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与比阿特丽丝的婚姻为巴顿带来了好运，巴顿的军旅生涯开始时一帆风顺。
实际上他头10年的经历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1912年他从西点军校毕业刚3年，还是个少尉时，就被一纸调令从偏僻的谢里登堡调到了华盛顿附近的迈尔堡。迈尔堡是陆军参谋部所在地，军界要人云集于此。
在迈尔堡，巴顿夫妇又过上了奢华、舒适的贵族生活，经常出入各种社交晚会，并被邀请与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陆军参谋长伍德将军等军界要人共进晚餐。
虽然巴顿依然是一名小小的少尉，但毕竟与军界头面人物建立了初步联系。不久，他加入了要人云集的大都市俱乐部。这些关系网为他以后的晋升奠定了基础。
说来有趣，巴顿引起公众关注的第一件事竟是他对美国骑兵马刀的改进。这种军刀后来批量生产，在骑兵部队中广泛使用，以“巴顿剑”闻名天下。
1913年10月1日，巴顿奉命到堪萨斯州赖利堡骑兵兵种学校报到，既当学员，又兼任剑术教官。
在校期间，巴顿的剑术教官工作的成绩很突出，他被公认为美国陆军的第一号剑术专家，并第一个获得“剑术大师”的荣誉称号。
1914年爆发了世界范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巴顿期待已久的战争终于来了。巴顿作为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将军的随从，同赴欧洲。
初到法国，他开始模模糊糊地对一种新式武器——坦克产生了兴趣。出于对战争和兵器发展史的深刻理解，巴顿初步认识到：坦克部队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前途和作用的新兵种。他决心争取参加组建美国的坦克部队。巴顿认为自己能完全适应这一新兵种并在实战中取得出色的成绩。
不久，巴顿被提升为少校，受命组训美国的第一支坦克部队。组训坦克部队的任务艰巨而又复杂。巴顿是唯一了解坦克并熟悉新式战法的美国人，不得不单枪匹马地奋斗。他即将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兵种，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人员整训，购置装备，一切都是空白。他的性格倔强而又固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是困难大越要迎着困难上。
至1918年8月，一个美国坦克旅已粗具雏形，计有50名军官、900名士兵和25辆坦克。巴顿表示：“我将表现出比现在更为严厉的面孔，这将是我真正的面孔。”
骑兵出身的巴顿喜欢以骑兵的眼光看待坦克兵，他认为：坦克是支援步兵作战的，因此周密制定步坦协同作战计划十分重要。坦克不是作为碉堡放在前线，而是要靠其快速运动对敌实施打击，突破其防御阵地。因此坦克兵必须勇敢善战，敢于牺牲。
不久，他的这些思想在实践中得到验证。
1918年9月，巴顿率坦克部队先后参加了圣米耶尔战役和默兹——阿拉贡战役。
这是美军装甲部队第一次用于实战。在战斗中，巴顿充分发挥了大刀阔斧、勇往直前的战术风格，在激烈的进攻战中大踏步前进，勇立战功，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装甲部队的巨大军事潜力和不可估量的前途。
现在巴顿已有足够理由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以前的剑术大师一跃成为美国一流的坦克专家，被誉为“美国第一坦克手”。并由于功绩卓著，连续三次获得晋升，直至晋升为上校，先后获得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一枚“优异服务勋章”。此时的巴顿踌躇满志，颇为自得。但是不久战争结束了，等待着他的将是漫长的和平岁月和艰难的仕途。
在一片“让战士们立刻回家吧”的呼声中，巴顿回到国内，致力于坦克的研究、发展与训练工作。但随着美国孤立主义思潮抬头，裁减军备，巴顿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坦克部队。作为坦克兵的创建人，巴顿带领他们冲锋陷阵，无坚不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作出离开的决定确实有些舍不得。
临走前，他向官兵们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讲：“坦克部队有我的心血和希望，我坚信它是不会衰亡的。总有一天，我还要与它重聚，我的生命和荣誉全都与它息息相关。”
1920年夏天，巴顿挥泪告别了坦克兵，重返骑兵部队。1920年到1940年的20年期间，巴顿多次调动，担任过十几个不同的职务，并被送入骑兵学校、指挥参谋学校和陆军大学深造。但仍然是一个中校，事业上举步维艰，没有任何惊人之举。巴顿感到心灰意冷，看来是命中注定将碌碌无为地虚度一生了。
