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辛亥革命的枪炮声稍有平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1月3日，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1月9日，在南京碑亭巷内务司楼上三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郑重宣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成立。
就这样，身为堂堂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学贯中西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乘两轮的人力车，在人力车夫的一路奔跑摇铃声中，穿越南京拥挤的街道，亲自去大总统孙中山的办公处领取官印。虽然这次上任不过经历短短数月──因为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蔡元培在同年7月愤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然后偕同家人奔赴德国留学考察──但是，蔡元培临危受命筹建民国教育部的动人情景，一度被人们列为民国开国史上的趣谈。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他为民国教育演绎了一段经典传奇。
然而，作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摆在这位清末著名翰林面前的困难是空前的。
民国初建，百废待兴。1月3日，蔡元培凭借其在教育界的崇高威望，临危受命，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职。可是，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桂冠外表光鲜，内在寒碜。蔡元培受命之际，教育部简直就是一个“草台班子”，甚至没有办公的地方，为此，蔡元培询问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得到“国父”答复：“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言下之意，不要指望国家给你安排了，一切都要自己想办法。此时蔡元培心中滋味莫可名状。
一个月前欧洲游学之时，惊悉国内革命，蔡元培欣喜若狂，乃至夜不能寐。刚刚抵沪之时，也有好友提醒国内教育已经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烂摊子，让他不要接手。深谙国情的蔡元培对于其中困难何曾不知？但是，物质匮乏竟然如此，还是令他措手不及。他无奈地在南京城的旧提学使署、南洋劝业会、狮子桥等处连续数日奔波，寻找办公地点，但未果。一筹莫展之际，他遇见了恩师马相伯。当时，马相伯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他允诺借出内务司办公楼的三个房间，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这才有了“官署”。堂堂民国教育总长，却连寻觅一间办公室都如此窘迫，其将面对的重新整饬全国教育伟业将会遭遇怎样的艰难，由此可想而知。
历史总是不断地创造神奇，民国的历史注定了蔡元培把神奇的故事进行到底。匮乏的人力资源考问着蔡元培总揽全国教育大局智慧的同时，也成就了他成为这个神奇故事的主角。
教育部创建之初，仅蔡元培、蒋维乔和一名会计，总计三人。蒋维乔，1873年生于江苏武进，自幼饱读诗书，20岁中秀才，曾留学日本，力主“西学”，倡导中小学新式教育，于1902年加入蔡元培组织的中国教育会，后长期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教科书，并主持商务所办的新式学堂。蔡元培赴南京就职之前，身在上海，他到蒋维乔家中登门拜访，恳切地邀请蒋维乔共赴教育部，助他一臂之力。蔡元培说：“去国多年，于近来国内情形殊多隔膜，望公相助为理，部中一切，事无大小，皆愿为我计划之。”面对如此真挚的恳请，没有人会无动于衷，何况蒋维乔同样心怀国家，又念及与蔡元培的故友之情，于是慨然应允，任教育部参事，负责草拟法令。
为了尽快搭建一个以新式人才为主要成员的教育部，蔡元培致电全国的有识之士，真切地邀请他们为国家教育出智出力。年仅23岁，只是小学毕业的王云五与蔡元培从未谋面，素不相识。当时他被聘任为大总统府秘书，写信给蔡元培阐述自己对教育的一些主张。蔡元培认为他的建议极为中肯，立即回函邀请他来教育部工作。最终，经过孙中山的同意，王云五上午在总统府办公，下午到教育部做事。
蔡元培选用部员，不论党派，不计年龄，唯才是用。为了尽快招揽到人才，他采用了多种途径：其一是邀请早年曾经一起共事的故友，如蒋维乔、钟观光、王小徐等；其二是邀请留学德国时的同窗，如俞大纯、钱方度等；其三是邀请对教育学有研究的学者，如鲁迅、许寿裳等。经过紧张而忙碌的招贤纳士工作，蔡元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建了包括誊抄人员在内的30余人。
自古文人多相轻。民国本是一个大师云集、硕儒迭出的时代。桀骜不驯、恃才傲物的名流如恒河沙数，他们往往喜欢追慕魏晋风流，采取与世不合作的态度，彰显人格气节。在世俗者看来，能够被教育部征召，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却意味着“被招安”的气节尽失和人格的同流合污。为了维护个人的清誉，更是为了捍卫传统大儒的尊严，教育部急需的许多重要人选，对蔡元培的热情邀请回报以冷漠和不屑。但蔡元培凭借自己的人品、风范和学问，赢得了追慕魏晋风流的名士们的尊重。他的邀请让一道又一道紧闭的大门打开。
我们不妨通过蔡元培致王少泉未见回复函而再次致函的信件，走进这位伟大教育家广阔无边的心灵世界：
少泉先生惠鉴：
两寄函、电，未蒙赐复，引领津桥，曷胜企盼。此间接手伊始，百端待举。对于京师、北洋大学，更须待商执商。即本部专门学务一项，尤盼仁者惠临，主持一切，教育前途之光荣也，岂仅鄙人承教受益已耶。此书达左右后，敬请执事即日命驾莅京，来部赐教，不胜切急企盼之至。
这是何等广阔的胸怀，又是怎样为国家教育忍辱负重的历史担当？
