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望
民国三十年《重修炎帝庙名……》碑载，“查炎帝庙吾高共有四处，羊头山顶为高庙……换马岭炎帝庙为上庙……下台以城东是为下庙”，显然，此四处是高平最重要的炎帝神农庙。但是，“下台”又在何处呢？
米东明对此了如指掌。目前的中庙村，曾经名为下太村、下台村，是神农镇所属的一个村，高平县地名志记载为“下太村中古庙”。“古”是说古老，古老的庙何来个“中”字？一段独立的文字既然未能解释清楚，何以贸然载入地名志？显然源于当时政治气候，为回避“帝王将相”、倡导破除迷信之故。即便后世不多提及“文革十年”，但历史记载永远回避不了这个文化发展的特殊阶段。那本高平地名志其实编写得不错，惟此留有遗憾。
1995年，下台村党支部书记袁天才根据当时团池乡党委书记米东明在专题工作会上关于“各村凡发现有关‘炎帝’‘神农’字样的碑刻和文物古迹都要严加炎帝中庙匾额保护，立即亲自汇报”的指示，找了全村二、三十名60岁以上的老人回忆本村有关炎帝的线索。不少老人说，村小学占用的庙宇正殿里，1953年还有炎帝神农像。大队医生郭发弟回忆，他爷爷生前说过，此地是炎帝中庙。袁天才根据这个线索，组织村干部仔细巡视庙宇，正门处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线索。
巡视到正门偏西拐角处时，忽然发现墙面隐约有所凹陷，似乎有曾经是一个门的迹象。门额处似有一个凹陷进去的石框。因白灰覆盖字迹不能识别。立刻搬梯子提水清洗石框，字迹渐显，正是“炎帝中庙”。
高平1992年版县志的记载是：“中古庙：位于县城北10公里团池乡下台村，创建年代不详，现为元代建筑。有山门，无梁殿、后大殿、两侧有配殿。主体建筑无梁殿一间见方，屋顶用藻井支撑，整个建筑用砖石砌成，仿木构建筑，建筑独特，是本县唯一的无梁建筑，保护完整，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仰望南正门左边约10米处上方，有凹下的四个大字“炎帝中庙”，似有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之风。颜真卿所处唐代中期唐玄宗时期，于今河北省任县令，却在安禄山叛乱时期，以一介文人之躯，区区一县之人力物力财力，组织义军奋起抵抗拥有唐朝49%的步兵、70%骑兵之叛军铁骑，真大丈夫也。
安史之乱平息后，颜真卿因平叛时期的杰出事迹，任殿中侍御史、太子太师、鲁郡公等。代宗皇帝返归长安，颜真卿建议先祭先祖陵庙，再入宫廷。他的建议遭到丞相讥讽，被斥“迂腐”。颜真卿正色道：“建议全在丞相取舍，僚属建议何罪之有？朝廷礼仪不可因见解相左而废”。因此得罪丞相，后“摄事太庙”，管理陵庙谒拜事务。因颜真卿组织抵抗安史叛军，气节勇气声望极高，亦书法不凡，称颜体。世人多仿效，故宣纸覆盖其上摹写称“写仿”。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南宋的秦桧，创造了楷书，但因其陷害抗金名将岳飞，世人鄙视之，所创楷书皆称“宋楷”或“宋体”，竟无称秦楷者，引以为耻。我民族之大义、气节、民风等观念可见一斑。
因此，唐代中期以后，“颜体”流行，遂有颜体“炎帝中庙”的门额题字。按一般建筑规律，匾额应该位于庙门的上方，为什么“炎帝中庙”四个字不在庙门正上方呢？
仔细观察，“炎帝中庙”下面似曾是一个拱形门，已被砌砖堵死。进入院内察看，果然是一个门洞。为什么题字却在一个偏门呢？来访者多留此疑问。
进中庙正门，迎面就是太子殿，座落于大庙南北中轴线甬道正中，游人进出或直入太子殿穿堂而过，即所谓“登堂入室”，或两边绕行。说起来好像合乎情理，但现场观察却非如此简单。
