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天朝帝国的王冠与权杖终于跌落到了尘埃，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大旗，但是，它并没有像革命党人想象中的那样牢牢地悬挂在这块苦难大地的上空。1912年3月，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无数革命党人为之奋斗了多年的革命成果，就这样重新回到这位清朝要员的手中。
20年之后，已经成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熊十力，回忆亲自参加的这场革命，颇能让人体会其中的愤懑和无奈：
到了辛亥武昌起义，革命党也曾掌握过南方许多省。而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暴露浮嚣侈靡淫佚种种败德。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而过去腐恶的实质，不独丝毫没有改变，且将愈演愈烈。
在熊先生说的“过去腐恶的实质”“愈演愈烈”的民国初年乱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就是取代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
袁世凯，1859年出生于河南的一个官宦世家，年少时期参加乡试未中，遂弃文从武。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袁世凯跟随清廷出兵平乱，表现出色，获得清廷要员李鸿章的赏识，三年后，即被封为驻朝鲜大臣，由此开始步入晚清政治舞台中心最重要的一步。甲午战争的惨败，迫使身在朝鲜的袁世凯撤退回国。这次国家的大灾难，给了袁世凯崭露头角的一个绝佳机会。在李鸿章的力荐下，袁世凯负责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谁也不曾想到就是他训练的这支新军，日后发展成为清朝政府陆军主力。控制了军权的袁世凯，日渐成为清朝政府倚重的一支力量。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京城轰轰烈烈地发起变法。为了取得成功，维新派想到借助袁世凯的新军力量支持变法。谭嗣同深夜访问袁世凯，请其出兵发动兵变，囚禁慈禧太后和荣禄。此前在天津小站练兵期间受到荣禄提携照顾的袁世凯，经过权衡利弊，最终选择了向荣禄告密，后者立刻发动兵变，软禁了光绪帝，捕杀维新派成员。此后，在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中，袁世凯几经沉浮，最终在1912年3月，轻松地从孙中山手中接掌了民国大印，取代孙中山成为民国临时总统，此后，他如同表演变戏法一样地去掉了“临时”之名，于1913年10月6日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国大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特意在太和殿举行了就职仪式，“俨然以皇帝自居”1，从1912年3月直至1916年6月，建立了“后辛亥革命时代”的袁世凯政府时代。
袁世凯掌握政权之时，封建皇权观念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瓦解，但是，民主平等的教育观念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对于急于实现帝王独裁统治野心的袁世凯而言，也有巨大的触动。在当时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欲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之下，袁世凯自己也希望能够借助强大的国力挺直腰身和列强说话。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近代学术不发达，而学术不发达的根源在于教育落后，因此，欲实现中国的强大必先促进国家教育发展。他认为：
何以治国？科举既废，学校代兴，此为以实易空之转机，而又有蹈袭皮毛之弊。默察世界学术之趋势，而求与为平进，不得不唤起全国人民之自觉心，相率趋于崇实之一途。
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在历史上被认为篡夺民国政权、导演复辟帝制，在1915年颁布了一系列尊孔读经教育政策而臭名昭著的“逆贼”，怎么能够心存教育强国之梦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翻开袁世凯民国之前在教育界的行为，甚至可以发现他在清末废除科举制度上一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905年，袁世凯主稿，联合了张之洞、端方、周馥等六位督抚大臣，向清政府上呈《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在这份奏折里，袁世凯等人恳请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代之以新式学堂选拔人才制度：
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段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
