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所在的城市去南京，必经一地叫盱眙，这个在地图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以龙虾知名。因为盱眙处于两地之间，车到这里正好该休整休整，每次路经这里，差不多都要停下来填饱肚皮，如果碰上时令龙虾上市，一般我们都会来上那么一大盘。紧挨着高速公路，有三四家龙虾店，其中有一家叫朱大，还有一家叫朱二，因为朱大的名气较大，我们在那里吃的次数多一些。朱大和本文所论的据传是“著名”“最优秀”的评论家朱大可先生仅一字之差，非常好记。我之所以在文章前面先写上这么几行关于龙虾的文字，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朱大”这个名字，更重要的是朱大可的评论文字特质，很像朱大做的一盘龙虾。“最优秀”评论家朱大可先生以语言情色化暴力化著称，这就像龙虾的外壳，一经爆炒就鲜红耀眼，十分吸引人的眼球，那种暧昧的鲜红让食客们馋涎欲滴；而相比较于语言的外壳，朱大可的文字内涵却如同去掉壳的龙虾肉，实在是少得可怜，食客们禁不住会产生一种不过瘾的感觉，进而会想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个词儿；龙虾的头也很有特点，张牙舞爪的，像个道具，这恰似朱大可的观点，看看尚可，碰到嘴比较馋的食客至多在嘴里咂吧咂吧，基本上是属于只能看不能吃的可丢可弃之物。把朱大可先生比作龙虾，可能有些不敬，但联系到朱“最优秀”的酷评特点，尤其是语言的情色和观点的时髦，这个比喻也算恰当。
最近，朱“最优秀”的又一本力作问世，这本力作以骇人的“流氓的盛宴”高姿态地试图对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进行阐释。在本书的扉页上，印着朱大可的简介，全文如下：“朱大可，当代负有盛名的文化批评家、学者和随笔作家。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57年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
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悉尼大学亚洲研究院访问学者。现为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著有《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逃亡者档案》、《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等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多卷）等。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其见解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富有影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批评家之一。”朱大可的简介交待了他的研究方向（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和研究特点（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并且证实了“最优秀”的说法。
这个简历字数不算太多，信息量却不小。这一点同《流氓的盛宴》这本书恰好相反，虽然版权页上标注本书37万余字，留给我们的有用信息却少得可怜。本书除了延续其一贯的语言特色外，其内涵也基本上没有超出《中国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因此差不多还是属于一盘时令龙虾的范畴。
朱“最优秀”要以“流氓”对抗强权政治的姿态倒不失为一种可爱的思想秀，对厘清中国流氓史倒也做出了些微探索，虽说有点闪烁其词，但他能有勇气把集权政治阐释成真正的“流氓话语”还是值得肯定的。这几年关于话语的研究，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称道的成果，比如李新宇等的知识分子话语、陈思和的民间立场研究等。朱大可的流氓话语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但缺少深度挖掘。如果说本书还有些引人注目的成绩的话，我想也只能在这个流氓话语上面。
