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去流行过苏丹红，现在流行于丹红。前者事关身体健康，不可小觑，后者属文化事件，笔者一直无意于追赶潮流。
其实早就知道“最聪明的小妮子”（此处借用媒体报道曾经像于丹一样红而且至今还在红着的易中天对于丹做出评价时的称呼）于丹成功“占领”了央视“百家讲坛”以及一切权威非权威媒体的主阵地，并且很快通过媒体的狂轰滥炸达到了对百姓入脑入心的“教化”，仿佛在一夜间，坊间到处都是听于丹、看于丹的歌舞升平气象了。虽然有不少“好事者”以实际行动（“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文化衫事件）和理论挑战（“十博士联名倒于”事件以及诸多讨伐文章）宣战于丹，以至于有媒体称于丹现在是处在冰火两重天，经受着上天入地式的两极考验。在我看来，“小妮子”于丹根本没有警醒，依旧是在风风火火闯九州，依旧是笑拈天下，依旧是在笑看坊间百姓为一睹于丹“心得”争先恐后地给她账户送钱。批评无用乎？无用。至少在于丹这里是没有表现出多少用处的。原因有二：一是于丹被主流媒体所欢迎（这一点从《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其他媒体对于丹的报道可以看出来），和于丹作战无异于是唐吉珂德战风车，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虽有英雄气概却未免幼稚；二是很少有批评文章能点到于丹的“痛处”。一些批评不是浅尝辄止于情绪的发泄，就是大肆渲染其所谓的硬伤错误，这些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即便是十博士联名倒于的批评文章，可取之处也很寥寥，他们拿中国传统文化说事儿，未免让人觉得矫情。但所有这些对于丹的批评，都是有远见卓识的表现，因为于丹的走红确实迎合了一些人，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让于丹的所谓“心得”愚弄了百姓，让愚昧无知的他们乐意成为快乐的奴隶而不自知。
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于丹为了赢得名利，放弃了一个学者（她是影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客座研究员，澳大利亚新闻集团首席顾问，这些头衔似乎足以把她归于学者名下）应有的清醒和责任。当然也不排除于丹对《论语》和《庄子》的如此解读都是出于无心，但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于丹愚弄民众确是事实。
因此笔者认为，教化民众做盲从的快乐的奴隶是于丹走红的真正原因，同时也是她犯下的不可原谅的错误。相对于这一点，她那六经注我式支离破碎庸俗化的解读也好，依靠父辈（于丹父亲于廉曾担任出版《于丹〈论语〉
心得》的中华书局副总经理）的滋荫也罢，包括借助于媒体和名家（主要是易中天）的炒作，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于丹脱离《论语》和《庄子》的历史语境，不顾自己的学者身份，有意无意地麻木百姓，愚弄民众，使他们在被愚弄了的同时还不自知，被卖掉了还在那里心甘情愿欢天喜地地给于丹数钱。
于丹很高明，不愧是“名门之后”。我以为，从解读历史的角度来看，于丹应该向吴思先生学习，和吴思先生的深刻相比较，她至少还需要沉潜十年。同样是解读历史，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是在教人活得明白、清醒、不糊涂，而不是像于丹那样教人麻木不仁。同样是对历史的解读，吴思先生提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比如“潜规则”、“元规则”、“血酬定律”等等，而于丹只是在一味地“误读”，有的只是肤浅的遍体鳞伤的所谓“心得”。吊诡的是，说真话让人清醒的吴思没有流行（中国历史向来如此，真正的思想者往往都是落寞的），愚弄民众的于丹却发展成为了“于丹红”。这倒是一个值得分析的现象，愚弄民众的于丹到底是如何走红创造神话的？
我觉得在如何看待于丹走红的这件事上，时评家解玺璋的思路可资参考。
他认为与其揪住于丹不撒手，一定要论出个是非对错，还不如后退一步，看看究竟是谁造就了于丹？尤其是于丹能够迅速地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其内在的依据或逻辑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学者以及众多的读者（欣赏于丹的读者也很多，甚至更多），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正如解玺璋所言，于丹的走红首先离不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正是电视媒体的强大的传播功能将于丹一下子推到了大众面前”。而大众对媒体一向盲从、对央视一向迷信，认为能登上央视“百家讲坛”的就一定是好的，是有价值的，是可以信赖的。
这是于丹走红的一个直接原因。另一方面，根据信息系统论的观点，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讲，从文化消费的角度看，确实存在着信息的需求，“对大众来说，流行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恰恰是流行本身。当一个信息被媒体放大后，就意味着它可能在群众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即无意识的认同感”。
