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读到黄绍兰的介绍，都会生出一肚子的疑问来。有才气、有胆识、有志向、有机遇、有成就，可以再举出一长串支持黄绍兰走向学术之路的理由。不提什么反清、反袁、办学以及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提供便利的功绩，单单说她是章太炎一生唯一的女弟子便已足够了。
“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从皇帝、太后到扛鼎祭酒的大师，章太炎把什么人放在眼里过？手下门生中，他格外垂青的就算是黄侃黄季刚了。女生中，除了夫人汤国梨外，恐怕黄绍兰还能入他的法眼。
偏偏这个黄绍兰就嫁给了黄侃。偏偏这个黄侃就是不待见黄绍兰。偏偏这个自诩为黄木兰的牛女就爱吃黄侃这壶醋，死都不放。师母汤国梨实在看不过去，大骂黄侃是个“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蕲春人物彬彬”，说的是湖北蕲春出人物。女的出了黄绍兰，男的出了黄季刚。
看介绍说，黄绍兰生在晚清，自幼跟着父亲读书，性格泼辣爽朗。有一点和师傅章太炎很像：章仰慕顾炎武，移名太炎；黄以花木兰自励，嫌原来的“梅生”太温和，更名为绍兰。绍，继承延续之意。
名字改完了还不算，还得照着去行动。这也是民国人的一种特性，知行合一。不过，黄绍兰比花木兰有学问多了，汉口教会学校打基础，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长学问，在学校里还干了一件“大逆”的事。1908年，慈禧、光绪先后驾崩，学校举行“哭临”，人家都是面朝灵位站立，虔诚之至，就算是做做样子也罢。但她偏不，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背向灵位，不知道她的心里那是美啊还是乐啊。这倒有点提前“师承”的意思。章太炎骂慈禧吸食民膏、割地求荣，骂光绪小儿是菽麦不分的“载湉小丑”，早已经在民间疯传。
不过，后来章太炎肯接受黄绍兰为徒，并非因为革命，恰恰是因为学识。
黄绍兰与章太炎的师生缘，当然少不了黄侃这个环节。
荆楚蕲春出过不少名人，黄家作为地方大姓，从不落后。蕲春县青石岭尹家河黄洼湾有处人家，家长黄笑春虽家贫，但从不放弃学业，经史、医道、文学，样样精通，且为文自成一体，不受拘束，有心问仕，却屡战屡败，索性弃仕，安心教授下辈。他膝下无子，带着几个女儿，讨生活的同时供养她们上学。其中一女，名为学梅，聪颖强记，性格泼辣爽朗，很为他喜爱。
黄家两公里外有个大樟树村，村子依山傍水，有三峰山被誉为“笔架山”，村里有两口池塘谓之“砚池”，有风水先生说这是出文曲星的风水宝地，人们听了只是一笑，谁也没有当回事。
但村里出过一位大人物，叫黄云鹄。黄云鹄学识渊博，据说是北宋黄庭坚第17世孙。他是咸丰三年（1853）进士出身，官至二品，负责纪委监察，执法严正，有“黄青天”之誉，但也得罪了不少人。
文人多喜欢游历四方，有一次，他出游四川雅安金凤寺，与寺中一位能诗的和尚酬唱甚欢，竟流连多日，连上班都忘了。这事被人知晓后参了一本，执笔的幕僚不问青红皂白，直书“流连金凤”四个字。简练的文字常常能杀人于无形。清朝文字狱罄竹难书。上面的人见奏折上有“金凤”字样，误以为是歌舞伎一类人物。官吏不许狎妓，可严可松，可大可小。没多久，他就辞官携全家返乡。
归乡后他专心治学，诗书画赋，留下了不少作品，并与张之洞交往甚密。
或许，黄云鹄因着廉洁被冤枉栽倒了风流韵事上。但他的回家，为儿子黄侃的前途带来了几多预示。
黄侃初名黄乔鼐，鼐是古时的大鼎。这名字寓意再明显不过了，黄云鹄希望儿子成就大才。黄侃是他60岁后所得，老来得子，更为珍惜。
而世间关于天才，传说总是源源不断。据说黄侃抓周时，稚嫩的小手抓的是笔墨。老黄一手把酒，一手摇晃着小儿，喜笑颜开。三四岁时，黄侃即能跟着诵读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儿时人出对“进进出出笑颜开，人人满意”，黄侃对“挑挑拣拣花色美，件件称心”。最传奇的是，黄父赴张之洞约请，率子入武汉。有一次，黄侃在书店迷上了《资治通鉴》，最后与老板打赌，背诵其中章节，临走时赢得了六本《资治通鉴》，“神童”之说不胫而走。
神童黄侃曾拜读于同姓黄笑春门下，学习经史，同学中就有小他6岁的黄学梅。青梅竹马，情窦初开，若有发展亦是顺理成章。就这一细节，章太炎夫人汤国梨说，黄绍兰十二三岁时，曾拜黄侃为私塾老师。推算当时年龄，黄侃应为20岁，正是情感滥觞的季节。
黄笑春看在眼里，并不作梗。他虽保守，但终对这个出身名门，且学艺俱佳的同姓才子心怀好感──好像学习好的孩子，总能得到大人的偏爱。
到了升学的季节，黄侃告别荆楚，去了日本留学。黄绍兰进了江汉教会学校，诵读圣经同时不忘《史记》和《木兰辞》。
在东瀛，黄侃夜读撒尿，与楼下的章太炎不骂不相识，成为响当当的大师大徒。归来时，天朝已经快变了天。立宪呼声、革命呐喊、改革风潮……光绪皇帝诡异地驾崩，疯狂而充满欲望的女人慈禧随之病逝。大帝国面临大变革。
各种势力蠢蠢欲动。饱蘸着革命的浓墨，黄侃从辛亥群雄的发源地东京风尘仆仆而来。
他的武器是笔，如椽大笔。其《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中说：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为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痛巨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非大乱不能大治。黄侃一向固执加倔强。
