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出生于在格鲁吉亚一个叫哥里的小城里。他的父亲给他取名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维里。
1894年，斯大林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并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
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入学不久，斯大林就加入了一个秘密的学习小组。他们偷偷地把禁书带到学校里秘密阅读。后来，他加入了“麦撒墨达西”社，这是一个第比利斯首批社会民主党小组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后来的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要求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进行社会革命。
1899年5月，20岁的斯大林从第比利斯正教中学不辞而别，他没有等到中学毕业。一个多月后，学校以无故不参加考试且原因不明为理由作出了开除的决定。
斯大林从此永远地离开学校，开始一种新生活——职业革命者。
1901年11月11日，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党召开代表大会。斯大林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并派他到巴统去建立党组织。
巴统位于黑海沿岸，是个有两三万人的城镇。这里交通便利，是俄国的一个工业中心。
斯大林到巴统后组织发动工人，并办了一个秘密印刷所。
印刷所就设在他的住所。铅字都放在火柴和香烟盒里，斯大林坐在桌子旁写传单，然后就交给排字工人，各种传单和宣言书很快就从这个印刷所散发到工人手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用柯巴作为化名，并且一直用了很长时间。
在斯大林的宣传、鼓动下，巴统的工人开始罢工，上街游行。
警察千方百计想找到秘密印刷所，为了躲避侦查，斯大林把印刷机转移到巴统郊区一个阿布哈兹人村庄。为了保密，到这里来领传单的工人都穿上高加索妇女的服装，戴着面纱。左邻右舍起初怀疑印刷机在印钞票，因此要求分一份。斯大林费了好大劲才向他们解释明白是怎么回事，并得到当地村民的帮助。
1902年4月5日，星期五晚上。斯大林和几个同志在一个朋友家聚会、联欢。联欢会正在进行中，有人猛然发觉，巴统警卫队不仅包围了这座房子，而且在地下室里安了密探。斯大林抽着香烟，正与一位朋友谈话。他没动声色只平静地说：“没事儿。”继续抽他的烟。过了不久，警察闯进屋里，逮捕了屋里所有的人，包括斯大林。
这是斯大林在他的职业革命生涯中第一次被捕。几经流转，一年多后他被判处3年流放。流放地是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省的新乌拉村。经过4个月押送，才到达目的地。但他很快就从流放地逃跑，1904年1月斯大林又偷偷地回到第比利斯。那时他已经24岁了，正是婚爱的年龄。
他在第比利斯的秘密接头点遇见了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后来介绍他同自己的妹妹相识，她叫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
姑娘和斯大林的母亲同名，都叫叶卡捷琳娜。斯大林很快地和叶卡捷琳娜结了婚。婚礼是在一所东正教堂秘密举行的，母亲特地从哥里赶来操办了这次婚礼。
儿媳与婆婆一样是个虔诚的教徒。她一心一意的服侍她的丈夫。每天晚上在等待她的忙于开会的索索时不停地祈祷，祈求他丢掉得罪上帝的想法，在家劳动、安分守己，平平静静地过日子。斯大林从不干涉妻子的宗教活动。
斯瓦尼泽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本分的家庭主妇。对她来说，家庭是她的全部生活。斯大林总是很忙，东奔西跑，但斯大林是爱她的。她也很爱丈夫，每当丈夫回到家，她总是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含情脉脉地望着他，希望丈夫能在自己的身边多呆些时光。但斯大林每次回家都风尘仆仆，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尽管短了些，但很甜蜜。
1907年，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取名为雅可夫。不幸的是孩子生下不满一岁，年轻的斯瓦尼泽就病故了。
斯大林很伤心，在妻子的葬礼上，他心情抑郁，把右手按在胸上，指着棺材说道：“这个人使我的铁石心肠也变软了，她死了。而我对人类的最后一点温情也随她一起去了。”
1905年12月斯大林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高加索联盟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芬兰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和斯大林第一次直接会面了。
许多年以后，斯大林在一次讲演中谈到这次会面：“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人，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是高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高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匀称和仪表堂堂的巨人。当我看见了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啊……”
“通常，‘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让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看他出现，而且在‘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告诫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普通的代表进行最普通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啊。”
“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斯大林赞叹到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
1905年的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沙皇制度重又站稳脚跟，工人运动急剧衰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人脱离了党的队伍，党的组织成员大大减少。
