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18日星期日早晨，霍华德·西蒙斯打来电话说：“你不会相信昨天晚上发生的事。”5个带着外科手术手套的人在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时被当场逮捕。
当时尼克松总统正在佛罗里达州的必斯肯礁岛。总统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认为这件事不过是个“三流盗窃未遂案”，还说：“有人可能试图夸大这件事。”当然，谁也不知道这个报道将会如何继续下去；刚开始一切看起来是如此荒唐。
邮报的律师乔·卡利法诺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霍华德，霍华德旋即展开行动。霍尔德首先打电话给凯瑟琳，接着立刻打电话给时任本市新闻编辑的哈里·罗森菲尔德，哈里又接着打电话给巴里·萨斯曼，巴里是哈里的三名副手之一，专门报道哥伦比亚特区的新闻。
从1935年开始就担任《邮报》采访警方消息记者的阿尔·刘易斯认识整个警察部门的所有人，他被派去跟踪这条新闻。像往常一样，首先前往警察局获取被捕人员的名字——结果证明全都是虚构的。他在那儿无意中碰见了代理警察局长查理·赖特，他跟赖特关系很好。他们两人同时离开警察局前往水门大厦调查那里的情况，阿尔在那儿待了一整天。
这起非法闯入的新闻出现在了星期天报纸的头版上，题为“五人因密谋在此地的民主党人办公室安装窃听器而被捕”，署名是阿尔·刘易斯。有几名负责撰稿的员工为这篇报道出了力，包括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后者还单独撰写了一篇报道介绍这几名嫌疑人的背景资料，卡尔发现，其中的4个人来自迈阿密，他们之前在那儿一直从事“反卡斯特罗”活动。第二天的《邮报》则刊登了菲尔·盖林的社论，题目是“不可思议的任务”，开头引用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的一句话：“和往常一样，如果你或你团队里的任何人被捕或被杀，部长将彻底否认知道你们的行动……”
当然，当时所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要不是有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为调查和报道所作的非凡努力，或许世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座冰山到底有多大。他们两人的名字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但当时只是两个从未合作过的年轻人，并且伍德沃德更是刚来《邮报》工作不久，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是一对天生的组合。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无疑是这次报道的关键记者，但是《邮报》上下为这次报道出力的员工相当多。作为执行总编，本是最优秀的领导者。他定下了基本准则——推进、推进、推进，明确要求每个人多前进一步，在不断指责他们的声音和恐吓他们的联合行动面前不屈不挠地继续进行报道。
霍华德·西蒙斯凭借自己在报社拥有的半独立特权，极大地推动了这次报道的进展，尤其是他的态度，伍德沃德后来形容这是一种“刨根问底”的态度。哈里·罗森菲尔德这样评价霍华德：“当年轻人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时，他会站出来纠正方向。”在报道初期，霍华德是领军式的人物。
哈里本人是个因循守旧、性格坚韧、举止独特的编辑，也是“水门事件”中另一个真正的英雄。从一开始，他就把这个报道看成一条非常重大的本地新闻，认为这条新闻能让当地的《邮报》工作人员扬名。在这个报道固定地成为报纸的头版之前，他掌控着它，让它一直刊登在本市新闻版面的首页。
巴里·萨斯曼从他哥伦比亚特区新闻编辑的职务中抽身出来，投入全部时间来指挥每天对“水门事件”的报道。他是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正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总统班底》里描述的那样：“萨斯曼具有捕捉事实并将其锁定在记忆中的能力，他随时能调用它们……超过《邮报》的其他任何一名编辑……萨斯曼成了一本‘水门事件’的活字典……水门事件是一个谜，而他是收集真相碎片的人。”
在编辑方面，菲尔·盖林和梅格·格林菲尔德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和罗杰·威尔金斯一起，他们通过撰写社论，拼命探寻在新闻版面上逐渐呈现的这些事情的含意。《邮报》的社论一直显示已知事实很严重，在最初几个月如此，在白宫承认对该事件特别担忧之前如此，在整个事件被认为陷入僵局时也如此。这些社论始终将该事件的争论问题提供给公众，而且显然影响了人们逐渐对“水门事件”产生的看法。
造成更直接影响的是赫布洛克。从这个“三流盗窃案”发生几天之后出现的第一幅漫画开始——画的是一名保安正把其中一个窃贼扔出民主党全国总部，一旁的理查德·尼克松、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和约翰·米切尔在观望，画面下方的说明文字写道：“会是谁想出做这样一件事？”——到他那幅实至名归的著名漫画，画的是尼克松试图紧紧抓住两卷磁带的末端，磁带上写有“我是……一个骗子”的字样，而他嘴里含着一段剪下来的写有“不”字的磁带，赫布洛克始终保持着他毫不留情的进攻性。他远远超过了凯瑟琳和报纸的新闻部门。盗窃案发生6天后，他向凯瑟琳展示刚画完的一幅漫画，画上的两个人正在调查代表窃听案和尼克松基金丑闻的脚印——脚印一个接一个地正好迈向白宫的大门。这幅漫画在第二天即1972年6月23日发表了。所有这些事正好发生在1972年的竞选活动如火如荼之时。
