，统战工作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国共分裂、诸暨原来的县工会被取缔后，反动的国民党成立了直接控制的县工会。在这种情势下，于1927年11月，原县工会主席、中共党员寿菊生为首秘密召开了木业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县木业工会，组织全县木业工人举行罢工斗争。次年夏，又秘密成立了诸暨县总工会，非中共人士担任了副主席等职务，并在牌头、枫桥等集镇设立分会，团结工人开展自卫斗争。1928年，中共诸暨县委派党员到陶朱乡等地成立了农民减租委员会，减租斗争取得胜利。1930年4月，中共诸暨县委召开全县“破仓分粮”暴动骨干会议后，全县3000多人参加暴动，攻下警察所5个，缴获了长短枪40支，近10万名农民从地主富农粮仓中分得了粮食。在暴动斗争中，先后成立了西乡农民革命军、东北区农军、北区苏维埃政府。在新生的农军和政府中，许多非中共骨干参加了领导工作，使革命统一战线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农军浴血奋战五六天，最后被反革命武装镇压。在嵊县，1928年6月，在农民朱曰生的发动下，为取消茶捐、保护茶农利益，6000名茶农联合进城暴动，向县长请愿评理，斗争取得了胜利。在新昌，青年农民张万年于1929年9月18日，带领数千农民揭竿起义，打击了地主恶霸，后上天台万年山等地，坚持斗争到1932年9月。上述工、农团结对敌斗争的壮举，震惊了制造白色恐怖的反动派，冲击了旧统治的基础，虽然有壮烈的失败，但仍显示了统一战线的强大威力，且为此后重振统战雄风，在党员和广大工、农群众中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抗日战争时期绍兴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年，绍兴呈现一派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氛围。其时，中共宁绍特委和各县委都十分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动员全党做统战工作的同时，一度建立了统战工作机构和专管干部。1938年5月，中共上虞县委任罗振声为统战、宣传部长；1938年11月，嵊县中心县委设统战部，袁于田、竺曾撰、丁友灿先后任部长；1939年10月，诸暨中心县委设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1942年7月，嵊县新县委设统战武装部；1940年初，中共绍属特委建立后，曾指派丁友灿专事统战工作。这些统战工作机构的设立和人员安排，有力地促进了统战工作。从1940年起，统战工作几度受到国民党反共逆浪的冲击，它在重重困难中仍运行不息，对绍地建立抗日团体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坚持团结抗日、建设抗日武装和组建抗日民主政权等方面，都发挥了法宝的威力。其中1939年3月底，周恩来回故乡绍兴之行，对绍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 。周恩来故乡之行的统战工作。1939年3月27日午夜，周恩来回到故乡绍兴。当时，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还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来浙回乡的公开身份是后者。他称此行是回绍兴故乡省亲扫墓，其实主要是去皖南处理新四军的事情，研究浙江的党组织在抗战中的工作；回绍看望同胞乡亲，但主要的也是为了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1939年2月18日，他与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等从桂林乘火车东行，到江西樟树站就下车转道了，至3月17日到金华，在此地盘桓几日后，经天目山又夜渡已被日寇封锁的钱塘江来到故乡。周恩来在天目山等处与黄绍竑面谈多次。周恩来同他会商抗战大计外，还达成口头协议，由中共派代表（吴毓）同黄保持联系，以便遇事及时商量解决。他们会商的内容，对浙江、对绍兴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周恩来在绍兴小住3天，用半天时间与族人去上灶的石旗等地祭扫祖墓外，夜以继日地为抗战问题忙碌着。他同国民党绍兴专员贺扬灵、绍兴县长沈涛等党政军要员几次晤谈；在越王台举行的地、县欢迎大会上，向到会200多人就抗战形势前途和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国共合作共同对敌诸问题演讲了四个小时；与爱国人士、专区政工指导室主任兼抗日枟战旗枠社社长曹天风和沈复生、张天汉、王子余、周守白等多人作了畅谈；邀请电厂5位青工，在姑夫王子余先生家座谈；到城外东湖、皋埠、禹陵等乡村了解民情，上大街小巷体察市情并在战旗书店买了书；深入专区政工指导室、枟战旗枠社办公处和战时政工队驻地，向政工队和青年营、妇女营及少年营500队员讲了话；还漏夜为各方爱国人士、进步青年题词多幅。