这是宣统三年（1911）的7月，帝国内忧外患，革命烽火一触即发。已是同盟会员的黄侃赶赴武汉，拜访了革命报刊《大江报》报馆，其主编詹大悲是黄侃的蕲春同乡。众人会面时推杯换盏，群情激昂。听完《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詹大悲拍案叫绝，当即签字，送排字房发排。
七月流火的武汉，这篇2 0 0余字的猛文一上市就受到疯狂追捧，报纸为之脱销。言论发酵，思想的传染力，早已经不受腐朽的清廷掌控。
通缉、抓人。《大江报》馆遭查封，詹大悲、何海鸣被捕入狱。黄侃远走他乡。
他去了哪里呢？
此时，黄侃已是有家室的人，但他与原配妻子王氏聚少离多，共同语言本就不多。
黄侃惦念着那个昔日的同学黄学梅。
眼见外强攻掠，内政恶化，黄学梅一直仰慕鉴湖女侠秋瑾，目睹混乱时局，久生忧愤，要做新朝的木兰。她从北京师范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心智成熟，早已褪去稚气。求学期间，她由于不尊光绪、慈禧忌日，险些被开除学籍。后来她去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堂教书，宣传的还是革命的一套，与黄侃的“大乱方有大治”不谋而合。
辛亥春，大地回暖，百草初萌。两人从荆楚走出，在中原相遇，分外激动。黄侃入河南政府就职，兼职教学，课堂上常有发起革命、掀翻清廷等敏感词语，颇为扎眼。激情碰撞中，他们生出了温柔的情怀。两颗带有坚硬外壳的心变得柔软紧贴。同居之说，沸沸扬扬。汤国梨说，两人同乡同姓，且黄侃辈分在黄绍兰之上。但一对新人，何曾在乎旧俗？
甜蜜之旅总是短暂。由于他人告密，黄侃待不下去了。他像师长章太炎一样，开始逃亡之旅。
乱世之中，两人黯然道别。有人说感情最不是东西，但感情常常让人不知东西。
走吧，走吧，大丈夫何患无前途？革命的先声已经响起，你就是那冲锋的猛人。我将随你而去，助战，助战！“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这样的诗句，黄学梅吟读得声声有力。黄侃心潮澎湃。
那天说好不送，但还是去了。阴天，行人很少，气压有点低。黄侃拿出昨夜仓促而作的《清平乐》：
香浓语腻，略解悤悤意。人静秋街风细细，怊怅两人空醉。
满堂灯影摇红，回思却是朦胧。重现不知何处，青溪昨夜相逢。
黄绍兰不忍面读，只是笑容相送。眼见那个人远远的，远远的，只剩下小小的黑点，心中早已泪流成河。
辛亥革命爆发后，武昌首义成功。但很快清军卷土重来，反攻势头很猛。黄侃与众革命人士商议，在蕲春发起“孝义会”武装起义，准备从湖北北部攻击冯国璋部，救武汉于水火。一时间，黄氏祠堂聚齐三千义士，虽然武器落后，但士气高涨，大有一举攻进帝都的势头。无奈当地劣绅顽固，不但不依，反倒告密。清军大举围剿，义军溃不成军。黄侃再次逃亡。
黄绍兰岂肯落后？当武昌成为一片火海时，她偏往里面钻去。黄兴对她下达密令，要她赶赴上海，联系同盟会上海领导人陈其美等人，实现光复。事成后，黄绍兰留在上海都督府继续革命。义旗高悬，大势已开，风往北吹，北伐势在必行。用人不分党内党外，更不分男女。
“铁衣寒光关山度，谁说女子不如男。”黄绍兰有了用武之地。上海作为革命后备大本营，在男人冲杀之际，几多血性女子要求上前线，于是女子北伐光复军组织了起来。其核心领导人就是沪军都督参谋长黄郛的夫人沈景音。黄兴夫人徐宗汉也积极助力。黄绍兰善马术和剑术，她加入后，很快成为一大主力。得知消息的进步女性纷纷报名，数百人的队伍蔚为壮观，更有不少成员是新婚不久。一个时代的进步，不只表现在物质的丰富，更要求心灵的自由释放。黄绍兰觉得，这真是壮阔的时代，可以不用裹小脚，不用恪守女德，不用惧怕闲言，唯一要做的就是释放，激情、激情，全部的激情。
女人从来没有这样敞亮过，她们的热情鼓动了义士们的雄心。陈其美很快批准为北伐女队提供军备和经费。接受报名，发放军衣军备，筹划后勤保障，研究战术，规划行军路线……黄绍兰忙碌不已，似乎要把所有浪费的时间都狠狠地补回来，都拉到这个辉煌的新时代来。
姐妹们英姿飒爽，素颜示人，再也不靠浓妆艳抹取悦谁。她们要还自己本来面目，明媚而美丽。
辛亥烽火连天烧的寒冬，她们的先头部队去了南京，进驻南京碑亭巷，被称为“女子荡宁队”。舆论一片褒扬：“九州深仇未敢忘，纤纤弱质冒严霜。沙场胜似香闺乐，抛却金针且荷枪。”
秋瑾的铁姐妹吴芝瑛女士盛赞她们：“一洗数千年来女子昧弱之习。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这支军队，冒着炮火，完美地配合革命军打赢了南京之役。无形的精神力量，有时真是不可估量。
后来，孙中山亲自对这支部队下达北伐令。作为革命军中唯一的女队，女子北伐光复军被改编为女子北伐队，重新编制为临阵、补阵、侦探、卫生四队，继续北上。
不知道黄绍兰是否注意到，部队里有一位大眼睛、鸭蛋脸、身材苗条的女教师。她在上海教授新学，芳名汤国梨。
参加女队前，汤国梨写下“莫道秋光多肃杀，经霜红叶烂于花”的诗句明志。女队初期，经费无着落，正是汤国梨建议组织游园会进行筹款，到处邀请有识之士参加，以高价推销入场券，同时准备许多高级饮料、纸烟、雪茄、饼干、糖果、水果、鲜花和妇女用的化妆品，还有队员们当场自制的三明治，在会场中举行不定价的义卖。最终总共募集到五万多元钱。后来，女队解散，向孙中山请示这五万元款项的用途。孙中山予以嘉奖，并建议作为办学校和报社的经费。