8月1日，闯入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由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联合署名的第一篇重要报道发表了，报道称几个窃贼与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有关联。三个星期之后，也就是8月22日这天，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迈阿密举行，尼克松风光无限地再次被提名为候选人。接下来的一周，尼克松显然是在设法宣告“水门事件”已经终结。他宣布，总统法律顾问约翰·迪安已经彻底调查了这个闯入事件，并说：“我可以明确地声明，他的调查显示白宫班子里没有任何人，这届政府里也没有任何人、任何目前在职的雇员，参与这起非常奇怪的事件。如果你们试图掩盖这一点，那才真是有问题。”同样的，大家都是后来才从约翰·迪安的证词中得知，在总统发表那段宣言之前，迪安从未听说过“他自己的”调查。真是不可思议。
9月15日，联邦大陪审团立案起诉原先的5名盗窃者及前白宫助理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就在同一天，尼克松跟他的两名助理谈话，他们是白宫办公厅主任鲍勃·霍尔德曼和约翰·迪安，尼克松让他们用经济报复来威胁《邮报》：“它就要有麻烦了……关键是《邮报》将会因为这件事惹上可恶的麻烦。他们有一家电视台……而且他们要给它更换营业执照了……以后再让它在这儿充当该死的积极分子……这场游戏应该玩得相当激烈。”对于《邮报》的律师，尼克松说：“这次选举过后我希望自己不会处在爱德华·贝内特·威廉姆斯的位置。我们会收拾这个狗娘养的，相信我。我们会的。我们应该这么做，因为他是个坏蛋。”两个星期之后，《邮报》头版刊登了一篇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联合发表的爆炸性文章。文章揭露说，莫里斯·斯坦斯（当时任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财务主管）的保险柜里有一笔秘密基金，由5个人掌控，其中一人是约翰·米切尔，资金是专门用来资助窃取民主党人情报的行动的。事件由此升级了，牵涉到米切尔本人，不仅是在他担任竞选班子的新职务期间，而且是在他还担任司法部长的时候，因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经过调查，发现米切尔自去年开始授权动用这笔基金。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狡猾地否认了这篇报道。为了查明真相，伯恩斯坦直接打电话给身在纽约的米切尔，接电话的是米切尔本人。当卡尔告诉了米切尔这篇报道的内容后，米切尔勃然大怒，高声惊呼：“天——啊！”他的声音如此尖利，以至于卡尔觉得这是“某种原始的尖叫”，认为米切尔也许在电话那头晕过去了。他给米切尔读了这篇文章的开头两段后，米切尔打断了他的话，并且尖叫着说：“那些都是胡扯，你们居然把它登在报纸上？那些都不是真的。如果那些内容被刊登，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奶子会被巨型绞干机绞住的。老天啊！这是我听过的最令人作呕的事。”伯恩斯坦大吃一惊，给在家里的本打电话，原原本本地把米切尔的话说给本听，并讨论把这些话加进已经准备好要发表的文章中。本让卡尔引用所有原话，只是不要特别提及“奶子”，原话被改动为凯瑟琳“会被巨型绞干机绞住”。本决定不必事先告诉凯瑟琳，因为他觉得凯瑟琳本人肯定会同意这个决定。事实上，凯瑟琳看到报纸上有关自己的那句话时很震惊，但令她更为震惊的是得知了米切尔的原话，话中的威胁语气和含意是那么放肆和具有人身攻击性。第二天凯瑟琳偶然碰见了卡尔，于是问卡尔是否还有任何其他消息。
米切尔真是大发脾气了。鲍勃评论说，米切尔的言论证明了尼克松班子的一种错觉，即是凯瑟琳在发号施令，在发表关于“水门事件”的所有文章。这段言论最后载入了“水门事件”的历史，也成为凯瑟琳本人与这个事件最重要的公开联系之一。尽管“水门事件”还没有彻底结束，凯瑟琳却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牙医那儿收到了一份绝妙的礼物——一个平常用来补牙的金质材料精心制作了的小绞干机，还备有一个微型的把手和传动装置，看起来就像一个常用的旧式洗衣机的绞干机。不久，阿特·布赫瓦尔德送给凯瑟琳一个小巧玲珑的金质乳房，用它来配小绞干机。凯瑟琳偶尔把它们用项链穿在一起戴在脖子上。
10月，整个事件的节奏加快了，《邮报》发表了两篇文章，导致政府迁怒于他们。第一篇刊登在10月10日，文章把原先的非法闯入描述成一场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政治间谍和政治破坏活动的一部分，还说进行这场活动是为了让总统再次当选，而且它是由白宫和竞选班子的幕僚们指挥的。这个观点被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主要发言人当做“胡编乱造和一堆荒谬言论”，不予考虑。
尼克松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在白宫开始他的早间情况通报时指责说：“正在发表的这些报道是基于道听途说、含沙射影的话以及团伙性的犯罪行为……不用说，本届政府绝不宽恕任何个人进行的阴谋破坏、间谍或监视活动。”当天下午，取代约翰·米切尔成为尼克松竞选主管的克拉克·麦克雷戈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其间他没有接受任何提问，只是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声明。他说：“……（《邮报》的）可信性今天已经降到了乔治·麦戈文的可信性之下。”
通过影射、第三人称的传闻、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匿名的信息提供者和耸人听闻的大标题，《邮报》恶毒地企图制造白宫和“水门事件”之间有直接联系的假象——《邮报》知道这个指控是假的，而且数项调查也已经证明它是假的。