然而造化捉弄人，1940年二战爆发，似乎天意如此，又将巴顿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二战爆发后，德军的坦克部队铺天盖地般蜂拥而来，横扫整个欧洲，充分显示了大规模坦克战的可怕威力。在危机到来之际，美军的几位高级决策人物几乎同时想起了一个人——乔治·巴顿，这位和平时期的“捣蛋鬼”是美军屈指可数的坦克专家之一，而且唯有他具备指挥坦克战的实战经验。1940年7月，55岁的巴顿受命出山，参与重建美军装甲部队的工作。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美国参战后，盟国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达成一致，制定了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乔治·巴顿少将被任命为美国西线特遣部队的最高指挥官。11月11日，率部队在北非摩洛哥登陆，攻占法属摩洛哥。
与以后发生的战斗相比，这次战役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战斗。美军仅有3万人参战，死伤近千人。从战斗的全部过程来看，反映出刚刚参战的美军（包括指挥官和士兵）缺乏实战经验，加上形势变化不定、情报不准确以及通讯失灵等原因，更加大了美军作战的困难，整个战役显得没有章法。
美军之所以能够最后取胜，除了法军内部反战情绪强烈等因素外，主要应归功于巴顿及其下属指挥官的胆略和主动精神。他们临危不乱，遇险不惊，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之中各自为战，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胆略，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战斗任务。
通过这次战役，他们经历了现代战争的洗礼，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对于整个大战都具有深远意义。
正当巴顿为北非登陆成功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他发现盟军司令部对他并没有重用。驻摩洛哥总督这一虚职意味着他已经远离了战火纷飞的战场，生活在一个安宁而庸俗的社会之中。他只能以荒诞的生活作为一种麻醉剂，以慰藉他极度失望的内心世界，填补心灵上的巨大空虚。
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要出人头地，而只有战斗才能给予我这一点。我有一个使命……什么也阻止不了我。等待是令人难忍的，我现在太渺小了。我无所事事，似乎会永远如此。”
1943年2月，美军在卡塞林山口战役中的惨败又为巴顿提供了证明自己能力的契机。
在这次战役中，弗雷登道尔的第2军遭到隆美尔统率的德意军队的沉重打击，美军伤亡3000多人，被俘3700人，损失坦克200辆，巴顿的女婿约翰·沃特斯也成了德军的俘虏。这是美国在北非战场遭到的第一次惨败，它震惊了整个世界，舆论为之哗然，也使许多人对美军的作战能力公开表示怀疑。为此盟军地面部队司令——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视察了前线，向艾森豪威尔建议：派出美国军队中最优秀的军官，取代弗雷登道尔将军。
巴顿临危受命接管第2军，仅用11天时间他就把战斗精神输入了部队。使这支新败之旅重振旗鼓，每战必胜，迅速夺回了失地，为全面解放北非奠定了基础。但令巴顿遗憾的是，他刚接手第2军不久，他平生视为最大敌手的德国隆美尔元帅却离开了北非战场，返回欧洲治病去了。
听到隆美尔离去的消息，许多人都感到松了一口气。而巴顿却有些心灰意冷，认为这是他个人的一个“重大挫折”。
巴顿一直把隆美尔视为自己在北非的最大对手。认为只有战胜他，才能奠定自己在军事史上的地位，从而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花了多年时间磨炼自己，准备对付这个家伙，对他的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研究了他的每一个战役，自认为对他了如指掌。我的平生愿望就是能够与他捉对厮杀。”然而隆美尔的病退使他的这一梦想破灭了，也使他对这场战役的兴趣大大减弱。
二战进入1943年，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苏德战场，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苏军夺取了战略主动权，开始战略反攻。
在北非，盟军彻底肃清了北非的残敌，俘获德意官兵25万人。与此同时，盟军已经把下一步战略进攻的目标转向了意大利。