3月31日，周恩来离绍去金华，步行经枫桥时应请在大庙向各界人士和工农民众演讲40多分钟，会见了当地爱国人士何燮侯（曾任北大校长）、陈季侃（曾任甘肃省代理省长）、周子豪（曾任浙江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和枫桥区长祝更生（后任诸暨县县长）等人士。夜晚到诸暨城，又同县长夏高阳、县府秘书郑重为（后任绍兴县县长）以及出身黄埔军校一期的浙江保安司令宣铁吾等晤谈。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会晤恳谈中，一再说明：大敌当前，为对中华民族负责，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战。他指出，真心抗战就要团结，对民众不要遏制，要疏导，像大禹用疏导的办法治水那样。他还指出，在当前抗战处于困难阶段，要学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秋瑾仗剑而起和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以求稳操抗战胜券。周恩来的讲演和恳谈，争取了人心，扩大了统一战线队伍，坚定了许多爱国人士和广大故乡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念。周恩来在金华时，指示中共浙江省委要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工作力度，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积极扩大抗日阵营；对友党友军和其他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要不浮、不躁、不卑、不亢，以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作用，争取更多的人同自己团结在一起合作抗战。他还要求省委加强绍兴党的工作。周恩来故乡之行，对绍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作出了枟关于学习贯彻周恩来同志指示的决定枠，又专门发了枟统一战线问题枠的文件，并按周恩来的指示，从上海、皖南以及余姚、镇海等地调来50多名优秀党员来绍兴工作，加强对绍兴统战工作的领导和力量。
2 。抗日救亡团队和文化宣传中的统战工作。1937年底，杭州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钱塘江南岸成了抗日前线，绍兴人民奋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此时，地、县及各区乡的抗日团队纷纷涌现，有抗日自卫委员会、各界抗敌后援会、农民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战时政治工作队和数以百计的抗日文化宣传社团，还有众多的战时书店、抗日报刊等。这些抗日团队和书刊机构，大都由中共党员、革命青年、爱国民主人士或开明士绅发起创立和领导，他们以抗日救亡为宗旨，团结汇聚了不同阶级、阶层、党派中有爱国精神的人士和热血青年。其中，有许多是从沦陷区流亡绍兴的爱国文化人士、教师和青年学子，他们虽然经历阅历各异，但爱国情深，人才济济，是一批有生力量。因此，这支队伍本身就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团体，为着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工作。在抗日团队中，党尤其重视对战时政治工作队的统战工作。1937年春至1940年夏，绍兴专署（时称第三行政督察区，简称三区）和各县政府都设立了战时政治工作队。从政工队创建起，地、县党组织就陆续输送党员和各方进步青年加入其中，起骨干作用。中共绍属特委为了加强政工队的统战工作，既抓其专管领导，又重视队伍中党的工作。三区政工队由三区（专署）战时政工指导室专管，在这一专管机构初设时，就有党员和党的关系人在其中工作；几个月后，又有2名党员进指导室工作，并与指导室主任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三区政工队，1937年底，党员骨干郦咸明任总干事长，次年初重建政工队时，除大队长和第四中队长由爱国人士担任外，其余各职都由中共党员担任，队内一度建立了中共联合支部，有党员41人，占全数之半。三区政工队为赴杭嘉湖敌占区工作和直接参战的战地政工队，培养了一大批队员和干部，还为各县政工队输送了一批骨干。1940年7月，三区及各县政工队被解散，但它为抗日救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的贡献长存史册。抗日救亡运动中诞生的刊物名称极富号召力和统战性，如枟禹风枠、枟越王魂枠、枟战鼓枠、枟涛声枠、枟怒吼枠、枟动员枠、枟向前枠、枟同仇枠、枟抗敌枠，等等，有的刊物曾出版或转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关于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作，有的书店行销枟新华日报枠等外地报刊、书籍。