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少年时代做过许多梦，梦中编织的是他的理想。无论凡人还是圣人，莫不如此。少年时代是个多梦的季节，是造梦的手工作坊，每个少年都把他对未来的憧憬寄托在梦中，并不时地装饰打扮着梦，期待着接受明天的检验。
富兰克林也有一个瑰丽的白宫之梦，并为这个梦付出了代价和努力，那就是——
对社会政治斗争的火热激情，
永不服输的坚强毅力！
当然还有他赈济天下的理想和抱负。
富兰克林对白宫的向往绝不是偶然的。罗斯福家族向来就有着对政治的特殊敏感力，这在富兰克林身上更得以明确地体现。他最早对白宫的记忆，要追溯到他5岁的时候。
那是一个好天气，詹姆斯第一次带儿子到白宫会见好友克利夫兰总统。总统为了报答詹姆斯对民主党的支持，表示要让他担任驻荷兰的公使，但他回绝了这项任命。詹姆斯说：“总统先生，能够像我一样为您效劳并享受这一荣誉的人多得很。我太喜欢海德公园了——还有我的那些马和牛。克利夫兰先生，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的主要愿望是使妻子萨拉幸福，还想为小儿子富兰克林今后美好而有益的一生打下一个基础。”不过，这次造访使詹姆斯大为满意的是，总统任命了他的曾给民主党捐过一大笔钱的长子罗西，让他儿子干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罗斯福家族对政治的敏感了，虽然詹姆斯本人不想从政，但他已从中为罗斯福家族捞到了好处。这也是由美国政治的特点所决定的，支配两党政治斗争的永远是那些腰包鼓鼓的人。
在少年富兰克林的记忆中，那位总统面容憔悴，心情忧郁，正为繁忙的事务搞得焦头烂额。当他们告辞时，总统抚摸着富兰克林的头说：“我的小朋友，我要向你表示一个奇怪的祝愿，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你当美国总统。”显然，这句话给富兰克林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可以说，这就是他关于白宫的最早的记忆吧。当然了，他这时候显然还不懂政治这个概念，况且政治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
格罗顿公学的教学宗旨就是为美国政治培育精英人才，富兰克林就在这里不自觉地开始了他接触社会的活动。
在格罗顿的四年中，富兰克林受到了许多近似空洞的说教，但却一直遵照皮博迪教导的社会福音教义，并积极参加宗教活动和慈善工作。他参加了以在附近农村中主持礼拜仪式为宗旨的传教协会，协助开办照顾波士顿穷孩子的圣安德鲁斯俱乐部，参与阿斯奎姆湖畔为同一目的而开办的夏令营的工作。一年夏天，他在那里当了一段时间的夏令营主持人。传教协会曾派他和另外一名学生去照顾一位84岁的黑人老太太，那是南北战争期间一位英雄的遗孀，他们的任务是每周去看她几次，看看她是否缺水缺煤，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富兰克林认为这是一件愉快而有意义的工作。
并且在那时候，他就对那位精力充沛的堂叔西奥多·罗斯福有了一些了解，并对他越来越敬慕。谁都会有他崇拜的偶像，渐渐地西奥多·罗斯福就成了富兰克林心中的英雄，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始终成为他行动的榜样。可以说是这位堂叔把他领进了圣殿般的白宫。
要说富兰克林在政治上的成熟，还要再看一下他在哈佛大学的那段日子，因为他是从这里开始真正起飞的。
罗斯福家族与哈佛大学渊源不浅。富兰克林的当总统的堂叔西奥多·罗斯福和父亲詹姆斯·罗斯福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哈佛大学的生活很散漫，完全不像格罗顿公学那么严格，甚至可以整个学期吃喝玩乐，到期末时才请私人教师突击补习一下以应付考试。哈佛大学有300多个富豪子弟，多数醉心于波士顿花天酒地的社交生活，忙于学校所在地坎布里奇镇名目繁多的著名俱乐部的竞选活动。这种生活需要花费大量金钱，越是名门或与名门沾亲带故者花费越大。不过，富兰克林的兴趣可不在寻欢作乐方面，尽管他有时也身不由己混在其中，他的兴趣集中在政治上。似乎西奥多·罗斯福这颗正在升起的明星，已在召唤富兰克林担任公职了，他希望有朝一日登上社会的顶峰，实现他的理想与抱负。
从此以后，富兰克林在有目的地行动了。他选读了特别适合政治生涯的课程。他在摆在面前的五花八门的参修课程中，选择了历史和政治作为主修课，而把英语和演讲当作辅修课。尽管他课程学得不怎么样，可他做了一些更有利于他以后发展的努力，并在其中得到了锻炼。