太子殿一间见方，屋顶无梁，以藻井的模式支撑，整个建筑全部用砖石砌成，展示了这种独特的建筑特点，是高平唯一的无梁建筑，古建筑极少如此形制，但仔细想来，只有正方形的建筑才可能采用这种形制，却不会是特意为了采用这种形制而采用正方形建筑。
太子殿与正北方向的正殿是炎帝中庙最主要的主体建筑，按照正中的位置，应是“堂”的规制，理应宽敞明亮至少有三、五间的规模，看周边的环境却根本不可能。因太子殿东西两面都有建筑，之间仅留约三尺的狭窄过道。抬头看东房檐，已经与东边的房屋顶部相互冲突，为此，太子殿房檐到冲突处凹进去、短了一尺多，让开了东边房屋的顶部。显然是东边房屋建成在先，太子殿建成在后，不得不如此。由于空间限制面积狭窄，迫使它只能采取正方形的建筑模式，显然因是在原来格局的基础上增建太子殿，不得已而为之。
中庙大门偏西、太子殿规模狭小，这似乎都不合建筑规范，但不合规范必有不合规范的道理。如同民国时期山西督军阎锡山在五台县老家建宅院，应该取齐的院墙却有一处拐进去呈凹字形，是因规划时准备买下一家村民的院落，但人家不愿出卖祖传房产，阎锡山虽任一省之督军，却也不愿仗势欺人强买强卖，故此院墙拐进来让过那家院子，从此倒留下一段佳话。那么，太子殿的不合规范，一定有其不得已的原因。
果然，无梁殿内东墙上镶嵌着一块碑刻，是《创建神农太子祠并子孙殿志》。碑文记载了中庙看庙人王德诚，于至正乙未年即1355年开始建太子殿，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妻子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丈夫遗志，一边在家垒祭台祭祀其夫；一边在外凿石料、奠地基，乡邻也纷纷相助，终于十一年后之辛丑年，即1361年春竣工。碑文落款是“长平乡贡进士宋士常撰并书”。落款有王德诚之妻杜氏、养子、石匠等姓名。
从碑文落款年代看，太子殿为元代末年元惠宗（顺帝）时期开始建造，8年后元朝灭亡，太子殿落成已经是11年以后，到了明朝。
碑文虽然只是守庙人遗孀矢志不渝建造太子殿的故事，但其中暗含的信息却耐人寻味。看庙人王德诚夫妇十数年建造太子殿，经费何来？碑文显然看不出这家守庙人还有什么产业或商业来源，以守庙人的身份判断，却可能是乡民进香时捐助的善款。那么，这就是当时乡民进香源源不绝繁荣昌盛的一个真实缩影。其时元朝气数已尽，政局飘摇，连年战争，正处改朝换代之际，乡民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还能依旧吗？
一般乡民捐助香资，凭想象一般不过几文几钱锱铢之数，要积累够建庙之需，似乎也非易事。
这时，正门西传达室的北墙根下，充作墙基材料的一通碑刻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清道光十年《炎帝中庙增修碑记》记载“庙之创建，已远难稽。其屡次重修，以迄于今”，表述了炎帝中庙历代均有重修，而过于久远的碑刻，青石也会风化，字迹无法辨认，故此“已远难稽”。而当时“炎帝正殿，瓦坏渗漏，左右神殿以及东西禅仓库厨俱为损坏”，却“无奈村小力微，量难成事”。果然，碑阴（碑刻正面为阳、背面为阴）记载本村捐助仅“三千二百五十九千文，下太村地房价四十五两”，由此可知本村财力确实有限，因此“邀请在外贸易者，各给缘簿一本，四方劝舍募化多寡不等”。
此举看来是一个极为有效的举措，以炎帝神农氏在中华民族之崇高威望，炎帝中庙在中原之巨大影响，仅以本村在外经商者募集修缮资金，各地民众、商贾便纷纷响应，踊跃捐献，以致一通高2.18米巨大的记事碑正反两面都难以一一记载，遂同时专门另刻一通宽高尺度相等的《募化外域布施功德碑》，即现在置于正门东传达室北墙根下充作墙基材料的一通碑刻。碑额题字为“万世同庆”。