蔡元培邀请所有人选都坚持“唯才是举”的原则，绝不考虑私人恩怨、党派不同、政见分歧。即使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异党分子”，他同样以国家大计为重，诚恳邀请。例如，他再三恳请非国民党籍的范源濂担任教育部次长。这位与蔡先生教育观点上存在分歧的学者后来回忆当初蔡元培的邀请，深为其真诚正直所感动。当时蔡先生两次亲自访问他，并且诚恳地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蔡元培先生再三强调，之所以敢于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范源濂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经过蔡元培几次真诚和热情的劝说，范源濂终于接受了他的任职请求。这个决定曾经使范源濂受到不少更亲近的前辈朋友们的责备误会，可是范源濂并不后悔。在他和蔡元培合作期间，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很多讨论，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事情一经决定，立即执行，所以虽然时间很短，办的事却很多。
历史赋予了蔡元培满目凋敝、乱象纷扰的教育现状，蔡元培通过一己之力回报历史的则是泽被千秋的教育长城。
面对凋敝和混乱的民初教育现状，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将如何着手工作，开始他不平凡的1912年？
被民国枪炮惊醒搅乱的中国教育，在1912年已经成了纷乱如麻、惶恐不安的烂摊子。经纬万端，教育整饬首先需要从学制入手，所谓学制，就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规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推行教育的根本纲要。
民国之前的中国教育学制事实上有两个，即晚清政府1902年和1904年制定的壬寅、癸卯学制，这两个学制虽然是在清王朝统治期间制定，但是，与许多人想象中的清朝学制充满了腐朽死亡气息不同，中国从它们开始已经启动了从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历史学界甚至评价，晚清新政中最富积极意义而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当推教育改革。那么，被历史定性为腐朽无能到极点的晚清政府，究竟怎样开始了“最富有积极意义的”新式教育？这样的学制和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学制改革，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壬寅学制的诞生，源自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清廷犹如黑夜中驶入风高浪急大洋之上的一叶孤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先是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以清廷惨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告终，继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又签订《辛丑条约》得以保存国家，面对人人得以欺之、屡战屡败的现实，以及天文数字的战败赔款，国内民众反抗之声此起彼伏，生存环境之险恶可想而知，这一切都迫使清廷要员们寻找可以躲避被洋人坚船利炮炸得底朝天的厄运之生路。
人类理性思考的一个习惯在于，当被别人欺负的时候，最容易想到欺负你的人为什么如此强大。在黄海海面刚刚被日本人狠狠“教训”一番的晚清政府，最先反思的是日本民族为什么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角色，转眼成了侮辱和损害我们的人。他们考察日本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国内教育效法西方大获成功，并且提升了国家实力。日本教育成功之路给晚清王朝吃了一颗定心丸，教育成了当时挽救国家覆亡的最合适的一剂良药。对此，深谙日本社会发展的梁启超曾说：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欲其大成，在变官制。
梁启超是整个晚清时期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学者，他都认为教育可以救国，那么，立刻整顿国内教育，实现教育救国当然是顺理成章之事了。1901年，清廷下发了一道黄灿灿的诏书，诏曰：
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外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学堂。
1902年1月10日，有“中国大学之父”美誉的张百熙被清政府任命为管学大臣，负责王朝学制的工作。同年，8月15日，由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正式颁布，因为这一年是壬寅年，史称该学制为“壬寅学制”。这个学制试图通过效法欧美、日本等列强的教育经验，特别是近邻日本学制的形式，帮助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的教育旧制。依照此学制，国内教育分成初等教育（分为蒙学堂、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三级，共十年）、中等教育（分为中学堂一级，共四年）、高等教育（分为大学预科、大学堂、大学院三级，共七年）三个阶段。
客观地说，壬寅学制的缔造者张百熙，个人并不主张学生以科举仕途为人生目标，在当时科举制度价值观念占据教育主流形态的情况下，非常难得地强调知识学术价值。1904年，张百熙语重心长地告诫新科进士金梁：“京师乃人才荟萃之所，来者皆志在得官，君当以求学问为先。官岂可求，惟学问必求而始可得尔。”但是，他个人既无力、也不可能阻止科举教育对学生的毒害，因此，这份深深烙下日本教育学制痕迹的国家规划，不可避免地遗留或者干脆说刻意添加了晚清教育的标志性文化元素：忠君爱国的德育思想和等级森严的礼仪。壬寅学制要求学生忠君爱国，尤其是帝王礼仪，更是一个都不能少；每年恭迎奉候皇太后万寿圣节、皇后千秋岁、至圣先师诞日、春秋丁祭日，等等，全部由教习率领学生行跪拜大礼；即使开学、放假日，初一、十五等日，也全部由教习率领学生行跪拜大礼；学生每天早上参见教习，也一律作揖致敬。
壬寅学制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斩断封建教育观念，残留着浓厚的封建忠君教育思想，而这个问题不仅成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学制改革的基本内容，甚至在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成为一种教育的“余毒”，冲击着民国教育，而与之进行的斗争则成为民国前期教育家的一大历史使命。
