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凯瑟琳的父亲迈耶先生买下了《邮报》。当时这份报纸正陷入了困难时期，谁都意识不到这个转变将意味着什么。当时《邮报》的所有者是爱德华·比尔·麦克莱恩，正是由于他漫无目的的办报导致了困境的出现。
爱德华·比尔·麦克莱恩是一个衣冠楚楚的花花公子，曾被称作是一个“无德无行的可怜人”。从他1916年继承《邮报》到15年以后失去它，此人从不过问《邮报》的新闻或业务。他的夫人伊芙琳尽管与之离婚，但是她是个自身有大家业的女人，她为儿子尽力挽救《邮报》，拒绝过好几个买家，这其中至少包括凯瑟琳父亲的一次购买请求。
其实，凯瑟琳的父亲在对《邮报》感兴趣之前曾做过几次尝试。在1925年，他曾试图购买《华盛顿先驱报》。4年后，又试图以500万美元购买《邮报》，本以为胜券在握，没想到《邮报》的控股公司——美国证券信托公司竟然拒绝了此次购买。另外的几次出价购买也没有成功。直到1932年报纸被迫破产，甚至没有能力支付印刷费，将其公开拍卖。
《邮报》破产之时恰到好处，正是凯瑟琳的父亲准备离开政府之际。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决定购买。此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父亲的朋友茜茜·帕特森到芒特基斯科来拜访，敦促迈耶先生重新购买《邮报》的事情。茜茜·帕特森是一个坚强而富有学识的女人，她是一个模样不好，但是气质取胜的女人。她在《华盛顿先驱报》担任总编，后来成为《华盛顿时报》的总编兼发行人。这两份报纸都是她从赫斯特那里租来的，并且最终买下了它们，合并为一份全天报纸。1933年她认识到自己的前途取决于谁拥有《邮报》。在了解到迈耶先生曾经试图购买报纸后，她开始有意询问是否愿意购买《邮报》，这样再次引起迈耶先生的兴趣，他立即前往华盛顿推进此事。此次，他并没亲自出面，而是授权汉密尔顿参加竞拍。
1933年6月1号，拍卖会在宾夕法尼亚大道E街《邮报》所在地举行。《邮报》当时是华盛顿五家报纸中业绩最差的一家，发行量降至五万份，有一座古怪的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和美联社的特许经营权——简言之，它是一份负债60万美元的衰败的报纸。
麦克莱恩夫人的委托人和赫斯特的律师们在茜茜·帕特森的股东下，是唯一的与汉密尔顿竞价的人，但是麦克莱恩夫人在拍卖达到60万美元的时候退出。最终，迈耶先生以82.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邮报》。购买《邮报》的事情后来对凯瑟琳以及凯瑟琳的整个家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当时的凯瑟琳只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她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可以说对此一无所知。无论是购买前还是以后的一段时间，家人都没有向凯瑟琳提起过这个事情，其实是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会对家族有重大的意义。
拍卖时，凯瑟琳刚刚在马迪拉读完高中三年级，仍然在准备参加大学的考试。当时凯瑟琳并不知道父亲参与拍卖，还和朋友一起讨论拍卖会并且猜测谁是那个匿名的买者。直到结束大学入学考试后回到芒特基斯科的家里才从父母嘴里得知这一消息，她真没有想到父亲会是买者。在凯瑟琳发现这桩秘密交易之后，这件事便公开了，成交以后十天，当接管人报告那个匿名购买者是迈耶先生时，法院最终裁定报社归凯瑟琳的父亲所有。这条消息在《邮报》1933年6月13日的头版上以醒目的方式刊登出来。
凯瑟琳第一次去《邮报》大楼是在消息公布后的两天，她和哥哥比尔跟随父亲从芒特基斯科来到华盛顿，并在晚上参观了大楼。
社会各界对《邮报》更换新报主的反应——至少是在媒体中出现的反应，大多数是好的，但私底下却有人存在这样的怀疑，比如《邮报》是否会成为无党派报纸，以及华盛顿排名第五的报纸在一个毫无经验的发行人的手里能否成功。其中美国最有能力的独立发行人之一加德纳·尔斯曾警告过凯瑟琳的父亲，在华盛顿只有办下午报才能办得起来，他说没有一份晨报能成大气候，更不用说《邮报》。还进一步说《星报》占据了城市报纸的主要销路。凯瑟琳的父亲回答他：“这个伟大的国家的首都应该有一份好报纸。我相信美国人民，当他们知道事实后，可以依靠他们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我会告诉他们不偏不倚的事实。一个道理如果有道理，就没有行不通的。”尽管外界的种种怀疑持续了多年，但是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迈耶先生是共和党人，对于一个有党派的人士能否把报纸办成无党派报纸的疑问，迈耶先生从一开始就强调《邮报》是独立的。甚至在宣布他是报主时，也发布了几条重要的声明，这些都奠定了《邮报》的基调。提高办报的质量是凯瑟琳父亲的目标，他通过发出独立的声音来实现这一点。
