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感觉自己有被“水门事件”和伴随而来的对《邮报》的赞誉冲昏头脑的倾向，并且整个公司普遍存在。
管理的问题和《邮报》尤为突出的劳工问题则让凯瑟琳回到现实中，而且后一个问题是她正苦于解决却无门的。这些问题根深蒂固，负担沉重，让人大伤脑筋。凯瑟琳曾希望从保罗·伊格内修斯那里得到一些帮助，但未能如愿。保罗绝对是个和善的好心人，但他来自一个非常不同的文化环境，缺乏真正的沟通技巧。
当凯瑟琳决定给《邮报》找到一位新总裁时，当在1971年10月宣布保罗辞职时，凯瑟琳把它看做全体管理人员的失败，是因为错误地把某人放到了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尽管凯瑟琳从未独自作过任何重大决策，尤其是撤换一名高管，同时，尽管这些年来凯瑟琳对自己的大部分批评都是理所应当的，这些决定却总被公众看成是她“一个人”的错误。由于华盛顿邮报公司最近比较引人注目，还由于凯瑟琳是一名女性，《邮报》在编辑方面取得成功使得凯瑟琳被捧上了天，之后她纠正并非当初自己犯下的错误时又被过度指责，这两种情况都令凯瑟琳讨厌。在那个年代，如果一名女性解雇了一名男性，所有人都会认为错在女方。因此凯瑟琳甚至被看成——并被公众嘲笑——是一个难以相处、反复无常、专制独裁、容易暴怒的女人，这位男性则被看成受害者。《邮报》的主管们同样因为这个新闻界的批评指责而不好受。
不管怎样，凯瑟琳逐渐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并对目标略知一二，并且她再次到公司以外的地方物色人选，然后雇佣约翰·普雷斯科特担任《邮报》的新总裁——实际是担任总经理（凯瑟琳之前将这一头衔变为“总裁”是因为保罗当过海军部长）。对《邮报》来说，约翰看起来是最佳人选。他有着相当出众的报纸从业经历，20年前就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之后在《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担任了4年的劳工关系经理——这一点对于他能为情况危急的劳工状况带来什么样的改观尤其重要——还在《迈阿密先驱报》这家经营良好、不承认工会的报纸工作了两年。他还当过奈特·里德公司在夏洛特、北卡罗来纳和费城的报纸的总经理。
约翰于1972年年初正式走马上任。在这之前，他到访了《邮报》，并和主管们见了面。访问结束后他写信给凯瑟琳，对他的所见所闻和他为应该马上采取的改进措施作出了相当准确的评价。由于凯瑟琳巴不得赶快迈开步子，因此对约翰注重行动的工作方法感到满意。凯瑟琳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身处种种困境，并且担心几个方面的问题“劳工合同看来约束了我们的手脚，生产情况进一步恶化，不断发生管理危机。就像她对约翰的形容的那样，每天晚上完成一期报纸的出版，就像是一次紧急关头的惊险逃脱，这种逃脱在避开了大大小小的灾难之后令人紧张的连续上演”。
尽管还有一些小问题，约翰已经开始掌控全局。虽然凯瑟琳对他做的某些事感到困惑和担心，但还是很满意他完成的大量工作，其中一部分与最终取得的成功息息相关。约翰在半年内果断的进行了结构调整，把人员安排到更合适的职位上并找出问题所在——异常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变革。约翰引荐了吉姆·库伯来公司，此人是位年轻的生产专家，熟知机器运转过程的技术细节。他曾在南方印刷与生产协会（SPPI）工作过，那是一个旨在帮助主管接受出版方面的培训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罢工的组织。约翰还给《邮报》带来了拉里·华莱士，一位能力出众、态度强硬的劳工谈判专家，他带头开始了改进合同条款的工作。约翰还让他的助手取代了《邮报》的生产主管——不太聪明的一步，但是很难从公司外面找到人愿意加入这个出了名的马蜂窝。