《邮报》行动的特点是虚伪——而它有名的“双重标准”今天在世人面前昭然若揭。这些话连同齐格勒的话成了猛烈抨击《邮报》的两个拙劣借口。
参议员鲍勃·多尔也加入了抨击的行列，说他认为他看到的有关“水门事件”的报道是“由乔治·麦戈文和他的诽谤同伙《邮报》制造出的一连串毫无事实根据、未经证实的指控”。为了更有把握，多尔补充说：“考虑到麦戈文竞选团队意识到自身目前所处的困境，麦戈文先生看来已经特许《邮报》的编辑们展开抨击活动，而这些编辑的表现证明他们像他们的候选人一样，稳稳当当地沿着卑鄙的路子前进。”
凯瑟琳自然对这些抨击极其反感，实际上，她认为这些人不可理喻。然而本像往常一样冷静，也清楚地知道对《邮报》的这种抨击用意何在，他很快便响应记者们的呼声，发表了自己的声明：是克拉克·麦克雷戈的新闻稿说得对呢？还是《邮报》对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各种活动所作的报道属实？谁是谁非，时间会作出判断。目前，在本报对这些活动所作的调查性报道中，没有哪一个事实受到质疑。麦克雷戈和其他政府高官把这些报道称作“一堆荒唐言论”，还说《邮报》“恶毒”，但这些事实是记录在案的，没有相反的证据质疑它们。
多尔在10月24日再次发起进攻，他在巴尔的摩发表一场演说时有57次——据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计算——提到《邮报》，其中一些如下：这次竞选活动中最大的政治丑闻是《邮报》厚颜无耻的行径，它没有举行正式仪式就开始为麦戈文的竞选料理家务了……《邮报》在客观性和可靠性两方面已经声名狼藉，几乎要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公告牌上一齐消失了。麦戈文的幕僚和《邮报》的那些主管、编辑在文化和社交上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属于同一个精英团体，他们住在同一个高级住宅区，并在乔治敦的同一个聚会上亲密无间。
这样的攻击并不管用，《邮报》照样在第二天发表了第二篇爆炸性文章，文章以伍德沃德和他的主要消息提供者的会面为根据，称被授权可以动用那个秘密的、策划阴谋活动的现金基金的第五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霍尔德曼，总统的办公室主任。当总统的秘书德怀特·蔡平被记者们揭露与这个秘密基金有关时，记者们不得不设法向美国人民解释蔡平是何许人也，解释他每天都和总统见面；把这个基金与白宫里的那些当权人物联系在一起一直很困难。但是这第二篇报道——连同它两栏的内容和大号标题《证据显示尼克松高级助理与秘密基金有关》——完全不同。这是霍尔德曼，在华盛顿仅次于总统的最有权势的人，总统的知己和得力助手。这篇文章将把“水门事件”的报道方向对准白宫大门。
在这期间，凯瑟琳饱受困扰。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和政府上上下下的人对他们持续不断的抨击产生了效果，使凯瑟琳心力交瘁。在那几个月里，《邮报》承受着被禁止出版的压力，巨大且令人不安。但是，尽管被揭露的事实是那么不可思议，证实它们准确性的有力证据却是支撑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之一。
除此以外，凯瑟琳的很多朋友都对《邮报》的报道感到困惑。乔·艾尔索普就一直在劝她。就在大选前，凯瑟琳和亨利·基辛格也有过一次令人苦恼的偶然会面，那是在某个大型招待会上。“怎么回事？难道你不认为我们会再次当选吗？”亨利问凯瑟琳，他看起来很生气。凯瑟琳向他保证自己完全能够预见到那种压倒性的选举投票，而且丝毫也没有怀疑过尼克松会再次当选。亨利告诉凯瑟琳，尽管他从未参与过任何与那些威胁有关的实际讨论，但他知道尼克松准备在大选后找很多人算账。或许这是他当时警告《邮报》的方式。不管怎样，亨利话中的那些暗指加剧了凯瑟琳的紧张情绪。
读者们也写信给凯瑟琳，指责《邮报》别有用心，新闻编辑方针差劲，缺乏爱国主义，不择手段来给人们提供所谓的新闻。对于在《邮报》工作的人们来说，这是一段特别孤立无援的时期。其他媒体开始报道这个事件，但是《邮报》遥遥领先；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使得大部分消息来源为自己独享。通讯社和美联社播发了《邮报》的新闻，但大多数报纸要不干脆不登，要不就是把它们登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霍华德过去常常打电话给他全国各地的编辑朋友，说他们错过了一条大新闻。因为一条独家新闻通常只能维持大约24小时的独家时间，之后大家便会蜂拥而上进行报道，所以凯瑟琳有时候私下在想：如果这是这样一条绝对独家的新闻，那么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
首当其冲地承受总统的愤怒总令凯瑟琳非常不安。有时她真想知道《邮报》是否能再挺过4年这样的紧张状态，4年与一个和他们彻底对立并决心伤害他们的政府共处的这种压力。因此，凯瑟琳忍不住推测当这件事尘埃落定时，《邮报》究竟会陷入什么样的境地。但是在目前受困的状态下，她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继续调查下去，寻找确凿证据，搞清楚细节，准确无误地报道他们的发现。
正当孤立无援的压力积累到顶点时，在大选即将举行前夕，《邮报》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沃尔特·克朗凯特和戈登·曼宁的意思，后者是制片人及前《新闻周刊》编辑，决定在晚间新闻节目中播出两条关于“水门事件”的长篇新闻。基本上，“水门事件”的报道还没有上过电视。本来，对电视台而言，用插播片段的方式来报道“水门事件”并非易事——即使有拍摄照片的机会，数量也很少；另外，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很难听懂的报道，充满不为公众所知的人名；这个事件有多条不同线索，而且很难理清头绪。此外，电视台和电台容易受到伤害，因为它们得依靠政府机构来发放经营执照。三家电视网都拥有当地的电台或电视台，它们的大部分盈利都来源于这些电视台，因此需要超常的勇气来和政府较量。但是，在自己的节目中拥有最高权力的克朗凯特决定这样做。在《新闻周刊》时就认识本的曼宁向本寻求帮助，来制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这期节目，后来本告诉他，他们没有文件资料、没有书面证据，帮不上忙，他感到震惊且半信半疑。
