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神农是否尝百草，如同探讨何时开始产生中医和中药。
根据传说的《方书》能够写成《神农本草》乃至《神农本草经》，就说明亲尝本草者必有其人，否则对药性的鉴别知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神农尝百草的一个重要证明，是考古学家在河南郑州大河村，挖掘到一个陶夹砂灰褐陶的盉形器，经研考为仰绍文化晚期的器物，是用来煎熬中草药的药罐。仰绍文化晚期，应是黄帝世系即后裔颛顼、帝喾时期。药罐证明最迟到那个时代，已经有煎熬与服用中草药的医疗技术，因此应该在更早的时代已经诞生了中医中药。即使从颛顼时代计算，前推到轩辕黄帝也不过160余年。而在炎黄交替时代，已经有了名医岐伯。
《路史·炎帝》记载：“炎帝神农使岐伯尝草木，典医疗疾”。岐伯是炎黄交替时期，炎帝神农氏族的名医，人体经络理论的创始人，后被轩辕黄帝用为太医。后人根据传说，以问答的形式整理出《黄帝内经》一书，成为我国最早的人体医理经典。其对人体研究之深入，对系统分析之成熟，至今能与此对话者廖廖无几。
上古时代最初的医学系统，只能从无到有逐渐诞生发展，不可能“突变”产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探索积累过程。那么炎黄交替时代出现了标志中医学最高成就的人体经络理论，必然意味着中医理论在炎帝神农时代，早已经过长期的探索、发展、形成阶段，这就与炎帝神农尝百草开始，经历八代共520年到达轩辕黄帝时代基本吻合。
如果说，《黄帝内经》标志着成熟的中医理论已经诞生，那么，用520年始创一个从无到有的医疗理论并成熟的实践系统，已经迅速得难以置信。神农尝百草几乎是无可置疑的。
“百草”的概念，只有在盛产草药的地方才能形成。
朱熹编《二程外书》记载：“天下独高处，无如河东上党者，言上与天为党也”。现代调查证明，上党地区正是一个生态过渡带，高山耸峙大河环绕相对封闭，海拔高差由500米—2000多米，具备不同的生态群落，符合“生态过渡带是人类文明的孵化场”的基本条件，因此成为华北地区植物种类分布最多的地区。晋东南地区现有种子植物125科512属1090种。新石器时期比现在更为温暖湿润，植物种类只会更为丰富。
上古时代，炎帝神农氏因尝百草，始创了农耕与中医中药。“炎帝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易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时，察酸苦之味，水泉之甘苦，尽知其平、清、寒、温之性，臭（嗅）味所主，以播百谷，五谷兴助，百果藏实”，《搜神记》记载：“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通鉴前编》记载：“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神农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焉。”
“尝百草”最初是为了寻找可食之物，在寻找植物食品来源之余，同时发现了各种植物的药用功能并列入本草。
《神农本草经》，至今仍是研究中药和方剂的最重要的古代经典文献。所论365种药物的疗效真实可靠，至今仍是临床常用药；《神农本草经》创立了药有“四气”“五味”的理论，和药分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方法，“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药可单用亦可组方配用，创立了药物之间“七情合和”理论和组方配伍的“君臣佐使”原则，“君臣佐使之义”就是至今采用、并将永久采用下去的草药配伍基本规则。“君”是核心主导之药；“臣”是配合之药；“佐”是辅佐之药；“使”是使之到达之药，“君臣佐使”四类草药构成一副药方。精于“君臣佐使之义”，方可能成为合格的中医师。《神农本草经》收录了365种中草药，没有配伍规则，草药就不可能进入实用阶段。
说到本草中药，我们熟知的就有直接以上党命名的党参。上党之名源于高平羊头山，秦统一天下后，以此山极高与天为党，故取名上党郡。以地名命名植物药物是不多见的。但是，为什么高平出产的108种本草没有党参呢？