1943年7月，巴顿调任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官，配合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在意大利的西西里登陆。巴顿把大范围机动战术与两栖作战相结合，命令他的装甲部队向敌人的防线长途快速迂回，在4天内推进200英里，闪电般攻占巴勒莫。美军伤亡仅300人，俘虏敌军5.3万人，击落敌机190架，缴获大炮67门。攻占巴勒莫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一胜利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极大地鼓舞了同盟国的士气，并迫使墨索里尼于7月25日被迫辞职。
8月17日凌晨，轴心国军队全部被赶出了西西里岛。10时30分左右，巴顿随美军先遣队进入墨西拿。他胸前佩戴着艾森豪威尔将军前一天授予他的第二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身着漂亮的华达呢军服，乘着标有三颗银星的中将指挥车，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墨西拿的大街上慢慢行驶。西西里战役结束了。
巴顿现在已经举世闻名了，他又打了一场大胜仗。在这次战役中，他的指挥艺术得到了充分发挥，使美军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它的巨大战斗潜力，美军再也不会被人看作二流军队了。他本人也已经成为全军公认最优秀、最有经验的将军。但他并不满足，他知道，距离军事艺术的最高殿堂还有一段路程，一个伟大的军人不仅“要打赢战役，而且还要赢得和平”。他还要做进一步的努力。
然而正当他连创佳绩、踌躇满志之时，一次“打耳光”事件几乎葬送了他的锦绣前程。
在公众面前的巴顿，是豪迈直爽、举止粗鲁的一员猛将，一副铁石心肠。但凡是长期与他相处的人都不难发现：私下里的巴顿性格内向、很重情义、爱兵如子。巴顿讨厌医院，自己很少去医院就诊。但在战争期间，他只要有时间，总要下医院去看一看。在医院里，他总是耐心地从一个病床走到另一个病床，用亲切温柔的语气与伤病员攀谈，慰问他们，并亲手给他们别上紫心勋章。每当看到那些牺牲将士们的尸体，他总是要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以免哭出声来。他感到自己没有负一点伤是一种犯罪。
相反，对于那些临阵脱逃、无病呻吟的胆小鬼，巴顿不仅没有丝毫怜悯，反而感到强烈的痛恨，甚至疾恶如仇。他认为，这是对那些光荣负伤和牺牲的将士的一种亵渎，对这种人绝不能原谅和姑息。巴顿的这种情绪往往会发展到极端，以致失去控制。“打耳光”事件便是这一情绪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是西西里战役中极为普通的一天下午，巴顿驱车前往前线。在行车途中发现了通往第93后送医院的路标，马上命令司机把车开过去。
在医院里，他发现一名未受伤的士兵住在医院里，顿时变得冷酷无情。此人叫保尔·贝内特，患有“炮弹休克症”。他缩成一团，哆哆嗦嗦地回答巴顿的问话：“我的神经有病，我能听到炮弹飞过，但听不到它爆炸。”说罢便哭泣起来。
巴顿勃然大怒，大声叫骂：“他妈的，你的神经有毛病？你完全是个胆小鬼，狗娘养的。”接着，巴顿打了他耳光，吼道：“你是集团军的耻辱，你要马上回去参加战斗，但这太便宜你了。你应该被枪毙。事实上，我现在就要枪毙你！”说完，巴顿抽出手枪，在他眼前晃动。当巴顿走出病房时还在向医生叫喊，要他们把狗杂种送出医院去。
“打耳光”事件发生后，巴顿内心也感受到自责，但由于战事紧张，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忘掉了。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巴顿打人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第7集团军。不仅如此，一位记者断章取义地利用间接得来的材料，并加以夸张，捅到了美国国内，很快便在美国社会和政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各界人士纷纷给国会写信，要求国会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把巴顿赶出军队。但是，美国陆军最高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对巴顿所犯的错误表示遗憾和愤怒。同时，他们认为保留巴顿的高级指挥职务是“符合战争的最高利益的”。
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巴顿仍然留在艾森豪威尔的麾下。但是，就艾森豪威尔来说，巴顿已经达到了他的顶峰。“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把巴顿提升到集团军司令以上的职务。”艾森豪威尔认为，“巴顿具有某些令人遗憾的性格，他鲁莽、暴躁，有时容易冲动……让他担任一个集团军司令，我敢担保，他率领部队肯定会所向披靡。”