正是在袁世凯等人的联合奏请之下，清政府旋即下旨停止所有乡试、会试等科举考试。至此，在中国盛行了上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彻底被废除。虽然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开启民智的目的，而是为了继续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但是此举毕竟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教育，这一点是无需争议的。
从1912年3月袁世凯成为民国临时总统开始，民国历史进入四年袁世凯政府时期，袁世凯政府在教育上宣扬国民教育，其中，四年制义务小学教育堪称其执政期间民国教育的最大亮点。为了确保小学四年义务教育的实施，袁世凯政府先后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义务教育的法令。
1915年，袁世凯政府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国民教育令》，1916年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等等。这些法令对学制进行了改革，改初等小学校为国民学校，规定儿童满6周岁到13岁之间为必须接受国民教育阶段，儿童父母和监护人有义务让儿童在此阶段接受国民教育：
吾国亦定初等小学四年为义务教育年限。但国民罕知义务，往往放弃其青年可贵之光阴。今将以教育普及为期，必使人人有自治之精神而去其依赖之性质。即私家学塾但能合乎教授管理之法，亦当与各学校受同一之制裁。
封建中国的子女教育向来遵循“子不学，父之过”的原则，父母教育子女虽为分内之事，但是从没有从国家法令的层面上加以明确。袁世凯在1915年算是圆了中国义务教育的梦，而推行之后，国内初等教育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全国各地学校数量和在校学生数都比清代有了明显的发展。这固然得益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在辞职以前已经做出的巨大努力，也与袁世凯政府对初等教育的推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袁世凯政府初期，中国的教育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暗无天日，乃至一直到了袁世凯政府垮台的1916年，中国小学教育发展依然有许多值得令人欣慰之处：
民国成立，国事尚在争执之秋，小学教育骤见发达，有一校学生数倍于旧额者，一地学校十数倍于原数者。南北各省，大都如是，此又我国年来之佳象也。
据统计，1912年到1916年，全国学生数和学校数总体上呈现递增趋势，学生数量依次分别为2933387——3643206——4015336——4294251——3944548人；学校数量依 次 分 别 为：87272——108448——122286——129739——121119.如果单纯从学校和学生数量的增长趋势上看，袁世凯政府时期的民国教育似乎还没有腐恶到无药可救，甚至比清朝有了进步。袁世凯政府时期的教育似乎风平浪静。
但是，这种所谓的“佳象”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根本无法掩盖袁世凯执政时期整体教育的倒退和崩塌，在民国教育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早已经暗流涌动。
学校和学生数量的持续增加，不过是袁世凯政府时期教育的“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是学校质量的恶劣。研究者指出，在河南省，1913年初等小学全省没有一所合格，各初等小学校大多租借庙宇当做校舍，编制管理等各方面也不健全，和私塾没什么区别。陕西全省1700所公私立小学中，除了省立、县立数所小学合格外，其他均不合格，尤其是教员不称职。湖南全省虽然拥有3843所初等小学校，但是高等小学校仅仅569所。学校成为科举的变相，学生终日伏案于教室，不注重实习。福建省小学在校人数本身就严重不足，而三、四年级的学生，每当遇到有法政或其他学校的招生就前往应考，在校学生均有随时可去之心，与高等小学校的精神、宗旨不符。教员更是缺乏安心从教之心。
小学义务教育是袁世凯执政时期教育成就的代表，被称之为“我国年来之佳象”的小学教育尚且如此，中学、大学教育的混乱可想而知。到了袁世凯倒台的1916年，中学生的道德败坏与恶劣状况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嗜好多卑劣。烟也、酒也、博也、诲淫之小说、奢靡之服装。无一非卑劣嗜好也。如自修之事，则烟雾熏腾；过酒肆之门，则高朋满座；休假之日，则面敷雪花，身穿华服，徜徉于街头闾巷之间。夕阳西下，则挟美女封面小册而归。行为多放荡，以佻达为敏捷，以持重为顽固。至于尊卑长幼之分，则前十年事，而非言语今日矣。思想多败坏。学校风潮，不出于小学而出于中等学校。
虽然至今仍有诸多版本讲述袁世凯政府时期对教育经费投入如何认真，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军阀混战引发的现实生存问题对教育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当时军阀们忙于扩张地盘，军费开支严重挤压了教育经费的正常空间，导致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这正是上面所说的许多地方以庙宇作为校舍的原因。例如，1913、1914、1916年，军费支出占据中央财政收入的百分比依次分别为27%、40%、37%，而同时期的教育经费百分比分别依次为：1%、1%、3%。在如此混乱艰难的时局之下，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按照中国传统的追责逻辑来看，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袁世凯无疑成为教育滑坡的众矢之的。梁启超先生就曾激愤地表达了个人对袁世凯本人及其政府的厌恶之情：