碑文记载炎帝中庙修缮银两募集地区24处，捐银计有西安府繁城镇62两5钱，河南府50两，开封府□两、亳州52两，建宁镇35两5钱，龙王庙85两，会亭集72两，清河头36两5钱，云梦乡39两，中牟县24两，柳下屯38两，东周村31两6钱，戴家庙25两，胡庄集10两，屯留县38两，村县24两5钱，河南府24两5钱，百尺镇28两，楚王镇20两，东平州11两，均州20两6钱，河南府20两，柳泉集10两，湖河镇□两等。捐助银两的商号有永丰茂、常通裕、三义德、天聚隆、永泰和等数百个商号，个人捐献者密密麻麻达八百五十余人。合计捐银约略2608两及洋钱26元，落款太学生镇国王子玺篆。由此足见清道光时期中国商业已经极为发达，此经济背景确保了中庙募化一举成功。晋商被余秋雨先生评价为“执其牛耳者”，纵横南北，汇通天下，当然应是首当其冲。
如果仅以区区高平县团池乡下太村之一座普通古庙、几位村级商人，绝无此等号召力与凝聚力。那么，能够一呼而百应者，唯名贯华夏之炎帝神农氏。也由此可以窥见，炎帝中庙在清朝时期极高的知名度，誉满中原之鼎盛的香火。
有了这样一次成功的募捐行动、2600两以上的银两作基金，炎帝中庙便“将戏台移修于南，不独局度宽，而且观瞻肃。庙地不足，增置赵姓中地二亩五分，以成方圆。又创修西厅房五间、戏房六楹、游廊十间。前后工费浩大，外域乐输之项，并村人捐敛之资，同盘合算，不能完工，故将庙中古柏一株伐卖，方可毕事”。
柏树是长寿的树木，生长极其缓慢。因此惟古柏能够作为大材优质优价出售，足以弥补不足之修缮银两，一定是一个大数目，也因此一定是一个笔直硕大粗壮之栋梁之材。联想明代朱载堉记载羊头山上“木皆合抱”，换马岭炎帝神农氏陵庙“林木深阻久矣”，都是由于历代朝廷“禁樵采”，那么炎帝中庙内的古柏，树龄只会比其更为长久，那么这株古柏有一两千年的树龄应该没有问题。以此为证，炎帝中庙创建的历史理应推至秦汉之前似乎毋庸置疑。
这通碑刻的又一个重要的信息，是“既而又因庙之门水不合，局度不展，曾经高明堪舆指示，言将大门移修于中，而开正门，不但星宫合格，而且体统壮观。将戏台移修于南……庙地不足，增置赵姓中地二亩五分……”这段文字，明确记载了“炎帝中庙”门额题字之下的那道门是道光十年封闭，同时正中大门建成。大门位置向正中转移是因风水、格局规范等原因。特别是为何旧门开在一旁，皆因现在的正门处是旧戏台占据着位置，只能开一个旁门。道光年的这次重修才将“戏台移修于南”，旁门移至正中。
一次重大的炎帝中庙整修工程，就这样完全展示在我们面前，太子殿经费之谜，似乎应该有了答案。
那么，元朝末期王德诚夫妇建造太子殿之举，似乎也应该没有经费之忧，只是银两如何计划使用，如何料理操办的事。但为什么建造一座规模有限的太子殿，却是延续了十一年、跨越元、明两个朝代的工程呢？
王德诚本人就是守庙人，虽开工不久去世，其妻继续未完成的工程，而且是建造炎帝神农庙，众望所归之举，似乎不该有许可审批方面的问题。是独力难支吗？妇人非工匠，经费支出就能解决。难道是无法获得支持？支持常常就是给予经费，本县官府以县治东关下庙祭祀为主，而下庙的修缮尚且常常无人问津，岂有能力顾及边远乡村庙宇？以下庙作参照，或许只能是经费不继这个原因。太子殿建造完全可能是依靠逐年积累的香资，历年逐渐完成。因财力所限，空间局限，只能建造如此规模的殿堂。匠人也因此挖空心思选择了这种建筑模式，却反而成就了高平唯一的这座无梁殿，成为目前高平仅有的列入国家保护级别的两座国宝级建筑文物之一。
我们确实不能以清代一通碑刻描述的商业繁荣，以主观臆测来怀疑这位元代妇人的创业艰辛，真正是难能可贵。
太子殿西边的西陪房墙根下部，有一块明万历十二年的碑记，碑文有“下台村古有敕封神农炎帝庙”。迄今为止，高平的所有炎帝神农庙，明确有碑刻记载的仅此一处为皇帝敕封（换马岭炎帝神农氏陵庙合理推断应属敕封，有金龙绕梁，但尚未找到那座四龙在上的巨型碑刻），在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这就是最高的官方认同。如果敕封后经历的年代不远，当时应该有碑刻可资查考并传承记载下来，显然当时已经不能从风化的碑刻里找出敕封的年代。那么，就当时来说，能把有关记载敕封的碑刻磨蚀的无可辨认，这岁月至少也应该在千年以上，远达秦汉时代。碑文“下台村古有敕封神农炎帝庙”中“古有”二字，即是全部有效信息。1992年版高平县志的编纂者就因此将炎帝中庙称作“中古庙”，也是字有所据了。