有一种出人头地的念头始终缠绕着他，这也是青年人的好胜心使然。为了炫耀自己的家族，他在大学二年级就曾以“新阿姆斯特丹的罗斯福家族”作为论文的题目。他在论文中谈到这个家族的“进步性和真正的民主精神”时说：罗斯福家族具有活力的一个原因，也许是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民主精神。他们从来没有觉得由于自己出身高贵就可以游手好闲而取得成功。相反，他们觉得正因为出身高贵，如果他们不能尽到自己对社会的义务，他们将得不到原谅。富兰克林通过对本家族“真正的民主精神”的宣扬，为自己进入政界提供了理论根据。这种民主精神，并不是指与群众打成一片或主张人类的根本平等，相反，它带有杰斐逊主义的味道，即要求富贵人家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谋福利，而不光是为了赚钱。富兰克林就是这样开始形成自己对于精神遗产的看法的，再加上西奥多·罗斯福的榜样和格罗顿思想的引导，推动了富兰克林参与团体和政治活动，并取得了宝贵的政治经验。
哈佛大学是一所具有宽容精神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学府，它把青年们培养成高尚体面的公民，然后输送到社会上去。虽然它传授的知识很有限，但它却使学生们思想开阔，毫无偏见。富兰克林确实是在接受着这种不自觉的教育。入校一年后，他就参加了哈佛共和党人俱乐部，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尽管他父母的政治信仰倾向于民主党，但他却卖力为共和党人竞选，虽然他还不够参加投票选举的年龄。这也许是他向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靠拢的一种表现吧。
大选前不久，他随同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大约1000名学生参加了一次火炬游行，亲自感受到火热的民主运动的洪流，并深深地为之所鼓舞。同时，他还积极投身到《红色哈佛报》的工作中去，并由于他的几次出色表现，而取得了主编的职位。这当然要归功于他的总统叔叔及他首次成功地采访了哈佛校长，另外还有他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富兰克林始终认为在《红色哈佛报》的工作，是他在大学期间最有意义的行动。在主编该报时，他有意识地从领导才能方面锻炼自己，可以说他在试着摸索这个时代的脉搏。这几年的生活，有了这一项成绩，就足以说明他的初步成功了。
本来富兰克林在3年中就读完了获得文学士学位的必修课程，因为他在格罗顿期间就学了大学课程，但是，为了利用在秋季当选的《红色哈佛报》主编这一职位，他甘愿在坎布里奇继续呆上一个学年。因此，在1903年9月，他报名考进了研究生院，其目的不在于获得更高的学位，而是为争得主编的职位。他把全部余暇都用在了这份报纸上，并认为这是他在大学里为从事公职所做的最好准备，办好报纸对他来说是头等大事。富兰克林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确敢于得罪校方，他给校报注射了一剂现代新闻学，加速了它的血液循环，从而也增高了全校教职员工的血压。前面已提到过他在校报的创举，即强烈要求校方改进消防设施，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也大大提高了他在学生中的威信。在主编校报的日子里，他是投以几乎全部热情的，这期间的工作无疑成为他今后政治斗争的一次演习。
特格韦尔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工作多年，在他撰写的罗斯福传记中指出：“早在哈佛的时候就无法猜透富兰克林的心思，而在他当总统后更加如此。他不让任何人识破他的内心活动，其中包括他的母亲萨拉·德拉诺，以及埃莉诺和其他一些挚友，如在格罗顿就是同学，在哈佛时住在一起，而到华盛顿后仍是好朋友的莱·布朗。人们常说，深沉是温文尔雅的美国人的性格特点。在富兰克林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父亲、家庭教师、皮博迪和朋友们对他的教育和影响使他养成了这种性格。情感是不能外露的，因为它可能流露出内心的激动。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承受病痛、困难和失败的折磨，自幼养成既不得意忘形，也不悲观失望的性格。