随着弗里茨的去世，凯瑟琳的学习告一段落。在这头十年里，凯瑟琳加入《邮报》，摸索着前进，应对出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她没有意识到弗里茨以前一直保护着自己。此刻凯瑟琳孤身一人，并且成了这家不断发展壮大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同时还留任《邮报》的发行人。凯瑟琳肩负着华盛顿邮报公司最重大的责任，还承担着此责任所附带的一切必要条件。她显然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学习阶段：如何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并对股东负责，如何把学到的非常有限的管理知识应用到公司的经营中去，如何在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保证编辑质量。凯瑟琳感觉自己就像躺在一张钉子床上，对自己面临的所有问题无能为力，即使她愿意在这份工作上花时间，但结果如何才是她所关心的。凯瑟琳不知道该如何以及何时来考虑发展问题，不知道首席执行官该做什么，不知道应该创造或者应该打算创造多少利润。也许是因为她的标准太高，很不切实际：凯瑟琳用处于最佳状态的菲尔处理问题时所显示出的轻松自如作为标准来评价自己，要不就是用其他一些想象出的、对自我寄予厚望的完美典型作为标准。
凯瑟琳在公共场合仍然极度缺乏自信，害怕与这个行业及华尔街的人打交道，尤其害怕和财务分析师交谈。那完全是折磨人的痛苦经历。因为他们是上市公司，所有错误都是看得见的。其实，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有多少，或者摆在面前的东西有多复杂。
在凯瑟琳正需要人才的时候，好运再次站到了她这边。在弗里茨去世大约一个月以后，沃伦·巴菲特通过买进股票成为公司的股东，开启了凯瑟琳人生的一个崭新阶段。沃伦的到来不仅让凯瑟琳进入了新的学习阶段，还标志着一段远远超越业主与大股东之间关系的友谊的开始。
实际上，沃伦曾在1971年短暂地出现在凯瑟琳生活中，当时沃伦和他的合伙人查理·芒格来找凯瑟琳，探讨凯是否能同他们合作，从彼得·弗莱施曼手中购买《纽约客》周刊。这个计划最终流产，而此后他们一段时间再没见过，凯瑟琳甚至都没对他留下特别的印象，直到两年后沃伦给凯瑟琳写来一封信。他们还开玩笑地把这封信称作“亲爱的格雷厄姆夫人之信”。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任何人购买一家公司5%或以上的股份都必须依法将此购买行为告知该公司。沃伦购买了超过23万股的华盛顿邮报公司B股，并打算买入更多。这封信是用来解释他为什么买人这些股票的：
此次购买代表了我们的巨大支持，还代表了对身为商业公司的《邮报》和身为其首席执行官的你的真称赞赏。开出支票就代表这并非空谈。我承认《邮报》属于格雷厄姆家族，应该由格雷厄姆家族来经营。这对我来说最合适不过了。
几年前，我管理的一家合伙企业出巨资购买了沃尔特·迪士尼制片公司的股票。该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管理能力来看是出奇的便宜和优秀。仅凭这一点足以让我的脉搏加速跳动（然后打开钱包），不过这项投资还考虑了另外一个重要方面。迪士尼公司在他的领域里绝对是最出色的——在竞争中可以轻松取胜。任何不能反映出他尽了最大努力的事情——任何可能让客户觉得上当受骗的事情——绝对都是沃尔特·迪士尼本人无法接受的，他把活跃和创力融合到于盈利相关的制度中去，并在娱乐业取得了某种可匹敌的成就。
我对华盛顿邮报公司也有同感。他的股票价格与他拥有的资产的内在价值相比被大大低估了，尽管这在今天的证券市场是常事。但是，这种低估的双重吸引力在于，这是新闻行业这种溢价高水准的公司。看着投入邮报公司的资金逐年增长，要比拥有某个尽管便宜但却毫无效果的园艺行业的公司令人满意得多。
