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辞去北郊劝学员的职务，这一举动在当时像爆炸性新闻。在教育界的官场中，老舍的为人、才华有目共睹，老舍的口才也是有口皆碑。有的人说：“你放着官不做偏要去当教书匠，真是犯傻，到以后吃后悔药可没地方买。”还有的人说：“人家敢弃官从教，那叫有能力，有本事。”实际老舍能走出这一步，也是不容易，当时在教育界还真是标新立异，没有第二个。老舍想，舌头在人嘴里，谁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根本不把这些闲言碎语放在心上。他还想人各有志，有人能迎合潮流，而我不能。是的，老舍是靠本事吃饭的人，他对官场上的那种周旋艺术，既干不来，又十分反感，他不愿同流合污。
他想到自己跳出了这个大染缸，心里一阵舒坦，身子感到轻松。虽说离开劝学员的工作后，在社会上又教书，又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些收获，但老舍没有安于现状，他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他在想，今后的路怎么走，还应该做点什么事？
几个学校前来聘他去任教，老舍都没有答应。他在寻找，不是他自视清高，而是他不想再帮那些“假洋鬼子”一类的人做事，他讨厌那些丑恶的嘴脸。
一天他正在家里看书，一位朋友来串门。闲说中，那位朋友说起天津南开中学现在缺一名教国文的先生，又说到南开中学民主、自由，学生学习气氛浓，思想活跃。虽说当年（五四运动）领头的学生，都已跑到法国“勤工俭学”，可他们的精神激励着现在的学生们。那位朋友说：“如你同意去，我可以引荐。”老舍想了一想说：“我考虑一下，给你个信。”
他送走了朋友，回来躺在床上，思绪万千。从7岁上学到参加工作，还没有离开过北京，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在北京有亲人、朋友、同学、同志。特别是那老母亲，虽说在北京教书住在公寓，但也时常回家，买点母亲爱吃的点心，放下点钱，回去一次也是方便。可要去南开中学，不能常回来，真是有点担心母亲。又一想，自己要开辟一种新的生活，想做一个“新人”，想到自己的事业，只好忠孝不能两全了。他毅然接受了去南开中学教国文的邀请。
1922年，23岁的老舍收拾行装，告别了母亲，兴致勃勃地赶到天津南开中学任教。
到这里，他除任国文教员外，还兼初级二年7班辅导员。
一上任，就赶上了校方举行的“双十”庆祝会。在这个会上，新来的老舍还真亮了亮相，打了一个响炮。
学校让新来的先生每人必须作一次演讲。演讲是老舍一大特长。由于他从小就喜爱听相声、听评书、听京戏，这些兴趣积存起来，后来成了说故事、讲笑话的能手了。据说，他的朋友罗常培、白涤洲、赵水澄、何谷、许地山，有的也一贯以说话风趣而著名。他们的口才足以使北京人闭嘴。老舍和他们在一起，经常调侃、辩论、闲聊，自然就有一种语言交流的互相影响，再加上小时候看戏、听书的熏染，时间长了，他自然知道语言艺术的窍门，懂得运用语言的规律和技巧，加上语言功底的积累，成了一个会说笑话、会幽默的人。
只见他坦然自若，走上台来，既不拘谨、古板，又自然得体，同学们望着这位穿着长袍，虽然带着一副眼镜，双目却炯炯有神的先生。
他慷慨陈词，认为“双十”可以解释成为两个十字架，一个十字架叫民主政治，一个十字架叫国民福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扛起这两个十字架。要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虽然只比耶稣多背了一个，但上帝就是我们自己了……
老舍用他那浑厚好听的声音，用他演讲中特有的幽默，博得了满场掌声。接着文艺节目开始，他又和一位教师登台说了一段相声。下面顿时哗然，全场被震动，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一炮打得还真响，第一印象就博得校方和学生的好感。
老舍白天教课，晚间看书、会朋友。虽然这段日子过得很顺，可是时局的不稳，倒有时让老舍很烦心。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有志之士深感要改变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必须进行改革，百废待兴，都在潜心寻找一条合乎国情的救国之路。有一些残渣分子往热血青年身上泼凉水，使有些手持火把的革命青年冷了下来。
而这时的老舍，一边热切地关注时局，一边全身心地致力于教育。他热爱自己从事的教育事业，他喜欢这些天真、活泼、认真求知的学生们。学生们也喜欢这位博学多才又风趣幽默的小先生。他们始终对先生初来时上的第一节课记忆犹新。