细细分析，发现列入中品者有一味黄参。党参的诸多别名，分别为西党参、东党参、防党参、防党、上党参、上党、上党人参、潞党参、潞州党、潞州党参、野党参、台党参、台参、野台党、野台党参、黄参、狮头参、中灵草根、口党、廿党参、辽参、三叶菜根、叶子草根、五台党共25个别名，果然有一味黄参列其中，就是我们熟知的党参。
《本草正义》记载：党参力能补脾养胃，润肺生津，腱运中气，本与人参不甚相远。其尤可贵者，则健脾运而不燥，滋胃阴而不湿，润肺而不犯寒凉，养血而不偏滋腻，鼓舞清阳，振动中气，而无刚燥之弊。且较诸辽参之力量厚重，而少偏于阴柔，高丽参之气味雄壮，而微嫌于刚烈者，尤为得中和之正，宜乎五脏交受其养，而无往不宜也。特力量较为薄弱，不能持久，凡病后元虚，每服二、三钱，止足振动其一日之神气，则信乎和平中正之规模，亦有不耐悠久者。然补助中州而润泽四隅，故凡古今成方之所用人参，无不可以潞党参当之，即凡百证治之应用人参者，亦无不可以潞党参投之。
根据以上记载，对上党出产的党参评价很高。但是，为什么党参仅列为中品？而且其中说到“本与人参不甚相远”，难道党参并非人参？
访中医得知“参”有“三参”之说：人参是五加科植物人参之根系，党参是桔梗科植物党参之根系，太子参是石竹科植物孩儿参之根系。果然人参是人参，党参是党参，是不同的植物。那么高平既有黄参即党参，是否另有人参呢？
查《神农本草经》，人参最初开始记载并列为上品；许慎《说文解字》记载“上党药草人参也”，首次明确人参与产地；《名医别录》称“生上党山谷及辽东”；《别录》记载“如人形者有神，生上党山谷及辽东”；《本草经集注》云“上党郡在冀州东南”；《植物名实图考》“人参，昔以辽东、新罗所产皆不及上党，今以辽东、吉林为贵”；《五杂俎》曰“人参出辽东上党者，最佳，头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丽、新罗又次之”，可见上党人参品位在高丽参、东北参之上。以上所载，均指五加科人参。
“相传欲试上党人参者，当使二人同走，一与人参含之，一不与，度走三五里许，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者，其人参乃真也”。
因有不同学术观点，质疑上党地区的人参即党参。为此查新唐书地理志第二十七，知当时潞州上党郡、泽州高平都、幽州港阳都、平州北平郡、檀州乐平郡、辽州乐于郡、营州柳城郡均向朝廷进贡人参，而且新罗也贡参于唐，即上党人参、辽参、新罗人参相比较而集中于宫廷，华北贡伪品是不可能的。
但是，具有很高医药价值的人参，何以在上党绝迹呢？
据《潞安府志》记载，三国时“昔曹魏（曹操）建邺宫，伐上党山材木，规制极盛”，“后历代砍伐，加以樵牧日繁，虽深山绝巘皆濯濯所呈”，即使到深山里面，山上也是光秃秃。
后来辽、金、元、明、清先后建都北京，所需建筑用材及燃料全都取自于相近的太行山和燕山。特别是明朝永乐年间迁都，每年贩运到北京的木材不下一百多万株，使上党人参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森林环境。《潞安府志》成书明代1612年，因当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出版，《本草纲目》把人参评价为对百病有益，人们陷入对人参的狂热崇拜，趋之若鹜，大肆采挖，人参也就在劫难逃，终于灭绝。
据《潞安府志》记载，尽管也有人参种植园，但只要有利可图，官府就不会闲着看热闹，繁重的苛捐杂税随之转嫁到上党参农头上，再加官吏巧取豪夺，参农反而得不偿失，最终不得不愤怒地亲手毁掉自己的参园。因此“有参园，今废”，“今废为陇亩”，隐隐揭示了一段上党百姓以人参为害的历史。紫团山南庄村一带至今有一条参园沟，沟中的庙里竖石碑一通，记载了当地产参的历史。
人参就这样集体告别了上党，从这片最早的发现地消失。此后，党参的药用价值被发现，并进入人们的生活，人参逐渐被它的故乡遗忘。
后来，参商又把采购的目标转向了山海关外，发现辽东人参远比上党丰厚，1609年寻挖野山参十多万株。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多，辽东森林变为农田，人参产区又历史性地萎缩到长白山山脉乌苏里江流域。人类就这样不停地与大自然开着玩笑，大自然也就不停地与人类开着同样的玩笑。
《神农本草经》对人参药用价值做了详细的记载。依据人参的植物生态习性，《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参一名人衔，一名鬼盖，生山谷”。鬼盖是指背阳向阴而得名。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称人参为神草。