此外，你们和股东沟通时所表现出的责任感让我印象深刻。当你们把自己办报时所确立的诚实标准带到公司经营报道这个比较崭新的领域中来时，你们的沟通变得真实、完整和有趣。
你也许还记得两年前我和查理·芒格到你的办公室商讨《纽约客》的事。那时我向你提起，20世纪40年代中期我在伍德罗·费尔森高中上学时通过投递《邮报》赚到了第一笔钱。虽然我每天能投递大约400份《邮报》，我的诚信记录还是稍稍粘上污点，因为我同时还在威彻斯特送《时代先驱报》（数量要少得多——我的顾客很有鉴赏眼光）。对于观察力极强的华盛顿人来说，这或许是最早预示两家报纸终将合为一体的隐约迹象。
我应该指出的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名下没有经营电台或电视台的产业，因此我们不会成为联邦通信委员会找麻烦的理由。我们唯一拥有的新闻产业是奥巴哈报业，该集团由奥巴哈市区几家经济状况（而非编辑质量）不好的周报组成。上个月，我们因报道“儿童城”的秘密财产而荣获一项普利策奖，在这之后我们整个集团，连印刷工在内的全部70人，终于在经营上步入正轨。顺便提一句，《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去年用了差不多相同的篇幅来报道这个事件，但《新闻周刊》的报道显然更胜一筹。
你现在看出来了吧。远在奥马哈市有一位《邮报》的狂热崇拜者，等资金状况允许时，我们将增加持股量，到那时候我会随信寄去修订后的13-D文件。
诚挚的
沃伦·巴菲特
凯瑟琳对这个刚刚买下公司相当大的一部分股份的男人一无所知。沃伦那时的为人和后来一模一样，只是当时他还只是个比较小的投资者，几乎没什么名气。凯瑟琳明白沃伦买进公司的股票是因为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符合他的投资法则，而且《邮报》的股票价格很便宜：由于经济不景气，当时所有的股票店铺已低于他们价值的价格在出售，而《邮报》股票的售价比其他股票还要低，因为那时他们在商界还不太出名，而且他们的佛罗里达电视台的经营权正遭受挑战——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弗里茨的去世和凯瑟琳的继任。然而凯瑟琳对巴菲特个人的确是一点也不了解。
凯瑟琳对证券市场的业务运营同样知之甚少，以至于需要别人警告她，公司这么大一部人被一个不知名的投资者买下了。凯瑟琳对收购也一无所知：在现在的股份制中，与沃伦买入的B股相对应的A股掌握在自己的家族手中，因此凯瑟琳感到很踏实。沃伦认为凯很放心因而觉得没什么必要化解什么担心，但是来自周围的人，以及她所认识的几位商界人士包括拉扎的公司的老板安德烈·迈耶的强烈警告，让她越来越担忧。他们传递的信息显然是：“他对你不怀好意。”凯瑟琳便千方百计的搜寻关于这个男人的一切，结果只在一本亚当·史密斯撰写的题为《超级货币》的书中找到一章极力吹捧他的内容。在收到沃伦的信后不久，《邮报》的几个人如饥似渴的阅读了这一章。后来凯瑟琳又打电话给认识的可能直接或间接了解沃伦的人，他们当中没有谁不给出肯定的回答：沃伦从来不做怀有恶意的事，为人正直，才华横溢，是个好人。菲尔对凯瑟琳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让她懂得去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菲尔曾鼓励凯瑟琳和孩子们要对别人有好奇心，不要在不了解别人的情况下对他人的为人和他们的动机想当然。他还强调不相信陈规老套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因为它们不见得是真理，还因为你要是让它们支配了你的反应，就会错过很多东西。凯瑟琳遵从了对沃伦的直觉，于是给他回信说自己是多么全心全意的力求有效管理旗下的各家企业，并感谢他对华盛顿邮报公司充满信心，还说希望他们能够不辜负他将华盛顿邮报与迪士尼公司相提并论的恭维之词。
