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工程
每次考察，我们都是奔“五谷庙”而来。但至今，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一处以任何方式记载的“五谷庙”字样，只是依据村民称呼而称“五谷庙”。看庙老人张根昌的老伴张龙凤曾介绍，村民还称呼五谷庙为“五谷神庙”，也叫“炎帝陵庙”，又叫“祠堂庙”、“炎帝祠堂”等等。
因此，必须对称作“五谷庙”的这处古迹准确定位。虽然村民的说法都有参考价值，但纷纭的众说未必就是答案。
最初采访拍摄时，陵碑掩饰物等都是原貌。院内钟楼遗址散落着许多半埋在泥土中的历代石碑残片。据村民介绍，这里已知的历代碑刻应该有40多通，最大的一通碑刻连底座有七尺高，碑额刻有4个龙头，与太原晋祠李世民的贞观碑形制相同，显然是一座御碑，应该承载着炎帝陵全部秘密。可惜半个世纪至今已经多数散落，一位村民建房，曾用60元钱买走13通石碑，另一村民买走7块石碑砌在院墙上，已将字迹全部凿平等等。根据当时的采访记录和这些年的资料整理，现有碑刻资料对庙名的不同称呼归纳如下：
《续修炎帝后妃像增制煖宫记》残碑：“炎帝神农陵庙，历代相传，载在祀典，其形势嵯峨，林木深阻久矣，吾邑封内之胜迹……”
《大明嘉靖丙戌年重修神农祠》残碑：“神农祠……”
清道光残碑：“炎帝陵乃古迹之胜地也……”
大明嘉靖六年制琉璃脊饰：“炎帝神农殿……”
清顺治《高平县志》：“神农庙……在换马镇东南……有神农冢。”
正是由于碑刻这种信息载体，使诸多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信息得以保留。虽是残碑，遗留的点滴信息其文化价值仍是不可估量。
根据各种碑刻记载，这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也没有见到过一个全面综合的名称。那么，各种不同时代不同的名称，就一定有其各自的依据。汉字的特点从来就非常具体，每个字都有特定的含意，表意准确，不易出现歧义。古人用字极为严谨，不同的字，必有不同的定义。这也是目前联合国的每份文件都要使用7个国家的文字印刷发文，其中包括中国汉语汉字，而每份文件都是汉语的那份文件最薄的重要原因。
那么，这里的陵、墓、祠、庙等等，是否会有个别相近的意义，能够假借使用呢？这一点对解读炎帝陵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明确这些概念的基本涵义，这就是本书写作请来白双法先生的目的。
“陵”，左边“阝”是“阜”字的省写，字意是山坡。右边是“土”与“峻”的字形，字理是高大的土山，如丘陵。也用作高处的坟墓，如“高者为陵，低者为坟”。
“墓”是上“莫”下“土”。“莫”是日落于草木之下。加“土”意为埋入草木之下的土中即为墓。墓一般是葬于平地的坟墓。
“坟”是“墳”的异体字。“墳”归土类，右边“贲”，即埋死人的土堆是使人悲愤之处。古时一般的坟墓没有围墙，也没有树。后来为了记录死者，就刻制石碑，刻写文字，因此出现了“坟”字。
“祠”，左边“礻”字旁归祭祀类，右“司”就是“词”的省写，即祠堂是纪念先祖祷念祝词之处。“祝”字不是祝贺，“礻”字旁可知是祭祀时使用，右边“兄”字，上边“口”与下边“人”字的变形，即口念悼词之人，一般由长子担任，因此“口”与“人”合为“兄”，长子就是“兄”，次子以下是“弟”，“次弟”之意，合称兄弟。“贺”字是“加”与“贝”。“贝”是钱币，“贺”字表示带钱币礼物为“贺”。因此，祝是说词、贺是送礼，各有定义。
“堂”字是“尚”与“土”，是时尚之地，宽敞明亮的建筑，摆设崇尚之物，通常接待贵客。因此“祠堂”就是祭祀性、纪念性的宽敞明亮的建筑物。
如此看来，这些概念都极严谨，陵、墓、坟、庙、祠、堂等几种名称不可能随意变通使用。那么，这座历史古迹不同碑刻记载的不同名称，就一定是在透露它的历史变迁。那么，这处古迹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变迁呢？
米东明并不管理文化与文物，应该不会对此有太多时间研究。却不料要紧时候能有惊人之语，居然提到五谷庙与羊头山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系。果然，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炎帝庙，在县北三十五里羊头山上”。
明代《重修炎帝庙记》记载：“炎帝之神古来旧矣，其真灵在泫氏之北，换马镇之南……”
明代《山西通志》记载：“神农庙……高平县有二：一在县北三十五里故关村羊头山上，元初徙建山下坟侧，至正十年修，国朝俱有司岁祀。”
这三段记载与明代《羊头山新记》所述“有石栏、石柱存焉，盖金元物也”相互印证。出乎意料，不仅文献记载有元代初年由羊头山迁徙而来的炎帝庙，至正十年有损而重新修葺，明初有见证者的记录，而且是迁来至炎帝“真灵”“坟侧”。