然而他的深沉性格绝不仅仅是对他培养教育的结果。富兰克林想把自己天生的缺陷隐藏起来，把明显的缺点掩盖起来，把幻想中的重大的但还模糊不清的想法埋在心底。富兰克林的一个最明显、最重要的缺陷就是他成长得晚，结果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一些令人不解的东西。他了解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但他不能准确说出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他也不希望人们了解他内心的迟疑，富兰克林尽了最大努力来掩盖这种迟疑心理。当他在哈佛大学毕业时，他的深沉性格实际上已经发展到顶点。”
那些从表面上看很坦率、很顺从的人往往最能够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这已成为经验之谈。美国一位研究富兰克林·罗斯福外交政策的研究人员，对于他那精明外交家的圆滑手腕感到惊讶。这不是从赞许的意义上讲的。他在探索罗斯福的这些特点是怎样形成的时候，追溯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年代。他认为，罗斯福在一生中的重要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善良、顺从的后面，跳动着持异端的、力求打破常规的脉搏，而这些素质终于在“新政”实验中表现出来。
关于富兰克林的性格，美国人民是在后来了解到的，而他母亲却是第一个深有感受的人。虽然萨拉已经察觉富兰克林在学习上没有遵从母亲的意愿，但她仍然无限信任温顺而亲爱的儿子，相信他在婚姻问题上会预先把他意中人的名字告诉她。好施展权威的母亲认为，她不仅要参与而且还要帮助儿子选择对象。可是她大错而特错了，前面恋爱一章的故事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在罗斯福家族中奥伊斯特湾的分支中，第一个给富兰克林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在富兰克林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位值得学习的传奇式的人物。
他的这位堂叔比富兰克林年长24岁，按中国的说法，正好相差两轮，也就是说他们属同一属相，可能会具有极类似的性格特征，当然，美国人是不注重这个的。西奥多在事业上始终比富兰克林遥遥领先，足以使他在年轻的富兰克林心目中构成了英雄形象。在富兰克林的孩提时代，他就亲切地称西奥多为“特德叔叔”，那时特德叔叔曾出征西部擒拿暴徒，这简直就是英雄的壮举。富兰克林在格罗顿求学时，西奥多曾在纽约成功地担任警察局局长，在华盛顿协助主管海军部，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成了英雄，然后又出任纽约州州长。这位曾在美西战争中骁勇善战的义勇骑兵团骑士，喜欢用他那充沛的热情来感染青年。他曾告诉对他崇拜的富兰克林和一群听得发呆的格罗顿学生说：“一个人只做到行为端正是不够的。他必须机智，他必须勇敢。”这些话如同圣言一样渗透进了富兰克林幼小的心田中，并深深地滋润了他。
1901年9月，麦金利总统遇刺身亡，42岁的西奥多·罗斯福便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西奥多完全符合格罗顿学校的理想标准。他是一个勇敢的斗士，并努力要实现廉洁的政治，反对贪污、腐败和各种显而易见的政治恶习与弊端。他在纽约州任州长时，曾攻击地方上的头头，因此，他们乐于帮助把他从纽约州送走，让他去当副总统。谁又会料到会是如此结果呢？他们简直被吓坏了。马克·汉纳惊呼道：“我对威廉·麦金利说过，在费城把那个疯子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是个错误。现在，你们看，那个该死的牛仔当上美国总统了。”他在给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中写道：你要缓慢行事。但这位新上任的总统却有一种蛮横的战斗精神。