尽管迈耶先生对《邮报》充满信心，挑战似乎让他变得年轻了，他取消了减薪的规定，并且告诉员工，如果干得好，就可以保住工作，这样一来员工士气大增。他仔细研究了所有的情况，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份“精神上、士气上、实质上等各个方面都破产了”的报纸，然后很快开始面对这样的现实。为了重组这份报纸，凯瑟琳的父亲尽力运用自己在企业政府所学的关于经营管理的知识来管理这份报纸，他认为只要肯投资，善管理，报纸就肯定能办好。事与愿违，伴随着数年的奋斗换来的却是灰心丧气和投资收获甚微。在后来20年的苦战中，凯的父亲多次怀疑自己能否成功，甚至说过要卖掉它。尽管并没用成为事实。
最坏的时刻是与曾经的朋友茜茜·帕特森展开激烈的竞争，两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斗。起初茜茜对失去《邮报》的黄金机遇感到懊恼，于是开始与凯的父亲进行竞争，她通过把表兄麦考密克的漫画专栏移植到她的报纸上重重打击了《邮报》。麦考密克不仅经营着《芝加哥论坛报》，而且拥有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稿件辛迪加，茜茜自己也是《芝加哥论坛报》的合伙人。她让稿件辛迪加通知凯瑟琳的父亲，由于《邮报》转手，原来的合同失效，原来刊登在《邮报》上的四部最受欢迎的漫画将转登在《华盛顿先驱报》上——茜茜还得意洋洋地刊登广告宣传这一变更。凯瑟琳的父亲起初并不知道漫画对报纸的重要性，在咨询了业务经理以后，他明白了漫画对发行量至关重要，而且是报纸最好和最重要的资产，于是立刻对茜茜提起诉讼，一场争斗就这样开始了。
争斗确实开始了，围绕此事打了两年的官司，也结束了迈耶先生夫妇和茜茜之间长久、亲密的友谊。父亲先是赢得了在纽约的临时限制令，但后来被取消了。于是有段时间两家报纸同时刊登这些漫画。后来茜茜赢了，《邮报》转而对供稿的辛迪加提起诉讼，于1943年7月在纽约赢得了针对《芝加哥论坛报》的案子，法官裁定《邮报》对这些漫画有合法的刊登权。针对《芝加哥论坛报》的案子在华盛顿开庭，茜茜上诉到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上诉法院，其于1935年3月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茜茜又向最高法院上诉，结果被驳回。1935年4月10日，凯瑟琳的父亲胜利了。最终的判决下来，禁止茜茜在《华盛顿先驱报》上刊登这些漫画。出于报复，茜茜不久寄给凯的父亲一个包装华丽的花箱，里面用兰花包着一个小包裹，里面是一块生肉，附一张纸条进行解释——“为了不让你失望”。说明这场战争是多么的血淋淋。从那时起，茜茜就一直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刺激迈耶先生和《邮报》，如果《邮报》犯了错，她就会加以利用。最后，凯瑟琳的父亲不得不对茜茜进行警告，这样情况才得以改观。
在对漫画进行争斗的同时，迈耶先生努力工作，致力于改善报社的经营状况。他很快认识到报业与其他产业都不同——不能用同样的办法来推动这一产业，然后等待产生效果。尽管他不知道如何让报社盈利，特别是在华盛顿有如此多报社的情况下。迈耶先生有一套相当成熟的经营理念，在1934年的一篇早期社论及后来几年的演讲中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报纸是公众事业，意在服务民主国家的大众。并且希望《邮报》可以超越其过去的荣耀。在他1935年的一次演讲中，他阐述了自己一直坚持的理念：
1.报纸的第一使命是尽可能地使报道接近真相。
2.涉及美国和世界的重要事件，报纸应该尽其可能地告诉公众真相。
3.作为新闻的传播者，报纸应该遵守一位绅士应守的礼节。
4.报纸刊出的内容应该是老少皆宜。
5.报纸要对广大读者和公众负责，而不是对其拥有者的私人利益负责。
6.为了追求真相，报纸应该做好牺牲自身物质利益的准备，如果这对公众利益是必需的。
7.报纸不应该为任何特殊势力左右，而应在报道公众事件和公众人物时公正、自由和有益。
这些就是迈耶先生办报的宗旨，但是这些规则付诸行动却是一项挑战。他不断地寻找良才，能够担当让报纸起死回生重任的人才。起初，他不知道如何寻找这些人才，也不知道谁是最适合的人选。即使物色到一些人才，却不一定能够说服他们来拯救这份看起来奄奄一息的报纸。加上新闻界对迈耶先生办报动机的不确定性，使报纸的状况雪上加霜。许多人依然认为迈耶先生是要办一份共和党的报纸，或者利用《邮报》来纠正政府，这样的谣言加大了找一流人才的不确定性和难度。
