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同盟失败而告终，战后戴高乐曾应招前去华沙同苏联红军作战。他在那里仅参加了一次战斗，就被波兰军事学院聘为教官。
1921年10月，波兰战争结束后不久，戴高乐就与伊冯娜·旺德鲁结婚了。成家后，戴高乐的大部分时间里仍是教书或是作为军事幕僚，潜心钻研军事科学。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戴高乐才真正有了发挥其特长的机会。然而，这时的戴高乐已不是个年轻的上尉了，他已是个49岁的上校了。在他从军的30年生涯中，体现在他身上的是：“文”的分量明显重于“武”的分量，尤其是一战后至二战期间。在这期间，他先后在波兰朗贝尔托夫军事学院任战术教官、在圣西尔军校任战争史讲师、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发表了《敌人内部的倾轧》、《我国战争原则的方向》、《法国设防城镇的历史作用》、《驻地中海东部地区部队的历史》、《剑刃》、《建立职业军》和《法国和它的军队》等文章和书籍；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办公室秘书，并在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任职，直至出任国防部次长。可见，在戴高乐的成长过程中，文职工作的影响远远大于战场实战的影响。
在戴高乐的所谓“文”职工作中、特别是文章著作中，集中地反映了人们后来称之为“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的形成过程，反映了戴高乐在成长为军人政治家的过程中的自我规范，反映了戴高乐在思考和观察重大问题时善于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出发的方法，也反映了戴高乐对真理和正义的执拗追求以及不畏权势的顽强性格。
尽管这30年戴高乐在“文”的方面取得了如此成绩，但却没有使法国再次摆脱耻辱。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过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时，贝当政府终于屈服了。
在法国贡比涅森林中的一块小小的空地上的一节卧车上（1918年11月11日，德国使节遵照法国福煦元帅的命令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地方及卧车）签订了投降书。就这样，这个曾经拥有300万大军、号称拥有欧洲头等陆军的大国，在战争爆发6周以后就投降了。
对于以贝当为首的政府的叛卖行为，戴高乐被深深地震怒了。虽然当时他对究竟怎样才能拯救法兰西还不甚了了。可是他毕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作出了有决定意义的选择。
1940年6月18日，这一天的确在法国现代史上是个非常重要而又值得纪念的日子。它不仅对戴高乐的人生道路，而且对整个法国的前途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一天的晚18时，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BBC）播音室的话筒前，用他低沉的音调，坚定而有力地播发了当时谁也没有足够估价的文告：
告法国人民书
1940年6月18日
许多年来担任法国军队领导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断定我们军队失败，已经开始同敌人交涉，以便停止战斗。
可以肯定，无论是在地面还是空中，我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压倒。
迫使我们后退的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战术，而远远不是我们人数不足。正是德国的坦克、飞机和战术上的突然袭击，使我们的领袖们落入目前这种境地。
但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应当抛弃希望吗？我们的失败已是最终定局了吗？不！
请相信我，我是根据充分了解的事实在说话，我告诉你们，法国并没有完。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因为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不是孤立的！它不是四处无援！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后盾。它还可以与控制着海洋、正在继续战斗的大英帝国结成同盟。它还可以像英国那样，充分地利用美国取之不尽的工业资源。
这场战争不仅限于我们国家遭难的国土上。法国之战没有决定战争的结局。这场战争是场世界大战。所有的过错、所有的延误、所有的苦难，都无法抹杀一个事实：我们来日粉碎敌人所应有的条件依然客观存在。今天我们败于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但是未来，我们可以运用更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夺得胜利。世界的命运正决定于此。
我，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领土上的所有军事工业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明天我将再次从伦敦广播。
“六·一八”号召书的广播是无与伦比的行动。它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法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自由法国”的战斗开始了；它又是一篇檄文，它不仅表明了要与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也显示了对卖国求荣者的鄙视。