七年之后，鲁迅任职于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新任校长夏震武就极力奉行壬寅学制的教育模式，要求学校教务长许寿裳陪他“谒圣”，要求所有教师必须在孔子像前跪下，并且以封建社会下属拜见上司礼节与他相见。这遭到鲁迅等人的强烈反对，鲁迅等进步教师愤然辞职。此举在学生中引发巨大反响，进步学生强烈抵制夏震武的教育管理主张。由于夏氏顽固木讷，学校进步师生称其为“夏木瓜”，此次风潮遂被称之为“木瓜之役”。
十年之后，蔡元培先生以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之名建立壬子癸丑学制，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彻底破除了这种封建忠君思想和奴性跪拜礼仪模式。
十五年之后，同样是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教育改革，一个同样重要的成就就是，将学校残存的封建衙门等级秩序和忠君教育流毒清扫了个干净，恢复了大学应有的自由民主精神。
这些留给后人解决的难题，在当时也受到了统治阶级内部政治力量的冲击。在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张百熙亲手制定的壬寅学制根本无法实行，一年之后，就被新的学制所取代。
1903年，清政府下令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等人共同重新拟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正式登场。1904年是癸卯年，故此次学制史称“癸卯学制”。
较之两年前颁布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延续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段七级的壬寅学制内容，但是，每个阶段和级别又增加了诸如培养目标、立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核奖励等详细规定，且每个阶段的分级也更加明确合理，最重要的是，这个学制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全国各学堂统一遵守的立学宗旨：
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灌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这个由张之洞亲自打造的癸卯学制，除了仍然模仿国外教育模式之外，特别强调读经的重要性，明确宣扬从小学到中学，只要能读完四书一部、大经一部、中小经一两部，就能够“义理必已明白”，大有“读经数部，其义自现”的味道。事实上，在具体贯彻这个学制的过程中，国内学堂每周都加大读经课时，全国学校掀起一股读经热潮。此举沦为当时许多外国教员的笑柄，他们讥讽中国正愚蠢地“可藉以经义战胜各国”。有人研究统计，癸卯学制中小学每周读经时数和百分比如下
在洋务运动中大出风头的张之洞如此迷恋经书，并不全是他个人的封建思想在作祟，而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对经书在中国人精神信仰中作用的误解。事实上，他把中国的经书当作西方的宗教，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经书就是中国之宗教，学校万万不可废除读经传统，中国虽然贫弱而人心尚不至于离散，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人人诵读经书，“纲常名教礼义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
即使如此，张百熙和张之洞亲手创建的两个学制，对民国初年学制改革的影响，也绝不能以“障碍”二字概括之。封建科举教育流毒确实存在，但是，上述二人毕竟属于晚清社会思想开明人士，效法日本和欧美的教育模式，本身就对封建中国教育体制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两个学制的颁布，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教育办学无章程、无宗旨、无体系的“三无”状态，是中国效法世界先进教育，现代新教育开始萌芽的标志。全国各地的新式学堂不断涌现。1904年，全国新式学堂数量为4476所，到1905年达到8277所，以后每年增加10000多所，到1909年，已经增加到了59117所。而同样效法西方先进教育学制，特别是日本学制的民国“壬子癸丑学制”，除了增损日本的学制框架，替换以本国的具体课程外，几乎毫无经验可言。他们一方面需要批判壬寅、癸卯学制中的流毒，另一方面又不可能彻底摧毁旧学制，许多内容还是被新学制吸收了。这就是历史留给1912年学制改革的悖论。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02年和1904年两个学制亲手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早在两个学制颁布之前，国内就掀起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癸卯学制并没有废除科举制度，规定对从高等小学堂直至通儒院的毕业生，按照等级奖励进士、举人等出身，并授予官职。而这一奖励出身制度同样适用于留学生，由此更加刺激了留学的热潮，留日学生数最多的一年竟然有一万多人。其中1905—1906年是留日学生的高潮，从1905年至1911年，中国仅留日学生总数即已达到38307人，这其中有清政府选拔出来公费资助的学生，也有去考察镀金的封疆大吏，他们纷纷登上东渡日本的轮船，奔赴东瀛学习。由于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过多，清政府不得不下令整顿混乱的出国留学问题，乃至到了1906年，清政府规定只有中学堂以上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出国留学。
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副手景耀月，就曾在1904年奔赴日本留学，并于1912年被任命为教育次长。民国第二任教育总长范源濂、第五任教育总长董鸿祎都曾留学日本，而第三任教育总长刘冠雄、第四任教育总长陈振先则都有留学欧美经历。壬子癸卯学制的完成恰恰是在上述五位教育总长任职期间。在辛亥革命前后，已经有一批日本留学生归国，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直接参加了1912年学制的制定，而出席临时教育会议的代表中，赴日本考察或留学的人员就有16人，由此不难解释民国新学制为什么效仿日本和欧美了。