朱大可的流氓话语研究（流氓即自由，流氓话语即自由话语）企图建构“流氓话语——国家话语”的二元对立，这与陈思和、李新宇先生所建构的“知识分子话语——庙堂话语——民间话语”是有所区别的，也值得肯定。其实朱大可一直扮演着“流氓”角色——至少可以表述为“精神流氓”，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理念上的精神放逐和实践上的思想酷评。
朱大可的语言狂欢，具备流氓话语显在特征，这是毋庸置疑的。就《流氓的盛宴》来讲，其语言结构缺陷主要体现在前后叙述的断裂，前面的相对系统和后面的相对琐碎大大消解了本书的潜在价值。通过本书我们还可以看出朱大可身上所体现出的双重文化性格：作为大学教授的朱大可，生活在体制内，却时时在“卖乖”：他对体制的攻击是十分巧妙的，话语研究本身也具有隐藏性的天然优势，这种优势一旦和朱大可的“酷语”、“色语”和“秽语”结合，就成为很能吸引人眼球的“话语闪电”，成为很动听的“花腔”。
作为“流氓话语”文化研究，朱大可涉及到了文学（他曾经一再声称要和文学离婚，但文学话语研究却在本书中至少占去了半壁江山）、建筑、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稍显杂烩，其结构和语言的粘合力也是差强人意，没有突破其“文大于质”的窠臼。
“文大于质”是朱式酷评一贯的缺陷。难怪有人说朱大可本身是个文化迷津，解读朱大可首先要避开对朱语的纠缠，朱大可的语言是个陷阱，是语言的石头阵。对语词过度迷恋构成了独一无二的朱氏酷评一大特色，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朱大可开了当代酷评的先河。1999年市面上出现了《十作家批判书》，其中最具杀伤力的那篇《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就出自此君之手。在比这更早的1986年，朱大可就开始了酷评写作。在同年7月8日《文汇报》上，他发表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文章，认为谢晋电影具有确定“模式”，宣扬陈旧的道德观。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被称为“1986年中国文坛三大冲击波”之一，朱氏酷评初显威力。
借助于网络和纸质媒体，此后朱氏抛出一系列爆炸性文章，在温情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在泛滥成灾的友情吹捧、广告宣传和话语泡沫充斥文坛，犀利、准确、言之有物的评论文字似乎已经全面退场之时，朱大可以另类酷评姿态（之所以说是另类酷评，意指其不仅语言酷，骨子里也酷）出现了。于是乎，一个平庸的酷文人被说成了“最优秀”甚至“大师”，一个个神话被悄悄炮制出来，久而久之，神话变成了常识，在公众的头脑中普及，使之丧失了怀疑和批判的能力。
酷评家朱大可轻而易举就被廉价神化完毕。
不止少数“人”的被“神”化的过程也许能给当下的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清除掉神化英雄的土壤杂质，建立健康的批评空间，这将有利于打破以前的那种屈从于现成的阅读的神化局面，把读者重新带回到一个清醒的立场。
朱大可的语言毛病体现在各个方面。他不少的文化篇章都有粗制滥造的嫌疑，常常出现外文式的语法连缀，读起来呛口，有论者质疑朱氏语言只不过是吃大蒜喝凉水的文字功夫，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洋为中用？朱大可热衷于使用极富夸张的“色语”（流氓话语之一）和“酷语”，这一点在朱氏文章中多有体现，在《上海：情欲在尖叫》一文中，借助于上海生产的宝贝卫慧现象，宣称卫慧“已经发出了尖锐、性感、亢奋、势不可挡的喊声”，说上海是中国情欲地图上的“女臀”，上海的外滩是“上海的主要性感带和外阴部”。“色语”在朱大可文章里面遍地都是：“十年以来，在外滩四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包括：出现了两条阳具（带有一个巨大睾丸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造型上更加单纯的金茂大厦）以及一大堆类似阴毛的建筑群落，而上海民众及其外地游客们曾经竞相爬上阳具的顶部，以便能眺望所有那些著名性感带的伟大风貌。”