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整个法国陷在泥坑里挣扎时，让全世界看到法国还存在希望，因为导致战争最后胜利的客观条件仍然存在。继续战斗的火焰被戴高乐点燃，他将用这抵抗之火燃遍法国，照亮法国。
“六·一八”是戴高乐新的斗争生活的光荣开端，但也是个艰苦的开端。
他以后在回顾当时的状况时说：“我的身边连一个军队或组织的影子都没有，在法国我没有人拥护，也没有声誉，在国外我也没有名望和地位。”
他自己也清楚在他面前的道路并没有铺着鲜花，而是要披荆斩棘。但是他正确地认识到：“唯有成为国家和民族不屈服的战士，才能获得法国人民的承认和热情拥护，并获得外国人的尊敬与重视。”
正因为戴高乐具有超出自我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之心，他才能在孤独的包围中保持旺盛的斗志，在伤感之余保持不懈的毅力。在这段最黑暗的历史时期里，他愈加明白了自己肩上的重任具有的分量。
面对诸多困难和阻力，要首先找到一个能够决定成败的突破口。戴高乐对此是再清楚不过了。他曾认为：“没有武装就没有法国。建立一支战斗部队比什么都重要。”他还认为，要使自由法国运动成为一项真正有意义的事业，就不仅仅是少数人坚持战斗，而是要使整个法国回到战争中去。要让自由法国的军队重新在战场上出现，要让法国本土恢复战争状态，要让世界各国承认法国已继续参加战斗。这样，才有可能去争取最后胜利。
经过戴高乐的不懈努力，到法国接近解放时，戴高乐已拥有23万野战军、15万驻防军、32万吨位的舰队和5万水兵、3万空军。重建了法国的军队，就为恢复法国的尊严和荣誉提供了保证。
此后，戴高乐又经过坚韧不拔的奋斗，终于创建了政权、根据地，并统一了各派反法西斯力量。这就为未来法兰西大厦打下了基础。
尽管如此，戴高乐也十分清楚，他心目中的这个大厦的许多骨干材料，在整个战争期间是要依靠旁人提供的。但是，戴高乐的依赖性是有原则的。他到英国来不是为了帮助英国作战，而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并为之服务，他要通过战争来实现法兰西的独立、完整和伟大。任何外来的支援，毫无例外都应符合这个原则。
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戴高乐为了救亡图存，必须得到盟国的支持。但是，像英美这样的盟国，一方面需要扶持法国的抗战派以共同对付希特勒；另一方面又想使这个弱小的伙伴顺从他们的指挥。戴高乐虽然寄人篱下，有求于人，但他绝不卑躬屈节，随人俯仰。他一开始就反对使“自由法国”运动成为别国卵翼下的运动，组建的军队成为另一个强国的雇佣兵。他力争作为平等的盟国，共同对敌，坚决顶住美英强加于人、干涉欺压的做法。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倔强的性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有：
1942年底美英军队在北非登陆后，美国扶植了一个法国将军吉罗作为代理人。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达成妥协，制订了吉罗和戴高乐合作的方案，并且连文告都拟好了，吉罗也已经同意，就等戴高乐签字画押。但戴高乐却不买美英两国领导人的账，他坚决反对在美英压力下签订这一协议，只同意法国人之间的直接会谈。
面对戴高乐的毫不妥协态度，罗斯福与丘吉尔最终也无可奈何。于是，卡萨布兰卡只留下了一张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和吉罗的4人合照。
当时美国方面始终参与其事的墨菲评论戴高乐的这场斗争时说：“这位在战前甚至从未参与过全国政治活动的职业军人，现在出现在国际强权政治的大舞台上，居然从这两个最大的英语国家的政治家手里夺走了锦标。”
其后，戴高乐和吉罗在直接会谈基础上于1943年6月达成妥协，在阿尔及尔组成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戴高乐同吉罗同任主席。后来在斗争实践中，吉罗因才识与群众基础都不及戴高乐，不久就被解除了这个职务。这样，戴高乐就成为国内外抵抗运动推选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唯一主席。
在盟军即将在法国本土登陆前，美国还曾策划在法国领土上建立盟国军政府，戴高乐对此也坚决反对。他坚持必须尊重法国主权，“除了法国军政府之外，法国人决不同意其他任何政府的存在”。后来美国终于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当然这不仅是由于戴高乐的反对，还由于当时以法共领导的游击队为主力的国内抵抗力量日益强大，他们配合盟军登陆展开了解放祖国的战斗，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才转而承认戴高乐的统治地位。
除此以外，戴高乐还与美英在法属殖民地的归属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矛盾。戴高乐谴责英美“殖民主义的野心”，并以维护法兰西的独立、完整和伟大“据理力争”。实质上，矛盾的焦点是在考虑战后这些殖民地的归属和自己的利益问题上。在某种意义上，战争对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者来说，就是重新划定边界与势力范围的手段。
戴高乐谴责英美的“殖民主义的野心”，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在维护法兰西帝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呢？在戴高乐的思想中，法属殖民地是法国“光荣历史”的一部分，是法兰西独立、完整和伟大的标志之一。
当欧洲大陆上的战火渐渐熄灭之时，戴高乐终于实现了自己从小就立下的夙愿，他终于亲手惩治了一个世纪以来屡次给法兰西带来屈辱的可怕的邻国，他终于在民族危亡之际为国家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法兰西历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是永恒不变的。他通过战斗，使分裂的法兰西实现了民族团结和统一。