不可否认，有关于丹这个信息的传播，确实有误导的成分。参与“十博士联名倒于”的中山大学博士生刘根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之所以参与这次活动，就是因为不想让人们再受于丹的误导了。在刘根勤看来，于丹所讲的《论语》和《庄子》，都只是借了古典文本的外壳，但实际上很像速成教材，不仅偏离了文本本身，也给人造成了误导。我在这里引用十博士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我同意他们的“集体作为”，正如上文所说，虽然十博士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具体操作上，他们犯了文革时代的上纲上线的错误。因此我对此次事件的基本态度是，用意是可以肯定的，但涉嫌炒作。我的理由是，如果仅仅是要“倒于”，为何要借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名义，为何要注明是十博士，而且为何要偏偏凑成个“十”？当然，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样做有利于传播，有利于掌握话语权，但现如今的所谓博士们，也存在着许多博士不博的现象，所以没有必要借着博士头衔说事儿，更不必要把反对于丹上升到挽救中国文化的高度。诸如“中国文化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同鸦片战争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也更隐蔽。因为，这一次她所面对的是那些打着要‘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的旗号的人们，他们巧言令色，谄视媚行，实际却偷偷为中国文化掘好了坟墓”这样的语言，确实是有些夸张了，因此也削弱了本应该有的批判力度。要知道，民众关注于丹，追捧于丹，不是因为它讲述了多少真知灼见，也不是因为她在学术界有多么重的分量或者多少学术发明，原因很简单，她讲得通俗易懂，就像穿着华美外衣脸蒙丽纱的少女，在拿掉漂亮外衣之前，民众能看到的只是外在的东西。
如果联系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会发现于丹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一个商业味道浓厚的时代，是一个竞争大于虎狼的时代，是一个很容易迷失自我的时代，是一个让普通民众难以寻找到精神家园的时代……许多人都渴求精神上的乳汁喂养，而被某些人形象地称为“文化奶妈”的于丹的到来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因为有了中央电视台才有了于丹，即使她不出现在央视，也会出现在超级女生的出产地。于丹太熟悉民众的这种需要了，她一直担任“百家讲坛”的策划，参与着节目的评判，可以说“百家讲坛”从一开始她就很熟悉，用于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经常在一起谈，什么样的题目找什么样的人来讲合适”。
于丹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不能把《论语》当作外在的一种学问，而是内化的生活方式……不是学术内容，要能够深入浅出……讲的时候能加入大量情节，就是话不远人，让大家觉得他离现代生活很近。有了这样的定位，于丹的“心得”最后滑向愚弄民众的泥沼就毫不奇怪了。对此，于丹似乎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她是十分清醒着去教会民众做快乐的奴隶的。她不止一次地对媒体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上有不同的考量标准，如果在大学讲坛上我这样讲，那我是渎职的，我是对专业学生的不负责任。但是如果在电视上以一个大学讲堂上的严谨，讲究考据的话，我也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现在每个人被多重价值观撕扯着，《论语》不能包治百病，也不能在心理学角度立竿见影地起作用……”于丹很清楚在课堂上面对那些稍有些专业基础稍有些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来说，她不敢“造次”，不敢“心得”，更不敢愚弄，因为那是稍微清醒着的“群体”。而对于那些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兴趣读过原典的民众来说，怎么“通俗”“心得”都是无所谓的。事实上，对于丹的书感兴趣的绝大部分人就属于这样一个群体。这就是于丹的“聪明”和“清醒”。
不要以为“红”起来是多么容易的事情，你既不想脱衣服（某些露点明星），也不想曝隐私（木子美），更不想恶心人（芙蓉姐姐等），那就要用用脑子，好好“心得”一下，才能像于丹这样红！当然也要学会“借力”，像于丹和易中天那样互相吹捧（在百家讲坛播出期间，易中天就在博客上贴出帖子：