朱大可热衷于不置可否的“色语”来进行一些“肉体评论”，让评论的语言成为一个个言不及义的“肉弹”，比如：“木子美的肉身叙事起初不过是某种低俗的露阴游戏”，“作为前DJ和歌厅‘妈妈桑’的棉棉，已经从都市边缘发出了咄咄逼人的色语挑战，而京城的春树们则企图把这种权力向青春地带拓展”。这些再一次证明朱大可的出场和发言作为一种评头论足的恶行，只不过是凭借一种粉饰大于本质的愚弄民众的语言游戏，正是在此意义上，如果将朱大可的语言看作是文坛五颜六色酷语代表的话，那他本人也只不过是一个锈迹斑斑的文化油漆工而已。
有论者指出，朱大可故弄玄虚和话语霸权沆瀣一气，道貌岸然与流氓色语双管齐下，臭烘烘一团乱麻，虚浮肿胀是朱大可文章的最大病症，这就像一个皮厚瓤少的西瓜，过厚的语言瓜皮让他的酷评内核十分轻浮，肥肉的语言体格造就了其文采向度的虚与委蛇和藏污纳垢。
出于寻找同道的需要，为了彰显“吾道不孤”，朱大可对颇有自卑感的痞子王朔十分推崇，他在一次访谈中重申：“王朔就是文化董存瑞，他是进行文化爆破的英雄。但他的文化批判却被人们误解为痞子行为。当然，在一个文化颓败和价值错乱的年代，珍珠和鱼目总是被人混淆的。误读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本性。”从一定意义上看，朱大可对王朔的推崇就是对酷语文化的捍卫。
话语是朱大可手中的利刃。“在词语技巧上，我浸淫了35年以上的时光。”正因为此，朱大可的写作风格被人称为“朱语”，他的文化批评被称之为“文化酷评”，俨然领一时风骚于文坛。朱大可自认为这种语言风格是很有价值的，并且把这种话语的意义上升到了政治对抗孤独行走的高度，他在文章《我坐在加缪先生的屋顶上》中写道：“在1980年代的人文瓶颈里，汉语思想在紧张地寻找着出路。越过那些喧闹的政治黄昏，加缪的星光照亮着我的迷惘……我突然意识到，基于我与话语之石的秘密契约，也基于汉语的这种严重溃退，我成了无数西西弗中的一个。”
“酷语”、“色语”不过是朱大可“流氓话语”的一部分，按照朱大可自己对“流氓话语”的解释，从历史看，“流氓话语”乃是以所谓的“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正谕话语”体系的自我书写，它与大量使用酷语（暴力话语）、色语（色情话语）和秽语（污言脏词），以期消解国家话语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这里，朱大可把“流氓话语”上升到对抗国家政治话语的层面，其目的无非是要争取自我存在的合法性，说到底，“流氓话语”不过是民间话语的再演绎，也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朱大可很善于运用巴洛克式夸饰语言，能够把理性的批评议题生生玩成话语的“盛宴”。相对于国家主义学术的“正谕”面孔，朱大可的批评话语本身就属于他所阐释的流氓主义“学术”（话语）的一部分。
一直以来，国家主义/流氓主义的对偶阐释框架，已深深嵌入到朱大可的批评话语实践中。在他手中，这一解读工具显得如此有效，人们大可称之为“流氓主义”文化批评。
这种话语方式在朱大可批评“葛红兵现象”时有所体现，朱大可说葛红兵作为一个学者，不以思想和文学力量见人，却光着身子跑上大街。还做出害羞的样子捂住了“脸蛋”（注意，不是捂住“羞处”），这种秀法，虽然捂住了他本人的脸，却难免丢了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脸……由于葛的不懈努力，文学和娱乐、学术和情欲的界线完全消失了。葛是用他的脸在给中国文学续写悼词，而且也顺手为他本人写了一份悼词……葛红兵的《沙床》悼词验证了我的预言（指文学的死亡预言——引者注）。早在80年代，文学的“上半身”变得摇摇欲坠，而今则荡然无存。但“下半身”的境况也并不美妙，除了虹影的《K》。从卫慧、九丹、春树到木子美，我们看到的是场面热烈的脱裤子竞赛，作家的叙事越来越走向低俗化和无耻化……身体的叙事朝着丑陋的方面一路狂奔。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忽略掉朱大可的语言夸饰，他所说的这些话对我们也不无启发。但朱大可过于沉浸在自己的语言狂欢当中不能自拔，以至于近乎迷狂地喋喋不休于“春药”（民族主义是一种春药）、“阳痿”（民族主义不能医治国人的结构性阳痿）等等“色语”、“秽语”。还有他经常使用的“文化口红”、“诗歌口红”、“文化避孕套”、“道德病毒”、“文本蜜月”、“软体哲学”、“民族自恋”、“话语按摩器”、“文化流氓”、“情欲超级市场”、“中国情欲地图”、“精神自慰”、“情欲美学”、“身体情欲大爆炸”、“情欲霸权”、“情欲政治学”、“知识长官”、“文化口蹄疫”等等。