在战争摧残和法西斯德国的掠夺后，解放后的法国等于一切要从头开始。
戴高乐充分地估计了形势的严峻。他认为，全国的解放并不会首先给这个支离破碎、被洗劫一空的国家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利益。因此，他在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并力争法国的国际地位的同时，采取了种种有力措施，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基础。
首先，戴高乐解决了交通问题。其次，戴高乐在所有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实行了国有的政策，将一些大企业集中到国家手里管起来，以便在最困难的时刻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和资本。除此之外，戴高乐还于1945年底创设了一个计划专员公署，秘密着手制定“重新装备和现代化的计划”；面对通货膨胀，戴高乐采取了渐进的膨胀政策，发行公债，更换纸币，实行定量配给和物价管制；为了配合实行国有化，戴高乐还实行了配套的社会改革措施；1945年8月，他还创立了国立行政学院，成为培养国家高级管理人员的主要基地。
1945年11月13日，法国战后新成立的制宪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
然而，戴高乐很快就对“政党政治”感到厌烦了，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在政府部长的面前宣布辞职。
这种告退，实质上是以退为进的一种策略。可命运又一次冷落了他，他好像注定要在重大危机时刻才能显示出作用。他期待着，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另一次机会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他足足等了12年之久，届时他已年近古稀。
戴高乐重返政坛的背景，从总体上来说，与1940年一样，是在国家处于危急之中，法兰西民族又面临新的分裂危险的时候。
阿尔及利亚危机导致了法国政治生活的动乱，动乱为戴高乐重返政治舞台创造了机会。1958年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织新政府。戴高乐得到议会授予的特权后，充分利用了这些特权，终于完成了对法国政治体制的重大革新，创建并巩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使法兰西在国内政治、经济以及国际事务中都换了一副新面孔。
戴高乐创建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从总体上说，是对法国近200年共和史进行重大改革之后的一种延续。其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对延续多年的法国政治权力进行重新分配。其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宪法确立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为国家元首，大大加强了总统职权，削弱了议会的权力，降低了总理和内阁的作用。宪法规定，戴高乐成了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保证人”、“公共权力机构正常行使”的“仲裁”。再加上直接任命总理和决定内阁成员，并赋予解散议会、决定公民投票和行使非常权力三项特权，使得戴高乐成了法国唯一说了算的人。
戴高乐作为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不仅对内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外也是以比较清醒的头脑来对待现实的。他能够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方针政策。这些都充分说明他无愧是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战略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败了的德国的态度，戴高乐前后有很大变化，从最初主张要肢解德国以防止德国再次威胁，逐步发展到面对新的现实，主张建立法德紧密合作，作为他设想的欧洲统一的核心。
在对待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问题上，尽管戴高乐始终认为，苏联是“共产主义的集权专制国家”，它的本质是扩张的，是西方“自由世界”的敌人。但他也认为，苏联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从结构上来讲，东方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和甚至裂痕；从思想上来讲，苏联也在寻求和平，避免战争。特别是当柏林地位问题和古巴导弹危机出现后，戴高乐使法国发挥了自己的“纽带”作用。他没有因冲突而同苏联僵持对立，而是毫不犹豫地越过分歧，单独地、而不是跟在美国后面，推行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策，即“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完全可以说，这一政策在当时情况下是开创性的，它为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后来西德的“新东方政策”打开了缺口。