中庙院内正殿坐北朝南，放眼望去，正殿气势雄伟，琉璃瓦覆顶，显示着超凡脱俗的规格。正殿内宽敞明亮，面阔五间，四根石柱鼎立，木梁结构，金龙绕梁在上。金龙都是真金镶嵌，与换马岭炎帝神农陵庙正殿属同等规格。正殿原来还悬挂不少宫灯，到特定的节日点燃，正殿灯火辉煌，完全是一派皇家的排场。
年号悬疑
正殿东墙壁镶嵌的清康熙年《重修炎帝庙并各祠殿碑记》，对创建中庙的记载同样为“奉敕建立，其来远矣！创兴之始，杳不可考，重修则于至元之年”。由此来看，元代“至元”之年重修时，已是历代反复重修，创建的历史早已“杳不可考”。
台湾学者柏杨认为，中国历史最使人困扰的就是年号问题。年号本是中国在文明史上一大贡献，现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鲜、南诏、渤海，都是效法中国使用年号的。但中国的年号除了表示纪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还表示祈福、歌颂和改朝换代。一个新政权兴起、或一个新帝王登极、或发生一件自以为很大的喜庆以及什么理由都没有只是兴之所至，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年号。当中国内乱时，列国林立，年号如雨后春笋，目不暇接，如386那一年，中国境内就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年号。
即使在统一时期，年号所造成的气氛，也十分紧张。如唐朝第三任皇帝李治，在位仅三十六年，却改了十次年号。南周第一任皇帝武曌在位的时间更短，只有16年，却改了14次年号。
有些时候，甚至一年之中，也一改再改。如528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气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就第二次改元。第二次改元的诏书又刚出大门，接着就第三次改元，使当时的国人不胜其烦。同时也显示出这种年号制度的严重缺点，就是在时间上造成严重混乱。
例如元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朝至元六年，相距几年？一般认为当然是相距五年。这答案是对的，但不是绝对的对，事实上它可能相距77年，因为元王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个始于1264年，一个始于1335年。
又如天授三年与如意元年，以及与长寿元年，又相距几年？答案是它们同为692年，相距只不过几月。假如考古学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面刻着“建平元年制造”，恐怕世界上最权威的史学家和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家都不能确定它的正确年代，因为它可能是纪元前6年，可能是纪元后330年，可能是386年，可能是398年，可能是400年，可能是415年，可能是454年，也可能是508年。
那么，元代两个“至元”年号，这个“至元”可能是哪个年号呢？