此时，凯瑟琳很希望，甚至是忐忑不安的急于见到沃伦。当得知那年夏天自己将回去加利福尼亚，就写信给他，提议他们在那儿会面，因为凯瑟琳知道沃伦将前往纳古纳海滩的度假别墅。凯瑟琳的计划是去会见《邮报》在《洛杉矶时报》的新闻合作伙伴，后来《洛杉矶时报》为他们提供了一间可以会谈的房间。他们在洛杉矶见面时，沃伦的外表让凯瑟琳倍感意外。他一点也不像凯以前见过的华尔街人士或商业巨头；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吃玉米长大的中西部人，但是具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对凯瑟琳的一生始终有吸引力的这两个优点——智慧和幽默感。凯瑟琳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他。正如凯瑟琳后来给一位朋友写信所说：“如果我曾断言某人是正派人士的话，这个人一定是巴菲特。”
他们会面时，沃伦执意将迪士尼和邮报公司作类比，即使当时好像没有人对邮报公司这么感兴趣。沃伦告诉凯瑟琳他有种感觉，不光是华尔街没有看到邮报的价值。他说总有一天市场会承认它的价值，虽然没人能预测究竟是何时。
正是在这第一次会面时，沃伦看出凯瑟琳对商业和金融一无所知。在对沃伦的印象里凯瑟琳有一种感觉：“我没觉得自己对他有多少了解，但我出于本能的信任他。”凯瑟琳邀请沃伦和他的妻子去东部时到纽约的《新闻周刊》和华盛顿的《邮报》共进午餐，再到自己家共进晚餐。沃伦答应了，随后他们确定了日期。
凯瑟琳被沃伦吸引住了。他们会面后不久，凯瑟琳写信给鲍勃·阿布德，此人当时在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工作，还是芝加哥大学的校董，也是之前一直警告她远离沃伦的那些人之一：
我见到那个危险人物了……并不幸被他征服。你曾不断提醒我，他们总是在一开始想方设法的迷住你。他确实做到了。
别担心，我还没着迷到会做出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我不想被收购——即使是被魅力十足的吃玉米长大的内布拉斯加人收购也不行。但他要是真的不怀好意，我就自我惩罚——或者接受你的惩罚，因为要是那样的话，我也不再有什么可怕的了。
随后是一段逐步了解沃伦的日子，期间他们开始通信——总是令人鼓舞且始终给人以启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很久。沃伦告诉凯，他们的会面加深了他认为《邮报》是他“最钟爱的投资”的看法。沃伦一直做出反复保证，说《邮报》总有一天会得到证券市场的认可，并说他知道“我们的管理层肯定会感到灰心丧气，倾注了这么多心血来提高利润，获得了惊人的成效和明显的利润增长势头，可是却在证券市场遭受冷遇、这样的情况不会是永久性的”。
沃伦还在写给凯瑟琳的信中提到唐·格雷厄姆。她和沃伦第一次在洛杉矶见面时，唐一直陪着她：
你还有一个对长远发展有利的条件，这是我第一次购买你们公司的股票时所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好像是迈耶家族的基因100%完整地遗传了三代人。唐具备管理一流人才的素质，因为他比我小大约15岁，达到那样的水平需要我毕生的努力，所以说他有足够的时间赶超我。
沃伦对公司的信心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个人一直在买进邮报公司的股票。截止到1973年9月他拥有大约41万股《邮报》的B股，价值超过900万美元。
凯瑟琳最发愁的事情与《邮报》有关，他的管理问题与劳工问题最为错综复杂。生产情况仍然是一团糟，工会在谁来管理大楼的问题上和管理层发生对峙，工会很了解管理者的弱点和长处。华盛顿邮报公司的生产问题可以追溯到很多年以前，涉及相当多的人和相当复杂的情况，以至于连解释清楚他们都很困难，更别说解决它们了。