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何尝有所谓政治，惟有此二物之魂影……袁氏据一国之最高权，日日以黄金诱人于前，而以白刃胁人于后，务欲硬制软化一国之人以为之奴隶，自非真强力之士。其不易自拔也，固有然矣……盖四年以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什人而七八，此无庸讳者也……
梁启超先生所言多少夹带了个人的情感好恶，作为当时学界的巨擘，他对袁世凯个人品行及其政府的态度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人呢？不过在今天看来，梁先生指责袁世凯政府“以黄金诱人于前，而以白刃胁人于后”的确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完全吻合，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屡见不鲜，民国历史把袁世凯从晚清重臣推到了总统的宝座，无论是当时社会的客观形势，还是个人意志愿望的主观态度，都驱使着他在民国政治舞台上进行这样的表演，这也注定了他不可能在教育上真正有所作为。尊孔读经就是他内心对待教育的最真实想法。
1912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把“孔子诞生日”列入学校自定仪式中。9月，袁世凯发布了《崇孔伦常文》，鼓吹儒家孔教伦理，推崇孔子。10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规定“孔子诞日”举行纪念活动。在封建中国，孔子一直被作为圣人对待，作为中国教育的鼻祖，尊孔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当，问题在于为什么要尊孔，以及如何尊孔。历来封建社会在抬高孔子地位之时，往往曲解孔子学说，过分放大孔子教育思想中维护封建统治的内容，并且将之塑造成一尊不容置疑的神，如此一来，孔子教育思想中的精华尽失，还被当作维护统治的工具。标榜共和民主的民国政体本身就与专制集权的封建政体水火不容，如此情况下，孔子再以圣人的面目出现，无疑有违历史发展潮流。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大总统发布《尊崇孔圣令》，宣扬孔子是“万世师表”，把孔子学说抬高到“放之四海而准者”的地位。在这个孔圣令之下，北洋政府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9月，北京教育部通令全国，将孔子生日定为“圣节”，全国放假一天以示庆祝。除了孔子的故乡山东，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地纷纷组织孔教会，他们出版杂志，开展各种形式的尊孔活动。1913年10月，袁世凯授意定孔教为国教，并载入《天坛宪法草案》。1914年9月，袁世凯率领文武百官亲自前往孔庙祭奠，所有参拜人员全部身着古装祭服，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是民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祭祀孔子闹剧。而以康有为、沈曾植、梁鼎芬等人组成的孔教会，把北洋政府尊孔复古思想推向高潮。康有为公开宣称应该以旧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生日，应定是日为“圣诞节”，令各学校放假一日，在该校行礼，“以维世道，以正人心，以固帮本，而立民极”。
孔教会的出现是民国教育界的一大怪胎。1912年11月，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秉承恩师旨意，在上海率先成立了孔教会，专门刊发了《孔教会杂志》。除了陈焕章之外，孔教会重要成员还有沈曾植、梁鼎芬等人。他们明确提出尊孔的目的在于“昌明孔教、救济社会”，宣称儒教就是中国的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而尊孔就是固定国本，保守国性，发扬国粹，维持国俗，顺合国情者也。
孔教会成立之后，迫不及待要完成的事情就是树立孔教为国教。1913年8月，陈焕章、梁启超、严复等人向政府提交了《孔教会请愿书》，要求政府从宪法上明确规定孔教为国教。此说一经提出，立即得到黎元洪、冯国璋等民国政要的大力支持，黎元洪声称：
兹者国体维新，民族仍旧，廉耻之防未立，礼义之用未宜，人背常经，士越恒轨，心无定宰，则竞权攘利之弊滋，乡无善型，则犯上作乱之衅起。又其甚者，至欲废父子之伦，裂夫妇之制，群聚苟合，禽兽不如。……拟请两院定国教，籍范人心。孔道一昌，邪说斯息。
孔教已经得到了政府层面的认可和支持，这是复古派们梦寐以求的事情，为了扩大孔子在全国的影响力，孔教会在民间社会层面上展开了凌厉攻势。在1913年9月，孔教会代表两三千人云集孔子老家山东曲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鼓噪进一步尊孔。在这次大会上，康有为被选为会长，陈焕章为干事长。在袁世凯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孔教会势力在全国得到迅速蔓延。到了1917年3月，山东等16个省的尊孔会社，在上海组建了“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推举张勋、康有为为名誉会长，派代表进京请愿，“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尊孔派定孔教为国教的活动达到顶峰。