在众多报刊中，影响最广、号召力最强的数枟战旗枠，它是绍兴抗日文化宣传中的一面旗帜，是为抗日救亡运动呐喊助威的“喉舌”。它创办于1938年5月，先期为5日小报，后改为周刊、旬刊，至“皖南事变”后停止时共出100期。刊登的文章围绕抗日救国主题，极有政治影响力、针对性、可读性和统战性。它发表过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等名人的重要评论，登载了中共绍属特委领导杨思一、顾春林、邵明及党的骨干杨源时等20余人的文章（多用化名发表）；为了促进国民党抗战，也选录过蒋介石枟抗战三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枠和黄绍竑枟敌进犯给我们的教训枠等。自1938年冬起的一年间，通过统战关系由曹天风任枟战旗枠主编、社长。曹天风是国民党左派人士，与中共接触较早，斥责国民党顽固派是“党人头在党魂亡”，力主抗日，与中共合作较真诚。周恩来抵绍时，他任三区战时政工指导室主任，专管三区战时政工队，当时他以绍兴各界总代表的身份迎、送并全程陪同周恩来，其间与周恩来多有深谈，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赏、慰勉和鼓励，他说听了曹天风的“谠论，极感奋”。曹天风不负所望，他说周恩来对他的谆谆教诲“心碑未泐”。他送别周恩来以后，在政工指导室和枟战旗枠社与中共党员合作更好，枟战旗枠刊物也办得更出色，还悉力掩护了几位遇险的共产党员。
3.在上、中层爱国人士中的统战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绍地各级组织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和形式，积极开展对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大大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也增强了党自身的力量。在这一时期，中共与三区（专署）和各县及乡镇的国民党上、中层人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建立的统战关系很多。对三区（专署）党派骨干先后与专员贺扬灵的秘书乐培文、专员杜伟等建立了较好的关系，推进了绍兴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诸暨，中共与何燮侯、李士豪（曾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执委，后改任中国农工民主党江南局书记）、陈季侃、郑奠（曾任北大等校教授）、翁国华（曾任国民党军少将）等人士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他们力主抗日，配合和支持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积极团结国民党乡、镇武装联合抗日。从1937年底起，中共先后做邓讱、夏高阳和祝更生等三任诸暨县长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在邓讱任县长期间，从外地调集了一批中共党员到诸暨工作，加强了诸暨抗日救亡运动的力量。在绍兴县，中共通过诸暨的何燮侯、李士豪，争取县长郑重为共同抗日；1944年下半年，绍兴县扣押了金萧支队人员，经何、李疏通，郑重为全部予以释放。在上虞，1938年10月，陆桂祥任县长，中共推荐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战时政工队，有的还在县政府的部门任职。1939年3月至次年10月，俞谓川任国民党上虞县党部书记长，他到任时从新昌带来中共党员俞菊生、进步青年俞元亮等。经中共一段时间的团结争取，他对共产党加深了理解和同情，不但支持抗日救亡工作，还设法保护了中共上虞县工委书记傅志评等人。在嵊县，除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外，地下党与许多士绅、地方实权人物都建立了程度不同的统战关系。嵊东士绅四维乡茹赞庭及该乡乡长叶芾堂，明知章泰余是共产党员，仍任他为乡公所事务员，并让他送粮、送情报给地下党；绍属特委宣传部长顾春林在该乡被扣，后经疏通顺利保释。挹青乡乡长马焕文、联溪乡乡长沈庭干、太平乡乡长邢乐中等都为掩护地下党活动作过贡献，他们同意中共党员到乡公所任职，使这些党员能以合法身份为党工作。裘翌芳是清末秀才，长期任剡山小学校长，抗战爆发后，竭诚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方针。他在校内设立图书阅览室，展出枟新华日报枠、枟大众哲学枠等刊物让人阅读，发动师生创作抗日宣传画，聘中共党员钱叔亮等到校任教，掩护中共绍属特委书记杨思一、嵊县中心县委书记杨源时，帮助保存和印刷党的秘密文件、材料。