第一段新闻在1972年10月27日星期五晚上播出，占去当晚22分钟联播新闻的14分钟时间——比以往任何单条新闻所占据的时间都多——内容主要是援引《邮报》的话以及政府对《邮报》各项指控的各种不同回答。凯瑟琳当时充满了喜悦和如释重负，能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做自己的后盾，把这个事件连接起来，仔细地向全国观众解释发生了什么、已经证实了什么和还未证实什么。克朗凯特对他们大加赞扬，而作为节目背景的《邮报》和它很多大标题的静止画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个节目在大选前播出了11天。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第一段报道播出后，凯瑟琳在韦尔比幽谷和一大帮朋友过了一天，包括她的朋友帕姆·贝里（那时已经是哈特韦尔夫人）、克莱·费尔克、迪克·霍尔布鲁克，最有意思的是还有尼克松的商务部长彼得·彼得森和他当时的妻子萨莉，一个思想开放的民主党人。萨莉表达观点时非常直言不讳，因而那个周末发生了几次尴尬场面，尤其是当她断然宣称要投票给麦戈文时——这一点实际上已经为白宫所知。她还公开发表评论批评政府，一度说“尼克松没有胆量”。在场的人都困窘得局促不安，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彼得并没有替他的“老板”说话。并且在彼得正打着网球的时候，被叫去接一个白宫接线员打来的电话，那人是替霍尔德曼打的。在凯瑟琳家找到彼得无疑是政府后来开除他的一个决定因素。不过，亨利·基辛格看起来没在政府内部吃苦头，尽管他在“水门事件”期间继续到凯瑟琳家做客——但是没到《邮报》。
在《邮报》报道“水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彼得一直是凯瑟琳的朋友。事实上，是彼得告诉凯瑟琳，在《邮报》发表了10月底的那些报道之后，凯瑟琳的名字比以往更多地出现在了白宫幕僚会议上。听到太多他们要“报复”的言论后，彼得有一天独自来到凯瑟琳的办公室对她说：“凯，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确实有一帮非常愤怒的人认为你是在故意找他们的茬儿。我希望你现在遵照的是严格的新闻记者职业准则。如果你错了，事情就严重了；他们会报复你的。”凯瑟琳完全明白彼得勇敢地来找自己的本意，并向他保证他说的话都听进去了——他们现在确实很谨慎。
事实的确如此，他们一直竭尽全力地做到谨慎、负责，特别是在肩负起报道“水门事件”的重担时。从一开始，编辑们就下定决心要带着比以往更加一丝不苟的对公平性和细节的关注来进行这次报道。他们定下几条规则，所有人都要照此执行。第一，匿名者提供的每一条消息都必须被至少一个另外的、不相干的消息来源证实。尤其是在“水门事件”刚开始时，编辑们不得不大量依靠秘密的消息来源，但每一次他们都在发表之前复核每一段材料；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有三个或更多的消息来源证实同一种说法。第二，《邮报》不刊登被其他任何报纸、电视台、电台或其他大众传媒报道过的消息，除非这则消息被他们自己的记者独立地证实和确认。第三，在交付印刷之前，每一篇报道都至少要由一名高级编辑审阅，并且在刊登前首席编辑要审查每一篇报道。任何一名记者都知道，这些是相当严峻的考验。
《邮报》的“双重来源”政策让凯瑟琳得到些安慰。本进一步向凯瑟琳保证伍德沃德有一个秘密的消息来源，当他对某件事情不太确定时就会去找那个人——一个从未误导过他们的消息来源。这是凯瑟琳第一次听说“深喉”，甚至是在霍华德·西蒙斯根据当时流行的一部色情电影来如此称呼这个人之前。凯瑟琳一直坚信有这样一个人，并认为他一定是男性，而且既不是编造的，也不是一个混合体或一个团体。“深喉”的真实身份是本一直保守的唯一秘密，当然，鲍勃和卡尔也保守着此秘密。凯瑟琳亦从未要求他们把这个秘密透露给自己，只有一次开玩笑地这样说过，而凯瑟琳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邮报》10月份的报道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节目所产生的冲击波继续引发反响——在尼克松和他的政府身上，也在《邮报》身上。大量证据表明，一场旨在动摇公众对《邮报》和其他任何被认为对政府怀有敌意的新闻媒体的信心的运动正愈演愈烈。在最好的情况下，调查这样一个由犯罪、金钱和祸根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网都是相当困难的，而在总统和他的政府进行公开威胁和百般骚扰的情况下，这件事变得更加困难了。《星报》的一名记者援引查克·寇尔森的话说：“等到大选一结束，我们就真要腾出精力对付《邮报》了……而这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我们真要拿出点颜色给他们看看了。他们将在L大街上祈求自己要是从未听说过‘水门事件’该多好。”