或许是匆匆一瞥，或许是有过一面之缘，也或许是压根就不曾相识，但黄绍兰与汤国梨这次共同的经历，必定为后来的交谊奠定了基础。
北伐队解散了，留守南京的黄兴留下这个本家后辈做事——教书，只是教授的群体很不一般。大批革命者牺牲在了新旧天地中，留下许多孤儿。
黄绍兰提议建立辛亥革命烈士忠裔院，“为造就忠裔，矜恤孤寒”，她自任院长。民国陆军部拨款专办，南京大石桥的昭忠祠辟为校舍，成立后响应者众多，从全国各地送来的烈士遗孤多达数百人。
这些孩子来自不同的地方，年龄也有悬殊，教育背景更是参差不齐。为此，黄绍兰把他们分为两期：6—11岁的进行幼稚园教育，11—15岁的进行小学教育。以《小学章程》为标准，对他们因材施教，授以军事教育及国民应有之常识，量才培育，这样既解决了战争孤儿的生存问题，又为社会培育了大量建设人才。她与教员们精心编写的白话教材也效果颇佳。昔日的昭忠祠变身为辛亥烈士忠裔院，琅琅的读书声从院墙内传来，直至今日的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这是1912年的5月，她站在学校大院里，看着金陵上空的飞鸽，看着孩子们渐渐从丧亲的阴影中走出来，在阳光下肆意地奔跑。她觉得，这是她一生最美的事业。
有时候，她真想写封信告诉那个博学的老师兼学长兼族叔兼知己黄侃：我在这里一切安好，你好吗，你那里天晴吗？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是啊，就那么说些废话也好啊。是知己的话，就连废话都会弥足珍贵，都像镶嵌了密码，随时可以读出更深一层的意思。这些琐碎的事情，不过就是我掰碎了的思念。此时的黄侃在哪里呢？还没等黄绍兰找到确切地址，她的理想校园就在风雨中飘摇了。
仅仅过去了一年，“二次革命”失败，拖着小辫子的满人张勋攻陷了南京。全城哗然。忠烈遗孤危在旦夕，黄绍兰镇定自若，安排师生转移，革命军积极配合，护送他们的战友后代回家。
南京是肯定待不下去了，黄绍兰处理完学校事务后，直奔上海，向黄兴夫妇汇报了学校的善后情况。黄兴及夫人徐宗汉对黄绍兰大为赞许。这是个可用的巾帼。他们留下了她。
当黄绍兰正在筹谋着下一步该为革命做些什么时，陷入迷茫的她再次想起了那个写诗给她的黄侃。小心地摊开那张纸条，诗句映入眼帘──其实她早已经背诵下来了，但还是想亲眼看看，见字如面。她也纠结过，这个人毕竟已有家室，又是同姓尊辈，不可再生枝节。
人常说女人的理性远远胜过男性，其实不然。男人一旦决意他求，一定会断然离去。而女人则常常恋恋不舍，甚至走回头路。水做的女人，随容器而方圆。
上海的街头，摩登而迷幻，海派的花花绿绿与洋人的各色时尚掺杂在一起，构成这个中国最大都市的缥缈风景。在这里，黄绍兰想过见到一切能够见到的人：生人，熟人，亲人，未知的爱人，却唯独没有想到，见到黄侃。
关于两人的相遇，无论是正宗传记还是流传的黄侃日记，都表明是黄绍兰主动上门。此说颇有道理。黄侃为其长辈，又曾是其师，年龄也大她几岁，上门拜访合情合理，与男女感情谁主动无关。
黄侃的心是忐忑的。多年不见，这个女子是瘦了，胖了，美了，丑了，学问是否长进，性格是否变化，有没有许配人家？或许最后一条才是他最关心的。
他乡遇同乡，又是多有交情的同乡。两人短暂地沉默，时间似乎一下子静止了。在这滔滔黄浦江畔，在这繁花似锦的闹市一隅，他瘦了，她依旧是贤淑的美。四目交投，一股暖暖的热流，穿肠而过。
他有太多的话想说，像是积攒了千万年。她有太多的惆怅想倾泻，像是从天上落下的银河。但他们什么都没说，就这么看着对方。四周静谧，或许是他们忽视了那些庸俗的繁华。只想这么静着，生怕惊动了什么，敏感的东西。
长衫拖地，目光如火。黄侃打破了沉默。言语中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内容，更多的内容都隐含在了心里，隐含在那些普通的客套话里。她听懂了。
家乡义事失败后，黄侃觉得自己终不是个打仗的人。到上海后，他像中邪似的，一头扎进了书堆里，任窗外风雨呼啸，唯有书香宜人。
人说，上海是富人的天堂，你所能想到的想不到的享受和奢靡，只要有钱，都能够随时获得。
但黄侃只是一介书生，且他追求的方向只是读书。他读书的方式很辛苦，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他对书籍有着圣洁的敬爱。读书每有计划，不受任何因素影响，就算耽误了，也要秉烛夜读，直到读完计划页码，方肯就寝。
1913年的除夕夜，万家欢聚，爆竹轰鸣，璀璨的烟火升腾在外滩的上空。孤寂的黄侃，伴着书香一起守岁，凝神端笔，且读且注。他言，读书前“要如一字不识人”，方能读书。他喜欢随手圈点，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3遍；《清史稿》全书100册，700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直到临终前，他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这一年来，《尔雅》、《广韵》、《说文》，等等，黄侃在学术上收获颇丰。饭桌上，他拿出了自己闲时就手而作的诗句，递给黄绍兰：
戎幕栖迟杜牧之，愁来长咏杜秋诗。
美人红泪才人笔，一种伤心世不知。
簪笔何殊挟瑟身，天涯同病得斯人。
文才远愧汪容甫，也拟缡辞吊守真！
菜不多，荤素搭配，黄侃还要了一壶酒。黄绍兰没有怎么动筷子，也拿出了她写的近作，有些犹豫地递给了黄侃。