第一个“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二个年号，前后沿用31年。从“重修”的行为来看，元初时炎帝神农高庙自羊头山迁至换马岭，显然是一个大规模重建重修时期，完全可能修缮了中庙。由“至元九年（1273年）始祭神农”为高庙迁建时间，举国开始祭祀神农，此时重修可能性最大。
“杳不可考”的“杳”字，是“日”在“木”下，就是古时在地面树立掌握时刻的圭表，当日落于圭表以下、即地平线以下时，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引申为看不到、听不到、没有信息，即为“杳”字本意。组词常有“杳无音信”“杳无人烟”“杳无踪影”乃至“杳不可考”。
碑刻记载“吾泫有上、中、下三庙，在换马者为上，在县治东关者为下，而余乡则其中也”。“余乡”是其余的乡吗？在场的李涛、张保德、邢中伟、邢安根、郭换中等村干部纠正了我的疑惑，“余乡”即是本乡之意，正如此庙门额题字“炎帝中庙”。另据院内东陪房门前清宣统三年（1911年）《重修炎帝庙暨村中诸神殿碑记》载：“本邑北界羊头山上有高庙，城东关有下庙，下台村建庙未知创自何代，称为中庙”得以证明。并且与“创兴之始，杳不可考”同样是“未知创自何代”。
碑文有一句重要的记载：“羊头山故有神农氏祠，环山居民岁时奉祀”。下台村距离羊头山仅8里，山上的“神农氏祠”即为“高庙”，环绕羊头山周围居住的村民每年都要上山祭祀炎帝，以祈祷五谷丰收。据村民介绍，每年到祭祀的那一天，上山祭祀者不下万人，是高平一年里最重要的活动。
无意间，又一次重修的记载被意外地发现。
殿前垫高为三层台基，沙质石条之间断续镶嵌着四块青石，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最靠东边的一块，由于紧靠台基的一株古柏持续生长，根部隆起而被顶了起来，台基便不平整，而且树身遮挡了青石的右边部分。经村里孟广发老人指点，我们向被遮挡的青石部位窥视，发现青石右端自上而下清楚地刻写着“至正四年岁次甲申後二月廿五日”。这个年号，比第一个至元年号晚了约80年，在第二个至元年号之后9年。
那么，七百多年前，炎帝中庙就已经被久远沧桑的岁月磨砺得“杳不可考”，这本身就在向我们传递着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世纪的久远信息。
令人疑惑的是其中那个“後”字。如果没有这个“後”字，“甲申二月廿五日”就很明确，那么这个“後”字意义何在呢？
孟广发老人果然有些道行，他摸着胡子娓娓道来。阴历每年12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就是354天左右，比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每年实际为365天少了11天左右，三年就少了一个多月。为此采取了增加闰月的办法，即“十九年七闰月”。这样依旧是每年12个月，只是有的年份多出一个闰月。例如八月之后可能增加一个闰八月。汉朝初年把闰月放在九月之后，叫做“後九月”。到了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太史令司马迁主持制定的“太初历”，闰月可能分插在一年里的各月。这个“至正四年岁次甲申後二月廿五日”，显然就是至正四年第二个二月，即闰二月，称作“後二月”。一个“後”字，令吾辈长了见识。
正殿东边称东殿，是“蚕姑殿”，村民俗称“姑姑殿”。姑姑即嫘祖，是我国最早开始养蚕之始祖。由此后人开始养蚕织丝，有了服装。由“衣食住行”我们可以领会，衣食是人们最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人们常表示生活贫困就说“缺衣少食”，说节约就说“节衣缩食”，说生活富裕就说“衣食无忧”。炎帝神农氏与嫘祖共同为我们解决了衣食之忧，岂不应该享受共同祭祀？不过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炎帝神农氏还是排在首位。