凯瑟琳特别厌恶那些把整个争端个人化的报道，意指某种个人恩怨恶化了《邮报》和政府的关系。凯瑟琳之前已经听过有关自己对尼克松看法的一些流言飞语，参议员多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种流言，他编造了一项指责，添油加醋，到处宣扬，说凯瑟琳曾经告诉一个朋友她恨尼克松。多尔进一步说这就是为什么《邮报》一直在发表“水门事件”的负面报道。说他们是故意惹恼尼克松，还有对他和共和党人无故怀恨在心，这样的假设和印象让凯瑟琳愤恨。很多人误解了《邮报》所扮演的角色，认为《邮报》从“打击总统及共和党人”或从“榨干最后一滴血”中得到某种乐趣，类似这样的话凯瑟琳听过不止一次。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他们的目的或意图，他们从中没有得到任何乐趣。正如凯瑟琳给某人写信所说：“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政府，不必报道我们现在所报道的这类事情将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在大选的前一天凯瑟琳写信给约翰·埃利希曼说：“不久前你悄悄地给我捎来一条消息，对此我衷心地表示感谢。下面是我想传递给你的消息。”
“在过去几周四处流传的各种指责中，有很多都对《邮报》发表现在这些报道的目的存在普遍误解，这类指责一直让我感到不安。但是它们哪一个都不如参议员多尔发表的指控更让我心烦意乱……他指控说，《邮报》在某些实质问题上持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我，而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源自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我‘恨’总统。”
这个“传闻”有这么多错误的地方，让人不知该从哪里下手纠正它们。但我首先声明，我根本无法想象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段情节或曾经表达过这样幼稚、愚蠢的观点——因为它不是我的观点。
此外我还想让你明白，谣言不止这一条。还有一种说法称，由于某种原因，编辑在公共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对新闻事件所作出的决定都是建立在发行人的个人看法和个人喜好基础上的。这不是真的。
《邮报》上刊登的内容不是我个人看法的反映。同样，我还要说，我一直对这家报纸过去几个月来的表现感到由衷的自豪不是因为我觉得它满足了我个人的突发奇想。这种自豪源于我的信念，即我相信这些编辑、记者达到了新闻工作的责任和义务的最高标准。
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存在分歧。我今天给你写这封信，是因为我认为我们之间在这些方面存在的尖锐而坦率的分歧已经够多的了，不需要再多加一层有害的、毫无建设性的个人仇恨，作为当事人的我没有怀揣这种仇恨，也不希望看到它由于错误的引用而永远存在下去！我写给埃利希曼的是我的真心话。我隐约记得有一次我对斯图·阿斯洛普说过，我是怎样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明显对尼克松越来越表示怀疑，但我个人对作为政治家的尼克松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我也无法想象自己说过任何类似多尔演讲中引用的那样的话，更谈不上我对总统的看法会左右《邮报》的编辑和记者们。
尽管社论版编辑及其副手和撰稿人确实不同意乔治·麦戈文的观点及政策，但奉行不支持政策的《邮报》社论版含糊其辞，好像在偏袒麦戈文——一部分原因是它太不赞同尼克松了。
但是尼克松总统获得了61%的投票，并在50个州中的49个州获胜，毫无悬念地以压倒性胜利再次当选——这证明了“水门事件”的影响力是多么微乎其微，还证明了白宫内部及其他地方与总统有关的那些怒气冲冲、怀恨在心的人是多么有权有势。事实是，尼克松并没有安心于到手的胜利，投身于团结整个国家的工作，而是立刻展开报复，并巩固自己的权势。他在召开庆功宴时发表了一个演讲，数次提到《邮报》。他要求他那届政府的所有高层官员全部辞职，然后着手替换任何可能暗地里不同意他观点的人，甚至包括那些“表现良好的共和党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彼得·彼得森，他在大选后不久就被礼貌地解雇了。《华尔街日报》当时刊登了一篇文章，公开推测了一直萦绕在所有人脑海里的这件事，即彼得森可能是被白宫核心集团捅了一刀。该文章引用某位白宫幕僚的话说：“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和凯·格雷厄姆共进晚餐的家伙？”汤姆和琼·布雷登为彼得举行了一个欢送会，《邮报》的萨莉·奎因对此进行了报道。欢送会上，已经受够了政府对待自己的方式的彼得，发表了一个非常无礼的祝酒答谢辞。他讲述自己被叫去“戴维营”，然后在一项忠诚度测试中被反复问及有关他的可疑朋友的问题。
大选刚结束，随着《邮报》和总统之间极不愉快的气氛达到顶点，“水门事件”的报道搁浅了。他们毫无新内容可报道的事实助长了一种看法，即整个报道从一开始就是出于政治私利——是《邮报》为了影响大选而对总统进行的一次毫无根据的、怀有偏见的攻击。
那年秋天，大选过后，凯瑟琳开始发表更多的演讲来捍卫整个新闻界，特别是捍卫《邮报》，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这场正逐步升级、以玷污《邮报》名声为目的的运动，在开始的几次大型演讲中，有一次是向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发表的，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团体。梅格率队抓紧撰写演讲稿，主题是强烈捍卫新闻自由。凯瑟琳对演讲之后的提问环节有点恐慌，担心自己会被反复问到“水门事件”的细枝末节，担心自己会不知道参与其中的所有人物或与其相关的各个事件。梅格给了她一份这些复杂事件的大事年表，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整理的，凯瑟琳把它带在身边准备在飞机上仔细阅读，起飞后她开始浏览这份文件，但很快就睡着了。着陆的时候凯瑟琳醒了，这时一个从她身旁通道路过的男士弯下腰来说：“你好，格雷厄姆夫人，需要我帮你拿行李吗？”凯瑟琳抬起头，与参议员多尔四目相对，立刻被吓呆了，担心他已经看到自己在研究民主党准备的文件，因为这时距离他指责《邮报》报道“水门事件”还没过去多久。但是，他要么是没看到，要么是出于礼貌，反正他非常友好，帮凯瑟琳下了飞机，还帮忙拿了行李。他们愉快地交谈着，后来凯瑟琳终于鼓足勇气开口：“顺便说一句，参议员，我没说过我恨尼克松。”“哦，你知道，”参议员漫不经心地回答说，“竞选活动期间，他们总是会把这些东西放到你手上，而你只能照着念。”他的反应使凯瑟琳大吃一惊——他是如此轻易地摒弃了某些一直对《邮报》所有人，尤其是凯瑟琳本人产生重大影响的东西。