袁世凯将孔教作为国教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发展宗教势力，而是借助宗教的神圣外衣包装封建孔教思想，然后再借助被神圣化的孔教禁锢民众的思想，以此实现复辟帝制重回封建王朝的老路子上去。
巧合的是，袁世凯包装孔教为宗教的行为正赶上外国宗教势力对中国的大肆侵入之时。国外的传教士已经在国内建立了诸多据点，正在努力扩张自身的势力。袁世凯政府尊孔的行为，让孔教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国教，不仅一般的国民要尊孔，而且许多此前已经加入基督教的学生也迫于政治压力参加祭拜仪式，这引起力图扩大中国市场的教会势力的强烈不满。他们直接和袁世凯政府交涉，要求政府保证参加基督教的中国学生的宗教独立性，不允许基督徒学生参加祭拜孔子的仪式。
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到中国传教的目的是宣扬基督教义，但是绝大部分教士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宗教信仰，而是希望通过宗教麻醉愚弱的国民，最终实现在精神上控制中国的目的。这正如美国传教士明恩傅曾说的：“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效益，其发展将比目前估计得更为远大。”这个说法还是很有些道理的。
大清的子民对宗教知识的匮乏令传教士们吃惊，而顽固地拒绝洋人宗教的决心、对宗教的警惕和恐惧情绪，更让早期来华传教士伤透脑筋。为了让中国民众接受教义，传教士们不再局限于在教堂里讲经布道，他们发现创办教会学校不仅可以招收大量贫苦子弟进入学校，从而把他们发展成为信徒，而且还能够取得民众的普遍好感。
183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了在华的第一所教会学校──贝满学校。1840年，英国传教士在宁波创办了女子学校，第一所在华教会女校正式诞生。国内海滨城市陆续出现各式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遍地开花最初引发了清政府的恐惧和排斥，他们担忧这些红头发、蓝眼睛的传教士们用魔法改变中国民众数千年的忠君传统而信奉基督，但是，最终的结果出乎意料地实现了“双赢”。虽然教会学校以西方教育模式对封建中国科举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可是清政府担心的信徒因为信奉基督而动摇忠君的局面并未出现，相反，经过宗教洗礼的中国信徒在君主的专政面前表现出更大的忍耐性和宽容。于是，清政府和西方传教士双方妥协，中央允许并且支持传教士在华创办教会学校，而许多教会学校也不再强迫学生的宗教信仰，彼此相互支持在中国大力兴办教会学校。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国内教会学校遍地开花，兴起了一股教会学校教育的热潮。在辛亥革命之前，国内教会学校的规模和体系获得了空前发展，形成了以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为主体，其他各种形式的专门教育为辅助的基督教教育体制。1912年，教会学校学生数量已经达到138937人。1917年，外国人在华创办学校的学生数占中国同级学校学生总数的百分比情况是：初等学校占4%，中等学校占11%，高等学校占80%。
袁世凯政府时期，教会学校在国内的势力已经如日中天。袁世凯在教育界推行的尊孔政策，一度因触犯教会学校的利益而遭到宗教势力的反对。为了消除教会学校对列孔教为国教的干涉，同时也不触怒国外势力，袁世凯表面上延续了此前“不干涉亦不承认”的政策，但是暗地里派人东渡日本考察教会学校。据郭秉文1915年的记述，当时教育部“已派委员往日本考察”教会学校，同年，教育部给各省区的教育厅局的咨文中，特别强调“外人在内地设立之各种学校，其编制多与部令章程不合，但既办教育统计，对于此类学校自不能不特别注意”。但是，袁世凯直至死去都没有采取措施打压教会学校，最终双方还是相互妥协，因为他们都明白只有和平相处才能实现各自的目的。
1917年，也就是袁世凯政府被历史唾弃的第二年，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的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董事会主席卜舫济曾说，培养有用的公民乃是我们与政府办的学校的共同目的，我们应当成为政府办的学校的辅助机构，为新中国造成“基督徒公民”。所谓的“基督徒公民”并不是因为信奉了基督而不再忠于君主，而是在信奉基督之后，更忠于现实君主的统治。这种结果当然是袁世凯渴望见到的，只不过他在死之前没有听到卜舫济关于“基督徒公民”的美妙演讲。
袁世凯在教育上鼓吹尊孔，是对此前民国教育的最大冲击。因蔡元培在袁世凯篡夺政权之前一个月刚刚发表了《新教育意见》，这份奠定民国初年教育方针基础的文章，直言对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加以修订，原因是“忠君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与之相对应，应该建立“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项，即“五育”方针。这实际上意味着蔡元培在民国初年费尽心血铲除的尊孔读经教育行动被袁世凯终结了。多年之后，鲁迅撰文讽刺这场教育界的复古逆流：