4.在创建抗日武装队伍中的统战工作。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的统战工作起始于诸暨。1937年冬，中共党员魏文彦、骆子桢经与国民党诸暨县党部联系，在县城东门外和枫桥镇分别举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有中共党员和各界抗日志士60余人参加集训，此后抗敌义勇队纷纷涌现。1938年8月中共诸暨县委通过县长邓讱任主任的县抗卫会，组织了2万多人的土枪队，配合军队抗日，这是绍地创建抗日武装的统战工作的开篇。1942年5月，诸暨县沦陷不久，中共诸暨特派员朱学勉通过时任泌湖乡乡长何文隆（地下党员）的活动，成立了乡抗日自卫队。当时，朱公乡乡长赵汉波（国民党员）、姚江乡乡长姚智荷（国民党员）、明镜乡乡长钱之棼（无党派人士）都建立了自卫队，三乡共有长、短枪50多支，但人员复杂。中共组织通过何燮侯、何文隆等人，先做好钱之棼的工作，进而由钱去说服赵、姚二人，组建了以赵汉波为队长的四乡抗日自卫大队（亦称诸北四乡联队），同时还成立了以钱之棼为主任，何文隆、赵汉波、姚智荷为副主任的诸北四乡抗卫会。同年9月，诸北四乡联队扩建为包括长宜等四乡的诸北八乡抗日自卫大队，仍以赵汉波为大队长，中共党员骆子钊为指导员；同时，成立以钱之棼为主任的八乡抗卫会。11月，八乡联队开赴四明山参战，编为直接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一个中队。此后，钱之棼、赵汉波为抗日武装工作继续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嵊县，张仲愚、周泰福、安全喜、刘清熙等爱国抗日人士，对中共的抗日武装建设也多有助益。1942年，嵊县沦陷不久，中共嵊县县委创建了第一支300人的抗日武装自卫独立大队（简称独大）。独大一度与国民党军蔡廉部联合抗日，后蔡部反叛投敌，独大在几次战斗中受挫，处境十分困难。当时的画图、广利两乡联乡总队长、中共的重点统战对象张仲愚得知此情后，让该部以联乡总队第三分队的番号隐蔽在他哥哥张远帆当乡长的画图乡岩头村，故群众称“岩头部队”。1943年，国民党当局以张仲愚“通共”、“窝匪”罪，押送驻天台的保安司令部，坐牢三个月，后经好友新昌陈石民（省蚕桑委员会副主任，与浙江保安司令竺鸣涛关系好）营救，才得保释。此后，张继续做了许多好事。1944年6月，国民党军计划进攻我浙东游击队驻地梁弄，安全喜得悉后，立即将其行动计划及装备等情报送给中共，此外，还主动给金萧支队送去步枪10几支、子弹数千发。周泰福（早年曾任浙江省保安处侦缉队长）、刘清熙在劝导地方武装归顺、支持建立抗日武装、掩护并营救中共骨干及输送情报等方面都做了很多事情。此外，中共嵊县县委还派党员骨干打入土匪部队和民变武装，经过三年争取、诱导，终于促使嵊东多股土匪及民变武装起义加入浙东新四军。在绍兴县，中共领导的皋北抗日自卫队，1942年为取得合法地位，使用国民党皋埠区队番号，并一度与国民党县大队联手共同攻打汪伪王阿宝部。在新昌，1941年冬，中共党员丁友灿等先后打入民变武装王老三、王孝明部，做团结争取工作，后拉出300人，编入中共掌握领导的嵊东独立大队。此后又团结争取了民变武装吴显超部。1945年初，吴显超拉部队投奔四明山新四军。在上虞，中共直接对原汪伪军季部和地方自发武装张部开展统战工作，使两部确立了抗日立场，与中共建立了友好关系。1944年，先后派中共党员骨干6人，进入驻章镇的国民党军第五挺进纵队（队长张俊升）开展统战工作，经过对上层人员长期耐心的团结争取和对家属及其部下的宣传启发，使该部于1945年7月起义投入新四军，张俊升被任为浙东游击纵队副司令兼第二旅旅长，后来张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外，在1938年春夏间，绍兴专署先后建立了抗日自卫妇女营、青年营等抗日武装队伍，中共派党员和党的联系人进入营队工作，后来部分营员渡江到敌占区王店等地作战，很有战斗力。
5 。抗日民主政权中的统战工作。1943年11月至1945年初，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民主政权。与绍地相关的有四明行政专员公署、会稽特派员办事处两个地级政权，上虞、路西等两个县级政权，诸义东、诸北、嵊新奉、绍嵊等四个县级办事处。县政府及县级办事处下设区，区下设乡。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中，按“三三制”选配：中共党员、非中共的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让有声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开明进步士绅、国民党左派人士担任重职。如钱之棼任诸北办事处副主任，陆灏任该处文教科长，陈孟炎任诸暨枫桥区民主政府区长，唐三元任嵊县下东区区长，赵振明任章镇区长，黄公石先后任上虞县府办总务、秘书、民政科长和谢桥区区长等职。同时，各乡政府中也都有非中共人员参政。民主政府还经常邀请开明士绅、各界知名人士和非中共的政府干部座谈，倾听他们对民主政府的意见和要求。1945年1月，中共浙东区党委召开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各县都有爱国民主人士参加，如诸暨的何燮侯、钱之棼、陆灏和嵊县的竺小良等。会上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参议会，何燮侯被选为副议长，钱之棼为议员。在上虞成立县参议会时，推荐了夏达才等非中共人士为议员。