戴高乐在欧洲战后建设中还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各国之间合作的欧洲邦联。所以如此，主要是戴高乐关心的是法兰西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伟大的积极作用。他不甘心法国封闭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内。
戴高乐认为，所谓“超国家机构”在欧洲的现实中也不可能超越国家，它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解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时，它“没有政治上的权力和效能，只有国家才有这样的权力”，“只有国家才是有权命令并有权要求服从的实体”。
另外，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做法，也是令世人注目的。自从戴高乐在1946年由于未能在法国建立起他所主张的不受政党和议会束缚的总统制而辞职下野后，直到1958年才利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引起的法国政治危机而东山再起。拥护他上台的顽固势力本来期望他采取强硬的政策，他却以现实的态度打定主意从阿尔及利亚脱身。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怀念法兰西帝国，正像我们怀念煤油灯的柔和、张帆出征的海军舰队的威武以及马车时代的风趣，这是很自然的。但有什么办法呢？政策如果脱离了现实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正是由于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戴高乐不顾顽固势力用军事政变和对他行刺等方式反对他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终于使法国从泥足深陷的情况下摆脱出来。
不仅如此，戴高乐在1958年重新执政后，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敢于向霸权主义挑战，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
戴高乐从二次大战以来的经历中深深体味到美英、特别是美国对他的傲慢和欺压，对于世界由几个大国来主宰和安排格局、并把法国排斥在外一直耿耿于怀。对影响战后政治版图的1945年雅尔塔会议，他就曾声明过法国没有参加而不受其缺席作出的决定的约束。当罗斯福为了安抚他，打电报希望在回美途中在阿尔及利亚同他会晤时，他断然加以拒绝。战后他就提出过：“保存我们的独立，对法兰西来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戴高乐特别反对同美国建立“不幸的从属关系”。
戴高乐在60年代初巩固了内部统治以后，就起而公开地反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尤其是围绕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美法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戴高乐力争在北约内和美国平起平坐，分享决策大权，遭到美国拒绝。于是他断然宣布撤销北约对法国空军、舰队等的指挥权，并在1966年退出北约军事一体的组织，还迫使美国撤出在法国的驻军和基地。
这一系列举措，在当时产生了轩然大波，对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反对美国对别国的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无疑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在核武器问题上，戴高乐也同美苏之间进行了垄断和反垄断、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他认为美苏要别人承认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是为了“巩固两国分享霸权”的局面。他认为这种局面必须打破，法国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核国家。1960年2月，法国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美苏为了巩固其核垄断地位，1963年炮制了部分禁试条约。对此，戴高乐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
同新中国建交是戴高乐执行独立对外政策的重要标志之一。
1963年他派前总理富尔访问中国，1964年1月，中法正式建交。这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中法两国各自对外关系的一个突破，为全世界所瞩目。其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一决定给美国长期封锁、孤立中国的政策和试图逼迫欧洲盟国长期听命于己的盟主地位以沉重的打击，符合中法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为战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提供了范例。
顾夫·德姆维尔在纪念两国建交20周年时，曾撰文指出：“1964年的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首先是美国同北京的关系。这就是法国的主动行动产生的效果。”
戴高乐在解释这一有远见和勇气的决定时曾说，必须承认现实，特别是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重要的事情。