黄侃阅后会意，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问黄绍兰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生逢乱世，除了漂流，还有什么更好的打算？绍兰含糊回答，她心里要强，哪里愿意在这个熟悉的陌生人面前泄露心思。但她同时又是矛盾的，欲拒还迎。
章太炎一生之中最爱弟子黄侃，多次夸奖盛赞，得知黄侃去世时，他痛苦地喊道：“这是老天丧我也！”
与此成对比的是，章夫人汤国梨似乎对黄侃颇有“成见”，一再“揭发”黄侃：“据说，他一生共结婚九次。刊物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因其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不过细想想，这样一位狂士，若是没有几个性格特点，岂不早就淹没在深不见底的学人中了？
从知道黄侃已婚的那一刻，黄绍兰心里便已惴惴不安。她隐约感觉到，这是一次冒险的旅行，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不知道中途会发生什么，但却无法阻止自己往前走。
新旧交替的时代，多少新人娶了旧人。胡适、鲁迅、孙中山、蒋介石……无一例外地遭遇了“糟糠之妻”。那一拨人的原配，大多与丈夫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想的多是过日子、生孩子。她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海外到底有多大，她们心里只能容得下一个家，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恰恰心似狂野，恨不得拥有整个银河星系。这些旧人最终大多沦为“闲职”，慢慢枯萎而去。其中，胡适的太太江冬秀是个大大的意外，至死两人都是恩爱的，即便间有枝节，也不妨碍胡适这个“新三从四德”夫君的完美形象。
黄侃也不例外，原配王氏守在那棵大樟树下，眼望一双被誉为“砚池”的河塘，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直到油尽灯枯。
在摩登现代的大上海，这桩不伦之婚进行得恍惚而温暖。他们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黄绍兰自小习经史，对文章、尔雅、六书、音韵多有研究，这些都是黄侃的强项。黄绍兰一手书法也写得漂亮，楷法直追溯到晋唐，模仿三代帝师翁同龢几可乱真，众多名家为之赞叹称奇。黄侃的书法则以“楷书四大家”的欧阳询、赵孟頫为蓝本，融会贯通，五体皆能。他自称常“照写《阁帖》中汉章帝、晋宣帝、张芝、皇象、索靖、蔡琰草书及所称古法帖”。
单单书法一题，两人就足以聊上几天几夜。当然，面对栀子花一样芳香的才女，黄侃不可能只与她谈书法。她21岁，正是丰腴诱人之际；他27岁，却是气壮如牛之时。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他有些激动，觉得这是上天赋予他的神作。他天生多情，于“好色”此一爱好从不满足，甚至在词中发感慨：
沧波泪溅，算留得、闲愁未断。凭曲栏，讶瘦杨如我，难招莺燕。
“讶瘦杨如我，难招莺燕”，居然自怨长得不够帅，招惹的女子还不够多。黄侃真算不上帅哥，但这丝毫不碍他寻求“招莺燕”。这厮到底想招多少莺燕呢？或许，永远都不够。因为这取决于一种叫雄性荷尔蒙的物质。这种物质，才子中人人皆富足，王国维、徐志摩、郁达夫，谁又能说没有呢？只是黄侃善于发泄，不愿隐藏。含蓄的王国维则全都倾注在了古板学术上，直到投湖而去。
云散雨收。黄绍兰微微有些失意，但说不上来是欢喜后的失意还是因为担心失去而失意。幸好，还有正事暂时收心，创办上海博文女子学校的担子落在了她身上。这是个革命延续的学校，名流云集，众多要人关注。
当黄绍兰忙着筹办事宜时，意外还是发生了。黄侃在上海的生活几欲断炊，他接到了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引荐任教。这是个好机会，黄侃不顾黄绍兰的意愿，毅然而去。
黄绍兰日子也不富裕，平时兼职做家庭教师补贴生活。这时另一个意外接踵而来。她有了。别人称之为“有喜”，她不敢妄称。因为她始终有一种不踏实感。欣喜，忐忑，无助。她唯一能想到的人，只有黄侃。但偏偏这个人不在身边，他会是怎样的反应呢？毕竟我们是夫妻啊，只不过他用了假名而已。但情感不假，夫妻生活是事实啊。
但这证人只有一个黄侃。意外还会有吗？会。吕碧城是响当当的先锋女性，她有个胞妹正在北京读书。其与黄绍兰有些交情。她的一封电报，险些让黄绍兰窒息而去。人间不幸的不是猜不中，恰恰是不幸言中。黄绍兰的不踏实感如影随形，现在终于降临，只是时间早了很多。
黄侃到北京不久，就与一位名叫彭欣缃的苏州籍女学生相好并同居。传言说，这位彭欣缃年轻漂亮。传言还说，这桩婚是有人做媒的，说女方出身名门，外祖父还中过状元。如此云云。黄绍兰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是说好要相守相思吗？
前游如梦谁能记，回首空流泪。朱颜那得似从前，惟有秋光依旧自年年。天涯纵有知心侣，不解怜卿苦。夜长人静酒初醒，万境萧条何处诉深情。
难道这曲《虞美人》是写来糊弄小孩子的？
没有眼泪，没有痛骂，没有仇恨，有的只是痛苦。她要去问个究竟。
她太了解这个多情种了，但心里还是充满着侥幸。感情的事似乎常被侥幸蒙蔽。愤慨之余，她来不及收拾行李，就匆匆赶赴北京，手里紧紧地捏着那张结婚证书，像是扼着自己的未来命运，还有肚子里孩子的呼吸（按汤国梨述，黄绍兰与黄侃育有一女）。