在随后的日子里，巴顿似乎被打入冷宫。他被围在巴勒莫王宫这座金碧辉煌的牢笼之中，无所事事。其实，盟军司令部把巴顿留在西西里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军事需要”。由于巴顿在北非和西西里两大战役中表现出色，已经引起德军对他的恐惧和关注。德军统帅部认为他是“美军中的隆美尔”。无论巴顿在哪里出现，都会引起德军的密切注意。因为他们认为，巴顿出现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盟军的主攻方向。根据这一点，盟军司令部决定让巴顿虚张声势地周游地中海，以转移敌人对盟军正在制订中的“霸王”行动计划的注意力。
1944年6月，“霸王”行动开始实施，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巴顿被任命为第3集团军司令。该部队的任务是一旦盟军登陆成功即用于扩大战果，向法国腹地推进。在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重大战役中，巴顿充分发挥了装甲部队快速机动和火力强大等特长，采取长途奔袭和快速运动战术，以超常规的速度在欧洲平原上大踏步前进，不顾一切地穷追猛打，长驱直入，穿过法国和德国，最后到达捷克斯洛伐克。
在近乎疯狂的推进中，巴顿几乎天天都会出现在战火纷飞的前沿，亲自视察阵地，指导战斗，对将士进行赞扬、鼓励或责骂。在二战中，没有任何一个高级将领能像他那样给士兵们留下如此深刻的个人印象。巴顿认为，如果士兵们知道，将军也同他们一样有被子弹击中的危险，那么他们就会从心眼里敬重他，愿意听从他的命令。因此，巴顿总是要让士兵们从前线的枪林弹雨中看到他的身影。
在一般情况下，巴顿总是喜欢在白天上前线视察。天黑后悄悄地乘轻型飞机返回司令部。他说：“应该让士兵们经常看到指挥官奔赴前线，而不要让他们看见他在撤回后方……军官的级别越高，越要用更多的时间到前线走动。”巴顿的这种品格和作风在部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全军上下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战斗欲望。
由于部队马不停蹄地快速推进，汽油供应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当部队渡过塞纳河，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番的时候，盟军最高司令部出于战略考虑，削减了对巴顿部队的油料供应。在这种情况下，巴顿只好不择手段地攫取汽油：在战场上缴获敌人的汽油，既不上报也不记录，而是尽快发给部队；默许士兵去偷油，并对偷油有功者给予奖励。尽管如此，巴顿的进军速度还是受到了限制，失去了一举击溃敌人的良机。巴顿相信“如果允许他放手干的话，战争可能会更早地结束，更多的生命会得到拯救”。
纵观整个西线的反法西斯战争，巴顿及其第3集团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第3集团军取得的功绩和创下的记录是无与伦比的。在281天的战斗中，巴顿部队始终保持了直线距离100多英里宽的作战正面，向前推进了1000多英里，解放了13000座城镇和村落，歼敌140余万，为解放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和最终击败纳粹德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如驻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战后所指出的：“在巴顿面前，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和不可逾越的障碍，他简直就像古代神话中的大力神，从来不会被战争的重负所压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次战役中，没有任何一位高级将领有过像巴顿那样神奇的经历和惊人的战绩。”
1945年5月7日凌晨2时41分，德国政府代表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作战室里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的战事结束了。
巴顿突然感到一阵可怕的孤独和惆怅。他为战争的突然停止而感到遗憾，为无仗可打而极度苦闷。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热爱战争、工作和振奋人心的事。对于我来说，和平将是一座坟墓。”
不久，巴顿被委任为驻巴伐利亚军事行政长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十分厌恶和不适当的职位，简直就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巴顿是一个军人，不是政治家，他对政治既不喜欢也不精通。由于他出身显贵和受到的教育，他对苏联抱有一种天生的敌意，而且时常流露在言谈举止之中，很难掩饰。