“参”字，正写应作“薓”，如《五十二病方》中的“苦参”即写作“苦浸”，“浸”即是“薓”的省写。《说文解字》记载“薓，人薓，药草，出上党”。但汉代药用的“薓”字多数已经简写为“参”，《说文解字》曰“参，商星也”，据段玉裁说当为晋星，《周礼》记载“实沈，晋也”，皆以参星为晋地的分野，汉代记载人参的产地皆为山西上党，《本草经》言“生上党山谷”，《范子计然》记载“人参出上党，状类人者善”。又《春秋运斗枢》言：“揺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由此可知汉代“人参”之得名，确与天上星宿联系，“参”暗示产地，特指晋地上党。
人参有文字记载距今有4000多年历史。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就记载有象形文字“参”。甲骨文产生于我国殷商时代（公元前16世纪），这个时期我国各族群或部落的“图腾”上相继出现了象形文字“参”，那么再向前推千年左右到炎帝神农时代，开始尝百草辨别五谷与草药，时间分布与传说是紧密吻合的，神农尝百草真实可信。
中草药种类的单位是“味”。“味”的右边是“木”字上边加一点，这一点就是“指事”，指出在那个点的位置，即草木发芽顶尖的位置，果实还没有长出，口感还不知道，就是“未知”“未来”之意。那么左边加“口”字旁，即开口品尝这个“未知”，便可知其“口味”。
这是极其意味深长的，乃至“意味深长”这个词汇本身也同样意味深长，它直接说明中药的药性是以口感来品尝。历史上还没有相传另外哪一位系统地品尝百草，因此，炎帝神农氏尝百草只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实。
由于上党地区具有深厚的中医药历史传统，又是国内最重要的百草产地，因此直至抗战前，羊头山北面的长子县鲍店镇，一直是全国闻名的药材贸易大会会址，每年从农历九月十三开始，至腊月二十三结束，历时一百天的“鲍店药材大会”，药商云集达数万人，是国内最大的药材市场之一，因此是最能说明与神农尝百草直接联系的地区。
据赶过鲍店药会的老人回忆，药会繁荣景象使人眼花缭乱。牵骆驼的、骑毛驴的、坐花轿的、推小车的……，南来北往、人山人海、熙熙攘攘。与会者千姿百态，各显身手。本地药商高喊：“长子药材地道货，先祖神农品尝过。黄芪、党参补性大，柴胡、黄芩治病多”；“丹参产自发鸠山，精卫用它治瘫痪，能顶古方‘四物汤’，百脉通畅气血安”；“首乌生长暹翁山，乌须黑发不费难。白头老翁来赶会，热痢泻滞立时安”。销售成药者，也编顺口溜，以示其效。如绛州德义堂药行人员手拿七珍丹在摊前喊道：“若要小儿安，常服七珍丹。高烧惊厥儿，服下保平安。”
大同民心茂伙计高喊：“舒筋散，功效强，腰腿疼痛即时康；得了风寒湿痹症，管保三天能下床。”太谷广升誉药行叫卖定坤丹的口诀是：“妇女经血不正常，或迟或早或不畅，只要服下定坤丹，月经期间保无恙。”
外省各地及少数民族的药商，因言语差异，大多数将所带药物的种类、功能写在布上，贴在药棚两侧，或用竹竿高挑条幅，或在门面两侧写上对联。如东北药贩为人参编的对联为“欲求补脾壮根本，须服东北吉林参”。四川药商针对大黄写的是“四川将军来征北，通便去积天下魁”。广东药行为广木香编的对联云“理气和胃气化行，肝脾不调建奇功”。甘肃客商为甘草编的歌诀是：“群药当中有威名，调和诸药立大功；生者泻火解百毒，密灸健脾可温中……”
用医圣的画像做广告拉客商的不乏其例。高平药商在药棚上贴着王叔和的头像，上写：“王熙常用”四字。安徽药商在药棚前悬华佗半身像，墙上写着：“华佗手药”四字。湖北药商高挑李时珍全身像：下标“李氏多采”字样。河南药贩画着张仲景巨幅画像，用工整隶体字写着一首七言小诗：“古往今来第一人，弃官从医称圣人；仲师所用各味药，要数南阳产品珍……”
1939年7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鲍店，药会被迫停办。
解放后，鲍店药会乘历史东风开始恢复，盛况不减当年。据1953至1954年两年间统计，每年药会成交的金额达数十万元。1953年药会期间，长子王村猎户打金钱豹一只，全部由汉口共和超记药行买走。1954年天津新联药材公司在鲍店药会上，仅党参一种，收购量即高达八千余斤。
神农尝百草的历史传统，五千年传承从未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