“情敌”见面，没有任何争执，有的只是两位高知识女性的温婉和文明，还有克制。然而，表面上理性使然，但内心中，明明流窜着一股怒火，对负心人的怒火。告他重婚罪，他应该受到惩罚。两位女子意见统一，联合起诉。
但很快，黄绍兰就发现了问题，结婚证上的新郎明明是李某某，而非他黄侃，如何能告得赢？她退缩了。但实际不如说是，在她的内心里，并不想这个人受苦遭罪。这么大的京城，这么大的国家，她所在乎的不过就是这一个男人。她不但要撤诉，还力劝彭欣缃好生照顾黄侃，说这个人只知道死用劲，拼命读书，你们若是幸福，我也欣慰了，之后颓然返沪。
回来后，黄绍兰原本泼辣外向的性格，开始变得幽闭内向。有什么事情，总是严严实实地裹在心里。肚子一天天大了，思念一天天淡了。孩子如期而至。新鲜生命的来临，总是给予母亲的惊喜。是个女孩，像玉一样透明，取名阿钰。
这个时候，她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男人来了。是父亲，那个博学而固执的黄笑春。他本只是前来探望这个让他骄傲的女儿：高材生，参加革命，倡议办学，结识名流要人，前途无量，让其颇觉欣慰。但眼前这个女婴的到来，给他兜头泼了一盆凉水。当他知道这一切与那个他颇欣赏的黄侃有关时，更是大怒特怒。他有一千个理由去找那个负心的王八蛋讨个公道，但他没有，反倒为难起了自家女儿，冷然决定，与这个正需要照顾的女儿断绝父女关系。
这对黄绍兰来说，不啻雪上加霜。体内的剧痛一阵阵袭来，满目白色的医院，显得如此悲凉而绝望。是女婴的啼哭，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母性伟大之处在于，可以为一个男人死上上百遍，但一定会为孩子好好生一回。
抚养孩子，自习经史、书法，筹办学校，她忙得不亦乐乎。忙，成了最好的疗伤药。
在教育前辈黄炎培、黄兴夫人徐宗汉，以及邵力子、邹鲁、张继等人支持下，学校创办顺利，黄绍兰任校长。支持人中还出现了汤国梨的身影。就在黄绍兰与黄侃感情蜜月期时，章太炎迎娶了汤国梨。这段本该流传甚久的佳话，却成为黄绍兰不堪回首的郁闷往事。
交往期间，黄侃不可能不向黄绍兰提起章太炎。这个名字在学界，如雷贯耳。博文女校所在地为上海白尔路，距离章太炎先生寓所嵩山贝勒路礼和里，不过是十多分钟的路程。章家两个女儿都在博文女校小学部就学。就此，黄绍兰与汤国梨有了正式的交往，说起各种往事，那一年的女子北伐队自然成为共同的话题。
汤国梨很是欣赏这个木兰精神、菩萨心肠的女子。黄绍兰刻苦好学，写下了《易经注释》四卷本，一直压在箱底，不敢示人。章太炎是研究易经的大师，如果让他斧正，定有大收获。机会不容错过，她抱着追星般的虔诚之心，大着胆子请汤国梨帮忙。如果能有机会拜大先生为师，那真是祖上修来的福分。
章太炎门下弟子并不少，从日本一直拜到了国内，散布各处，但女弟子尚是空缺。或许是无人能胜任，或许是缘分未到。
黄绍兰于苦难背运中有了转机。汤国梨从中帮忙，说了她不少好话，其实只要把黄绍兰真实的学识如实转达即可。但也有可能，汤国梨有意让先生收下一位女弟子，一是这位女子的确胜任，且是章门第一弟子的女人；二是她自己平时常受先生的鄙薄，譬如她好不容易作了一首好诗，拿过去后，却被诬为哪里抄来的。既然你那么看不起女流，那就收一位女弟子试试如何？
名人收弟子多有门槛，大师更少不了这一关。章太炎淡然说：按说我是不大收女弟子的，但见你心诚，就试试吧。这样吧，你试着写几篇三体《石鼓文》，如写得好，就破例收徒。
什么是《石鼓文》？顾名思义，是一种刻在石鼓上的文字，它们三五字成句，刻在十个高约一米的鼓形的石头上，所刻字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这种刻字据说最早追溯到了周朝，所记为秦国国君游猎四方的诗句。字形舒展大方，依倚磊落，如危岩乍缺，圆不至规，方不至矩，为书家指归。康有为曾赞这一字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
章太炎是明眼人，之前稍微留心看看黄绍兰的《易经注释》，就知道这个女子根底如何了。现在让她抄写《石鼓文》，也不知是考验还是刁难。但古有程门立雪，今天我章太炎大小也是一介大儒，哪能轻易应允？
字如其人，这话放在黄绍兰身上再合适不过了。黄绍兰的字方圆有度，张弛有力，看似秀气，实则刚劲，字形俏美，端丽有韵，看着不像女书，但也不纯粹是男书，通篇干净素雅，又潜藏着一股不甘心的倔强和善念。
汤国梨说：“绍兰便把《石鼓文》写成三体四卷，要我请太炎指正。所写一笔不苟，字均娟秀端正正如其人。太炎看了，赞赏不已，遂收为弟子。”
渐渐从个人情感中挣脱出来，黄绍兰全心投入到学校和学业上，压抑的情绪暂时有了喘息的机会。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曾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的夏良厦即毕业于博文。稍稍闲时，黄兴两个儿子，黄一球、黄一美也跟着她学习，她尽心教授。一美后来出国留学，毕业于巴黎大学，先后服务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和赈济委员会，与张继之女张瑛成婚。一球先后在德、美研究航空机械，抗战后回国，在民航公司工程部任职，后与程潜之女程博德结婚。
这一年来，黄绍兰过得充实而有力。女儿健康地成长，追在妈妈身后不停喊着“妈妈、妈妈”，有时还能念出几句古诗来。绍兰欣慰怡然。