四、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绍兴的统战工作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5年9月下旬，中共浙东大批党政干部和浙东人民武装主力北撤，部分留守骨干深入农村山区坚持斗争。中共组织的活动和统一战线工作，一度只能在隐蔽中进行。1947年秋起，革命形势渐趋发展，继而推向高潮。随着革命斗争形势、任务的发展，统一战线也呈现出新局面。这一时期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开明士绅和民主党派，争取国民党党政军上层分子弃暗投明，促成敌军瓦解或起义投诚，迎接解放。
1.团结争取统战对象风雨同舟。浙东武装北撤时，有计划地邀请部分爱国人士、乡保长座谈，阐明形势和党的意愿，希望他们保护自己，爱护人民，开展合理斗争，争取实现和平民主。此后，中共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常以秘密通信、发送文告及资料或上门探访等形式，保持与他们的联系，鼓舞信心，迎接解放。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亲属的家成了中共隐蔽党员的住处、联络点或物资供应处。中共嵊新奉特派员丁友灿隐蔽下来后，得到了开元乡周泰福全心竭力的保护。周泰福资历深，为人正直，地方上有威望，是中共长期的朋友。他家既是丁友灿的隐蔽处，也是通讯联络站。为了安全起见，周不断把丁安排到他的世交及亲戚家，并再三叮嘱严守秘密，保证安全。后因国民党特务发现，周泰福一度易地隐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爱国民主人士积极支持和参加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民主政权建设。如1948年春夏间，诸暨爱国民主人士杨则民为了加强游击队的武器装备，去上海淞沪警备副司令杨步飞处取得一批枪支弹药支援路西游击队。杨的义举被敌人发现，不久惨遭暗杀。1948年，诸暨民主政府重用农工民主党人员，其中任县政府秘书、民运队长、报社副社长的各1人，任正、副区长的6人。1949年2月，为迎接解放，诸暨成立解放委员会，农工党员朱因任主任，边美棠任副主任，杨汉升为宣传部长。后边美棠四次与国民党县长张清尘谈判，因张反复无信，边被杀灭口。新昌国民党参议会副议长唐默亭经争取团结，热情支持新昌解放，尔后又继续做出逃的新昌县大队工作，使该队人员放下武器投诚。
2.策动国民党武装起义投诚。在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日益加强的情势下，1948年起，对国民党武装进行策反工作。次年1月，通过中共华东局的工作关系，抗战期间曾任绍兴县县长的郑重为潜回绍兴，利用旧日关系，在萧绍国民党军警中做策反工作，劝说在绍旧部起义。1949年1月至2月，国民党诸暨姚江区九乡联队主任寿乃康、诸暨自卫大队傅渭潮（经寿劝说）中队一同起义。接着驻枫桥、草塔、大西等地的自卫队、警察队先后起义。同年3月，国民党绍兴县自卫队驻车头第三中队起义。4月，上虞自卫队二中队、防守四明山的地方团队、孟尝乡自卫队起义。至绍兴解放时，在绍地先后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警20余批，官兵6000余人。这些部队的起义投诚，特别是其中的起义行动与党的统战关系人、党的新老朋友冒险做了大量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
3.民主党派与中共同心协力。绍地解放前，民主党派有农工民主党诸暨临时县委和民主同盟成员7人。农工党诸暨临时县委由李士豪发起，于1938年8月成立，边美棠为负责人。
在抗日时期，诸暨农工党做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诸暨农工党积极支持并参加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1946年夏，农工党员周荫创办民权通讯社，以向江、浙报刊提供新闻稿形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地方的种种恶行，三个月后因当局威迫而停止活动。1947年，农工党在国民党“会稽山绥靖指挥部”驻地枫桥镇，开设“井井香烟发行所”，作为中共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站，为其提供并转达情报，筹输军需用品，营救被捕人员。后该行被国民党特务查封，农工党员被传讯、拘留，有的被逮捕，但机密未有泄露。期间，李士豪利用在上海参加农工党中央领导工作的条件，组织大批物资支援浙东游击队。是年，农工党员杨汉升任枟诸暨国民新闻枠社社长，农工党以此作为重要活动据点。1948年冬，金萧支队2名干部以报社编辑身份为掩护，开展城市工作。1949年初，杨汉升受路东县人民政府委托，秘密印刷毛泽东的枟新民主主义论枠、枟将革命进行到底枠、枟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枠（部分内容），以及人民解放军枟入城守则枠等七种著述和文件共18000册。1948年至次年春间，农工党输送党员45名、知识青年300余名参加浙东游击队。1949 年初，农工党积极配合中共开展城市工作，全力支持以农工党员朱因为主任的诸暨解放委员会的工作，农工党员周永良等在执行任务时被匪特杀害。1949年上半年，农工党枳极参与联络、策动工作，在促使寿乃康、松阳县县长祝更生（农工党员）、丽水县县长张恭槎（诸暨枫桥人）等人起义上出谋出力甚多。