大城市的报纸除少数几个特殊情况外都拥有大量工会组织，《邮报》有13个工会。不同的蓝领工人工会管辖不同的工种——排版工、印刷工、照相制版工、铅版工、邮件工、机械工、纸张搬运工等等。最庞大的工种是排版工，或称排字工，由国际印刷工会组为其代表。《邮报》的大部分劳工问题，还有最大的开支，都集中在排版工人工作的排版车间。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排版工人就开始消极怠工，进入70年代初，消极怠工的人数和程度都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合同谈判期。消极怠工是一种挑衅行为，排版工人借此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故意拖延报纸的出版时间：以极慢的速度排版，把整套的印版扔到地上，在分类广告中间任何其他地方插入淫秽或反对管理层愤愤然字句，还经常实施一种游击战来对抗管理人员和编辑，使后者不得不下到大楼第四层——排版工人的地盘——按页面拼版。如果排版工人放慢速度，印刷工作就会晚点，读者拿到《邮报》的时间也就晚了——有时会非常晚。在竞争激烈的年代，消极怠工直接针对的是《邮报》的发行量。
由于《邮报》在那段时期正处于发展阶段并试图赶超《星报》，他们一直容忍着这些消极怠工。20世纪60年代，《邮报》下属工会的收入凭借涨工资和巨额工资和巨额加班费有了大幅增长，这给整个劳工集体谈判的进程施加了额外压力。
他们曾与排班工人商定了一番待遇极佳的合同，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再版”的。当时的广告主要来自国内几家大广告客户现成的排版；《邮报》会收到一种底板，即一个圆柱形的纸筒，用它可以制作出铅版。但对他们而言不幸的是，工会合同里有一台存在了几十年的条款，规定这些内容必须由他们的排版工人重新进行排版、校对、改版和重印。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按照这个条款，之后重新做好的东西又要被扔掉。这些待制版的页面成倍的积压下来，因为没人有时间或有兴趣来做这项愚蠢的工作。他被贴切地命名为“再版”或“冒牌货”，并且随着积压的数量越来越多而被称为“入套”。
工会当然强烈反对按公司制定方案来处理这个问题，也拒绝让公司出钱买下全部“冒牌货”，因为工会有控制排版车间的权力，而且也意味着公司必须雇佣任何一个来找工作的排版工，不论数量有多少——在理论上说确定有可做的工作。这是排版工人的美差，他们的铁饭碗。只要公司有陷入圈套的再版工作需要完成，任何一个排版工就可以找《邮报》，声称要为他们工作。公司无法阻止不需要的排版工人。有个人整天四处闲逛，嘴里还含着橘子——蘸满了伏特加酒。另外一个人经常穿着一身纳粹制服来上班。排版车间里工人们的精神面貌极差，表现甚至更糟。有很多排版工人在乎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行业，也关心《邮报》，但是局面显然失控了。把报纸印刷出来成了一项无比繁重的工作。这个重担主要落在了生产部经理助理、圣徒尼尔·史密斯的肩上，后者能吃苦耐劳也很能干，却是工会仇视的对象。
最糟糕的是，1972年《星报》买下《每日新闻》之后，400个排版工人转而投靠《邮报》，要求《邮报》给他们提供工作。根据再版条款，工人们如愿以偿。一夜之间，《邮报》的排版工人数量从400人猛增到800人。