此外，从他的那些文章标题也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来，比如《上海：情欲在尖叫》、《20年中国文化撒娇史》、《埋伏在影院里的文化霸权》等等，不一而足。这一切无不印证了朱大可的时代“哄客”身份。
朱大可在“2005年北京文艺论坛”上曾经对“哄客时代”作出界定，他指出，网络明星的走红，标志着一个“哄客时代”的来临，一系列网络明星形成了巨大的丑角风暴，反精英、反智慧、反美学的“三反运动”此起彼伏，显示了这个时代文化价值体系的严重分裂。而朱大可自己的走红和获得声誉的方式也很大程度上借助于网络，所以把他归于“时代哄客”之列并不勉强。
有论者把朱大可的“哄客”身份归咎于他的煽情主义策略，这种策略恰好来自于朱大可自己的总结，具体说包括确立具备市场价值的话语姿态（这个过程是内在的）；寻找大众关注的文化（历史情结）母体；寻找大众热爱的故事或（事件与人物）模式；采取高度煽情的叙述方式，等等。评论者陈克海提出，如果说通俗与流行文化在这个时代遭到越来越多的反思和质疑值得庆幸的话，那么打着正义与正统旗号的那些批评，立功的主体，更是值得探讨和反思。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发现，在其自命为法官和道德的审判者笔下表露的可能是一种更大意义上的媚俗或虚假。朱大可“文化口红”之类的定义明显有哗众取宠的成分，情绪化的文字一旦过强，批评的理性也就淹没，更遑论锋芒了。这些拼贴话语只会损害批评的清晰和尖锐，看似醒目，好像也可以触类旁通，但到底失之于油滑，达不到应有的反讽效果。
在笔者看来，朱大可的语言策略指向无非是抢夺话语权和话语制高点。
在一个浮华纷争的时代，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古训下，对话语权的抢夺已经成了“时代哄客”们为稻粮谋的必要手段了。朱大可自己曾经说过：学院批评家摇身一变，成为大众文化的热心看客，并在这块夹生的学术“比萨饼”上，洒满了生硬的西方文化批评术语和艳俗的时尚关键词的碎屑，这话说得很好，如果朱大可也能够把这话作为一面镜子，照照自己那张和话语一样“狰狞”的脸，大概是可以看出自己的“时代哄客”身份来的。
遗憾的是，朱大可不会这么做，他的粉丝们也不会拿这面镜子去审视一下自己“深爱”的“偶像”。这一点在朱大可的博客上面有所体现（据说这个博客是他的学生在维护，不管是谁在维护，反正代表的是朱大可本人）。博客倒真是做到了“我的地盘我做主”，以至于他的博客成为了唯我独尊、封杀异己的话语绝好标本，所有的批评性留言立刻就会被删除。从朱大可的角度看，他也好代表他来维护博客的学生也好，都有删除留言的权利，只不过这体现出来的不像一个学者的风度，还是一个“时代哄客”狭窄格局。
从某种程度上看，“时代哄客”一般都具有伪装自己的一些“假象”，朱大可当然也不例外。他在完成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向的同时，继承了文学批判的不凡功力，他总能从纷纭的文化逻辑后面找到批评的证词。他的敏锐、快捷、抒情并且犀利的文字，以及各种各样的“招贴、概念、主义”迭出、意象斑斓的修辞性手法，使朱大可的文化批评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
优雅而又酷烈的话语愤怒，鲜明的解构特征，并极富感染力和启示性。让人很容易相信朱大可杀伤力巨大的批评来自于他“内功”的深厚。
更有人错误地感觉到，阅读朱大可就是阅读被唤醒的批评的知觉和批评激情，阅读毫不妥协的批评的锐气和非绥靖主义媚态的批评锋芒。本质上讲，朱大可过于炫技了，他那奇异诡秘的风格，也使他的批评沦为一味追求话语冒险的自我表演。就像他本人所意识到的那样，“话语的实验始终是我的一个基本目标。我的隐喻式写作面临着巨大挑战，就是它有可能伤害到内在意义的传递。”正因为这个原因，朱大可留给一般读者最突出的批评印象就是文风泼悍，嗜好骂人，眼光毒辣，不循常规，才情混杂着匪气，语言怪异，舶来词和自（生）造词满天飞。无怪乎有人给朱大可留言说，“当你要进行社会批判的时候，最好从人文情怀出发，而不要自觉地从语词的暴力出发，过于炼句，文往往遮蔽了质。”