清政府让学生留洋的初衷，是为了让他们学习日本和欧美等国的先进技术，期待他们回来参与大清政府的建设，抵御外侮，镇压内变，以图天朝大国万世永存。不承想，这批在国外长了见识的学生们，经历欧风日雨新知识的涤荡，对清政府的腐败更加绝望，他们纷纷组建革命团体，成为要求国内变革的主力军，东京则成为留学生在国外号召革命的中心。1906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而这些清政府亲手培养的留学生，回国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革掉政府大员们的辫子，废除封建教育制度。
1912年4月22日，范源濂和鲁迅分别收到民国教育部发来的电报，电文是由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发来的：“昨日国务院成立，教育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
第二日，上海《民立报》特意刊发了这条电文，并且特意加上大字标题：教育部求贤若渴。蔡元培渴求贤才，完全撇开个人偏见和党派的立场，这里面有留学归国的人员，有地方知名人士，也有晚清教育界的名流。虽然这些人资历不同、政见各异，但是，在蔡元培“能者在职”的用人思想指导下，迅速凝结成了一个富有学识、热情能干的教育行政班子，正是这些人完成了民国成立之后的教育学制的制定工作。
蔡元培曾在聘请蒋维乔与自己组阁教育部的时候，问他这样的问题：现在天下纷乱，还没有统一，应该如何着手开展教育工作？蒋维乔回答道：推翻了帝王之制，成立中华民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清朝的学制一直被天下人所诟病，所以前清学制不再适用于民国了，我们不如先草拟民国新学制，向全国颁发。蒋氏所言得到蔡元培极力认同。就这样，一场针对民国教育学制积弊的教育法规悄然酝酿成熟，它裹挟着破除封建陈旧僵化体制的惊涛骇浪，在全国卷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声势。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之后整饬教育的首要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关于《壬子癸卯学制》，蒋维乔后来回忆说，当时教育部的重要工作，就在草拟新学制上。召集东洋西欧的留学生，各就所长，分别撰拟小学、中学、大学规程，每日办公六小时，绝似书局之编辑所。计临时政府三个月，而教育部之学制草案，也在这段时间内大功告成。时间之紧张，办事效率之高效，实属罕见。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就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仅仅半个月，由他主持的教育部第一次正式向全国通令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新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总计14条，被教育界称为“民国教育史的开场白”。
民国教育史上的第一部普通教育通令出炉的速度，令人咋舌，难免引来后人对其制定仓促草率的质疑。事实上，这种质疑和批评声音忽视了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杰出的统筹能力。这一法规是蒋维乔早在去南京之前，就由他主持，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同事们一起草拟的法规，不仅在时间上抢先一步，而且参与制定法规的人员专业素质、水平能力都是当时国内同行业中首屈一指的。
1912年5月，北京教育部在上述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又改定普通教育办法9条，并且通告全国。7月，蔡元培主持召开了自称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的第一次民国临时教育会议，蔡元培在发言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君主时代“利己主义”的教育本质：
君主时代之教育，不外利己主义。君主或少数人结合之政府，以其利己主义为目的物，乃揣摩国民之利己心，以一种方法投合之，引以迁就于君主或政府之主义，如前清时代，承科举余习，奖励出身，为驱诱学生之计，而其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现在此种主义已不合用，须立于国民之地位，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种教育。
这次大会对民国的教育方针展开了讨论，同意了蔡元培关于教育要体现人的智德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会议决定重新修订学制，为共和民国制定学校系统。
9月，教育部正式颁布《学校系统令》，这就是著名的“壬子学制”。从这一年的9月到1913年的8月，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民国教育部陆续公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法规，包括《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实业学校令》、《小学校教则及课堂表》、《中学校施行规则》、《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公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大学规程》、《私立大学规程》、《实业学校规程》，等等。这次从壬子年延续到癸丑年的教育学制改革，就是民国历史上教育学制的开篇——壬子癸丑学制。
与晚清的壬寅、癸卯学制相比，我们会对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唏嘘感慨，感慨被奉行几千年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宗旨的封建教育，第一次从神坛跌落尘埃，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教育宗旨，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9月2日，这一教育宗旨正式向全国公布实施。
在新的教育宗旨引领之下，民国教育学制向壬寅、癸卯学制中残留的封建教育毒素发动了猛烈进攻，晚清时代的科举教育痕迹以及各种不科学的教育方式，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清洗。例如，清末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禁用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清末各学堂奖励出身制度一律废止。学科设置也趋向于实用化、科学化。例如，新学制注重小学手工科；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初等小学算术科自第三学年始应兼课珠算；中学不分文、实科。
