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为子女的天职，并无男女之分。但实际上在传统观念中，男子的孝是开放性的，它是修身的需要，与“齐家”的目的款通，最后将作用于“治国”、“平天下”的事业。而女子的孝却是封闭性的，其主要目的就是使服侍别人的能力在父母身上得到体现，使温柔娴静的品性让父母得到体验和享受，最终只能全部转移到丈夫家庭，将孝的对象由父母改变为舅姑（公婆），在“齐家”的毕生努力中发挥孝的协调功能。礼教规定，妇有三从之义，“在家从父母”（《白虎通·嫁娶》）。就是说自幼受父母养育，他们是尊长，也是监护人，女子在室对父母要跟从、听从、侍从。《女论语》中谆谆嘱咐：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
每朝早起，先问安康。
寒则烘火，热则扇凉。
饥则进食，渴则进汤。
所谓早起，即《礼记·内则》规定的“鸡初鸣，咸盥洗”。问寒问暖、奉食进汤是经常性的工作。父母对女儿当然还会有不遂意之处，教训与呵斥都在所难免，有些也许言之过当，作为女儿却必须注意：
父母检责，不得慌忙。
近前听取，早思夜量。
若有不是，改过从长。
父母言语，莫作寻常。
遵依教训，不可强梁。
若有不谙，借问无妨。
父母年事增长，就有诸多不便，在室女子和兄嫂一样，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一方面要加强感情的维系，另一方面要精心侍奉，给予更多的温暖。要做到：
父母年老，朝夕忧惶。
补联鞋袜，做造衣裳。
四时八节，孝养相当。
父母有疾，身莫离床。
衣不解带，汤药亲尝。
祷告神祇，保佑安康。
观念需要解释，规则需要示范。社会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曾寻求过多少女儿孝亲的典型，来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行为，以使更多的女性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请看在正史中大受表旌的几位割肉疗亲的孝女：
吕仲洙女，名良子，宋泉州晋江人。其父得疾濒临死亡，良子焚香祝天，请以自身代父，并割股为粥以进。第二天，其父病情转好，良子的弟弟细良亦相从拜祷，良子却要求独自承担痛苦。太守闻知，表其居曰“懿孝”。
秦氏二女，逸其名，元河南宜阳人。父尝有危疾，医生已称药力不可挽救，姊闭户默默祷告神明，凿己脑和药进饮，遂愈。父后来复病欲绝，妹即割股肉置粥中，父稍饮几口即有所复苏。
杨得安女，名泰奴，明浙江仁和人。许嫁未行，天顺四年，母病笃不愈。泰奴三割胸肉进呈母亲食饮，仍不见效。一日薄暮，泰奴剖胸取肝一片，昏眩扑地良久，及苏醒，以衣裹住创口，手和肉以进，母遂愈。其母一向还有膝挛之疾，也同时康复。
这类割股献身以救父母痼疾的孝行在正史《列女传》中记载很多。恐怕除了一些营养价值和慰藉人心的意义外，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医疗效果可言。但将受之于父母的肝肉献之于父母，这是催人动容泪下的，所以能够成为孝道神话，载入史册，流传千古。然而，这些女子还不能算“至孝”。古代女子“至孝”者有两类，一类是为孝而生，为孝而死者。北魏河东有一女子叫姚女胜，年幼丧父。女胜无兄弟，母亲很怜爱她，长期守养。女胜才六七岁时，母亲就教导孝义，别人谈起她的父亲，她总是闻而垂泪，邻里很感动，也很惊诧。十五岁时，不幸她母亲又死了。她朝夕哭泣不止，一连几日绝食水浆，最后终于不胜悲恸而卒。太守崔游闻之，营墓立碑，自撰碑文，表其门闾。从嗷嗷待哺到长大成人，父母养育恩深，死后致哀祭奠是人之常情。《女论语》提出父母“设有不幸，大数身亡，痛入骨髓，哭绝肝肠。劬劳罔极，恩德难忘……逢周遇忌，眼泪汪汪”，也还有个限度，而像姚女胜，摧肝裂肺，乃至身亡，这种孝爱行为从根本意义上说又走向了道德的反题。
第二类“至孝”是父母生前孝，身后亦尽孝者。清代阳湖女子史真仙是个典型。真仙幼时就娴习礼教，恭谨勤俭，很得父母喜爱。家境清贫，兄长常常客游在外，弟妹皆幼小。真仙上事父母，下抚弟妹，早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父母病入膏肓，真仙向神祈祷，请以身代，又剐臂肉煮成奉进，终未能挽救父母生命。母亲临卒，双目不瞑。真仙说：母所不能忘者，乃弟妹耳，我誓不嫁人，毕生抚育弟妹。说罢母目即瞑。从此，她抚养弟妹七人，使他们长大后一一成家，又抚养他们的子女，再使之婚嫁。历尽艰难劳苦，毫无厌倦，远近皆称其德，呼为“孝女”。与姚女胜相比，史真仙的“至孝”更具有道德责任感，虽然这种个人价值实现不乏宗族传嗣的精神，但那升华于传统道德的熠熠之光却是极其动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