就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来到巴库，领导当地的工人继续斗争。他在自己参与编辑的《汽笛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坚持认为石油公司必须同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工资制度必须改变，工人需要的不是更多一点的奖金，而是欧洲的工资制度。他和战友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等人一起领导石油工人同雇主进行斗争，在工厂主同意与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之后，他号召五万巴库石油工人来选举他们的代表，当局答应给工人代表以豁免权。
斯大林等人还组织了多次石油工人的罢工，迫使工厂主向工人作出让步。
巴库的斗争引起了列宁的重视。特别是那些有着积极斗争情绪的人使列宁表示十分钦佩。
斯大林在巴库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派出大量的警察，侦探来寻找跟踪他。1908年3月25日，斯大林和他的战友奥尔忠尼启则同时被捕，囚禁在巴库的拜洛夫监狱。
拜洛夫监狱原来只能容纳400人，可现在是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到斯大林被捕时这里却关押了1500人。
斯大林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囚犯们睡在拥挤不堪的牢房里，走廊上或楼梯上。除个别罪行严重的犯人的房门锁着，其他的门都敞开着，刑事犯和政治犯可以在院内，房子之间自由地走来走去。死囚和其他犯人吃住都在一起，而处决的地点就在监狱的院子里。所以牢房里总能听到被处死者的哭喊和绝望的叫声。
当人们看着可能是刚刚呆在一起的人被带到院子里绞死的时候，他们的神经就非常紧张，但斯大林却镇静自若。跟他关在同一个监狱的维列沙克回忆说：“柯巴睡的很熟，要不就安安静静地念世界语。”
在狱中，斯大林除了学习世界语，还利用闲散时间读书，并继续注意着巴库石油工人的斗争，不断地为《汽笛报》和《巴库无产者报》撰写评论。
在这里他被关押了七个半月，然后被判处流放沃洛格达省索利维切戈茨克两年。在押解流放地的途中因患斑疹伤寒，直到1909年底才到达流放地。
不久他从流放地逃了出来，回到首都彼得堡又开始了他新的战斗。
从1908年斯大林在巴库被捕并判处流放，到1912年这段时间，他又先后3次被捕、流放。但他每次都逃了出来，在斯大林的革命生涯中真是多灾多难。在1911年的一次服刑中，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俄国局委员。
1912年底，斯大林再次奉召到克拉科夫参加列宁主持的联席会议。
经过一番艰辛后，斯大林终于到了克拉科夫，并如期参加了会议。
由于叛徒的告密，斯大林又一次被捕了。
斯大林在彼得堡监狱中住了5个月后，被判处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由警察公开监视，期限4年。图鲁汉斯边疆区是一个著名的流放地。斯大林在那里受到极其严密的监视，起初他还打算逃出流放地，但敌人对他越来越严的监视使他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著名的二月革命。沙皇制度被彻底推翻，斯大林的流放生涯随着二月革命的胜利也就结束了。
斯大林一生被捕7次，6次流放，而且集中在1902～1917年期间，真正是百炼成钢。
二月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又发动了七月事变。警方指控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又遇到了新的挫折不得不转入地下。
临时政府极力迫害列宁，说他是德国派来的奸细，要他到政府自首，列宁无法公开露面了。
斯大林承担了安排列宁转入地下的工作，列宁先被隐藏在老布尔什维克阿利卢耶夫家中，暂时躲避几天。
中央讨论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否接受临时政府提出的“出庭受审”的要求，大家意见很不一致，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列宁也犹豫不决，因为他担心，如果逃避审讯，会使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相信对他们的指控。相反，斯大林却建议他们隐藏起来，他说，士官生不可能把列宁押送到监狱，在路上就会被打死，必须把列宁可靠地掩护起来。
事实证明斯大林是对的，一旦列宁同意出庭受审，后果是很严重的，最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下决心隐藏起来。
天黑以后，化妆后的斯大林亲自将列宁送上火车，列宁隐居在离彼得堡34公里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的草棚内。
斯大林成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秘密联络员。
十月革命越来越临近了，党的队伍又不断地扩大，斯大林肩上的任务更繁重了。他是《真理报》的负责人，又是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斯大林紧张地工作着，整日整月没有好好睡过觉。他时常记得巴库石油工人们常夸奖他有坚强的意志。因此，他早就用斯大林这个词做他的笔名，在俄语中，斯大林是钢铁的意思，斯大林一生确实具有钢铁般的意志。
1917年10月7日，列宁秘密地回到彼得格勒，党中央举行秘密会议，列宁在会上强烈地坚持“武装起义不可避免，时机完全成熟”的判断。
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列宁的计划太急迫，太突然，而且有危险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现得尤其惊慌，极力反对列宁的主张。
在这场辩论中，斯大林没有过多地表态，但是，在投票的关键时刻，他站在了列宁一边，列宁的举行武装起义的提议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会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然坚持己见，甚至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他们反对起义的声明，泄露了党的机密。这使列宁和他的支持者非常气愤，他们认为反对和泄露党的决议是一种叛变，列宁向党中央提出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
在中央的会议上，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坚决要求开除，还有一些中央委员也同意开除。只有斯大林主张从宽处理，认为他们只要承认错误，就应给予改正的机会。
在斯大林的影响下，会议撤销了开除他俩党籍的建议，但要把加米涅夫调离《真理报》编委会。斯大林同样提出反对意见，并提出“辞职”以示抗议。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他的辞职，加米涅夫仍留在《真理报》编委会里。
斯大林在组织上保护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路线方针上坚决地站在了列宁一边。
10月24日，列宁再次秘密地来到了斯莫尔尼宫，参与指挥武装起义。
武装起义在托洛茨基的直接组织和指挥下，起义成功了。