“今天看了《于丹〈论语〉心得》，不禁拍案叫绝！建议大家都去看看。友情提醒：该节目系醇酒一坛，‘度数’略高，不胜酒力者慎之！”不仅如此，易中天还亲自到演播室祝贺，并向于丹提出两点希望：一是不要一口气把半辈子的故事都一股脑讲完了，二是不要把酒味太浓的酵母直接拿给观众，而要端出热气腾腾的馒头。于丹这边也是“礼尚往来”，她在接受《新京报》访谈中说“易老师作为一个学术前辈，对我很提携。而我对他非常敬重。他身上有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风骨，外在张扬的傲气，可以率意独行……他是一个真性情的文人”），以此达到互相抬轿子吹喇叭共同愚弄民众的目的。从于丹和易中天互相吹捧的话可以看出，两人不愧都是“百家讲坛”出来的人，不仅仅是具有在一些人听来“动听”而在一些人听来“聒噪”的“央视腔”，还深谙愚弄术，通晓鲁迅先生所说的统治阶级的“瞒和骗”手法，如此人中“豪杰”不“红”才怪！
于丹就这样红起来了，原典就这样被庸俗化了，而真正的学术却没有振兴。学术是什么？学术能干什么？有人会说学术要触摸时代的痛感神经的，让时代随之清醒起来、兴奋起来的，而不是只给时代挠痒痒，让时代昏昏欲睡。如果学术界不能在时代面前保持清醒，而只会一味地投机钻营、撒娇、挠痒痒以沽名钓誉，那是学术界的耻辱，是时代的悲哀。可是看看于丹他们，我们还复何言哉？也许于丹能够承认自己本来就不是在做学术解读，而是在做大众传播，“我讲的内容不是多么学术，也不是多么经典，而是心得”。有人据此分析，表面上口若悬河的于丹，其实也深知自身的不足。有评论者提出质疑：于丹学的是传媒，能懂多少《论语》，我们都知道，《论语》及其相关的学问博大精深，从古到今，好多人一辈子研究《论语》，都不敢称专家，而传媒出身的于丹，竟然敢称自己为专家。
其实专家于丹的所谓要教会民众快乐的“心得”，连她自己都不能够做到，这套理论在她身上根本就不是统一的。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篇《于丹为什么不快乐》的文章，陈述于丹不快乐的理由有六：首先是新书猖獗的盗版；
其次是应接不暇的邀请；再次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第四是走红后她的快乐达到了顶点；第五是她做了力所不及的工作；第六是于丹没有学会拒绝，她讲庄子却学不了庄子，抛弃不了已有的名利。号称要给亿万观众带来快乐的人本身却不快乐，真是一个悖论。
于丹没有拒绝欲望的勇气，因此她的精神质地离庄子很遥远，虽然她有那么多的“心得”。这再一次证明了知识分子面对纷繁时代必须学会作出选择，在社会转型期，大学已经不再是“世外桃源”，知识分子能否保有独立性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大学知识分子该如何自处？是“有我”还是“无我”？论者李杜韩提出，在当代语境下，陈寅恪式的“有我”知识分子只能是“遗老”式人物。那些在国内产生过广泛影响有很大名气的，大学还可以有所选择地“供养”起来以作“标本”，而没有形成气候的那些人其境况肯定就不乐观了，他们要么转型成“江湖术士”，凭教授、博士、专家、学术委员的头衔混碗饭吃，要么就在金字塔的底部或边缘，守着清贫过教书匠生活。而“有我”的知识分子，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时代已经渐渐容不下了。于丹成功地实现了转型，成为“无我”一代，把“智者”转型为“辅导老师”、“知心大姐”，启蒙与批判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在“和谐”中化成“求生”、“求美”、“求善”的智慧。而没有生命的独立性、没有强有力的批判因素，生之善与美凭什么判断？惟有凭大众的认同、权力者的认同了。
于丹的走红恰恰就是依靠大众的认同，大众为什么认同于丹？因为于丹把原典庸俗化了，或者用主流媒体的话说就是“于丹把覆盖在《论语》上的历史的学术的硬壳儿轻轻揭开了，呈献给大家的是一个最直接、真实、朴素的真理。真理是可以进入到人们的心里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基因一直就潜藏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主流媒体为什么欢迎于丹？因为于丹要大众在得不到现实的快乐时，要做到内心快乐，在现世得不到快乐时，要寄希望于未来（来世），这不就是要大家做快乐的现世奴隶嘛？
于丹的作为还被赋予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色彩，“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非常深厚的富矿，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在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物质挑战和精神困惑的当今世界，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富矿，让其发挥出特有的启迪心智、砥砺精神的力量，既非常必要，又迫在眉睫”，“在于丹现象的背后，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当今中国百姓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的强烈渴求”。于丹就是这样赢得了大众和主流媒体的充分肯定。