1946年秋，民主同盟浙江支部负责人沈肃文在钱清创办浙光中学，以“培养将来做革命工作的人，为新社会服务做准备”为宗旨，以学校为掩护，积极开展盟务活动和革命工作。1948年，由学校总务周仰钊（盟员）出面，与中共配合，以学校为中转站，将上海民盟组织介绍的10多名革命青年，分次安全送上四明山革命根据地。1949年春，盟员施伯侯、周仰钊在中共领导下，担任萧绍一带调查联络工作，为联络绍兴爱国人士为迎接绍兴解放做了许多好事、实事。1949年初后，盟员动员浙光中学、省立绍中等校20多名进步学生参加革命，分别送往金萧支队和四明山根据地。
4 。团结、争取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党政军要员。1949年5月，绍地各县先后解放。在各县解放前夕，中共组织对各界上层人物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中共绍兴县委早在三、四月间，以多种形式给有关人士写信，寄发文告，宣传形势、政策，劝告他们转变政治态度，为人民立功。3月，中共浙东游击纵队领导马青、张瑞昌请诸暨农工党和绍兴民盟跨党成员周仰钊以浙光中学教师名义，几次到绍兴找稽山中学校长施伯侯共同进行活动。并通过施联系傅召沛（曾任绍兴县政府塘南办事处主任），施、傅开展活动，为中共搜集情报、动态，绘制城区地图等。同时，中共绍南办事处也派人入城开展工作。这时，全国的解放战争迅猛推进，中共在绍兴的统一战线迅速扩大，与一批国民党党政军上层及工商、教育、新闻界代表人士建立了统战关系，其人员有城防司令侯庄燕，县参议会正、副议长沈鼐、陶春煊和议员陶茂康，县党部执委、枟绍兴新闻枠报社社长郑士伟，县商会会长严希尚，国大代表、国民党中央戡乱委员、中央宪政督导员任芝英（女），还有施伯侯、傅召沛、董起凡以及陈笛荪、张光楷等，他们都表示拥护共产党，愿为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古城的和平解放出力。其时，中共重点做城防司令侯庄燕的工作。侯态度较明朗，愿意率部起义，促成和平解放绍兴事宜。但未久机密泄露，侯被诱杀于曹娥。绍兴为浙东咽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批残兵败将、党政要员，纷纷涌到绍兴，到处敲诈勒索，抢掠财物，扰乱治安，其中商会为首当其冲之一。为此，4月30日，沈鼐等爱国人士发起召开各社团会议，成立绍兴临时救济委员会，统一负责协调城内社会治安，确保邮电畅通以及维持城内居民生活，接待并应付过境国民党官兵，资助法院遣散关押人员等等事项。县商会从侯庄燕处要来步枪70余支，组建了一个以严希尚为团长的商团武装，以保护工商业、具体维护城内社会秩序。中共组织通过商团骨干，进一步搞清了城内的驻军及其工事构筑等情况，同时，还通过他们把枟将革命进行到底枠、枟评战犯求和枠及枟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立功自赎条例枠、枟为迎接胜利告浙东各界人士书枠、枟入城守则和纪律枠等印刷品，秘密送到在绍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手里。绍城临近解放时，任芝英、陶春煊、郑士伟和王锋中（临救会副主任）等人士，公开与当时国民党绍兴县长王文熊多次谈判，力劝他转变立场、走“北平第二”道路，但未能如愿。5月7日上午，严希尚、郑士伟、傅召沛、陶茂康、董起凡等到城南坡塘游击纵队司令部驻地，商谈和平解放绍兴的具体事宜。之后，他们携带有关公开文告迅即返城，向期待解放的各方人士和进步社团通报解放军下午进城的消息，并立即组织欢迎解放大军入城时的欢迎队伍，布置街面环境，营造绍兴新生的氛围。
1949年5月7日下午约4时，浙东人民解放军从南门进城，古城绍兴宣告解放。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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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枟新昌县志枠，上海书店1994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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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主编：枟周恩来传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
沈自强主编：枟周恩来抗日前哨行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
枟绍兴师专学报枠1981年第1期。
曹天风著：枟水平集枠，团结出版社，1989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