1970年法、中曾就戴高乐访华一事进行过接触。当戴高乐得知中国领导人邀请他访问的信息时，曾经高兴地说：“到中国去，对我来说是一个美梦。说真的，我很想到那儿去。”可惜他的愿望没有来得及实现。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宣布建交。几天后，周恩来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曾公开赞扬道：“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政府，采取了与某些西方国家不同的态度，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树立了一个勇于面对现实、敢于独立自主的榜样。”
198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为庆祝中法建交20周年向法国人民发表的广播电视讲话中称：“戴高乐将军代表贵国人民作出这个重大外交决策时所表现的勇气和远见卓识，中国人民至今深为敬佩。”
199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见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时指出，1964年，戴高乐将军决定同中国建交，使法国成为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第一个西方大国。他在回顾中法关系时称颂戴高乐将军的远见卓识。
1969年由于公民投票失败，戴高乐在第二任总统任期尚未届满的情况下辞职了。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因心脏病猝然去世，离他80岁生日整差两个星期。他计划写作的继《战争回忆录》之后的三卷《希望回忆录》只写到第二卷的头几章。他去世那天还像平日一样在进行撰写工作。
11月10日13时整，蓬皮杜总统沉痛地发表了电视讲话：
法国的男女同胞们：
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
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
值此举国哀悼之际，让我们当着悲痛的戴高乐夫人和她的儿孙之面向他鞠躬致敬。让我们估量一下感激之情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毛泽东主席在唁电中称戴高乐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唁电中称：“戴高乐将军在战争时期是坚定的盟友，在和平时期是真正的朋友。他的逝世不仅是法兰西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人类的损失。”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唁电中说：“戴高乐将军以战斗的精神和不倦的精力闻名，他强有力的个性给我们的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英国首相希恩称戴高乐是几个世纪以来法国许多伟大人物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领袖，是法国不可征服的精神的化身”。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则在唁电中说：“戴高乐将军在欧洲与世界历史上的作用是永垂不朽的。他在黑暗的年代里，担当了拯救法兰西的任务……他领导他的国家回到了世界大国的行列并给欧洲以新的重要性，他成了法德谅解和友谊的象征。”
在法国，人们听到的普遍反应是：“我的孩子们，父亲去世了。”“他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在国家不幸的时候，人们还会想到他。”即使曾激烈反对戴高乐并与戴高乐在竞选总统中一决雌雄的社会党领袖密特朗也承认“谁也不比戴高乐更加热爱法国”。
11月12日上午11时，法国全国4万多个教堂钟声齐鸣，政府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共有120个国家的著名人士参加了这次盛大的仪式，其中约有80名原任或现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巴黎圣母院的仪式结束后，巴黎民众几十万人响应市长的呼吁，经爱丽舍田园大街，过爱丽舍宫，来到凯旋门。他们在《马赛曲》声中向戴高乐致敬，在寒风冷雨中寄托哀思。从此，凯旋门下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
巴黎圣母院的仪式盛大而隆重肃穆。但是，下午在科隆贝举行的葬礼，按戴高乐的遗愿却极其简单。
戴高乐遗体安放在一具只值350法郎（合63美元）的橼木棺材里，这是科隆贝双教堂村木工为他赶制出来的。这一天从早到晚，约有两万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为戴高乐送葬，还有数万人因交通堵塞不得不停留在他们的汽车里，而科隆贝双教堂村只有394位村民。下午约4时，12位本村农民的儿子抬起戴高乐的棺木，在15位戴高乐亲属的护送下，静静地将戴高乐送往墓地，与他的女儿安娜安葬在一起。墓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硕大的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
戴高乐这个伟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应国际、国内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出现的历史人物。他热爱法兰西，一生以法兰西的独立、光荣和伟大为奋斗目标，他对法国终身无所求，为法兰西付出的是伟人的智慧、伟人的才干、伟人的力量，而索求的仅是凡人之所需。戴高乐的一生，为法兰西以至整个世界留下了一道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