与此同时，政府给予《华盛顿星报》一次独家采访的机会，一场针对《邮报》的行动开始了——确切地说，就像一位匿名的白宫助理告诉《时代周刊》的那样，“要排挤《邮报》”。据《时代周刊》报道，他们的想法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给《邮报》造成损失？”《邮报》打去的电话将无人接听，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会按照职业标准被对待；政府成员不会来参加编辑午餐会，当然也不会到凯瑟琳家吃晚餐。一个极荒唐、小心眼、特古怪的报复行为发生了——政府拒绝让《邮报》里深受尊敬和爱戴的资深社会新闻记者、年届68岁的多萝西·麦卡德尔报道各种聚会，还让她独自坐在记者室里空等，禁止她参加一次又一次社交活动。这个策略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多萝西很快在华盛顿的新闻团体中变成女英雄式的人物。事实上，《星报》勇敢地刊登了一篇社论支持《邮报》并反对这个禁令，宣称如果《邮报》不能报道这些聚会，《星报》也不想得到任何偏袒：他们的社会新闻记者伊莎贝尔·谢尔顿将和多萝西一起坐在记者室，只要是多萝西不能参加的活动她就拒绝参加。凯瑟琳写信给纽博尔德·诺伊斯，感谢他发表了“我从竞争的角度能够想象到的最友善、最心胸宽广的声明……”此外，凯瑟琳在信中还说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当前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应该通过此事让那些当权者们知道，我们在乎我们所从事职业的道德标准，而且会团结在一起。他们企图分裂和打败我们的态度……似乎非常坚定”。
尼克松总统确实正在做些有点令人厌恶的事情当做“回报”。暗中破坏新闻界的可信度开始成为一项有预谋的政策，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名义。此外，尽管没有太多的确凿证据，《邮报》非常清楚自己就是尼克松及其政府的报复对象。
11月13日，寇尔森再次抨击《邮报》，点名攻击本·布莱德利：“下令暗中破坏一场政治活动的整个过程，这只是幻想，只是一部在发行量上与《飘》媲美、在下流程度上与《波特诺的抱怨》媲美的小说作品……布莱德利先生现在把自己看成是领导者……率领着一小群处于边缘地带的目中无人的精英人士，用他们自己对世事的怪异看法来污染美国新闻业的健康主流。”尼克松曾一度计划让理查德·梅隆·斯凯夫来收购《邮报》。出现在尼克松档案里的一份证据是埃利希曼在1972年12月1日和尼克松会面时所作的笔记：“《邮报》……斯凯夫将表示愿意收购它……（资产）由大众SH（股东）提起诉讼，如果她（60%，她控制A股的这么多）拒绝……总统不能和她谈话……”
12月4日，当时的白宫演讲稿撰写人帕特·布坎南的一名助理肯尼思·卡奇吉安交给布坎南一份备忘录，非常详尽地说明了要对《邮报》这个打击对象做些什么：“寇尔森今天早晨打来电话，传达了总统想要实施的一个方案。”备忘录写道：他们想要写一篇杂文长短的文章，揭露《邮报》所有的对RN（理查德·尼克松）的人身攻击。……寇尔森说它应该是一篇“刽子手般的文章”——也许可以让《纽约时报杂志》来发表。显然，这将表明《邮报》和尼克松政府之间的敌对气氛是在“水门事件”之前就存在的。这种充满怨恨的情绪有一部分来自凯瑟琳和副总统阿格纽在1969年和1970年的激烈较量。1970年的几份备忘录逐渐清晰地让人们看到政府讨厌《邮报》和想要伤害它的详情。
例如，在尼克松1970年发表了有关联邦州的论断后，政府反复研究了反对这个论断的社论和专栏文章，之后某位白宫幕僚交给约翰·埃利希曼一份备忘录，说：“以下这些报纸和专栏作家是不受欢迎的。他（尼克松）特别提到我们根本不该花任何时间与他们打交道——《纽约时报》、《邮报》、《信使报》、《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纳什维尔的《田纳西人报》，还有《波士顿环球报》的马丁·诺兰和《快邮报》的理查德·达德曼。”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霍尔德曼给他当时的助理杰布·马格鲁德草拟了一份备忘录，说：“我们现在应该竭尽所能实施炮轰那些杂志和电视网的反击行动……把这次行动集中在少数几个关键地方，它们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生活》杂志、《纽约时报》和《邮报》。不要把你们的炮火浪费在其他地方。”
另外，一个匿名者寄给马格鲁德一份谈话文件，该文件详细解释了针对《邮报》所采取的几项行动：1.安排某人去《邮报》激怒凯·格雷厄姆。每天从下面这样的角度给她打电话或写信：“我恨尼克松，但由于你如此幼稚、荒唐地沉迷于对他不断地批评指责中，你正在损害我们的事业，因而也损害了你的可信性。”2.林恩·诺夫齐格应该和白宫的某人一起琢磨琢磨，写一封圆形签名请愿书寄给《邮报》，信中就说“我们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看特区的报纸，但幸运的是我们也有机会阅读我们家乡的报纸；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和全国的其他地区相比，住在华盛顿的人获知的新闻都是些有偏见的报道”。以此类推……两个月之后，即1970年5月，尼克松亲自上阵了。他寄给霍尔德曼一份备忘录：