学校越办越好，但是经费却越理越缺。汤国梨说，黄绍兰只知钻研学问，却不善于打理杂务。其实，她对外交际也是外行，财务出现危机不是偶然。黄绍兰的教育过于理想化，她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和教学上。而作为一所体制外的学校，脱离了收益，肯定会难以为继。
民国9年（1920），博文学校停止。黄绍兰去了南通，在状元实业家张謇的门下产业教学。不到一年，她又返回上海，收拾河山，重振博文学校。张謇给了她一笔钱。到底是被她的精神感动了，还是她自己求助的，不得而知。事实是，博文学校在民国10年（1921）春得以复学，地址就在上海蒲北路。章太炎还亲自书写校牌，撰写校歌，全力支持这位女弟子办学育人。
就在当年，1921年7月19日，上海的《民国日报》上还刊出一则启事：
博文女学招生？ 黄朴君鬻书启
文艺专修科，注重中西文学，算术附属高小，国民各班均有余额插班，亦可寄宿，八月廿四号开学。名誉校长张謇，校长黄朴君女士。绍兰毕业北京女师范，学术湛深，文章、尔雅、六书、音均（韵）之学，深窥堂奥，性喜临池，楷法出入晋唐，于率更书体致力尤深，效北平翁学士书，几可乱真，造门求书者跃趾相接。创办博文女校，先后数载，家之为毁。此来学款不继，筹措益艰，君锐志进行，再接再厉，同人佩其毅力，热心劝仿海上名人鬻书助赈之例，酌收润金，以资苴补。君谦让未逮，强而后可。兹由同人公凝润格，□□代留心翰墨者勿贵远忽近，交臂失之。宗舜年、张謇、高野侯、宗书年、黄炎培、黄厚成，张志潜、章炳麟、王承谊、张美翔、章梫同启。收件处，上海法租界白尔路博文女校。
启事内容一目了然。其中对黄绍兰的简介精练到位，无论是书法还是学识，都有精准的介绍。关键是介绍人都是响当当的大腕。应该说，黄绍兰执着办学的精神深深感染了这些有识之士。一介女流尚且如此倾心，男人再不出头，岂不汗颜？
关于这则启事，章太炎的孙子章念驰先生曾提供信息，说章太炎在报刊上还写过一段有关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的《附识》，全文如下：
博文女学校校长黄绍兰，余弟子也，其通明国故，兼善文辞，在今世士大夫中所不多见，勤心校事，久而不倦，观其学则之缜密，则知其成绩之优矣。女子求学，当知所以。附知数言，以为介绍。太炎记。
章念驰以为，太炎先生这短短一段文字，这是对女弟子和办女子学校的高度赞扬，因为太炎先生不是一个肯随便恭维人的人。在旧中国，女子唯下，女子成才尤难；女子难当，女子办学尤难，而黄绍兰一面钻研学问，一面勤于办校，博得了太炎先生和社会的尊敬，是很难能可贵的。
细读上面的启事，还能发现一个微小的信息：黄绍兰更名了，改叫“黄朴”，更字“君素”。木兰远去，素心归来。可以想象，一个来回奔波讲堂，并跟随大师研学的单亲妈妈，正在沉淀。尽管在老师处时不时地听到黄季刚这个名字。她如今亦只想把他当成一个名字，而已。
启事刊登五天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降临在她的身上。有人用“开天辟地”来形容这个事件。中共一大会议，从上海滩到嘉兴红船，相信很多人耳熟能详。但在当时，这是一个偷偷摸摸的秘密会议，相信也引不起黄绍兰多大的紧张和激昂。她所要做的，就是提供便利。
她是心存善念的人，助人是分内之事。只是这个忙是要冒大险的。结社结党，自古以来在这个国家都是杀头的缘由之一。
据说核心人物陈独秀因系上海租界当局严密注意人物，不能到上海参会，于是由陈公博代上。在经历了巡捕房的一番搜查与盘问后，陈公博已经有些忐忑，连出去走路，都觉得有暗探在对他盯梢跟踪。“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利悲惨的呼叫。”住在他隔壁的旅客被杀了，这个夜半插曲，令陈公博再也不敢待下去了，竟然带着新婚妻子去西湖避风头度蜜月去了。等他三天后回到上海，才知道最后一次会议已经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开完了。
关于这次重要会议与黄绍兰的联系，草草几句就可说清：当时博文女校正在放暑假，与会人员借用女校作为会场和宿舍，黄绍兰给予了配合和招待。
但详细情况和内因还需要更多的人还原。
汤国梨说：“一九二一年七月底，正在学校暑假时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在博文女校举行。参加者有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毛泽东、李汉俊、李达、陈潭秋、刘仁静等。参加者分别为一个地区的代表。如李汉俊、李达为上海代表。周佛海为日本代表。大会的组织是很简单的，张国焘被选为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秘书。除李汉俊、李达家在上海，陈公博住在大东旅社，其余参加中共一大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即以博文女学为临时宿舍。他们是用‘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为掩护的。据黄绍兰说：‘这次中共一大，在博文女学共开了四天。在第四天傍晚，忽发觉有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几次在附近出现。后来，就在博文隔壁的李汉俊家里继续开会。’”
