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八个部分，由导论、六章和结语构成。
导论
近代管理科学面临着困惑。管理理论中的人性假设虽然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人们在追求管理的最大效益的同时，依然感受到人自身本质的丧失，甚至使人异化为技术的附庸，使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原本属于人的本性，从而造成人类心灵与生存环境的双重困境。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特别是先秦思想奠定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基础，确立了道德人的人性假设。可以说，道德人的人性假设是完全建立在一种内在于心的、符合人本质的一种全新的人性假设，它是向内、向上的寻求，努力提升人的人格，追求一种“仁德”，在此基础上再向外、向下进行实践，既主张自由，又提倡平等，从而避免了工具理性。这种管理思想不是对管理科学的消解，相反它为现代管理思想提供了理论源头。
第一章人生与人性
生与性紧密相关，生即是人生命的延续；而生命的延续过程所具有的“能力”、“欲望”、“本能”就是“生”之“性”，所以生又是性的载体。生从何来，道生之，德蓄之。性是生之本质，又是生的本能。如何知性全在于“心”，因此，性从心，尽心知性。在生命中，人知道性之本能，性之欲望，因此人自觉有其性。所以说，生之谓之性，即性是生而即有的。情乃生与性的外在显露。无生与性便无情，情虽然根源于生与性，但情却与外在的东西发生直接接触，容易受到干扰和引诱，因此只有做到情发必须根据于“心”，才能避免情脱离开性，这样才能使情合乎世理，也即率性之谓道。所以说，古代的人性假设是一种由“内”而生的理论体系。
第二章道德人的开启
中国文化为人文精神的文化，人文精神的出现为人性假设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我国人文精神虽然也讲理性，但理性的内涵不同于西方的向外发展、向下发展，而是在于向内发展、向上发展；中国的人文精神讲究的是内在的“功夫”，而不是触及外物对象的功夫；中国的人文精神虽然也是从神学而来，但却不是批判为主，而是以承继为要。对神秘力量的皈依是最初人类的共性，但到我国先秦周人以后，注入了人的自觉精神，启发了中国特有的人文关怀。周人的“天、帝、天命”的概念使人性显示出来，其来源在于“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启迪了人的精神自觉，使人不再过分迷恋“上帝”。这在商人虽然看到了，但并未有此自觉，而周人既看到了，又具备了这种自觉，并由“天命靡常”而引出“以德配天”，从而突出了人的中心地位和人的主体自觉，以与天相应。所以说，在人性假设上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人性。
第三章道德人的初步形成
价值客观促使了道德人的初步形成，中国人文精神注重人的现世生活，由外在的行为追溯至人的内心，归结于人的主体自觉。用“智”、“德”指导人们的行为，使行为在“德”行之内，给人带来好处。但这里价值观并非主观而是客观的，给人的好处的不是个人，不是私心，而是“直心”，是“从直从心”。最初的天人关系则表明“小民受命于人”，而王则由自己的祖先作中介，这实际上就使得中国人民与天的关系更为接近，经过周人的“道德人”的建立，从而形成了“民即为天”的思想。即通过民的生活来知天保命，人民的意向成为天命的代言人。这样宗教就不断向上提升而发展为一种“伦理道德”精神，中国的人文精神照出人民存在的价值，即民本思想。当然，这种“道德人”仍然根源于“天”，为天所命。客观价值的确立，突破了管理科学中“人类中心论”的羁绊。
第四章道德人的确立
没有人的主体性活动，便无真正的道德可言。中国古代宗教伴随着主体性价值的彰显逐渐消融在人文精神中，从“天之丧我”到“民之丧我”，再到“我之丧我”，反映出了统治者自觉反省的不断演进。儒家道德人假设是从春秋时代孔子开始的，其基本进路也是由他奠定的。孔子继承了上古特别是周人传统的人文精神，使“礼”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儒家道德在于“内”，根源于“性”，来源于“命”，但“命”给予人以后，“性”便获得了独立地位潜藏在人的主体之内，与命再无关系。“道”是人人共由的道路，是性之显现；“德”是道之行为。所以说，道德人的人性是从内向外、从下向上的自觉功夫。道德人确立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一，打破了人的等级限制，使之转化为品德上的君子与小人；其二，打破了统治者特权，使所有人均接受良心的审判；其三，打破了种族偏见，对所有人都给予平等对待；其四，开辟了内在人格世界，以前的道德，或作为行为，或作为人的标准，都是人“心”之外的表现，即所谓的表象，都是在客观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所比定出来的，严格地说都不是发自于内心的道德良心，多是为他人而言而行，在道德层次上也是肤浅的，并多半是强制而非自觉自愿的，因此不能算是有意识地开辟了一种内在的人格世界。道德人是人的内在世界，而不是客观世界，因为客观世界，是“量”的世界，是平面的世界；而人格内在的世界，却是质的世界，是层层向上的立体世界。孔子用“仁”、孟子用“性善”来表达这个世界。这样，就把外在的“礼”，之所行的“德”，还有人之“性”向外的诉求，皆返回到内心上来，返回到一个“仁心”、“善心”上来，无仁心、善心便无礼，便无德，也就丧失了人之本“性”。孔孟向内去追求的价值思想，是对知性、科学的一味地向外、向客观世界探求的反叛。中国传统思想所强调的向内、向上追求的思想，是作为一种动力和基础，其向外、向下的一种实践的人生活动，对当前的管理科学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和现实的实践意义。在儒家的管理层中，并不单纯地将管理定位于管理者，而是由被管理者从内心深处理解和自觉履行自己所承担的职责，以取得管理所要求的行为结果，从而使管理成为一种自觉行动，而不再是一种异己的强制力量。