朱大可自己总结说，他的思想经历了三个时期：文学批判时期、文化神学时期和文化批判时期。朱大可由文学转向文化，据说是出于对文学的绝望，要与文学离婚，并且曾把中国文学的自救比喻成“扯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试图对当代文学宣判死刑。与此形成反讽的是，在其新书《流氓的盛宴》当中，朱大可花了过半的篇幅来分析文学。对此，朱大可的解释是在文化框架里研究文学，跟在文学史框架里研究文学，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需要作广泛的意识形态解读，而后者却只是文学的“家内事”。
大概是出于对博客这一新兴网络媒体的喜爱，朱大可一改往日对文学的绝望态度，声称仍对文学本身充满期待，因为博客书写将改善论坛书写的糙性，从而优化互联网的写作环境。在后文学时代，博客将提供碎片式书写的全新文本，他们将充满夸饰和反讽的后现代记号，由此为汉语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朱大可大概没有想到，他所给予厚望的所谓博客书写如今在一场非常正义的净化网络环境的名义进行的清理已经现出自身的尴尬：博客并不能自由地书写。如果意识到这一点，这位朱老先生也许又要出尔反尔，再一次宣布文学的死亡？
据葛红兵分析，朱大可所定义的文学的“堕落”和“式微”，是“因为文学离他的身体管理术越来越远，他不得不放弃文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找到了新的线索，而是相反，他依然在坚持他的思路，只不过换了一个阵线——文化：他从一个文学批评家转手成了文化批判家……在他的脑海里：文学、文化、话语等等是更为本质的东西，他宁可研究这些东西，也不愿意研究存在本身。他是文化决定论者。”
不可否认，现代学术界对文化研究越来越充满兴趣，文化研究融合了人文学科里面的很多研究方式，而传统的研究方式，特别是文学研究方式比较侧重于单一的方法（基本上属于马尔库塞式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非常时兴，而且非常有效，因为那个时候当代文学研究处于开发阶段，很多领域可以开拓。
现在学术界很多学者都在那时候淘到了第一桶金，如陈思和靠研究巴金起家，钱理群研究鲁迅，王晓明研究沙汀、艾芜，陈平原研究梁启超等。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开始转向文化研究，比如王晓明到了上海大学以后就开始了文化和传播学的研究，陈平原在北大开了一门“都市文学”研究的课，开始关注都市文化方面的研究。
相较于文学研究者，文化研究很善于吸收西方新的批评方法和理论资源，据一位学人分析，朱大可等人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博德里亚的消费理论，桑塔格的女权主义等。他们关注的文化和社会现象有：超级女声、芙蓉姐姐、郭敬明、先锋写作、权利话语、城市文化、建筑文化等等，朱大可的兴趣和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朱大可的文化研究有许多地方还欠成熟，尚显芜杂，这从《流氓的盛宴》一书的后半部分可以看出来。抛却牵强附会这一点不谈，最起码文本结构的混乱这样的低级错误对一个成熟学者来说是不可容忍的。这也可能和文化批评本身的风险有关，在目前的中国，要建立一个新的学科或研究方法，并且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确实是需要费一番工夫的。朱大可要在中国建立流氓文化学，道路还很漫长。但我们似乎也不能否认，以流氓特质为中心的探究的确是中国虚无主义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面貌，哲学的本义大门似乎被他打开了，思想的独立性使得这种思维的切割没有脐带上的牵牵绊绊。
循此思路，朱大可有时候也能够说出一些点石成金的话语，比如他把毛泽东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解释成“不是这个流氓来糟踏下中国就是那个流氓来糟踏下中国，历史是由流氓创造的，因为没有愿意为历史负责的人民，只有为命运负责任的流氓”。