“我想让你和克兰、齐格勒谈一谈有关对付《纽约时报》和《邮报》的某些非常严格的指示。我会把这些指示描述得很详细，而且我希望它们能在未来的60天里被精确地贯彻执行。……关于《邮报》，我重申我两周前下达却还没有被执行的命令。齐格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会见来自《邮报》的任何人，白宫的任何成员也都不能会见来自《邮报》的任何人，或者回任何电话给他们。他们必须被当做普通记者团的成员来对待，包括基里帕特里克、奥伯多弗和其余所有人，即使奥伯多弗在10次中会有一次带来一篇对我们有用的报道。我现在重申这项我希望得到执行的政策——彻底冷淡地对待《邮报》，他们所有人都必须以这种方式被对待……如果有任何例外的话，你们必须直接向我提出，我会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任何成员都不能擅自执行其他命令。与此同时，鉴于齐格勒和克兰可能会认为下述做法有利于我们，我想让《星报》、《华盛顿每日新闻》、《纽约每日新闻》、《芝加哥论坛报》，暂时还包括《洛杉矶时报》及其他那些有能力与《纽约时报》和《邮报》竞争的报纸继续获得特殊待遇。尽管他们不会同意这项政策，但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我想让它得到执行。所有这一切就是‘水门事件’逐步展开时的背景情况。”
然而，当时《邮报》所承受的压力比起后来的事情根本不算什么。就在1972年10月27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第一条新闻的当天，寇尔森寄了一份备忘录给另一名白宫幕僚：“请替我查一查华盛顿邮报公司下属的各家电视台什么时候更换新的营业执照。”佛罗里达州的两家电视台执照更新的截止日期是1973年1月初，而这些执照，正如寇尔森心知肚明的，是政府可以用来打击《邮报》的一个绝佳方式。“水门事件”期间，在《邮报》面临的所有威胁中——破坏他们可信性的各种尝试、一些小事上的轻蔑和竞争中的偏袒行为——最有实际效果的要数争夺两家电视台营业执照的挑战。在杰克逊维尔各有3家竞争者，在迈阿密有一家，所有4个竞争者——并非巧合——都在1972年12月29日至1973年1月2日期间正式提出申请，这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的推论，即这4份申请书一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在佛罗里达州30多家需要更换营业执照的电视台当中，他们的电视台是唯一受到挑战的。此时，《邮报》的确是四面受敌，以至于凯瑟琳和公司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挑战是那些支持尼克松甚至与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有关的人出于政治动机而采取的行动。根据后来浮出水面的所有威胁言论和备忘录来看，很容易让人相信尼克松和他的同谋就是幕后指使，只是从未找到过任何白纸黑字的证据来证明这种直接关系。
毫无疑问，这些竞争者有多重动机——一目了然的原因，易得的外快，当前联邦通讯委员会听从尼克松指挥，时机正好成熟。就某些竞争者而言，即便没有真的厌恶《邮报》，也存在着不满。还有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挑战团体中的一些人误解了联邦通讯委员会复杂的决策过程，并且低估了涉及到的法律成本。几乎没有一家竞争者有过任何从事电视广播业的经验。当然，这些团体作出了保证，说为了增添多样性，他们收罗了必不可少的几个少数群体，这些群体在分得一些股份后将从中大大获益。这些团体包括：
一。乔治是尼克松的私人朋友，在尼克松1972年竞选连任的活动中，他一直是佛罗里达州最主要的竞选资金筹集者。此外势力强大的埃德·鲍尔也是股东之一，他是1972年“民主党人支持尼克松”这个全国性组织的副主席的亲密生意伙伴，也是佛罗里达州最富有的金融家之一。
另一个发出挑战来争夺营业执照的团体是跨佛罗里达电视公司，隶属该公司的人包括格伦·塞达姆，是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前法律总顾问，也是1973年总统就职典礼委员会的法律副总顾问。
第三个团体是圣约翰广播公司，由一群匆忙聚在一起、对广播一无所知的商人组成。
在这段时间里，凯瑟琳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和这类威胁相关的活动上，以及倾听各个领域里那些有权有势、威胁要加入挑战行列的人物的抱怨上。凯瑟琳不止一次飞往杰克逊维尔，去和那些人会面，以尽量平息针对他们电视台的负面情。总之，凡是有助于电视台的事她都愿意去做从“水门事件”的角度来看，挑战出现是在大选过后报道来源枯竭期间，也是在他们正为寻找丢失的线索而焦虑的时候。政府的权力和愤怒在压倒性的大选胜利后达到顶点，《邮报》则处于最弱的时期。在营业执照遭受挑战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的公开立场是对更新执照充满信心。事实上，凯瑟琳也有理由感到自信：他们在每一家电视台都有实力强大的地方管理层，而且重视独立的新闻和编辑判断力。佛罗里达的两家电视台都因诚信和高质量的节目制作而享有无可挑剔的美誉。他们达到甚至超过了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定的成为一家优秀电视台的所有标准。凯瑟琳个人觉得无须担忧的一个理由是，她无法想象联邦通信委员会怎么能够夺走营业执照，因为他们把这些电视台经营得如此出色。然而，尽管他们认定这些挑战是毫无根据的，却还是感到害怕。由此产生的最糟糕的影响之一是他们的股票随即价格大跌，在挑战出现的头两周里从每股38美元跌到了28美元，随后继续跌至17甚至16美元，公司市值缩水了一半多。此外，在整个过程历经的两年半时间里，为保留营业执照而支出的法律费用累计达到了100多万美元——当时的这个金额远远超过了现在的水平。同样糟糕的是，那些头顶着这些威胁、身处怀有敌意的环境中，却还在努力经营电视台的人们因此受到的侵蚀性影响。尽管公司力图让他们放心，让他们继续像以往那样做事，但在这种情况下作决定很困难。因此任何一家电视台都无法轻易招到员工了，因为人们对几个月后谁将持有营业执照有所顾虑。