那天，老舍身穿布大袍，登上讲坛开口便讲：“鄙人姓舒，字舍予，为嘛名字这么简单，因为鄙人生于贫寒，名字又如此平浅，长相又庸又俗，学问又平常。话又说回来，中国有句老话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虽说我这个老师比在座的诸位多长不了几岁、多吃不了几年咸盐，但教这行道已不是初学乍练。虽说没有宝贵经验，但也不是一肚子屎，也许以后讲些大家没听过、所以爱听的事，这就妥了。常言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希望大家都能修行成器，那全杖诸位个人努力了。而我要尽心竭力，和大家同舟共济……”
学生们一下子被老舍精彩的语言所吸引了。他们都感到高兴，很幸运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又能出口成章的先生来教他们。似乎老舍身上有什么魅力，下课后总是身前身后围着一群崇拜爱戴他的后生们。
老舍与教结缘。他教过小学、中学，后来又教大学，教外国人，没有学生怕他，但都喜欢上他的课，大家都由衷地喜欢他、尊敬他。
他也喜爱这些学生们，并愿意和孩子们交朋友，实际交朋友一般都是年龄相近、同时代的人较多，而老舍有不少忘年交，在日后也有所表现。在重庆北碚，他和孩子们一起放风筝，一起下棋，一起猜谜语。他爱看孩子的写字画图，给孩子们看画，念小说。在孩子们中间，老舍自己完全像个大孩子。
据说抗战时，冰心住在重庆乡下，老舍常到她家来，有时手里托着一包花生米或者瓜子，因为那里还有几位年幼的朋友等他呢。老远，他就嚷嚷：“有馒头吗？有茶吗？客人来喽。”孩子们听到喊声，飞奔而出，把他包围在中间，跳呀、叫呀、抱呀，像似一伙孩子在玩耍。冰心平常管教孩子比较严，给孩子们分花生，铁蚕豆什么的，每次都是按粒分配，每次只准吃五粒，而老舍一到，政策放宽，“咱们今天不数数随便！”孩子们问母亲：“我们可以吃多少个？”冰心说：“两个。”老舍马上插嘴：“不行，要说20个，200个！”
孩子们并不是因为多吃了仨瓜两枣把老舍当成“自己人”，而是觉得他能平等地对待他们。他和孩子们也照样打招呼，打听学校的事，关心他们的小猫小狗。所以老舍一到，孩子们总是先把他抢到手，拉他加入他们的“一伙”。他们认为舒伯伯最了解孩子的心，最能理解他们，所以和他在一起感到快活。
一次，他给冰心10岁的儿子写了封“告急信”。
“我的烟快吸完了，但没有钱，你来这里的时候，别忘了带香烟两吨！”
这种老舍式玩笑，使孩子们非常开心。
他只有在孩子们身边，才觉得踏实、安宁、舒适。
还有一件趣闻，复旦大学的马宗融教授有一个小女儿，十几岁时长得又矮又胖。老舍看她很好玩，就愿意逗她，称她为“横姑娘”。“横姑娘”整天跟着爸爸，流离失所，缺课太久，学习很吃力，常常有畏难情绪。老舍每次见面，都要给她讲一个“横姑娘”的故事，讲完了，告诉她且听下回分解。故事的内容，不是“横姑娘进城”，就是“横姑娘上学”，因为胖，闹出好多笑话，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听到最后，“横姑娘”恍然大悟，原来，舒伯伯编了一套“横姑娘”不怕困难、不悲观、不懈气，有顽强的毅力战胜困难，最后成了人人佩服的好学生的故事。横姑娘很受启发，从此，她学习用功，最后也成了作家。老舍先生去世之后，真正的续篇是“横姑娘”完成的，她现在叫马小弥。她还用英文转译了老舍先生的《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的最后13章。
虽然现在他来南开中学教书，每月只50块钱的收入，经济上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他甘于清贫，不慕荣华，也不愿意和那乌七八糟的地方教育官们同流合污。他不再去违心地应酬，不愿常带着假面具看别人脸子做事。他自由了，他再现了原来的自我。他曾说过：“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
只有和孩子们在一起时，他才能忘掉一切，似乎也进入到孩子们那块纯洁、天真、无忧无虑的乐园，他愿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们。因为在他心中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来这里任教数日，因为忙也未曾游览一下天津的街头风貌。一日休息，他忽然有了兴致，来到了街上闲逛起来。在北京时，有空他也希望到街头小巷，和那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闲聊聊，什么拉车的、卖小杂货的、跑堂的。一想起跑堂的，就想起北京小馆里的香喷喷的小吃，不觉引来胃口。在北京时，他也经常爱下个“小馆”凑上三五个人，或者会友小聚，在小馆一坐，要几样可口饭菜，无拘无束，越谈越热乎，虽然比不上正式宴席排场，却舒畅得多。而现在生活上很拮据，自己独身在外花销大，还要赡养老母，他摸摸兜里还有两个小钱，只好在街头的地摊上随便买了点小吃。
听说，天津仓门口原有三个天主教堂，平日里那些洋教士仗势欺人，百姓敢怒不敢言。光绪二十年，拳党移来天津，五月十八日，只见火光冲天，三个教堂被付之一炬。大火一直烧到次日清晨，老百姓解了心头之恨，拍手叫好。