在柏林的一次阅兵式上，巴顿对苏联同行非常冷漠。他耷拉着眼皮，紧皱着眉头，旁若无人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尽管如此，一位苏联将军还是主动派翻译前来请他去饮酒。
巴顿轻蔑地对翻译说：“告诉俄国狗崽子，他们是我的敌人，我宁愿掉脑袋也不同敌人喝酒。”
面对巴顿的粗野无礼，那位苏联将军落落大方地用善意的诙谐给以回报。他让翻译告诉巴顿：“我对你的看法恰好同你对我的看法一样，先生，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愿同我一块儿饮酒呢？”
由于这位苏联人的宽宏大度，才避免了一场令人尴尬的外交事件。
似乎命运已经注定，巴顿的偏激性格必然会引起一系列不负责任、失去控制的言论和行动。
7月下旬，巴顿到捷克斯洛伐克视察工作。他擅自下令迁走1500名纳粹战犯，以保护他们免遭捷克人民和政府的惩罚。9月，他雇佣了一个曾经参加过德国党卫军的人，这又使他受到了公开批评。同时，他还为一批在二战中有污点的德国银行家和企业家辩护。
战争虽然才停止几个月，巴顿似乎已经把德国人的暴行忘却了，他开始根据他们在未来反苏战争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来评价他们。在他眼中，德国人已经不是“德国蛮子”，而是联合反共反苏的坚强盟友。
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巴顿走得越来越远。9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巴顿像往常一样，谈锋甚健，滔滔不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谈话中，他对盟军的非纳粹计划进行了抨击，并断言：“如果军管政府雇佣更多的前纳粹分子参加管理，那么军管政府就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巴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之所以如此处理纳粹问题的原因，使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愕。
有一位狡猾老练的记者感到可以利用巴顿谈话不谨慎的机会，诱使他谈谈另一个重大问题，于是问道：“将军，许许多多普通德国人参加了纳粹党，这与美国人参加民主党和共和党不是一样吗？”巴顿并没有感到这是一个陷阱，信口开河地说：“是的，差不多。”
第二天，这位记者的报道便见诸报端，标题是：“一位美国将军说，纳粹党人就像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样。”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欧洲和北美。
看到这些报道，巴顿虽感到气愤，但没当回事。他认为这种事自己经历多了，上级也没拿他怎么样。
但这一次巴顿估计错了。战争已经结束，巴顿已经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了。华盛顿的政客们不能容忍他。在他们看来，巴顿的这一罪过比打士兵耳光严重得多，他侮辱了美国的两党制。公众舆论也不能容忍他，人们认为，纳粹主义仍然是人类的头号敌人，然而巴顿却为它涂脂抹粉。
于是巴顿的军事生命到此结束了。他被解除了第3集团军司令的职务。
但人们并未因此而否定他在二战中的功绩。在巴顿60岁生日这天，那些被他解放了的人们给他送来了大量礼物。比利时奖励给他“战争十字勋章”和“利奥波德最高荣誉勋章”。卢森堡授予他“阿道夫·德·拿骚骑士大十字勋章”和“战争十字勋章”，还有一些地方正在考虑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
最令巴顿宽慰的还是美国人对他的厚爱。美国的许多报纸杂志纷纷载文，对巴顿的生日表示祝贺，歌颂他战争时期的功绩。他所生活过的一些城市甚至张灯结彩，庆贺巴顿60大寿。所有这些都使他那颗饱受创伤的心灵深感欣慰。回首历史，他既不抱怨也不悔恨，他相信，自己的一生还是有价值的。
就在巴顿60岁生日之际，他命运的航船驶入了最后的行程。
10月上旬，他在一次车祸中负了伤，险遭不测。
12月9日是星期日，巴顿在盖伊少将陪同下驱车出外打猎。行车途中，巴顿的车与一辆大卡车相撞，巴顿颈部受重伤。
12月21日下午5时49分，巴顿心力衰竭，安眠在妻子比阿特丽丝的怀中。
几天后，一个浓雾弥漫、阴雨霏霏的早晨，巴顿的遗体被安葬在卢森堡哈姆的美军公墓中，与第3集团军的6000多位阵亡将士们安息在一起。
他的墓碑与周围将士们一样质朴无华，上面刻着简单的墓铭“乔治·S·巴顿第3集团军上将军号02605”。
巴顿的一生都在为成为一个伟大的将军而做准备，他如愿以偿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宏伟的大舞台上，杰出的军事将领成千上万，而像巴顿这样以“不断胜利推进的将军”而载入史册的极富传奇特色的人物，则只有他一人。
真正的传奇人物，无需润色和虚构，他的一生便是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