第五章道德人的扩展
儒家在道德自觉的内在心性的驱使下，由道德法则向下落实形成了道德人的人性假设；而道家则沿着道德法则继续向上升，进而将“性之天”变成自然性的天，其人性假设远远高于儒家道德人的假设，并使人融入自然中，融入到“道”中，从而使天人合一。道家的思想仍然是一种入世的思想，在变中找到一个不变的“常”，使其思想由对人的思考转而发展成为形而上学的宇宙论。人也是这种“常”发展而来，万物同样是由“常”发展而来，其动力就是“道”。它并不是儒家所说的“天道”，它比“天”还高远，“天、地”也是由道所生。它不可用感官感觉，所以道的特性是“无”，是无法“闻见”的。道的生化，并不出自意志，而是出于自然。自然就是不用人去刻意创造，只有人不去刻意创造，万物才会作无穷的变化。因此，道家的管理思想中有消解管理的可能。但是，道家并不是用“无”去消解，其主要目的是让人们体认到万物都是“道”生之，因此皆平等，而一旦用“知”就有违自然，有悖于“道”了。道家的人性同于自然，主张一种柔弱虚静的人生态度，即“玄德”的人生态度，此“德”仍然是虚，是静，是无。而人之“知”的作用与耳目之“欲”，表现为对“德”的悖反，因此要求人们有一种克服“知”与“欲”的功夫。主张用“损”来达到去掉“知”与“欲”的需求，从而无知，便无成见，便能虚心；无欲，便归其根，便归于静。以实现“体道”，得到“常”、“长”、“久”，最终达到“道”的回归。道家的自然人假设是直面当代管理科学所出现的困惑所给出的别种出路，认为管理只是将管理者的意志强加到被管理者身上，如果那样就是运用了“知”，就会形成以管理者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而这种情况恰恰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必然会导致各种危险，即根本不能实现“常”、“长”、“久”。因此，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
第六章道德人的进一步发展及面临的挑战
法家直面现实，提倡法势术。法家力求从“万物”齐一中寻找一种“均齐”，并用一种政治强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则是丧失了万物之“齐”，是一种只讲目的不讲仁爱和自由的“法西斯”。所以这种表面上齐万物，实际上则是以法和势齐万物，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上的齐万物，与儒家和道家的平等思想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法家是一种不尊重个性自由的思潮，它不可能在我国人文精神极度发达的古代占统治地位，秦灭亡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法家的思想与现代西方管理中的思想极为相似，均从人性恶的假设出发，人与人的关系互不信任，将人性定格在生理意义或心理意义需要之上，人与人是一种纯利益的关系，同这种利己的心相交往，当然是可怕的。如何限制这种利己之心，那就是法，就是严格的管理；如何严格地管理呢？那就是科学的量化，使人完全按照某种程序，就像工具那样精确，从而造成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种种危机。墨家代表的是广大平民的利益，所以他们的正义具有最广大的基础，其思想也最能体现平民的意愿。这便是薄葬、非乐、弃周礼而用夏政。但是，墨家只考虑物质生活的一面，而较少体认精神上的要求。因此强调兼爱，故非攻；强本，故节用；非乐，故薄葬。这些既不是来自道德要求，也不是来自经验的教训，而是来自“天志”。“天志”由鬼下达，故“明鬼”。因人之行的标准不自贱者出，故贵义、尚同。墨家虽然发自对天下人之爱，但是他从这种爱中还没有透出人性之“善”，没有把握到以人民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从而导致墨学衰绝。兵家思想在人性假设方面深受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又异于这些思想。认为人既是一个道德人，同时又是一个复杂人；主张非攻，同时又强调取胜。在追求目的和结果的前提下，兵家不可能完全按照道德的人性假设去践行。法家、墨家、兵家等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各自的人性假设，从某种意义上说，丰富了先秦人性假设的内容，但同时也对道德人假设提出了挑战。
结语：道德人的人性假设与管理科学的创新
现代管理科学的人性假设，无论是经济人假设也好，还是行为人、复杂人、关系人、创新人假设也好，都不能很好地解决目前在管理科学中的人本质分裂的实际情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从人性以外去寻找人性的假设，而没有深入到人性的内部去把握，即没有看到道德人的人性假设。尽管目前道德人的人性假设仍然还面临着各种挑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人与动物的区分不在于人与动物的共性，即耳目口鼻身的外在欲望，而在于人与动物的特殊性，即人存有“仁爱”之心。因此，只有将道德人作为管理科学的人性假设，才会真正摆脱管理科学人性假设的困惑。管理不再成为一种工具式的管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才会感受到管理的真正乐趣，而不再是一种痛苦的经历，或者是一种寻找精神安慰、发泄不满与仇恨、炫耀权力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