这样看来，对排版车间的管理无疑是失败的，但是此时正进入一个新旧工业技术交替的时代。印刷技术正处于从热排向冷排（或称照相排版）过渡的时期。热熔印刷来源于18世纪本·富兰克林给《穷理查年鉴》排版时所采用的技术。但是与他逐一把凸起的铅字排成整版不同，他们的排班工人使用的是划线机，这个19世纪末的惊人大名此时行将被淘汰。通过极大一个复杂的操作键盘上的按键，排版工人把字模组排成正行的模版，然后往模版里浇铸热铅，从而形成整行的印版。经校对后的文字如果需要改版，每一行都必须逐次更换，特别耗费劳动力。在罢工期间不可能运行，因为运用热熔技术排版的整个工作流程简直太复杂了。电脑和照相机排版的出现使自动排版成为可能。速度比原来快大约150倍，因而使整个工作流程更简单、更快，而且成本更少。这样一来，如果发生罢工，管理层也能够在缺少行业工会的情况下安排生产。权力的重心转移了。然而，工会化程度很高的大城市报纸发现想采用冷排技术很困难，因为各家大型报纸内部势力强大的印刷工会拒绝这种改变，工人们明白这对他们来说是不祥之兆。
因此，如何处理数以千计的再版页面成了纠缠在心头的难题。对这个难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应该以何种方法处理掉积压的活儿，是一次性支付给工会一笔钱，还是最终完成这些页面的制版。在华盛顿的报纸中，《邮报》积压的再版工作量最为庞大；从1962年算起，需要再版的页面累积达到了2200多页。《星报》只积压了580页。1971年，华盛顿的三家报纸——《邮报》、《星报》和《每日新闻》——曾提出以17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这些积压的活儿，《邮报》提出支付其中的150万美元，折合为每页将近70美元。这个提议遭到工会拒绝后，他们实际上还安排了一个单独的车间，试图完成这些数量庞大的积压工作，但需要再版的页面还是源源不断地涌现。制版工人当然没有干劲来处理它们。
尽管制版工人仍然是最令公司头疼的问题，也是社会关注他们的主要焦点，他们与其他工会打交道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印刷工人工会是一个难对付的蓝领工人工会，全是白人（只有一个例外），也全是男性。这个工会争取到了有关加班费的合同条款，使印刷工人能够获得金额可观的薪水，尤其是当他们以这样那样的破坏活动故意拖延印刷进度的时候，往新闻纸里扔小飞镖，把新闻纸撕破，拖延给印刷机换卷筒纸的时间。有时候他们只留几个人照看运转着的印刷机，其余的人要么打盹儿，要么出去喝酒，要么甚至去为《星报》工作。可是《邮报》印刷工人的收入在10年里却增加了一倍多，而且他们的工资水平在全国是最高的——或者说他们某些工种的工资水平是第二高的（仅次于纽约市的报纸），此外还有大量的福利补贴。加班费在他们所付的全部工资中占有很大比例，并且还在不断增长。
此外，和排版人的情况一样，印刷工人也有许多善良、勤奋的人，但是《邮报》印刷车间的人手太多。这些城市的报纸一直在罢工，那里的印刷工人已经被非公会的人员取代。合同内容令《邮报》在雇用谁的问题上几乎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利用了合同中宽松的条款，开始操纵工会。
印刷工人的领头者是吉姆·杜根，早些是个强硬，能干的领导者，他对自己支配力的感觉无疑是被之前合同谈判的屡屡获胜夸大了，更不用说是每回发生小摩擦时，他一贯不变的占据上风。这些琐碎的协议由《邮报》的经理们与工会负责人在冷静的状态下达成。在他强大的影响以及公司软弱无力的回应下，印刷车间的情况每况愈下。为什么每次都作出让步？因为始终有一个重要的需求，那就是第二天将要出版的报纸，为了不丢掉与《星报》竞争的阵地。杜根有理由认为公司的软弱会永远持续下去。他们前方的道路显然不平坦。
杜根和戴维斯两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凯瑟琳的朋友，但是凯瑟琳后来认为他们用了一些手段误导了自己，在平日里，他们表现的迷人、友好和风趣，而且交流的时间也长，但事实上他们两个不怀好意。
公司一直设法鼓励《邮报》各个生产部门的主管，同时又要管理工会人员。工会的抵制行为越来越多。1972年吉姆加入《邮报》时，很多工会把他的到来看成是管理层的进攻。只要是吉姆或任何一个管理人员走进印刷车间，工人就停止印刷，这令人难以置信，却是事实。