自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奠，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捕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为何搅浑了教育，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就是学界所说的，在中国要复辟就要尊孔，只有尊孔才能复辟，两者谁也离不开谁。
尊孔和读经是袁世凯政府时期民国教育界的一对孪生兄弟，尊孔需要通过读经来演绎具体行为，读经需要尊孔树立权威形象，二者谁也离不开谁。在整个尊孔读经活动中表现积极的康有为曾说：
中国文化垂五千年，赖以不弊者，孔教耳。孔教之精华在经，故小学读经，尤为当务之急。往昔士大夫劳精疲神。致其力于八股之中，吾人辄厌弃之，乃倡议兴学堂，废科举，及今思之，已十九年矣。
1913年，康有为又致信教育部，大声疾呼在全国教育界读经之重要：
呜呼！中国数千年以来，未闻兹大变也。顷乃闻部令行饬各直省州县，令将孔庙学田充公，以充小学经费，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抑将为洪水猛兽也。
早在1912年1月，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之时，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的“读经科”，5月，教育部通令各省，明确通令小学废止“读经科”。蔡元培此举意在彻底废除晚清学制遗留下来的封建教育传统，打破经书对国民启蒙教育的束缚，建立西方资产阶级民众科学的教育理念。蔡元培此举与整个民国政体完全吻合，无论是当时政府还是教育界，都对此表示欢迎。袁世凯接管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时，忙于政治斗争无暇顾及此事，所以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乃至到了1912年9月2日，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之职已经一月余，教育部重新公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个教育宗旨实质上延续了蔡元培此前制定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其“道德教育”的内涵依然是蔡氏所倡导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等道德观。9月28日，教育部颁布《小学校令》，在教学科目上，仍然取消了读经讲经课的科目。
1914年，袁世凯已经完全掌控了政府权杖，可以抽出身来从容地在教育部门为他的复辟之路扫除障碍。是年12月，教育部正式下文恢复读经传统，明确要求中小各学校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以保存固有之道德；大学院添设经学院，以发挥先哲之说。1915年1月，袁世凯颁布了著名的《特定教育纲要》。《纲要》包括《总纲》、《教育要言》、《教科书》、《建设》、《学位奖励》，明确规定了中小学读经的具体内容：初等小学读的是《孟子》，高等小学读《论语》，中学读的经书是《礼记》、《左氏春秋》等节读。随即又颁布了《国民教育令》、《钦定教育要旨》，这成为袁世凯政府后期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全国的教育从教育宗旨到课程设置，再次回到晚清的读经时代。
需要注意的是，在袁世凯时期这场声势浩大的学校读经运动中，教育部专门发表了有选择地读经书的声明，强调了各个学校不得以读经书为借口减少其他各科学习时间。学界研究成果证明，袁世凯政府推行的读经运动较之清末还是有很大的降低。这一点常常引发学界的争议，赞同者认为袁世凯的读经只不过是恢复国粹，反对者则认为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目的就在于为他日后做皇帝铺路。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仅就这场声势浩大的读经运动造成的后果而言，有一点是可信的，即在袁世凯发动的铺天盖地的读经运动中，不仅蔡元培引进的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荡然无存，而且传统儒家修身养性的道德无法落实，最终的结果是西方新道德没有养成，中国传统旧道德也失去了。其间教育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迂腐的经史文学，也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这与近代西洋教育宗旨精神可谓相去甚远。
在袁世凯发动的读经活动中，除了鼎鼎大名的康有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不应该被我们遗忘。这就是袁世凯政府时期的民国教育总长汤化龙。
汤化龙（1874—1918），湖北人，出身富商家庭。据说年少之时看见当地土豪劣绅欺压百姓，汤化龙就曾跪在母亲面前发誓“儿将为御史者，必除此虐政”。历史如此吊诡，汤化龙终于如愿以偿，身居民国教育总长之要职，但是虐政却无法根除，而他自己则被革命党人的子弹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这注定了他是一个在民国教育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却常常被人遗忘的悲情角色，其在民国建立之后与梁启超合作组建进步党，在当时与梁启超并称，“汤梁并称即起于此时”，尤其在社会政治活动方面，“汤较梁尤为突出”。