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工人苏维埃独掌政权。
在十月革命中，列宁是公认的领袖，托洛茨基的作用仅次于列宁。
1918年11月6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十月革命的一文，文中说：“起义的鼓舞者自始至终都是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秘密住在彼得格勒维堡区。10月24日晚上，大家要他到斯莫尔尼宫去领导总的运动。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做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十月革命胜利了，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新的人民政权不沿袭临时政府各部部长的名称，各部部长都改称人民委员，以增加新政权的人民性。
斯大林开始组建新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虽说是个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但现在他连一个房间也没有。没有办公桌，椅子，列宁只配给他一个助手，波兰人培斯特柯夫斯基。
那时候，革命刚刚胜利，大家都很忙。什么都没有，一片混乱，一切都得靠自己动手。
培斯特柯夫斯基在斯莫尔尼宫一个没人占用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空桌子。他把这张桌子推到边上，靠墙放下，又到别的房间找了两把椅子放在边上。在门上的墙上贴了一张纸，上写“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又让培斯特柯夫斯基到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那里借了三千卢布，作为必要的经费。就这样，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了。
这个办公室的唯一优点是：离列宁很近，使斯大林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列宁，也使列宁有可能了解和帮助斯大林。
的确，在初握权柄的日子里，斯大林成了列宁的得力助手。他的冷静、果断和卓有成效的办事能力受到列宁的赏识。
培斯特柯夫斯基曾经回忆说：“列宁连一天都离不开斯大林……一天中，列宁总是没完没了地叫走斯大林，或到我们办公室把他带走。一天中的多半时间，斯大林是同列宁在一起度过的。”
召开立宪会议原来是列宁及其战友们的一贯主张，他们认为这是实行民主的一种措施。但是在立宪会议临近召开时，列宁却忧虑起来：他担心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不能占优势，因此新生政权的力量将被削弱。
选举结果确实不出列宁所料：布尔什维克只占25%的席位。这使列宁等人感到不能容忍。于是决心取消立宪会议，对此，列宁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
立宪会议在塔夫利达宫开幕。在立宪会议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要求会议予以批准。可是，参加立宪会议的大多数人却拒绝讨论这个《宣言》。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要求休会，以便各党团能分别讨论《宣言》。休会期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提议：复会后宣读他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声明并退出立宪会议。列宁的倡议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一致赞同。
复会后，所有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代表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陆续离开了会议大厅，退出了立宪会议。
当其余的代表来到塔夫利达宫门前，准备继续开会时，却被卫兵挡在了门外。负责警工的德宾科向卫兵下达了命令：“禁止立宪会议继续开会。”
面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硬态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十分气愤，他们立刻组织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列宁对此早有准备，布尔什维克的赤卫队员们呜枪驱散了游行队伍。列宁当即宣布：“兹命令在塔夫利达宫内执行卫生勤务的卫兵和水兵同志不得对立宪会议中的反革命成员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应准许所有人自由离开塔夫利达宫。但非经特别批准，任何人不得入内。”
斯大林制订新的《五年计划》。这样，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9日停止了活动。
斯大林从解散立宪会议这一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中再一次受到深刻启示。他充分体验到在政治斗争中，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具有极大的威力，即使行动显得粗鲁，但它最能迅速而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革命是不能心慈手软的！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作为中央特使去了赫尔辛基，参加芬兰社会民主工党大会。他在会上发言时强调芬兰应按民族自决权原则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并且与列宁共同签署了关于芬兰国家独立的法令。但是芬兰独立后，社会民主工党没有掌权执政，政权转到了芬兰资产阶级手中。因为这，斯大林所坚定维护的民族自决权原则遭到了党内一些人的指责，他们认为这是向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屈服。
面对种种压力，斯大林在1918年1月10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时，对民族自决权原则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说：“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这个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
他的新原则在其后的乌克兰建国一事上得到了验证。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于1917年12月12日，当时在乌克兰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团体的联合机关——中央拉达。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与中央拉达进行了艰苦斗争。