于丹应该感激盲从的大众和主流媒体，而且她也确实在感激。在于丹和名嘴司马南的对话中，于丹说她要“三鞠躬”，“第一鞠躬对热情的观众、读者，因为他们真正在形成一个文化现象和核心。第二鞠躬是对古圣先贤，他们提出的经典能够活在当下，仍然能够让今天的中国人获得一种可以幸福的依据。第三鞠躬，我应该向媒体一鞠躬”。看来，于丹的确一直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且作为媒体研究者，她对如何操纵潮流也并不陌生。
其实，于丹所讲的庄子，其本身并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众所周知，庄子是脱俗厌世的，这和当下的盛世歌舞升平并不相“和谐”，庄子鄙夷社会是不合时宜的。而于丹口中的庄子却是和原典相反的，她所讲述的庄子和主流媒体达成了共谋。于丹没有意识到，在一个传统文化断层犹如鸿沟一样的今天，对于传统经典的诠释要求比别的时代更严肃，否则就是在思想谋杀，而对思想的谋杀，是比对肉体的谋杀更可怕的。而孔子的《论语》一向为盛世执政者所欢迎，因为整部《论语》，几乎处处都能感觉到孔子在那个时代的忧国忧民，孔子内心有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其最终目的，是要自己的学生不但求得内心的安宁和快乐，更要有所担当、为民解忧。于丹把孔子的这些特点发扬光大，当然会受到欢迎。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于丹则模糊甚至错误地阐释了《论语》，比如于丹说《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其“小人”就是指“小孩子”，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无怪乎有论者提出，虽然于丹讲的心得是很好听的，也是可以给人启迪的，但却不是《论语》的，甚至是反《论语》的。没有一定孔学知识的朋友，是很难进行分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于丹的成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式微的明证，只有在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知半解的时候，于丹才有可能成功，于丹式的误读和歪曲，恰恰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伤害。
有人说，于丹对《论语》的伤害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错读《论语》章句，甚至是一些极为低级的错误，其后果是使文化不高的人从此错误地领会了《论语》和孔子的意思；二是曲解《论语》思想，把一些圆滑世故、无原则隐忍、消极对待贫困甚至阿Q精神都强加给《论语》，而这些思想正是孔子所批判的，这会使得不懂《论语》的人就此错误地理解了孔子思想。
于丹的成功不单单是因为她的学识和能力，还在于她在优秀传统文化复苏和传承中，与时代的呼喊和媒体炒作的成功对接。这反映出社会环境和整个社会文化生物链的断裂。于丹、易中天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粉丝，时评家朱杰人认为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缺少有效的渠道可以把民众需要的历史和文化主动地介绍给他们，传承给他们。另一方面人们对传统经典的追逐与回归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强，这是出于本能的对自身传统的趋同或趣归。由于无法从更佳的渠道获得满足，于是就出现了民众争相读于丹、易中天的场面。”
我注意到，在批评于丹的声音中，史学家朱维铮最为理性、激烈。他认为“布道也好，一家之言也好，你在公共平台上必须说清出处，这个我想在国内外都是基本要求。我让学生找了一本来看，它有‘心得’二字，那应该是自己阅读所得，但我看了一下，没有一句‘得’是她自己的，而且我吃惊的是，全书引用了他人的观点，却没有出现一个20世纪人的名字。这个我以为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可以指出，她引的这段解释是谁的，那段又是谁的，包括她引了鲁迅的话，都不提鲁迅的名字，而旁边都写着‘于丹心得’”。而曾经穿着印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字样的文化衫喊着口号反对于丹的汤军认为，于丹的两部《心得》都是《无极》的升级换代产品，在教我们做快乐的奴隶。
反对者的出言相当大胆和不逊，“按照于丹对于孔子所谓的学说做人的话，于丹这个时候必须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必须在家里作为她丈夫的生育工具和……（因词语太过激，引者从略）工具，怎么能够如此在外面招摇过市呢？于丹做不到这一切，这说明她对孔子所谓的‘智慧光芒’不过是对孔子进行无耻地阉割，叶公好龙而已，借助当前社会的歪风邪气，出来骗钱骗名罢了”。这话虽然说的有些偏激，但却十分到位地点出了于丹肢解《论语》的“丑恶行径”，点出了她为了迎合大众而故意“嫁接”“歪曲”原典思想的“不耻行为”。这一点和时评家解玺璋文章观点一致，他认为：“于丹宁肯歪曲庄子，也要迎合某种东西。她迎合的是什么呢？就是庙堂。官方体制以妥协的姿态接纳了经过于丹重新解读的传统文化。”