对一些符号化的直觉的痴迷，让朱大可的独立思维之路走得更为孤僻和与众不同。朱大可对文化批评家的职责和使命有自己的理解，他说“作为文化批评家，就应该对文化的现状进行评估，促成民众文化领域的自由，这是民族文化的一个底线”，他指出，文化批评家应该做文化先锋，但先锋决不是以抛弃传统为代价的，相反先锋应带着传统一起前进。对于别人的“骂”和“批”，他表示不回击、不自辩。在他看来，观点不同的相互辩论并不能制造出新的观点或思想，最终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与其浪费口舌，还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原创活动上。
朱大可惹起别人对他的“骂”和“批”的原因大概不仅仅是什么文化研究，而是源于他对鲁迅的“挑衅”与“诬蔑”。这不但激起了鲁迅研究者的众怒，还引发了方舟子等人对他的严厉斥责。朱大可发表在2001年第5期《书屋》杂志上的《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一文成为方舟子批判他的靶子，方说朱大可此文是在对着鲁迅“叫春”，“这篇谩骂鲁迅的文章，以自己阴暗的性心理度鲁迅之心，信口开河，恬不知耻”。方舟子对朱大可在文章中提到的“鲁迅和刘和珍的关系说”深恶痛绝，考虑到行文需要，我们不妨把朱大可“雄文”照录如下：
“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圆满，但仔细研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作为刘的同学，许广平扮演了一个刘的代用品的角色，她在鲁迅最伤痛的时刻出现，竭尽劝慰之能事，这多少补偿了鲁迅对于旧爱的无限迷恋，而刘则因此获得了一个恋父情结式的升华。”
对此，方舟子回应说“在色情狂看来，人间情感唯有性爱可言，师生之谊全属虚妄，所以痛悼学生的文章，也非要当成是在痛悼情人不可”。至于朱大可对鲁迅的其他指摘，如声称鲁迅初次答复萧红（其实是同时答复萧军、萧红）的信，“充满了罕见的、《两地书》所没有的挑逗性暗示”，乃至于“某些迹象表明，在儿子出世以后，鲁迅陷入严重的阳痿”，方舟子评价为“都只能让人觉得是在读一位色情狂妄想狂的妄想，所谓淫者见淫是也”。
许多学者对朱大可为了妖魔化鲁迅而信口开河的行为大为愤怒，而朱大可在这方面也确有硬伤存在。方舟子说他连基本的资料寻找、查对工作都不屑去做，以自己阴暗的性心理度鲁迅之心，不正是淫者见淫吗？主题先行是评论家的大忌，不得捏造事实是学者的道德底线，而朱大可面对这种足以让每个真正的学者汗颜的批评却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再次以己心度人腹大义凛然地攻击、训斥批评者。
方舟子的话锋虽然夹杂着一些情绪化的愤怒，却也算是对朱大可无知的有益奉劝。朱大可一直在不遗余力批评“下半身写作”，而他也曾经有过“我所担心的是，我自己也会一不留神掉进这个陷阱，我必须保持对话语的警惕”等自省之语，事实证明，他没能幸免于“陷阱”之中，无论是他使用的批评话语还是对批评对象的心理揣测，都显得有些“下半身”了。
对此，作家、学者阎晶明对朱大可也有所批判，他在文章《智淫双全——也谈朱大可的鲁迅批判》中提到，朱大可是一个涂色的高手……他放弃了一个学者最基本的操守，随意操纵学术资料，无视历史事实的基本尊严。在这一点上他和王朔还不一样，虽然王朔也对鲁迅进行过“打靶练习”，但王朔只能以一个高级读者的身份，讲述一下自己对鲁迅小说和杂文的读后感。观点极端一方面是因为文风上的“特权”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无知”的结果。阎晶明认为，朱大可的含带锋芒与华丽色彩的海派批评，加上王朔式口无遮拦地无畏骂人，在一片萎靡不振、趋时献媚和乏味无聊的批评风气中，给人有横空出世的感觉……但中国批评的正途却不可能通过这两个异数获得。而且他们自己已经在一路吹捧中失去自持，用不了三天，就会流俗到常规水平。朱大可的“妖魔化鲁迅”是“智”“淫”双全的拼贴，王朔的鲁迅论是“无知”“无畏”的组合。
让人不可思议的还有朱大可对鲁迅遗嘱的批判，在他的最新著作《流氓的盛宴》中，朱大可为了论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牵强附会地把鲁迅的临终遗言说成是鲁迅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简称“鲁七条”），其大意如下：
1.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不得因为丧事，收受除老朋友外的任何人的一文钱。