报业总会从1936年就存在于《邮报》了。他在这里的分会是白领阶层分会，监督大楼里的其他人。它是大楼里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工会之一，代表着广泛的群体，上至收入最高的记者、编辑和广告推销员，下至普通职员、发行和分类业务的人员。这些隶属的小群体有不同的利益，却由相同的一个工会代表。更糟糕的是这些谈判代表来自《邮报》外部的工会主席，这些人关注的是全国最成功的劳工协议是什么，而很少在乎《邮报》员工当时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报业工会在《邮报》的分会有着全国最高或者第二高的工资水平，而且受到了出奇严格的限制性规定的保护。报业工会的领导人是布莱恩·弗洛里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始终要求大幅空前的涨工资和提高福利待遇。
从管理层面来看，凯瑟琳他们和报业公司工会打交道时的表现糟糕透顶。1971年，报业工会合同到期后，他们曾经想通过会议商讨一些戴利本人想要实施的长远的提案。但是最终却变成一个无休止的自由论坛。在这些谈判中，他们回应关于带薪休假、四天工作制、假期及其他要求时遇到了困难。因此最终决定寻求首席编辑的帮助，请他们写一份申明陈述他们的立场，然后把它递交给报业工会一方。
本总是讨厌合同谈判。不可避免的紧张局面和激烈争吵常常破坏了市区办公室的团结，阻碍了公司的发展规划。由于他把精力放在了推动报纸发展上，往往容易对经营部门感到不耐烦，认为这是紧张时期阻碍发展的绊脚石，也是挑起事端的源头。当管理层下决心扭转局面时，报业工会的领导者就试图破坏本与报纸经营部门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凯瑟琳对问题的理解更加透彻，明白了编辑应该学着成为经营者。
有一件事，凯瑟琳非常清楚，那就是《邮报》的命运和前途仰仗于避免发行部门成立工会。一旦发生罢工，即使可以不靠行业工会自行解决印刷问题，但要是报纸没有办法发送，还是死路一条。《星报》的教训使她明白了这一点：卡车司机工会曾经把《星报》的送货卡车组织起来，这就使得司机们额外运输和发送报纸的积极性被消灭了。这自然就挫败了《星报》企图增加发行量的努力。
他们为阻止经销商成立工会努力着，但是这种抗争在排版工人越来越多消极怠慢的行为面前变得很困难。经销商因报纸出版延迟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凯瑟琳经常深夜前往大楼外巷，站在那儿与等候报纸出厂的经销商们聊天，倾听他们的心声。
从排版车间到印刷车间，《邮报》完全失控了。约翰·斯威特曼一离开，他们就失去了应付迫在眉睫的劳工问题的力量和诀窍。令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华盛顿的所有报纸过去常常联合起来与工会谈判。
凯瑟琳请教的那些所谓的专家提出了很多理论学说，但更笨的事实是他们缺乏最关键的东西。凯瑟琳决定——和约翰·普雷斯特一起做出决定——他们为能在生产部门罢工的情况下出版报纸而准备，为此，他们早在1972年就着手实施了一项计划，培训《邮报》没有加入工会的员工操作一些出版报纸所必需的机器。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没有更多的劳动力也能出版报纸来获得谈判桌上的某种平等地位——实际上是为了应对可能不得不经历的罢工。
在1975年夏末秋初的时候，凯瑟琳和马克有过几次讨论，凯瑟琳告诉他不要使他们陷入不得不冒遭遇罢工危险的境地。凯瑟琳讲得非常清楚，也许更好的办法是把合同有效期延长——另外签署一个短期协商以，而不是只有罢工一个选择。
与9个行业工会合同——包括此时已经和铅版工人合并的印刷工人的合同——按照规定都将在1975年10月1日到期，这个日期一天天临近，他们完全可以料到会遭遇艰难时刻和漫长谈判。而真正等来的，却出乎意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