华盛顿邮报公司一直众所瞩目，长达好几个月，但却是以自己并不情愿的方式。他们并没有追逐名声，是身不由己地出了名。凯瑟琳对整个“水门事件”的担心是显而易见的。
对“水门七犯”的审理于1973年1月8日开始，进行得异常紧张。寇尔森在华盛顿到处游说，要么去找《邮报》在国内的广告商，要么去找他们的投资者。凯瑟琳的一位华尔街朋友安德烈·迈耶打电话叫凯瑟琳去见他。见到他后，他劝凯瑟琳说话做事都要多加小心，而且，还提醒凯“不要单独行动”。“哦，安德烈”凯瑟琳说，“这真是太耸人听闻了。我不会有事的。”“我是认真的”他说，“我和他们谈过，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不要单独一个人。”安德烈从未解释他的担心是根据什么，但凯瑟琳确实明白他是多么认真。有许多个夜晚，凯瑟琳在床上辗转反侧、焦虑不安，尽管不是因为个人的人身安危。除了名声之外，《邮报》就连最根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之前凯瑟琳觉得自己一直忍受着白宫的怒气，但从未见过像现在这种针对《邮报》的狂怒和激愤。有时候看起来，他们真应该担心是否正被引向一条败坏《邮报》名声的路。
凯瑟琳和《邮报》的员工越来越焦虑。当他们的报道屡屡遭到言辞激烈地否认时，他们很担忧，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低估了政府隐瞒和歪曲事实的能力。终于，一系列有利于《邮报》的事实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审讯开始了3天之后，霍华德·亨特承认了自己被指控的其中6项罪名。4天之后，其他窃贼也纷纷认罪。1月30日，利迪和麦科德被判有罪，但他们坚称没有高官牵涉其中，也没有收受任何金钱。临近2月底时，一张民事法庭的传票送达给《邮报》的5个人，包括凯瑟琳、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霍华德·西蒙斯及另一名记者吉姆·曼。他们被要求去联邦地区法院出庭，为在民主党起诉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民事案件中的报道来源作证。传票要求他们准备好成套的材料，包括与“水门事件”相关的文件、资料、信件、照片、录音带、手稿、笔记、复印件和最终定稿等。律师决定把记者们的一些笔记给凯瑟琳。布莱德利让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放心，跟他们说会把这场官司打到底，还补充说：“……如果法官想送谁进监狱的话，我肯定会送格雷厄姆夫人进去，而这个画面将登上全世界的每一家报纸，可能会因此掀起一场革命。”尽管最后传票被撤销了，但在这之前凯瑟琳已经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邮报》。其中一名主要支持者是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约翰·西里卡，他说他不满意整个“水门事件”在他的法庭上被揭露出来的部分。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参议院以70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水门事件”和其他涉嫌的选举活动舞弊案。
凯瑟琳代表《新闻周刊》国际版出访远东地区的时候，霍华德·西蒙斯打电话告诉她一个惊人的消息——詹姆斯·麦科德给西里卡法官写了一封信，指控说在“水门事件”的审理中有人作了伪证，所有被告一直被人施压，要他们认罪并保持缄默，政府高层官员确实牵涉其中。并且麦科德答应坦白他对当初那场入室盗窃所了解的一切，以换取较轻的刑罚。这是这个事件中第一个真正的转机，让“水门事件”的报道从这一刻起发生了变化，同时也改变了今后报道的性质。麦科德的信证实了《邮报》的报道，让他们说的话听起来更加有理，而且在某些方面改变了《邮报》的形象及凯瑟琳的个人形象。过去漫长的几个月里，他们一直孤军奋战，而如今新闻界开始蜂拥而上，掀起地毯寻找线索。《邮报》不再是孤身一人，但仍然走在事态动向的前沿。《邮报》在报道这个事件时开始有了更多的竞争对手，包括《新闻周刊》，它开始制作一篇又一篇的封面专题报道。
后来发生的诸多事情都源自麦科德的那封信——《邮报》团体日益增多的曝光率，凯瑟琳更加引人注目的个人形象、更多的演讲和采访邀请。到3月底凯瑟琳结束亚洲之行回来的时候，白宫的形势开始变得严峻起来。但是很多事情正在白宫的幕后进行着。4月30日，约翰·迪安被解除律师职务的同时，另外几人则宣布辞职。新任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被授权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尼克松于当晚9点出现在电视上。凯瑟琳和伍德沃德、伯恩斯坦，挤在霍华德·西蒙斯的办公室收看尼克松的讲话。尼克松在他的讲话中承认了自己对“水门事件”应负的责任，但没有接受对他的指责。他以一贯的风格说：“对我而言，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去指责那些我授权开展竞选活动的人，但这么做是懦弱的行为……是体制导致这些现实……在这个事件中，这个体制包括一个意志坚决的大陪审团、诚实正直的原告、一名勇敢无畏的法官——西里卡法官，以及一家精力充沛的、自由的新闻媒体。”发表完电视讲话后，他无缘无故地顺便拜访了白宫记者室，并说：“以前我们有过分歧，今后你们要是觉得我错了，只管接着狠狠骂我。”
这一切在新闻编辑室里掀起轩然大波。尽管“水门事件”不再是一个专属于《邮报》的报道题材，他们还是为自己曾经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然而此时，这个事件正一步一步转变成国家的悲剧性事件，所以他们没有任何冲动来炫耀自己的角色，尽管《邮报》全体人员完全有理由对这个事件被证明感到宽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