寻找报纸社论和新闻采编人员以及经营人员的工作依旧继续。被雇佣的人参差不齐，还有一些人是雇来提建议或者给予批评的。《邮报》的问题一开始就令迈耶先生头疼，起初雇来了《旧金山新闻报》的尤金麦·克莱恩做总经理，监管除社论以外的其他事情。在《邮报》干了两年之后，事实证明他只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并不适合用来培养人才，并且还是一个懒汉、酒鬼和色狼。由此可见，起初物色人选的道路并不顺利。
除此以外，凯瑟琳的父亲对广告也一无所知。犯过一次错误以后，他雇用了《诺克斯维尔旗帜报》任职的唐·伯纳德作为业务主管，事实证明他是个一流的业务主管，他最终帮助《邮报》恢复了经营秩序。
后来，迈耶先生物色到亚历山大·琼斯，大家称他凯西。凯西于1935年出任《邮报》的总编，这样使《邮报》在编辑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起色。凯西正好是报社需要的人才，毕业于名牌学校的新闻专业，是一个素质很好，做事稳健，声音洪亮，消息灵通，勇往直前的编辑。他是个极佳的人选，他上任后带来了专业精神和大量的新闻标准，以及报纸管理和印制的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邮报》有时支付超越当时水准的高工资，引入许多对《邮报》非常重要的人才。在认识到首都报纸的重要性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国家新闻工作组来全面报道政府新闻，特别是联邦政府的事务。
在体育新闻方面，迈耶先生一样一无所知，但是他懂得体育新闻对报纸销路的重要性。于是，他雇用了内德·麦克莱恩的一位出色的体育记者和编辑雪利·波维奇。事实证明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在从事新闻工作70年以后，波维奇仍然时常去办公室，偶尔为报纸写稿子。
在了解稿件辛迪加所能提供的东西有限且依赖它会造成报纸失去风格后，凯瑟琳的父亲决定让《邮报》尽可能办得原汁原味。他关注的一个领域是妇女版，由一个有学识的编辑玛尔维那·林赛创建的。凯瑟琳的父亲迈耶先生认为《邮报》为妇女提供的内容单调乏味，于是开始创建一个写作班子“为华盛顿妇女写作，身处华盛顿妇女之间，写华盛顿妇女的兴趣所在”。《邮报》购买不到一年的时间，妇女版的改造已成为最大的成就之一。其实这个过程中最不可思议和引人注目的是迈耶先生用女性来办妇女版，并让她们在社内发挥显著的作用。迈耶先生尤其对心理和精神健康感兴趣，于是找来了一位心理学家为在这些方面有问题的人们开辟了咨询专栏。一些心理学家不愿意来这里工作时，就挑选妇女版的职业女记者来担当此重任，当然会配备相应的心理学家来做指导。其中有个著名的职业女记者叫做玛丽·霍沃思，她非常能干，她的专栏也成为《邮报》最受欢迎的栏目之一，一年收到两万多封咨询信。这个专栏多么具有开创性，多么成功。
凯瑟琳的父亲迈耶先生的另一个成功创举是刊登读者调查。那时乔治·盖洛普博士刚刚成立他的美国民意研究所，尽管他的民意调查还不被重视，但是迈耶先生已经意识到这个发展方向的重要性，于是率先和盖洛普签订了合同，并在《邮报》头版头条刊登他的民意调查。
最重要的是，凯瑟琳的父亲掌管邮报的时候特别注重社论版，他认为，报纸社论是源于美国生活的一种力量，虽然在权势的威慑下降低了音量，但是社论依然重要。他认为在《邮报》加强社论版有助于《邮报》成功，并且社论在首都比在任何地方都重要。他一直试图向编辑强调避免情绪化、报复性或者成为党派的喉舌的重要性。而且他发誓绝不仅仅因为政府政策就盲目赞同，绝不屈服于官僚作风，且要避免受“暴民心理的微妙影响”。他有自己的信念，但是真正的挑战在于找到一个真正出色的社论版主编和一个与他有相同理想和抱负的人。
尝试几次从其他报纸雇佣知名度高的作家后，迈耶先生开始寻找“有活力、无派系的年轻人”，并且锁定了菲利克斯·莫利。莫利1933年12月加入《邮报》，曾获得罗德奖学金，在伦敦经济学院作研究，还曾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做过社论家和驻外记者，写过关于国际联盟的书。迈耶先生再次开创了一个传统——《邮报》的发行人一直沿用下来——他与莫利的约定，莫利绝不会被要求写自己不愿意写的东西，但是两人也同时约定，在紧要关头，发行人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