按照新学制，民国教育大大减轻了学生在校时间过于拖沓冗长的弊病，中学及初级师范学校修业年限由五年改为四年，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整个学制的完成只需要17—18年。也就是说，新学制下，一个孩童从6岁入小学，至23岁或者24岁就可以大学毕业。而在壬寅学制下，一个孩子5岁入蒙学堂，至25岁或26岁方可毕业。在癸卯学制下，一个孩子从7岁入学至通儒院毕业，则需要耗时29—30年，仅中小学就长达13年（蒙学院4年，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如此拖沓冗长的学制，既不利于学生的教育成长，也阻碍教育的普及。一个习惯了没有危机感的安逸生活的民族，突然间被西方教育快速的节奏惊醒，不情愿地被裹挟着进入了现代社会。
恩格斯有句名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壬子癸丑学制在解放被禁锢了几千年的中国妇女教育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新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由此开启了中国教育在初等教育阶段男女平等的先河。这项内容是民国第一次学制改革重大成就的一个标志。几千年来，中国女子教育一直受到封建制度的严厉压制和禁锢，没有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张百熙的壬寅学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洋务运动领袖之一的张之洞也不可能在他的癸卯学制中解放妇女，相反，他始终念念不忘女子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的分内职责：
少年女子，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故女子之无弊者，惟有家庭教育。
我们当然不能责怪张之洞的封建落后思想。让一个在封建土壤中生长的帝国大员彻底放弃老祖宗的信条，这无异于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困难。但是，新生的民国政府却是有机会揪住晚清政府要员们的辫子离开历史舞台，还给妇女们一个与男人平等的教育机会的。
在这一点上，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到教育部长蔡元培都存在共识。民国初建，孙中山专程到广东女子师范演讲，他大声疾呼，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推广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在他看来，只有实施了女子教育，使妇女界知识普及，才可以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所谓“女界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在新学制的影响下，专门的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纷纷涌现，即使普通中学、师范学校也都设立了女校，女子教育在当时民国教育中蔚然成风。
田正平先生曾专门对比了民国的壬子癸丑学制和日本学制的异同，发现壬子癸丑学制中的日本教育元素非常明显。例如，1912年1月19日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不仅其中的各级学校设置课程的名称完全沿用日本的教育用语，例如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裁缝、唱歌、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外国语、法制、经济、家政、音乐、习字、农业、工业、商业等，而且，在每周教学时间的分配上，也与明治三十三年（1900）八月二十一日颁布的日本文部省令第14号《新小学令施行规则》中的有关规定极相近。
对于这一现象，蔡元培先生的解释是，日本学制本身就是效仿欧美列强，经过本土化的改造之后实施的产物，由于日本和中国之间文化传统上的相似性，效仿日本教育当然比生搬硬套欧美的要更适宜中国。但是，这在当时遭到许多人的诟病，认为所谓的新学制不过是对日本学制的套用而已，并没有鲜明体现民国政府自身的教育特点。其实，这样评价过于残忍。这正如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急切地向身边每一个成人学习走路的姿势，对此我们会责备这个孩子为什么不自己创造走路的姿势吗？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学制是在怎样混乱的时局下白手起家的，也许就不会这么苛求壬子癸丑学制的模仿问题了。
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前后历时18个月，其制定时间之仓促自不待言。而比这个问题还严重的，则是时局的极度混乱。就在这18个月中，孙中山和袁世凯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军事斗争几乎没有消停过，教育总长一职也成为不同政治集团博弈胜负的风向标，18个月的时间内就先后五易其人：蔡元培、范源濂、刘冠雄、陈振先、董鸿祎，而这五位教育总长任职时间短促真可谓“席不暇暖”，即使第一任、第二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和范源濂相对任职时间较长，也不过6个月而已。如此动荡不宁的政局，如此频繁的部门负责人调动，使大家很难坐下来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甚至不可能有精力把清理地基的工作做得更深入、更扎实。这就注定了壬子癸丑学制与生俱来就带着“阿喀琉斯之踵”的缺憾。
其实，上述不过是影响民国新学制的外部因素，对这个学制影响最大的则是制定者自身经验的不足，尤其是国内教育界大学创办经验极度匮乏，因此只能通过模仿日本和欧美大学教育体制的方式来推进国民高等教育。但是，我们并不应以此归咎于民国教育部，正如在学制修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蒋维乔所说的，这不能全归咎于教育部，“是盖时代为之，一般人之经验学识，只有此程度也”。一句话，当时教育家的经验水平只能达到这个程度。既然自己缺少先进的教育经验，那只能通过模仿日本和欧美先进教育的方式来促进民国教育发展，这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也是当时条件下唯一的出路。