东陪房是关帝庙，祭祀的是三国名将关羽。关羽生前官居“汉寿亭侯”，后来声誉日渐提高，逐渐成为武圣人，乃至被后世封为帝王即“关帝”。但神农氏之“神”仍高于关帝，因此关帝庙居炎帝神农殿以东。
按照《重修高禖祠并太尉殿碑记》记载，“炎帝高禖祠僅两楹，跪不容膝，即二人并肩相摩焉。有住持僧普修慨然曰，高禖神可以如是隘乎？爰化社首殷基隆寺，暨一乡善士捐金鸠工，西陪房朝东小房高禖祠，西殿药王殿……”落款年代为康熙五年。可知与炎帝神农正殿西面并排的是药王殿。
谁是药王
炎帝中庙的药王殿供奉的是哪位药王，没有找到碑刻记载。按《搜神记》记载“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太原神釜岗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神农本草经》至今还是中医学经典，绵延五千年中医，皆出自神农尝百草之后，岂有超脱神农氏之上者乎？
只有在此中医始祖之下，才可能另外排列中医圣者。太原市郊区的晋祠三圣祠，药王神农氏就供奉其中。神农氏塑像前，排列着中国历史十大名医木主，分别为雷公、岐阳、扁鹊、仓公、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皇甫谧、葛洪、陶弘景，这其中多有药王之称。
例如扁鹊，春秋时期渤海莫郡人，即今河北任丘，姓秦名越人。初为江湖行医，医术高明。善用四诊，尤其是以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为蔡桓公诊病时，一望便知病入膏肓，民间称神医，亦称药王。郑州城东北有药王庄，为扁鹊故里，药王庙专祀扁鹊，香火最盛。
又如孙思邈，唐代京兆华原人，道士、道教学者，医学家，不慕名位，长期居终南山为人治病，被尊为“药王”，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是集唐以前医学大成的名著。孙思邈对医药学的重大建树是他首创“复方”的概念。陕西耀县有药王庙，祭祀孙思邈。
祖籍高平本地的王叔和，生于三国时魏正元年间（约公元255年）山西高平县医学世家，自小随父亲行医采药，足迹遍及华山、泰山、太行山，精通经史子集，积累了丰富的药理经验。他善于总结，勤于记载，对前人扁鹊、张仲景、华佗等遗著进行总结研究，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医药理论，尤其是对脉学有系统的研究。王叔和将东汉名医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关于杂病一节整理后，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使这部奇书得以流传。隔海相望的那位大长今就依据了这本医书治好了皇帝的病，因此捡得一条小命。
晋永康年间（约公元300年），王叔和被召入洛阳任太医令，专为宫廷和朝中士大夫诊脉看病。由于他精通药理，进京3年后在一次药理竞技中夺魁，被敕赐“药王”称号。
鄂豫皖三省交会处连绵千里的“大别山”，新洲区东北郊与麻城市接壤处的小村药王冲有古药王庙、药王坟，即晋代名医王叔和墓地。药王坟碑记云：“药祖晋代人也，世居山西泽州府高平县，及元帝渡江，五胡乱华……乃渡河南徙避居于世焉……祖以神医寿世，朝廷敕赐‘药王’，今‘药王坟’、‘药王庙’、‘药王冲’其名所由来也……”