个性言论是《邮报》首先建立的特点。莫利很快表现出他的风格来。《财富》杂志1944年的一篇文章在回顾《邮报》时说：“随着他的到来，《邮报》的社论版开始有了深度、活力和声望。”很显然，莫利开创了另一个流行的传统，即社论作家可以自己作采访，访问相关记者和外界的消息人士，并在形成观点之前谨慎地研究事件的两面说法。
正如凯瑟琳的父亲和凯西在新闻方面所做的那样，他们已经开始网络一批出色的社论人才。其中包括杰出的经济和金融作家安娜·扬曼，她曾是韦尔斯利学校的教授，后来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还有一位是莫洛·普西。普西于1929年来到报社，干了38年，他是一个智者，有些保守，一直是报纸的一股稳定的力量。
《邮报》开始发挥它的影响力，尤其是社论版，开始对国会和政府产生影响，尽管这份报纸经常与政府发生争论。它在支持政府许多政策的同时也反对它的许多措施。正如迈耶先生一直坚持的规则，即报纸能够客观独立。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人提出质疑，认为《邮报》头版乍一读像是联邦委员会的布告。由于在从事报业出版的早期，工作人员的精力大部分投放在金融、银行和税收上。因为似乎许多编辑和记者都在努力通过他们各自的方式讨好迈耶先生。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凯瑟琳的父亲对报纸的独立性和记者编辑所享有的自主权特别重视。凯瑟琳的父亲迈耶先生制定了一个被保持下来的体系，那就是给予编辑和经营负责人以自由权，指导他们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志向行事。由于《邮报》的发行人中，凯的父亲迈耶先生、菲尔（凯的丈夫）以及凯瑟琳本身——开始办报时在不同的方面缺乏经验，因此充分授权是唯一务实的方法。并且凯瑟琳也以自己的实践证明报纸应该由编辑主导。
在《邮报》初期，尽管有一些损失，但是也取得了实际进展，进展多在新闻方面，而不是广告和发行方面。1935年开始，凯瑟琳的父亲开始懂得报业是怎么回事。报社也逐渐走上正轨，运转良好。他通过设定更好的字体，改善制图，来使报纸更好看一些。他通过加盖一座侧楼，扩大了E街《邮报》大楼的办公面积，还在芒西大楼借了一些房子。
尽管在最初的一些年里，《邮报》大楼里似乎充斥着麻烦和艰难的斗争，人们从旋转门里出来进去，一些人失败，一些人离开。但是总之，报纸还是取得了进展，而且进展很大。好事总是多磨。
对于凯瑟琳来说，自从1933年6月首次去报社起，《邮报》就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全家都很在乎《邮报》的发展状况。她的父亲作为《邮报》的拥有者、发行者以及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长，他是最好的推销员，从不错过任何一个卖广告的机会，坐出租车要询问司机是否订报，时常打电话给新闻部询问情况。无疑他是敬业的。而凯瑟琳的母亲一向积极热情地参与到报社的发展中，她的署名文章时常出现在报纸上，特别是她给父亲的信函中可以读出对《邮报》的关心。凯瑟琳最早在1934年为《邮报》工作——高中毕业上大学前。她主要在妇女版充当复印员和信使，并成为两名优秀的女性——马尔维娜·林赛和玛丽·霍沃思的朋友。从那时起，凯瑟琳就经常在暑假里为《邮报》打工。在买下《邮报》的第二年，凯瑟琳进入大学，她经常在信中与父母交流关于《邮报》的方方面面。她每天阅读《邮报》，并发表评论，或褒或贬，而她的父母，尤其是父亲，经常详细地给她讲解关于《邮报》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凯瑟琳发现自己早已深入到促进《邮报》发展的事业中来。虽然凯瑟琳一直认为自己在大学期间不谙世故，不食人间烟火，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没什么主见，但却发现自己对报纸及其内容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点可以从她17岁写给父亲的信件中看出。比如：
通过忠实地阅读《邮报》，我认为它正在不断地变好。一开始生硬别扭的“人情味”新闻现在看起来平顺多了。我发现自己无意识地会选择《邮报》，而不是纽约的报纸。我认为你们又一次疏忽了，你们在报纸的一版表现的是一幅歌舞升平的景象，却在它的背面刊登看起来悲惨的描绘街头小女孩的社区捐款广告。这或许是无意的，但影响却是惊人的——特别是我想到了失业者。但是这只是一个小细节，我认为从整体上来说，你们应该受到鼓励。
凯瑟琳在《邮报》得到的锻炼给她在后来成为其发行人和总裁奠定了基础，虽然这种锻炼并非刻意。这只是证明她的确关心《邮报》的发展，很早就把《邮报》作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