据与会者包惠僧回忆，“（学校）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邓中夏同志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同志是住在靠西的后一间。大会开始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一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算是预备会）”，“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
想必那些后来登上中国最高位的要人，把最真实的一面留在了那个不起眼的女校中。有人以为，博文女校的重要作用，不亚于兴业路“一大”会址与南湖船舫，章念驰以为：“它绝不仅仅是一个‘临时宿舍’而已。但是，对这一点重要作用，过去不知为什么不十分强调。尽管博文女校在1959年即被作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知它历史者仍寥寥。”
军阀混战，民心不稳，政治不明，各种新思想新势力正在崛起。1921年的盛夏，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这在中国历史上绝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更是改变中国史的大事。黄绍兰以一个民办学校校长，竟成为其中一个哨兵，有人说这是大历史的小巧合，但也有人觉得，巧合之中亦有一些必然因素。
这些说法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会议方直接与黄绍兰取得联系。说是这个住所是由李达夫人王会悟联系的，王会悟与黄绍兰熟识，博文女校正好距离开会地点较近，又值暑假，师生多不在校。后来很多人把王会悟的照片错用为黄绍兰。还有人说，黄绍兰本身热衷革命，与志士仁人有所联系，一大开会借用她的学校理所当然。黄绍兰与一大代表李汉俊都是湖北人，有着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
第二种则与黄侃有关。据何秉冲在《国学大师——黄侃》中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事先他（黄季刚）受老同学董必武所托，另信给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绍兰，让‘一大’代表打着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由黄绍兰向他们提供了几间校舍。”
王庆元的《黄季刚先生年表》记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董必武同志与先生（黄季刚）有旧交，特托筹觅会址，先生即函商于博文女中校长黄绍兰女士，届时会议代表即以北京大学旅行团名义寓居上海博文女中。”
叶贤恩先生的《黄侃传》则绘声绘色写道：“此后，时有革命志士往来于‘博文’。毛泽东曾多次过访，并以糖果饷钰钰。”
总觉得政治与女人无关，不是偏执偏见，是偏爱。女人，哪里是玩政治的角色？抛开政治因素不谈，黄绍兰敢在乱局之中，冒着抓捕危险，接待敏感人物，本身就是一种果敢。当然，也有人说，当时她可能真不知道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但从她过后的表现看，就算知道，她也会照常接待。无他，只因她是一个坦诚女子。
这次会议，让她再一次听到了黄侃这个名字。此时的他，已经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书两年多，但他并不怎么快乐，甚至有些哀伤。黄侃在给北大学生一封信中，结尾是：“离别诚独难，思之尚销魂。”
原配王氏已经去世多年，原本想着回家任教能多照顾些，结果三子因其母早逝而夭折。黄侃当爹又当妈，拉扯几个孩子长大。“索饭儿痴看冷灶，拔钗妇去对空帏”，这可谓是他的真实心情写照。
这个时候，他又遇到一个女子。她清新、无邪，像一朵初开在晨间的睡莲。走在武昌江边的大道上，她身上散发着溪水般的甘甜。她略微内向，知书达理，一看就是出自书香门第，她叫黄菊英。
没错，又是同姓同乡，甚至黄菊英还是他大女儿的同班同学。平常，黄菊英还尊黄侃为师，执礼甚恭。黄侃又欣喜又别扭。
黄菊英比黄侃小17岁。年龄上的悬殊是个诱惑。他摒弃师生之别，发起求爱。爱的礼物当然是他最拿手的文字：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一曲《采桑子》打动了那颗芳心。黄菊英也曾有过犹豫：同姓不婚？师生不伦？
黄侃的性格依然直率：让那些无聊的人说去吧，害怕闲言还不活了呢！不要怕，有我呢！
黄菊英默然应允。她哪里知道，后面的苦日子已经潜伏在不远处。
民国年间，师生恋比比皆是，沈从文与张兆和即是一对。但像黄侃这样，连续找了三个女学生为妻的，倒是鲜见。苏州彭氏早已经与他分居断了联系，黄绍兰更是心里堵着一股怨气。
偶尔黄绍兰也会看到报纸上刊登关于黄侃的花边消息，无非是这位为人师表者如何好色之奇谈怪论。她只是淡淡苦笑。就算确认了黄侃与黄菊英结婚的消息，她仍旧淡然，所有的情绪，不过是祝福与嫉妒两种。
黄绍兰携女在上海度日期间，汤国梨主动收留她母女俩，常常接济。在黄侃与黄绍兰之间，她显然更偏心绍兰。她回忆中有一事：