1914年5月，汤化龙正式出任袁世凯政府教育总长。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深谙日本国家教育发达与中国教育弊端之现状，对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尤其痛恨，任职期间要求学校没收科举考试所用的书籍，其作风大有民国初肇之时摧毁清朝一切旧体制之味：
学生用之参考书如《时务通考》、《策论大全》、《四书》之类，于脑力目力殊多妨损，此种科举册子在学校最不适用，参考愈多科学愈无进步，应时时检查，加以干涉。
与当时留日回国任职教育部的诸多官员一样，汤化龙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推动中国现代教育。从这一点来看，把汤化龙描绘成袁世凯的走狗无疑是不正确的。汤化龙任职期间是否真的趋炎附势倡导尊孔读经，历来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坚持汤化龙附和袁世凯策划的尊孔读经运动的，往往以他的《汤化龙上大总统言教育书》、《教育部饬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文》为其尊孔读经的罪证。
其实，汤化龙对当时的尊孔读经运动并不完全赞同，他主张尊敬孔子，但是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主张学生有选择地阅读经典，但是反对中小学阅读全部经书。1915年，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人人皆知之时，汤化龙多次劝说无效，干脆采取了不合作态度，直接辞职而去。对于汤化龙的人品，据他的学生回忆，辞去教育总长之职后的汤化龙，每天都要接待无数客人拜访，但是只要学生一来，他就放着其他尊贵的客人坐冷板凳，径直跟青年学生聊天，并且特别告诫学生毕业后不要在北京找官做，而要做地方议员，因为在他眼中，官僚与蛀虫无异。而汤化龙在读经问题上的态度，据汤化龙任职教育总长期间教育部部员华觉明回忆，也并非是外界所传的那样遵循袁世凯的旨意，相反，他在这个问题上与袁世凯存在矛盾：
视事之初即主张高等小学废止读经，以便培养儿童脑筋多习科学，另在修身教科书中采取经训，以孔子之言为旨归，以期兼顾。山东巡按使蔡儒楷揣摩袁的意旨，正式上呈总统，说汤离经叛道，动摇国事，大肆攻击，参政院参政程树德亦文诋毁，并有人秉承袁的旨意，主张以复古为教育宗旨，变更学校教法，汤具椟以去就争，事遂寝搁。此外，汤对职责上应做之事，如修正国民教育会，编纂教科书，建立评定学术委员会等积极计划，不负其职。
也就是说，汤化龙本人在读经问题上并非与袁世凯志同道合，袁世凯之所以让他出任教育总长要职，并不是因为汤化龙和自己政见相同，而是为了笼络其他进步的党派团体，向全国人民做出一种开放民主的姿态，而汤化龙明知袁世凯为人却愿意接受教育总长之职，则与他心系民国教育大业有关，这多少有点忍辱负重的味道。以他之名颁布签署的各种读经尊孔之令，我们可以归咎于人在官场身不由己。
但是，这绝非表明他是清白无辜的，袁世凯执政期间，他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即以教育总长之名推行贤妻良母教育。他在《整理教育方案》中要求，女子教育要“勿骛高远之谈，标志育成贤妻良母主义”，这多少让人大跌眼镜。袁世凯政府一直主张全民教育，当然包括男女接受教育平等的思想，但是事实上，女子教育被封建男女不平等观念禁锢，根本没有办法获得实质性的进展。汤化龙的这种女子贤妻良母教育观念，对于当时女子教育的全面展开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五四运动之前政府开设的女子中学仅有9所，学生人数仅为622人，女子职业学生更是极少。在民主开放已经成为历史潮流的现实背景下，汤化龙的这种教育观念显得特别刺眼，也因此被无限放大，成为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
1918年9月1日，汤化龙在温哥华参加完晚宴，在步出酒楼的大街上，被迎面而来的革命党人连开三枪，不治而亡。事后，其遗体由当地国民党支部运回广州，国民党人给他盖棺定论“袁之走狗，段之帮凶”。而枪杀汤化龙的革命党人王昌则在遗书中写道：“我不忍坐视国亡，实行铁血主义。”
在汤化龙遇刺身亡的前两年，袁世凯已经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沫声中死去。北洋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颁布命令，删除袁世凯当政时期所有有关小学读经的条文，这标志着北洋中央政府已经开始放弃读经政策。1916年10月9日，教育部对《国民学校令》和《高等小学校令》予以修订，废除了其中的“读经”科目。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议否决了“定孔教为国教”案，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中“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等相关条文。
至此，民国时期轰轰烈烈的教育逆流和乱象，终于随着袁世凯的死亡而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