于丹视角下的传统文化，是教人麻木快乐的奴性文化和阿Q文化。所以，“全民阅读于丹”，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非理性选择。对于误读传统文化的行径，评论者何三畏形象地称之为“裸奔”，他认为在今天的文化现实，已经有一种向古代社会“裸奔”的架势，所以叫裸奔，是指它似乎尽量不愿给历史带去丝毫现代观念，像鸵鸟似的把头埋进过去，甚至以现实的需要强解古典。其实于丹读史和那些席卷荧屏的古装戏对主流话语来讲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一起成为抗拒现实矛盾的有力武器。于丹有意无意地给民众传递出了安于现状逃避现实的麻木和愚昧。当《汉武大帝》喊出“朕毕生所求就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和“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的主旋律的时候，当用“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何惧身后骂名滚滚来”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为雍正王朝正名的时候，当于丹在百家讲坛侃侃而谈向民众灌输“心得”的时候，民众在不知不觉中泯灭了反省民主和对抗威权的精神。
于丹“心得”的本质，被许多有识之士所看破，其中不乏塞外李悦这样的清醒者。李悦说：“我从不奢求于丹和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像顾准那样探求一个民族的精神出路，但我希望每一位知识分子都有一个道德底线，那就是说真话，生活在真实当中。于丹在‘于丹心得’一书中，提到中国人幸福指数在下降，她也一定知道下降的原因，但她闭口不谈造成贫富差别的原因，也不谈如何解决贫富差别，更不谈社会的正义与非正义，只是多次让贫者返回内心，安贫乐道，像庄子那样插上翅膀飞翔起来。于丹身边一定有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他们能够轻松飞翔吗？吃不上饭的学生是没有力量与于丹教授一起爬树浪漫的。”
李悦认为，缺乏辩证法的于丹只能简单、生硬、自相矛盾、形而上学地看待传统文化，只能闭着眼睛唱赞歌，帮闲忙。在她嘴中笔下，传统文化得到了全盘肯定，孔子成了有适宜温度色彩的儒雅的长者，庄子成了插着翅膀飞翔的仙人，沉重、严酷、忧伤和血腥的中国文化史，被于丹教授编织成田园诗味道的童话故事。
对孔子《论语》解读是这样，对《庄子》解读更是有过之而不及。于丹在解读中只字不提庄子所具有的批判力量和怀疑精神，只字不提庄子蔑视权贵，拒绝为统治者效力，追求自由和人性解放的理想，只字不提庄子对官方哲学的强烈冲击和否定。
这些无不说明，于丹对《论语》、《庄子》的解读真是太肤浅、轻松了。有论者甚至认为于丹的心得说白了就是新阿Q精神，类似精神鸦片。她以自己的主题为核心，到《论语》、《庄子》那里去寻找论据，再用小故事作搭配，就成了所谓的“心得”。她的主题就是叫人逃避现实、反省自己。有人这样诙谐地讽刺于丹“心得”：
凡是曲解的，都可以叫“心得”；凡是《读者文摘》的，也就是“心得”；凡是《于丹〈论语〉心得》中的段子，同样能拿到《于丹〈庄子〉心得》
来用；凡是圣人说的，都是与和谐有关的。
对于丹的“虚伪”，已经有许多警惕的声音：于丹要走红要发财，尽可以依仗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名门之后”，只是你玩你的，别忽悠了老百姓，更不要来个釜底抽薪，把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平衡的物质等分配机制抹平了，把贫富的社会矛盾掏空了，超脱于社会实际，让人在大而空中平衡心态，让我们学会忍与恕，无视社会的不平等，成就了一小部分“治人者”，在他们抢占了社会优势地位，占尽了社会优势财富资源，故而在守成阶段就需要一种治心之术来愚民。
于丹是绝顶聪明的人，她在让老百姓心甘情愿给她送钱的同时，还要他们潜移默化地接受自己的愚民思想，有意无意间帮了闲忙。她要用她的思想来引导民众，引导他们在麻木中修身养性，她不让他们抱怨社会不公、处事艰难，没有多少洞察力、文化知识并不十分丰富的人根本看不到其中的玄妙，即使那些有定力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就能够逃脱于丹设计的高明的思想陷阱。
于丹所倾心的孔孟之道和老庄思想，并不全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鲁国平在评论于丹的文章中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儒家的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似乎符合普通老百姓求平安和谐的心理，也符合统治阶级政治长治久安的需要，但无视社会大环境的不公平却一再强调被统治阶级的人民大众的仁义道德和损己以公，如此不尊重个体生命尊严与价值的思想体系占据我们一切主流政治经济文化的行动指南阵地，难免会让国家和人民的路越走越窄！
在文章最后，让我们再来比较一下于丹和吴思。
同样是讲史，于丹所做的是美化现实愚弄民众，而吴思先生却在直面当下警醒世人。同样是用时下的语言解读历史，同样的幽默诙谐，吴思做到了站在民间立场说真话，而于丹却与媒体相苟合。从这一点来说，于丹还应该向吴思先生学习。因为作为一个学者也好，知识分子也罢，讲真话这一最基本的要求是必备的素质。可是，在这个纷纷扰扰的现实社会里，真的猛士受到了排斥，假的花瓶却受到了吹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