炎帝庙于元代初期“徙建”山下“真灵”“坟侧”，说明炎帝坟墓古已有之，庙址选择确有依据。那么，庄里村就是古陵墓所在地吗？
地宫亲历者
五谷庙正殿与陵碑的格局，看上去似乎是非整体性设计。东厢房，与其南边连为一体的厢房并不齐整，墙面不在一条直线上，显然是格局有过改变，因此展现了并不统一的建造格局。
这个格局与张根昌老人所言“碑亭”对照，我心中设想了除去陵碑前边墙壁与南边的东陪房后的面貌，剩下的就恰是一座拾级而上的碑亭，只是石阶参差不齐，规格不一，似拼凑而成，这个想法似乎难以成立。
经走访已去世的张根昌老伴张龙凤的侄子张文秀，方知陵碑碑亭前边原来确有整齐规范的石阶。共和国成立之初土地改革，碑亭砌砖成房归张根昌居住，他卖掉石阶材料补贴了建筑费用，另外寻找了目前所见并不整齐的石条替补使用至今。
更为意外的却是，细看这组台阶，与碑亭之间是紧密贴靠，而非相互咬合的一体建筑。石阶顶端即最后踏上碑亭处，是一根明显宽于石阶宽度的长石条，建筑于碑亭前壁上沿。那么，碑亭如同戏台一般是一个敞开式设计，人们可以在下瞻仰，却不能拾阶而上，这就显然避免了来人上上下下熙熙攘攘有损肃穆之气氛。建筑规制之巧妙即在于此，可见碑亭建造之初，最初设计根本不可能有石阶。那么早些年规范的石阶就不可能是最初设计，只能是后来增设。
为祭祀事务人员出入，另有碑亭两侧的台阶可以沟通。因碑亭四周砌砖成住房，上下出入之通道早已堵死，堵塞之痕迹确也使我疑惑多年，今日大白，使我们解读陵墓跨前了一大步。
但是，炎帝陵碑后面是民居，并无坟墓痕迹。炎帝神农氏时代至今五千余年，庙又是元代初期迁徙而来，这个陵墓又在哪里呢？
庄里村的一个传说延伸了我们的猜想。
1994年第一次电视采访时，庄里村老年人曾介绍，陵碑背后有入口，进入后的隧道里有一盏石制万年灯，相传古时需要每年下人去添油，一次要添一桶多。炎帝陵碑是明代万历年间镌刻，而万历年的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钧，死后葬于北京十三陵的定陵。这是明代陵墓中唯一被全面系统发掘的帝王陵寝。资料记载，墓室开掘后，就发现有一盏点油的万年灯。可见，油灯是那个时代帝王陵墓中应有之物。
当时村民张文秀曾告之，传说历史上曾有南蛮人到此地盗墓，第一次盗墓未成功；第二次来时带了宝物“分土剑”（不知是不是洛阳铲），不但盗墓没有成功，反而将分土剑插进去抽不出来，至今仍在墓中。张文秀因此认为此地是“真脉气”。
当问及“现在是否还能找到洞口”，当时无人回答。后来我曾单独问过张根昌的老伴张龙凤老太太，她带我们神秘地指了一个位置，是否属实，尚未发掘。
当时张老太太还告之，50年代一场大雨，陵碑后面的地面塌陷一个大洞，洞的上方可看到石条，村民认为是陵墓所在，但谁也不敢下去。
张文秀又说出一段往事。当时洞边有一株桃树，他孩提时为攀树摘桃子还曾掉进洞口。当时洞不深，里面都是土，边上有石条。后来村里有一位老人为盖房抬走了不少石条。老张还告知，1986年，村里用自来水浇地，结果水流了大半天，地里却不见水。后顺着水管寻找，发现水管经过这个洞的位置漏水，一上午的浇地用水全部漏进洞里，可见是很大很深的空间。为测深浅，曾推了一个大碌碡下去，结果没有听到什么声响，估计内部空间很大很深。为了防止小孩再掉进去出危险，村里利用拆了七八间旧房子的砖石废土，才把洞填平。
另一个惊人的线索，完全证实了这个猜想。
米东明回忆，下台村有一位姓邢的老人，当年以换油为生，就经常为庄里村炎帝陵的万年灯送油。他辛亥革命那年出生，23岁那年正是民国二十三年，当时年轻好奇，专门下到炎帝陵墓里去看了一次“万年灯”。他顺着洞口石阶走下去，就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个大厅，大厅中央就是“万年灯”。灯盘巨大无比，每年加足一次油，足够一年用。灯芯有碗口那么粗，灯光灼灼耀亮，常年不熄。“万年灯”的燃油供给，是由五谷庙周边方圆十多里范围内的村庄各家各户分别摊派。邢老汉1995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如果说，有的讲述者现已故去，那么儿时从桃树掉进洞里看到石条的张文秀就在眼前，陵墓的存在确实真实可信。
对照明代《泽州府志》记载“羊头山东南炎帝陵……石甃尚存”（属祠庙建筑），明代《羊头山新记》记载“松柘茂密，相传为炎帝陵，有石栏、石柱存焉，盖金元物也……今此坟侧，有神农庙，有司岁时致祭焉”（属陵墓建筑），实物与记载吻合。
“甃”为垫井底的陶片、砌井壁的砖，那么“石甃”应即此类材料。“柘”是柘树，木料可作弓箭，古时兵器使用量很大，生长又很缓慢，至今已不多见。
庄里村炎帝神农陵墓与祠庙，到现在至少已经查到800余年的明确记载。同时陵墓与祠庙在此之前显然各自的客观存在，尽管具体年代一时难以详尽，却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