谁也没有料到，这位新总统在任期内实行了众多的改革。在民众眼里，他是一枚“摧毁托拉斯的炸弹”和“大棒”的挥舞者，的确是大刀阔斧地潇洒了一回。在此期间，富兰克林始终在密切注视着这位堂叔的一举一动。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新总统的“德政”吧。他首先实现了美国的诺言，从古巴撤军。接着就是通过联邦垦荒法案，为西部公有沙漠地带的灌溉计划提供资金。但是，他真正同保守的保留政策决裂还是在1902年2月间他开始促使托拉斯破产时。克利夫兰总统在任期间，曾经对资本的大规模合并忧心忡忡，合并的目的是为了由垄断组织来控制国家的工业命脉。但是，他没有预见到这一点。1902年，托拉斯运动已经发展到如此庞大的规模，以致它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灵中投下了恐惧的阴影。托拉斯是一种凌驾于政府之上的组织，它们有力量规定社会公众购买的几乎每种商品的价格，他们公然蔑视美国政府。
在西奥多·罗斯福上台前，谁也约束不了它们。国会曾通过一项法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是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使法律付诸实施。1902年2月，西奥多·罗斯福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他命令司法部长诺克斯出面检举摩根最近出世的巨大“婴儿”——北方证券公司，它将美国北方几条主要铁路连在一起，然后加以控制。总统用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语句阐述自己的理由：“对于最大的公司就像对国内最卑微的公民一样，应该加以约束，使他们严格顺从人民的意愿。”在运用权力时，他总是很有气魄的。后来富兰克林在新政期间也曾以这样的精神来对付他的反对者们。
西奥多主张，联邦政府要充当国内各种互相冲突的经济力量之间，特别是劳资之间的仲裁者，保证对各方持公正态度，而不偏袒任何一方。这样，西奥多·罗斯福就成了“托拉斯的克星”。对于美国工厂的巨大生产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标准的生活水平，西奥多也感到自豪。但他认识到，从新的工业联合企业托拉斯中产生的弊病必须加以抑制。他坚决认为，稳健的改革是防止激烈动荡的唯一稳妥办法。
西奥多·罗斯福的确是一位有作为的总统，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他引导着美国朝着更加积极参与世界政治的方向前进。他喜欢引用他称之为西非谚语的一句话：“说话温柔，大棒在手，定能成功。”“大棒”就是美国新海军，是他敦促国会建造起来的，其实力堪与世界诸海军列强相比，这就是所谓的“大棒”政策。年轻的富兰克林热忱地拥护西奥多贯彻自由主义原则这种激动人心的政策；不过，他对新总统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门罗主义”引申的原则有点将信将疑。可见，年轻的富兰克林尽管崇拜西奥多，但还是颇有主见的。
富兰克林在一年级时写道：“诚然，哈佛企图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和道德标准，也可以说，企图把他们从半牲畜状态提高到人的地位。”显然，富兰克林的思想中充满了模糊的利他主义。在西奥多·罗斯福平息了1902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后，富兰克林曾批评了这一事件，并指责西奥多企图使行政部门的权力超过国会。
但是，富兰克林无法逃避特德叔叔曾称之为公众心中的激动和愤怒的情绪。这位作为义勇骑兵团骑士曾经赢得年少的富兰克林钦佩的人，如今又作为一位改革家而受到崇拜。富兰克林在和总统的侄女结婚前后曾多次在白宫见过总统，他必然考虑过他的事业与他的堂叔早期的事业雷同之处。西奥多曾在哈佛念书，竞选级长失败，后来上了哥伦比亚法学院，然后进入政界。富兰克林几乎不能忽略那些潜在的相同之处。1907年的一天，他告诉他在律师事务所的几位同事说，他对他的事业已经胸有成竹。他准备先在州议会里赢得一个席位，然后去海军部当助理部长，随后当纽约州州长，最后登上总统宝座。他的朋友们没有嘲笑他，他似乎是一本正经地说出了他的计划的。西奥多的事业不就恰恰是这样的吗？