老舍走到这片被大火焚烧的废墟前，万分感慨。虽然残灯未灭的大清已经过去，然而现在的民国，洋鬼子又来威风了。他不觉忧国忧民了。
他回到学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想到和自己一样受难的穷人，盼望着有好日子过，盼望着国家的兴旺发达。可是时局令人心痛，甲午战争，虽有邓世昌壮烈殉国，却被卖国贼李鸿章一纸变卖了中国的主权。袁世凯签了屈辱的《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上的失败，和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这些国耻，何时才能结束。那些当政的官员们为什么不起来救国。
一种民族感，一种责任感，使20多岁的血气方刚的老舍一时感到气愤、茫然，心沉沉的，睡不着，他索性起来，望着窗外的明月，黯然神伤，不觉流下眼泪。
第二天上课头仍是昏沉沉，正好这天教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学生们见平日有说有笑，妙趣横生的先生，今天板着脸，情绪低落，猜测可能有什么烦心的事。学生们都比以往听老师的话，怕惹怒老师，课堂上异常地安静。
老舍看着这些孩子们懂事的样子，心里不由开朗了许多。学生们都渐渐长大了，平日老舍也经常和他们交流思想，学生们也喜欢和这个年龄比自己大几岁，肚子里却有很多学问的小先生谈谈思想，遇到什么事也愿意请教小先生。
想到这里，老舍就像遇到好友知音似的，把昨天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地倒给学生，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讲完后，老舍心里畅快了许多，再看看学生，一个个紧绷着脸，怒睁双眼，咬牙切齿。老舍清了清嗓子说道：“国耻啊，国耻，可惜了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被如此践踏！”随口吟诗曰：“楚虽三户能立秦。岂有我堂堂中国空无人？同学们，我们不能当亡国奴啊！”
老舍一席话，深深感染了学生们，像似干柴上点了一把火。义愤填膺的学生们顿时情绪高涨，纷纷讲自己和家人如何受洋鬼子和小日本的气，讲起他们如何用弹弓、石子去以牙还牙。
老舍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了一种蕴含的力量。他们这一代人已不甘心于任人宰割，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将那些在中国国土上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邪恶势力碾得粉碎，不管它是外来的，还是土生的。而这正是中国将来的希望之所在。
学生们受到先生爱国思想的感染，老舍也受到学生们爱国行为的感动，沉痛的心似乎泛起激荡的浪花，他想去冲锋陷阵，他想告诉人们：中国有希望，因为有像“义和团”那样铮铮铁骨的硬汉子，有不甘心于当亡国奴的孩子们。而他现在能为国家的兴起做点什么呢？
夜，很静，几天来的所见所闻，装了满满一脑子。他铺开纸，拿起笔，想用这支笔倾吐他的喜怒哀乐，想用这支笔来告诉大家他想说的话。当时，他也许没想到今后这一辈子都要和笔、稿纸打交道。他也没曾想到这就是写小说，只觉得在脑子里编几个小小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在他身边发生的，看得见，摸得着，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好像现成的，一开闸，便争先恐后往外涌。
他写了一个小学生叫小玲儿，为实现长大打日本，雪国耻，给在南京战死的父亲报仇的愿望，组织了几个小伙伴，每天练拳脚。一次他率领孩子们袭击了教学的“小洋鬼子”，被校长以“不遵守校规，纠众群殴”为名开除。故事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和反动政府的腐败，歌颂了中国少年儿童的爱国主义精神。
他给这短篇小说起名为《小玲儿》。
4000字的《小玲儿》老舍写了个通宵，一气呵成。
老舍后来谈起他创作经验时，回头看《小玲儿》，发现了许多幼稚与不足。但无论怎么说，万事开头难，老舍勇敢地迈出了小说创作的第一步。
《小玲儿》发表在1923年1月版的《南开季刊》上。
在南开中学教书半年后，他接到顾孟余的北平教育会邀请，回去参加教育会工作。
他心里一阵高兴，因为他又可以回到母亲身边了，北京又有那些亲朋好友。可一想起那些孩子们，真有些舍不得走。