乌克兰终于没有独立，而是以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
十月革命的胜利响彻欧洲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仇视和恐慌。他们纷纷出兵武装干涉，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消灭在摇篮之中。国内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也不甘心他们的灭亡，纷纷组织自卫军举行叛乱，全国烽烟四起。到1918年夏，苏维埃共和国3/4的领土陷入敌人手中，苏维埃国家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岌岌可危，面对严峻的现实，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宣布全国进入战时体制。把首都从彼得堡迁到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得到1/8磅的面包。
战时体制包括：成立了15个方面军以应付战争；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取消市场和私人贸易，实行供给制；实行余粮征集制，成立武装征粮队，强制征收农民手中的“余粮”；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全国的各个战场。
1918年6月6日，列宁派斯大林作为中央特派员到俄国南方的察里津去征集粮食。并委以全权，当地的各级政府、军队、铁路、邮电、粮食等部门均须执行斯大林的命令。
斯大林到达察里津的第二天，就向列宁转告说：那里一片混乱，投机盛行。他马上采取了有力措施：对粮食实行配给制和固定价格，把那些腐化堕落和办事不力的官员撤职，解散一些不必要的委员会，严厉打击抢劫运粮火车的人。并向列宁保证过一个星期向莫斯科运送100万普特的粮食。
他果断地下命令说：如果有人敢抢粮食，就把他们的村庄烧成灰烬，使他们不敢再袭击火车。
斯大林在这里为收集粮食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并且在5天内向莫斯科发运了5列车粮食。
此外，斯大林还直接参与了军事领导。他领导区军事委员会，将分散的部队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些新的师团、特种部队和装甲列车纵队，建立工人民兵队伍。在危险面前，斯大林没有惊慌失措，表现出独揽大权的气魄和坚毅果敢的精神。
在卫国战争刚开始组建红军时，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内缺少大量的军事专家，托洛茨基提议让沙皇时的旧军官补充到红军中，担任各级指挥官。列宁同意并采纳了这个提议，但斯大林不理解列宁的用意，心里是不同意此举的。
在察里津手握大权的斯大林，极不信任旧军官，撤销了由旧军官组成的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多数人的职务。然后把他们抓起来，囚禁于伏尔加河上的一艘轮船上。托洛茨基闻讯后立即发来了一封电报，要求释放他们，但斯大林“不予理会”。最高军事委员会派调查团奔赴察里津，专门调查此事，结果军区司令一人释放，被捕的其余人连船带人沉没于伏尔加河中。
此后斯大林和旧军官的分歧越来越大，磨擦逐渐升级，终于导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直接对抗。双方互不相让，列宁从大局出发，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派斯维尔德洛夫亲自乘专列代表中央到察里津接斯大林回莫斯科。为了安抚斯大林，列宁又让斯大林兼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19年春天，彼得格勒局势严峻。尤登尼奇率领的白军对彼得格勒发动疯狂的进攻，形势很危急，驻守在那里的第7集团军未能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敌人攻占杨堡，随后又占领了普斯科夫和亚姆市。第7集团军且战且退，撤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是战前的首都，是全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地位重要。
就在这时，中央决定派斯大林以国防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彼得格勒战线，以便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
5月19日，斯大林到达彼得格勒。当天召开了由总司令、西方战线司令员、第7集团军司今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彼得格勒的战况。后来，列宁又致电斯大林，要他在后方和前线注意“有组织的叛变活动”，一旦发现，即采取“紧急措施”。斯大林按照列宁的指示，号召保卫彼得格勒的部队同逃兵和叛徒作斗争。
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不胜任的人撤职，把他认为对失利负有责任的军官交送军事法庭，调整供给系统。这些措施使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明显好转，部队加强了纪律，提高了战斗力。
6月13日，彼得格勒的海防要地红兵炮台和发马炮台发生反革命叛乱，红军立即从陆上和海上对叛乱者展开进攻，16日红军占领了这两个炮台。
6月21日，第7集团军开始对白卫军实施反攻，在维德利察战役中，红军把白卫军赶到了边境。8月5日第7集团军主力解放了杨堡。8月26日，第15集团军向西北发动进攻，夺回了普斯科夫。
由于保卫彼得格勒有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一样，获得了红旗勋章。
从保卫彼得格勒前线回到莫斯科以后，斯大林又曾被派往南方战线，领导那里的保卫莫斯科的重任。1920年10月16日又受命前往北高加索和阿塞拜疆，指导那里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一直到11月20日才返回莫斯科。
1919年3月，斯大林参加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大会之后的中央委员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紧接着，又被任命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上升很快。
1920年底，内战以弗兰格尔的失败而终结。1920年11月，莫斯科庆祝了自己的胜利。
在斗争中斯大林常以全权代表或政治委员的身份征战于各个战场，显示出斯大林的献身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斯大林的表现，列宁也看在眼里：斯大林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这在战争期间很重要。在战争以后，这样的人更是党和国家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