1912年7月14日，蔡元培辞职。庆幸的是，此前蔡元培独具慧眼相中的教育次长范源濂接任民国教育总长之职，虽然范源濂与蔡元培属于不同党派，且教育理念与蔡氏多有分歧，但是，范源濂真正做到了继任者不诋毁前任者的君子之风。他明确要求教育部工作延续蔡元培教育学制改革之路，将蔡元培未竟之业得以完成，避免了因蔡元培的辞职而使其前期工作付之东流的局面。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乃对1912年公布的“壬子学制”进行补充和修改而成）的基本框架一直延续到1922年。
在某种意义上，民国壬子癸卯学制的制定具有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一样的意义，此前如同军阀割据一样的混乱教育现状得到了统一。经过整饬后的民国教育，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长期受到国内军阀混战影响而被迫停课的许多学校重新恢复正常教学，一些新的学校也纷纷在各地兴起。据统计，1905年以前，新式学堂学生人数最多不过258873人，1907年为258873人，1907年达到1024988人，1908年到1909年，每年净增50万人，1912年，全国学校数达87272所，学生数达2933387人，与1909年相比，学堂增加近28000所，在校人数增加近130万人。1
此次教育整饬的最大作用不仅仅在于学堂、人数的增加，还有教育内容质量上的进步。蔡元培整饬教育的基本导向是废除封建教育，倡导现代民主精神，例如废止小学读经科、废除奖励出身制度等不科学、不合理的制度，发展国民基本权利义务等道德理念，由此深入人民内心，并且成为民国教育的基本原则而在后来发挥积极的影响。早在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通电中就曾指出：民国既立，清政府之学制，最必须改革者。
1912年7月10日，也就是蔡元培辞职民国教育总长的前三天，他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上的发言，再次验证了他这次整饬教育举措的基本导向：
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之教育，其不同之点何在？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人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
国家大计，教育为先；教育大计，学制为先。短短18个月的时间，民国教育学制改革风生水起，虽然经纬万端，却抽丝剥茧，按部就班。恰如一颗熠熠闪光的明星，在冰冷仓皇的寒夜，给中国亿万人以理想和希望。
民国教育人物
蔡元培：翰林前传
蔡元培，186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商人家庭，小名阿陪，后进入私塾，加昆弟行通用之“元”字，故名蔡元培。后取《诗经·大雅》中“周有黎民，靡有孑遗”一句中“孑民”二字，改号蔡孑民。
少时的蔡元培受到母亲影响甚深，养成了勤勉正直的性格。据蔡元培后来回忆，母亲为他们理发的时候，或者与他们一起吃饭之时，常常指出他们身上的缺点，督促他们发奋用功。如果他们犯了错误，母亲也从来不会因此发怒斥责打骂，而是让他们反省改过。而此时的蔡元培大有古代割肉疗亲的孝子风范。据说1886年，蔡母不幸患上胃疾，汤药无效，病情加剧。蔡元培听说割取臂肉和药可以延寿12年，遂瞒着家人从左臂上割肉一片，为其母亲和药。
出任教育总长之时的蔡元培刚刚45岁，正行走在他73年人生的辉煌时期。在世人看来，这个成就可谓是个人仕途上的登峰造极。但我们回眸凝望一下蔡元培晚清时期的科举之路，对于这样的结果就不会惊讶：
1883年，16岁，蔡元培考中秀才；
1889年，22岁，蔡元培参加乡试，中举，浙江全省中试者155人，蔡列第23名；
1890年，23岁，蔡元培进京参加会试，金榜题名第81名贡士；
1892年，25岁，蔡元培赴京殿试，金榜题名“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
1894年，27岁，蔡元培应散馆考试，成绩出众，被授予官职翰林院编修。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青春之年就已经取得了如此辉煌的仕途，我们想不出还有什么人不对蔡元培的仕途人生感到艳羡。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曾以殿试阅卷大臣户部尚书的身份主持蔡元培参加的朝考，其对蔡元培的评价是：“新庶常蔡元培，号鹤青，绍兴人，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料也。在绍兴徐氏校刻各种书。”但是，“自六岁到十七岁，均受教育于私塾”的蔡元培却始终“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此时的蔡元培尚以尊崇宋儒为学术方向，属于封建科举制度下具有开明思想的士大夫。
就在蔡元培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这一年，中日两国的海军在黄海海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战，战争的结果以北洋水师惨败而告终。1895年，清廷签订《中日马关条约》，让蔡元培顿感悲愤，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把目光从国内学术转向西方社会文明变革的转型，与当时国内众多维新人士一样，他计划通过学习先进国家的社会发展经验，实现救国的理想。
当时国内维新派和开明人士向国外学习已经非常普遍，留学欧美和东渡日本蔚然成风，蔡元培最初选择了学习日文而非西文，因为他认为西文书价过于昂贵，而日本皆有译本，通东文即可博览西文书籍。况且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文没有三五年不能精通，而日文则较为简易，往往半年即可有所收获。从1897年起，蔡元培开始着手学习日文。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国外，“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拒绝出走，慷慨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政治斗争上稚嫩的谭嗣同渴望用自己的鲜血唤醒沉睡的国民，这固然没有实现，而这次政治事件却与蔡元培的人生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了维新变法运动积极奔走的时候，身为翰林编修的蔡元培并没有参加，他这样做并不是站在清廷的立场上维护封建制度，而是康梁变法方式与他的社会变革理想不合。这种既不彻底，也不可行的变法不可能挽救中国。所以在维新运动上，蔡元培保持着理解和默许的态度。但是，他对谭嗣同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非常钦佩，变法者遭遇的屠杀使得他对清廷怀有的最后一丝希望亦彻底破灭，促使了他对中国社会变革道路发生更为深刻的思考，而最终的结论则是清廷已经无可救药，只有兴办教育，培养新人，才能彻底改变政府腐败无能的现状。据后来成为民国教育界著名人物的罗家伦回忆，蔡元培当时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救国的重要性：