绍兰一度去南通当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一年后，即辞职返沪。在黄季刚未去北大前，绍兰以母女二人生活成问题，仍将与黄季刚的关系，向我全盘托出。我听后，以黄季刚实在可恶，但一时又无法协助绍兰解决问题。乃和太炎商量，为他们调解。那天，约两人都到我家来吃饭，我一见黄季刚便极力捺住心中的愤怒，而平心静气地指出他用欺骗手段玩弄女性，事后置绍兰母女于不顾，真所谓：“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他对我虽不敢顶撞，却似充耳不闻，一手握一瓶酒，一面喋喋不休地责骂绍兰，为自己辩护而推卸责任。绍兰则一味哭。结果，太炎主张黄季刚每月给绍兰一百元，每季度付一次为三百元。黄季刚说：“没有钱。”向太炎借了三百元给绍兰，补助她母女生活，但以后黄并未履行诺言。
也有消息说，他俩是因为一时口角之争，愤然分开。民国癸亥年（1923），黄侃曾写下两曲《虞美人》，其一便是前文引过的“前游如梦谁能记”，另一首则更缠绵悱恻：
一夜秋寒人未寐，弄影疏萤，来照涓涓泪！万种缠绵无好计，高楼一样伤憔悴！落叶惊风飘暗砌。漏尽香沉，帐掩帘垂地。相见依然如梦里，可怜别去真容易！
盛夏的夜，黏湿而纠结。在湖北老家任教的黄侃躲在书房，遥寄绍兰，烛影摇曳中，他像是重回少时私塾，回到了那个曾与学梅赏青梅骑竹马的朦胧时代，那个叫黄季刚的少年，他几乎想不起来是什么模样了。
而她黄绍兰则记得真真切切。至死都记得。
历史的激变，让她暂时放下了情爱。北伐战争打响时，她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积极参与上海工人运动。后来，黄绍兰还参军成为浙江省防军司令蒋伯诚司令部的秘书，“四一二”事件后，她退军回校。
此时，博文女校的另一位主政人汤国梨，身兼校董、教务长等职，尽心帮助绍兰兴办教育。“九一八”、“一二·九”事件爆发后，黄绍兰与徐宗汉、蔡元培夫人周俊等组成“上海反日救国大同盟”，投入到上海抗日烽火中，组织慰问，发送慰劳品，救治伤员，支持驻沪十九路军坚持抗战月余。
后来，黄绍兰的事业全部集中在了办学上。博文女校有小学和中学两部，学生从初创时100余名学生到后来的300多名。上海市教育局于1933年底以“设备简陋”为借口，取消了博文女校中学部。黄绍兰不能接受，决意将小学部也停办。
当时，章太炎正由上海迁居苏州，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全国各地来求学者，不乏学界名人。黄绍兰作为章氏门下高足，被聘为讲师。台下众多男生听讲，不禁心生佩服，此人国学知识真是了得！黄侃也曾在此讲课，不知道两人是否有过客套交往？
此时的黄绍兰变得沉静了，一心只想着教书，教书。你黄侃不是才气大吗？我亦不比你差。这口气一直赌到1935年的10月，黄侃在南京的寓所突然病逝。他的书斋“量守庐”里一片冷清。新房初起，他却载着满腹经纶就此远去，给无知的世界留下深深的遗憾。
白发人送黑发人，66岁的章太炎号啕大哭，叫着：这是老天爷要灭我啊！这是老天爷要灭我啊！
而那一旁，守着孩子们的黄菊英情何以堪？为维持家庭窘境，她常常向娘家借钱营生。
黄绍兰本是恨这个负心人的，恨着恨着就成了一种习惯。他曾把酒骂她，如今死于酒精，吐血而亡。突然间人没有了，她心里一下子揪心的空。
还没等她缓过神来，打击接踵而至。翌年6月，恩师章太炎亦因病长辞，讲习会停办。憋了大半年的黄绍兰大哭不止，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
此后，她沉寂十年。中途曾去过广州任教，自修《易经》，其讲义被出版传播，而后回到了上海，在法租界仍旧教书。
一天，她宁静如庵堂的清淡生活突然被打破了。有两个小青年寻上门来，他们是黄侃与苏州彭氏的孩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北京与黄结婚的彭氏特郑重叮嘱二子：“到了上海，先找黄绍兰，见面时，必须跪着叩头叫娘。”二子到沪后，遵照其母嘱咐，找到黄绍兰，立即双膝下跪，很恭敬地叫“妈妈”。绍兰明知此二子为彭氏所生，而二子的面貌，宛然青年时期的黄季刚，精神突然受到极大刺激，当天便发生了精神病。
看到母亲病了，阿珏赶紧送她入院治疗，但是没几天，医院就通知她说，母亲死了。她怯怯生地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看见母亲面部连头颈覆盖着毛巾。黄绍兰的死因可疑。汤国梨说：“所以事后我们猜测，可能为自缢身死。黄绍兰的如此结局，难道不是这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黄季刚害她的吗？”
能够如此狠心责骂狂生黄侃的，也只有师母汤国梨了。黄侃心里最尊敬的那个人就是老师章太炎，这一点，恰恰与黄绍兰相同。对师母的责备，他也从不顶撞。
章太炎先生逝世三周年时，黄绍兰笔蘸深情，赋诗一首：
夫子文章可得闻，驱胡一檄静尘氛。
大观有教真无类，中行居贤不乱群。
否塞那堪天地闭，遁藏宁以死生分。
锄经长忆微言在，独抱韦编自策勋。
对于黄侃，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黄侃一生写过不少诗词，其中有一首《木兰花》，却似无意间为黄家木兰作的一个真实写照：
平生好作悲秋句，辛苦填词嗟已误。谁怜飘泊向江关，魂断故园无觅处。霜华镜里应无数，醉后雄心还自诉。天涯惟觉夕阳多，此意茫茫成独喻。
刘沅颖（1899─1936）鸳鸯蝴蝶玉梨魂
当读者爱上作者，情也《玉梨魂》，殇也《玉梨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