第二天，他去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节课，一进教室，孩子们早已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似乎已经知道老师要走的消息。老舍不露声色地讲完了他在南开中学的最后一节课。然后，难过而深沉地说：“同学们，这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节课，我就要回北平了。我非常留恋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希望你们……”他说不下去，孩子们也难过得满脸流泪。他们喜欢这个先生，先生不但教他们知识而且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老舍带着难忘的师生之情回到了北京。
儿子回来了，母亲自然高兴，只要儿子能在北京，她的心就感觉踏实。
教育会这个组织是个民间团体，是搞平民教育的，教老百姓读书识字，自己办平民学校，自己编识字课本，在那年头也算是个新生事物。教育会的成员都有股廉洁奉公，热心为民众的精神。老舍看中的就是这一条。
在教育会里，老舍的职务是个小小的书记员，无非干些抄抄写写之类的活，工作不累，薪水不高，只能勉强养家糊口。虽说母亲挺知足，可老舍是个好强的人，他要让母亲过上更好的日子。经好朋友罗常培介绍，他又兼京师第一中学的国文课，还兼音乐教员。据说，他的音乐课是教学生唱昆曲，这已经够得上是一件趣闻，因为昆曲最难唱，而他能唱昆曲，学生们对此都非常钦佩。在上国文课时，讲到兴致之处他还结合课文，以手击拍，唱一段《弹词》，或者表演一番京剧中的做派和念唱功夫，学生称：“先生真神人也！”
说起念唱功夫，老舍确实有点艺术细胞。据说，他是个戏迷，对京戏和昆曲有很深的了解。像大多数北京的满族人一样，他自己会唱，虽然没有粉墨登场过，但在作家中，偶尔放喉高唱一曲，也能震惊四座。平时他绝不哼戏，也不唱戏，如有盛大集会或者重大的节日，他会一展歌喉。他唱得好，字正腔圆，味儿浓，每当唱完，大家都热烈叫好鼓掌。
虽然老舍在教育会当书记员又兼顾教学，但收入加起来每月只有40多块钱，而当劝学员时每月100多块，所以经济上很拮据。除大部分交给母亲外，剩下的寥寥无几了。这时，他们生活很艰苦。
冬天到了，老舍想给母亲添些衣物，买些米面，可手头又没有钱。他为了应急，抄起他最喜欢也是唯一的皮袍子去了当铺。尽管卖不了多少钱，但毕竟能解燃眉之急。
天气越来越冷，一次好朋友罗常培来教育会看他，见他穿得单薄，冻得哆哆嗦嗦，就问：“你那皮袍子呢？”老舍告诉他：“已卖掉了。”罗常培见此情景就埋怨道：“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几个钱来。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老舍却说：“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老舍无论是在顺境或者逆境，都有一颗坚韧不拔的心，贫困的威胁，生活的艰难，初恋的毁灭，没有使他消沉，因为他心里孕育着一团火，他有他的追求、志向，他是个不满足于现状，永远向上的人。
他不断地设计着自己的人生蓝图，每天除抄抄写写、教课外，他又开始发奋读书。自从他翻译了《基督教的大同主义》之后，他深知自己的洋文是一瓶不满半瓶晃。他原来在夜校时认识教英文很有名气的宝乐山先生，他也是满人，又是结交上的好友，于是，他找到宝乐山先生，拜他为师。宝乐山欣然应允了。学了一段，宝先生感到老舍的外语水平不断提高，已不是他所能应付时，他索性把老舍引见给在燕京大学教书的英国人艾温士教授。从此，老舍便利用课余时间去燕京大学旁听英文。在和艾温士的交往中，老舍逐渐改变了对“洋鬼子”的成见，悟出了“西洋人”也不全是坏蛋的道理。接触多了，他和艾温士竟成了朋友。艾温士对老舍的为人和学识深有体察，觉得他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
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机遇，关键是在机遇到来之前，你是否具备充分的条件。有了条件你就可以抓住机遇，把握机遇，利用机遇，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1924年，对于25岁的老舍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想在中国聘请一位中文讲师。艾温士得到消息，他立即想到老舍是合适人选，有意推荐老舍去，但不知老舍的意见如何。当艾温士问老舍是否愿意去时，老舍有些犹豫。他考虑母亲年岁大了，自己远离祖国，背井离乡，有点踌躇，可又一想机会难得。这时，艾温士极力鼓励他，说英国如何先进发达，如何有文化，讲文明，绅士得不得了。一席话说得老舍动了心，他有意去英国见见世面，学些本事。经过再三考虑，他同意去了。但他还担心母亲这一关。回到家，老舍向母亲述说了自己想去英国的想法。母亲听了，心里很难受。她忍着痛苦默默为他准备行装，说了些让儿子保重的话。
此时的老舍，再次感受到母亲不但给他生命的教育，而且感受到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