2.彻底否认肉体生命的意义：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3.坚拒世人的精神恩惠：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4.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5.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
6.彻底否认关于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7.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对此，一位署名为“扣舷独啸”的网友在文章《鲁迅和文坛黑哨朱大可》中给与了有力反击，他说假如我们把鲁迅的遗嘱反转一百八十度，朱大可还可能以更加气壮的理由作出如下批评：
。借机敛财，满身铜臭：在丧事中，可以收受友人的财礼。超级仇恨，死不瞑目：超低温冷冻，永久保存。暴力话语，迷人的仇恨：待到黑哨灭绝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封建余孽，男尊女卑：不要改嫁，带好海婴。“仇恨政治学”的主要缔造者：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以做文学批评家。纯粹傻瓜，百里挑一：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一定要当真。奴才思想，卖国求荣：宽容慈悲为怀，反对报复。
朱大可为了建构自己的仇恨政治学体系，不惜牵强附会曲解鲁迅遗嘱，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他还生拉硬扯地把仇恨政治学起源归为《狂人日记》和《这样的战士》，这未免太过牵强。尤其是朱大可把鲁迅的语言和毛泽东语体相联系，说他们是仇恨政治学的同盟，并且成为极权主义与红卫兵话语的共同摇篮。这猛一看上去似乎是有些道理的附会，却与他的对仇恨政治学的定义相矛盾。
在《流氓的盛宴》中，朱大可将仇恨政治学界定为以仇恨为动力的政治叙事，如果说鲁迅的语言里面有仇恨意识的话，那政治叙事又从何说起？如果是毛泽东的语体是政治叙事的话，那仇恨意识又从何说起？朱大可将“仇恨”和“政治叙事”不加分析地粘贴在一起，的确显出了他随意为文的恶习，以及朱大可语体的“反理论化”和“泛政治化”。无怪乎一些人将他的理论建构讽刺为仅仅是一种武断且强横无理地对现象的命名甚至臆造，无需论据也无需论证（其大胆无耻的想象力远远超过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文革”式批判逻辑）。
朱大可所命之名随心所欲胡编乱造，除上文提到的“仇恨政治学”外，类似的还有“亲善政治学”、“政治怀疑主义”、“殖民地综合症”、“文化建筑学”等均属此类。因此，所谓“鲁语”和“毛语”“终于胜利会师”和“结为同盟”，只能是朱大可偏执的想象力和企图出语惊人的为文动机使然。事实上，与其说是“毛语”和“鲁语”的“胜利会师”，不如说是植根专制意识形态、实用权谋政治与集权体制下的“毛语”对“鲁语”的阉割和改写。
此外，笔者注意到，在鲁迅的问题上，朱大可还犯过一个常识性错误。
朱大可在一篇博文中说“奇怪的是，后世文学史家对此多大肆褒扬，就连鲁迅都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发出盛赞，称汉代文坛只出了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两人”。有论者指出此文至少有两处错误，一是朱大可曲解了鲁迅的“盛赞”，鲁迅原文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不难看出，朱大可歪曲了鲁迅的原意。更为可笑的是，朱大可竟然说此文出自《中国小说史略》，大谬矣！这段话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面根本就不存在，只能在《汉文学史纲》里面找到。作为“著名”“最优秀”批评家之一的朱大可，犯这样低级的常识性错误是不可容忍的。
综上，无论是在朱氏语言上，还是在所谓的文化研究上，以及对鲁迅的态度，都反映出朱大可的偏颇和偏激。朱大可的这些缺陷给那些愤激者留下了不少口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