但是，他们却缺少一个重要的相同点。西奥多始终是一个共和党人，而富兰克林呢？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父亲是克利夫兰的一个民主党人，他的儿子同样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那段岁月对于一个身为克利夫兰民主党的罗斯福家族成员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在1896年，詹姆斯·罗斯福这个东部的资本家确实不可能支持共和党人，而很有可能投票拥护麦金利。而到了1898年，詹姆斯就在为共和党人西奥多竞选纽约州州长进行活动。富兰克林从格罗顿学校写信说：“听到特德当选，我们都欣喜若狂。”1904年，他把生平第一张选票投给了西奥多。这再一次表明，家族关系是最有力量的，它可以超过政党的界限。
从子承父志的观点来看，富兰克林是个民主党人。但遇到具体的问题，他却支持共和党。实际上，他的党派倾向，正如他的思想倾向一样，是不定型的。富兰克林为什么不以共和党的身份进入政界呢？在那种情况下，他就完全可以继承西奥多的政治路线。关于这点，最可信的解释似乎是，富兰克林从法学院毕业时，西奥多在共和党的权力，如同进步主义派在共和党内的影响一样，正在削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西奥多于1904年断然声明，他不再竞选下一届总统。1910年，可能更多的是由于机缘凑巧，而不只是因为他本人的筹划，富兰克林竟有可能被列入两大政党中任何一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而参加竞选。富兰克林参加了民主党，这倒不是因为他对民主党抱有信心，而是因为民主党需要他，并且找上门来。
促成富兰克林白宫之梦的不仅仅是他对政治的热情，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位未来总统的坚强毅力。干什么都需要有一种精神，否则只能谓之盲目而不着实际。
富兰克林虽然从小生活于一个优越的环境当中，但这并没有使富兰克林变成温室里的豆芽，相反，他却是一株经过精心培育的岩松，他经受得起任何风吹雨打。这不能不成为他迈向成功的坚定而牢固的基石。富兰克林是凭借他惊人的毅力走完他的政治生涯的。他在身体惨遭不幸以后的历程足以证明这一切。
那是1921年8月10日发生的事情。富兰克林携带全家乘着“维力奥号”从他们的海滨别墅出发了。那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可是就在他们回家途中，灾难降临到他的身上。
孩子们忽然发现从坎波贝洛旁边的一个小岛上冒出一缕细烟。当大家望去时，烟柱正在散开。“林火！”富兰克林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他们随即向林火扑去，手执扫帚、铁铲和船上的坐堑冲向火堆。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终于扑灭了火。全家人弄得汗流浃背，浑身烟灰。富兰克林热得要命，想跳进水里洗个澡，不料芬迪湾的水冰凉刺骨，寒气似乎一下直钻入他的肝脏。他赶紧上岸，一边喊孩子们，一边回家了。可是他觉得两腿的肌肉酸痛，浑身冷得发抖，牙齿在格格作响，夜里高烧发到华氏102度，暂时失去了对身体机能的控制。谁都不曾料到，自此以后他竟发展成为下身瘫痪的残疾人。可富兰克林在绝望之中坚强地站立起来，以其惊人的毅力战胜了自己，不久以后他竟然重新登上了竞选的讲坛，这不能不令人敬佩。
富兰克林的朋友弗朗西斯·帕金斯曾经说：“因为他经受了巨大的苦难，他变得能理解苦难中的人，他相信神圣的上帝把他从彻底瘫痪、绝望和死亡中拯救出来。”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儿子却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他的儿子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尽管小儿麻痹症加深了父亲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但这并不能使他成为总统。并不是小儿麻痹症造就了父亲的性格，而是父亲的性格使他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凭借他坚强的毅力、火热的激情及远大的抱负走向成功之路的。正因为他成功的道路充满荆棘，才能愈加体现他成功的辉煌，才能在浩瀚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他深深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