我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
为此，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辞去翰林院编修一职，携带家眷离开京城，南归故乡，开始了人生伟大的转变。此举正如人们评价的：
纵观晚清数十年间，以名翰林而毅然抛弃前程，背叛本阶级，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以后又能毕生坚持爱国事业的，仅蔡元培一人而已。
非常有意思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所有新政均被废除，只有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而京师大学堂恰恰是在蔡元培手中才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谭嗣同以死警示世人变法，他没有看到为之充满希望的清廷实现复兴，但是，他用生命换来的京师大学堂则被蔡元培缔造成民国乃至今天最优秀的大学。1917年，正是这位曾亲眼目睹谭嗣同流血悲剧的清末翰林，以校长的身份主政北大，随后在北京大学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一举奠定了北京大学在中国高等学校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许是上天对他的最后一点恩赐。
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的辞职事件是蔡元培一生的转折点，他从封建科举制度下具有爱国热情和开明思想的士大夫，转变成为有强烈暴力色彩的革命家。从此，他对待革命已经不再停留于静观态度的理解和默许，而是直接以暗杀暴力革命的姿态身体力行地去实践。
1904年冬天，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龚宝铨从日本匆匆归国，他和蔡元培协商准备组织一个反抗清廷腐败专制的革命团体。按照蔡元培的意见，该团体定名为“光复会”，据加入该会的会员俞子夷回忆，此时已经将近寒假，蔡元培老师与他谈起组织问题，提示几点纲要，嘱起草一种章程，最终定名为“光复”。成立之初，蔡元培任会长，其成员有秋瑾、柳亚子、刘师培等人，身陷囹圄的著名学者章太炎也致信蔡元培，参与了光复会的创立，成为光复会创立者之一。
光复会以光复汉族、反对清朝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宗旨，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誓词，以“暗杀团”刺杀清廷要员为主要手段，表现出强烈的激进主义革命态度。
最初加入光复会“暗杀团”的成员均要举行一个类似于封建帮会色彩的仪式：先写一纸“黄帝神位”的横幅，供于上方，再杀鸡取血，滴鸡血于酒中，跪地宣誓，举起血酒一饮而尽。这些仪式很容易让人想起几千年来啸聚山林的草莽英雄，但是，这群“草莽”却是此前革命理想最彻底、学术成就最高的英雄。
为了成功暗杀清政府要员，蔡元培决定自己制造炸药，于是积极吸收懂化学的人加入组织，并配置炸药。蔡元培常常亲自到实验室练习。就在光复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光复会成员吴樾携带自制炸药暗杀清政府“五大臣”，可惜因炸弹提前爆炸，不幸当场牺牲。
从仕途无限的翰林编修，到从事暴力革命的激进革命家，如此巨大的身份转换，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蔡元培外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说晚清社会的腐败是导致温和的封建士人投身于革命洪流的外在因素的话，那么蔡元培自身保持的开明的思想和进步的世界观，应该是导致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最重要的是，单靠暗杀等暴力革命终究无法彻底改变社会，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于是始终保持进步思想的蔡元培，此时又不得不迎来新的人生转变，这就是从暴力革命者，转变为一名热情的民主革命家、理性的教育家。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身在上海的蔡元培丝毫没有狭隘的团体个人主义观念，毅然同意将此时声势浩大的光复会合并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的上海分会会长。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蔡元培的命运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建立了真正的血脉纽带关系。7年之后，蔡元培被孙中山亲自任命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开始了他人生中作为一名杰出教育家的角色经历。
加入同盟会的蔡元培延续了激烈革命的斗争精神，后来成为民国教育界重要人物的黄炎培，正是在蔡元培的引导下加入同盟会的。他在蔡元培逝世后写的悼念文章中曾如此回忆：
乙巳秋，吾师忽召至其寓庐，郑重而言曰：“我国前途至危……欲救亡，舍革命无他道，君谓然乎？”则敬答曰：“然。”曰：“欲革命，须有组织。否则，力不集，事不成。今有会焉，君亦愿加盟乎？”则敬答曰：“苟师有命，何敢不从。”期以某日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除鞑虏，光复中华。”吾师既指“平均地权”句说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师之前宣誓加盟焉。