《山东通志》卷二十一《秩祀志》中也有先医庙的记载，先医庙即祭祀历代名医，每年两祭，分别在农历的二月和十一月祭祀。各地在先医庙供奉有所不同，一般的祭祀是正殿供奉三皇，伏羲、神农、轩辕；左右四配：勾芒、风后、祝融、力牧等神像；东庑供奉的有：僦贷季天师岐伯、鬼俞区伯、高俞跗、少俞少师、桐君、太乙、雷公、马师皇、伊尹、神应王、扁鹊、仓公、淳于意、张机；西庑十四人：华佗、王叔和、皇甫谧、抱朴子、葛洪、巢元方真人、药王孙思邈、韦慈藏启元子王水、钱乙、朱肱、李杲、刘完素、张元素、朱彦修。
以上所述几个地方为何都没有李时珍呢？难道因为他是太医，居宫中服务皇亲贵戚，下层百姓敬而远之？或因历代形成传统，明朝属近代尚未列入？不得而知。却是高平人比较公允，郎公山下李家庄炎帝庙里有个名医殿，祭祀五位名医分别是李时珍、张仲景、扁鹊、华佗、王叔和。这是高平古人的认识，对高平今日名医判断完全可以做个参照。
各地尊崇的药王、神医虽略有不同，但炎帝神农氏居最高位却是不约而同、毫无疑义。因此，中国的药王当之无愧地归属神农氏。炎帝中庙即炎帝神农庙，在此中医始祖之下列出历代名医，方显中华文化五千年历史传承之源与流。
高禖之祠
坐西朝东的高禖祠，是我国历时最为悠久的祭祀之一，源起上古，流传至近世。它既是庄重肃穆的宫廷礼仪，又是万众狂欢的民间风俗。
唐代以前的高禖祭祀，多在一座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宫殿型建筑内举行。平时宫门深闭，故称“閟宫”。每年春暖花开、燕子北返的时候，由天子亲率一大群妃嫔前往，献上牛羊猪三牲，《礼记·月令》记载：“仲春）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与此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民间亦各有名称不同的高禖祭场，踏歌舞蹈，谈情说爱，气氛热烈奔放。其中的某些形式，至今还保留在南方一些地区的传统性节会中。
然而，无论是庙堂或是草野的高禖之祭，似乎谈论都属禁忌，所以古代文献中从无详实记载。晋朝时，因为出现了高禖祭坛上“石主”破裂的突发性事件，由此引起争论，世人才因此得知神秘莫测的高禖之祭的对象，原来是一块经过人为加工的石头。从此，这块石头的象征意义，乃至与此相联系的高禖之祭的性质和作用判断，便成为人们猜测的话题。
一般认为高禖即媒神。相传宇宙初开，只有人面蛇身的伏羲和女娲兄妹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伏羲要和女娲结为夫妻，以期繁衍，女娲自觉羞耻，便给兄长出难题：“你我各找一块石头向山下滚，如果两块石头合到一处，即是上天作合”。岂知这种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奇迹居然发生。女娲和伏羲便由上天做媒，结为夫妻，生儿育女。后人不忘上天好生之德，就以这块石头为膜拜对象，“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禖之神”（《路史》）。“皋禖”又写作“高禖”，即媒神之意。以李家庄炎帝庙高禖殿供奉伏羲、女娲，似为此意。
又有认为高禖即人祖。《通典》记载：“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为主。”后人进一步阐释为“灵石”，即混沌初开时，本无生人，人是从石头里迸出来。这种石变人的传说，中外神话里都有，所以高禖所祭的石头称为“石主”，又写作“石祖”，就是人祖即人类始祖之意。
中庙旱龙
中庙村过去名为下台村、下太村，正月十五、十九及另外某个日子，在太子殿内，要有三家音乐会聚“乐台”，为炎帝神农氏奏鸣乡音，同祝丰年吉祥。
阴历三月十五是下太村赶庙会的日子，庙会自然就在炎帝中庙戏台之前二亩半的宽阔场地举行。庙里的供品三月十三就已经上供，供品是猪、羊馒头。