但是，此时的蔡元培已经不再单纯扮演革命家这一角色，而是有意识地向学者转型。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国留学。1908年，他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开始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等学科知识，直至1911年底。德国莱比锡大学深厚的学术氛围和先进的知识，奠定了蔡元培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师的基础，尤其对西方世界先进教育体制的考察和体会，使其逐渐形成了自身对创办教育的独特理解。留德期间，他除了日常在莱比锡大学听课学习之外，还亲自翻译了《伦理学原理》。为了更好地为中国社会服务，他又亲自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一书，这是我国伦理学史的开山之作，他因此被誉为“用新体裁著中国思想史最早的一个人”。
这段时期的学习经历，也成为他在辛亥革命后主持全国教育行政工作，以及后来主持北京大学教育改造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对此，蒋梦麟在主持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面对学生公正地赞扬蔡元培先生令人敬佩的精神与渊博学问的关系。他认为，蔡元培先生具有“温良恭俭让的中国精神”、“注重美感的希腊精神”、“表现平民生活态度，相信和尊重别人的希伯来精神”三个重要的精神，蔡先生的精神是哪里来的呢？是从学问来的。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蔡元培正在德国考察中学规章体制。1911年10月11日，蔡元培应邀到一所中学考察期间，阅读报纸时惊悉国内发生革命，18日就接到吴稚晖从伦敦发来的电文，该电文详细介绍了国内武昌革命过程和形势，他立即回复：“弟于一周前往一山中之中学堂考察规程，并为心理学之试验。本拟逗留半个月始归，俄焉于报纸中见吾党克复武昌之消息，为之喜而不寐。”
11月28日，蔡元培在国内无数革命志士的催促下，满怀激动地抵达上海，稍作安顿之后，就开始了各个派系之间的调停之旅，力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1月3日，蔡元培接到孙中山任其为教育部总长之令，从此开始了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艰苦工作。
然而，历史留给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之位的时间极其短暂，短到只有匆匆数月他就辞职旅欧。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上任只有数月的教育总长，能够在如此狭窄的历史板块之间做出如此多的教育规划。其规划之客观、筹谋之远见、体系之细密，远非当时任职时间更长的教育总长所能比，这是他在民国教育史上创造的奇迹。
1917年，蔡元培开始了北京大学校长生涯，与其此前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仅仅数月的履职形成鲜明的反差，褪去教育总长的光环，北京大学校长时期的蔡元培留给人们更为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当时的学生蒋复璁回忆起蔡元培校长，是如此充满自豪。当时他在马神庙新造好的大门里边空院内等考卷，只见台阶上坐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穿黑马褂的先生，靠在铺绿呢的桌上，用红硃笔点名，态度非常安详，真是慈而有威。这时旁人告诉他说，这就是他从小即晓得的蔡先生。他精神上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慰，同时也生了一种莫名的骄傲。他想这才是大学生的光荣，有这样一位校长来陶熔，那不是幸福吗？
此时的蔡元培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至花甲之年卸任，在任10个春秋。这10年里，政府首脑更迭如同走马灯，北洋政府的总统换了5次，还有临时执政1人、摄政2人，内阁总理则换了30次。这十年里，蔡元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7次辞职，均未果
第一次辞职：1917年7月3日；辞职原因是反对张勋复辟。
第二次辞职：1918年5月21日；辞职原因是劝说学生不要去北洋政府请愿未果。
第三次辞职：1919年5月8日；辞职原因是学生五四运动被抓。
第四次辞职：1919年12月31日；辞职原因是北京教员全体停职。
第五次辞职：1922年10月19日；辞职原因是北大学生爆发不满讲义收费而闹学潮。
第六次辞职：1923年1月17日；辞职原因是抗议北大教员罗文干被抓。
第七次辞职：1926年7月8日；辞职原因是从欧洲回国，拒绝与政府合作。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历届政府都不批准蔡元培的辞职申请，即使他离开北京大学，也并不是政府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而是因为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他的北京大学校长之名不过是名义上被取消而已。也就是说，蔡元培自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就成了终身校长，即使是蛮横粗暴的军阀主政，也认为蔡元培是最理想的北京大学校长。一个大学校长能够获得世人如此认可，这在世界大学史上当是独一无二的。
1940年3月5日，民国血色昏黄的天空，噩耗传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毛泽东在蔡元培逝世之时发出唁电，尊称蔡先生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北京大学校长的继任者蒋梦麟先生称之为“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而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则评价为：“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够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是的，一个在民国乱世，用杰出的领导智慧和渊博的学术知识，整饬了民国学制，铸就了北大精神，泽被了后世教育，让军阀政客、学者名流、市民百姓、革命家、顽固派、复辟派、封建遗老无不折服的校长、教育家，“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