20世纪中后期，炎帝中庙是中庙村的小学校址，后来高平发现炎帝陵，又发现炎帝中庙是炎帝神农古迹，小学即搬迁而走。现在没有了学生每日踩踏，地下砖缝全都遍布蚯蚓的排泄物。山西是干旱高原地区，为什么中庙院内会有这么多蚯蚓呢？
观察中庙村地形位置，处于羊头山下不远处。俗话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凡高山上渗流的雨水常常会以泉水流出，羊头山周围就有多处泉水。炎帝中庙虽然没有泉水直接流出，地下水资源却很丰富，大量生存的蚯蚓证明了中庙村一带地下水位高，土壤肥沃，这就是炎帝神农氏能够在羊头山一带创制五谷种植的自然地理条件。
当然，如遇水分过多，于五谷种植也有不利。因此到了北方雨季的六月十九，如果当年雨水过多，就要请出三位太子塑像，约一尺高，选出三人各自置于项上，穿戴帝王服饰，一直垂下到负载人的脚，路人相见即高出常人一尺。巡视活动要先后到当时的下太村、观音堂、大碾庄三个村社。见者均要拜三拜，以配合并感谢“导水”。这似乎也有远古大禹治水遗俗的痕迹。
因俗传下太村炎帝庙里是旱龙，遇丰水年份要以旱龙“导水”。因此遇到旱年，下太村便无此活动。这是因为三位太子越出越旱，只有涝年以此仪式“导水”以保收成。再看目前炎帝中庙正门的两个石柱础，呈正方形，雕刻工艺极其精美。靠上部四角各有一条龙头，口中向下吐出激起水花的水流。东西南北四个面中间都刻有麒麟转头瞭望。柱础之上是石柱，一般龙不在低处雕刻。那么，这个本应高高在上处于仰望之处、现在却处于下边柱础低头俯视之处的水龙，图案的意义似乎很明显：炎帝中庙是旱龙坐镇，此地土壤水分足，一般应该减少降水，吐水的水龙在此要受些委屈，旱龙特别受到尊崇。
与此不同的是团池村炎帝庙里的水龙，遇到旱年要请出“降雨”，以保丰年。团池炎帝庙主祀的是四太子疙瘩老爷，村民怕身上长疙瘩，炎帝四太子常用医药，如此可保平安。
据传神农所撰之《神农书·神农求雨篇》记载“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为青龙，又为火龙，东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为赤龙，南方壮者舞之；戊已不雨，命为黄龙，壮者舞之；庚辛不雨，命为白龙，又为火龙，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为黑龙，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潜处阖南门，置水其外，开北门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曝之不雨，神山积薪，击鼓而焚之。”这个记载，说明了高平乡村至近代还以不同的方式求雨，有其深厚的文化传统根源。
至此我们可以感觉到，炎帝神农农耕文化，在高平各村祠庙都能感受到各自不同的尊崇方式和文化信息。其它省份近年巨资打造纪念性炎帝祠庙，庙堂一新，歌功颂德，却难于在炎帝神农文化内涵方面做文章。高平与其形成鲜明对照。
据村干部介绍，1995年中央电视台报道炎帝中庙以后，就经常有来访参观的，长治市的厂矿、机关、学校多次组织来访，外省市也时常有人前来参观。全国记者团曾经到此参观采访，方圆十里八里群众都来观看，人山人海上万人，比祭祀神农老爷还热闹！
为了保护炎帝文物古迹，村里组织村民在中庙周围种植了许多松柏，子孙后代再来看时，就已经是古树名木了。目前已经安排人员专职管理炎帝文物，开始炎帝神农民俗文化研究。
2007年高平市公祭炎帝神农氏，中庙村张保德村长兴奋之余，特作诗一首《羊头山公祭》：“赤县文明五千年，首阳山岳居祖先。尝草医药日中市，始创五谷食为天。今朝后裔祀业绩，同祭共拜竹叩前。欲问姜公诸神往？红烛香烟绕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