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英雄的红军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这一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通过叙述血战湘江这一战例，我们读后也许会有更深一些了解。为了使你更清楚地了解这一战例，笔者将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作较细的描述，请你耐心阅读。
血战湘江扼要情况是：在中央红军刚踏上长征路不久，即 1934年 11月中旬，蒋介石调动 30万大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 300里的湘江两岸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 25日，中革军委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红军浴血奋战七昼夜，终于以惨重代价突破湘江封锁线。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主力共损失约 3.19万人，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 8.6万人锐减至 3万多人。
蒋介石拟定围堵中央红军计划
1993年 9月下旬，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的四次 “围剿 ”相继失败后，蒋介石又调集 100余万军队和 200余架飞机，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历时一年的第五次 “围剿 ”。其中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 50万人，采用兵分 4路，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以图最后 “解决”红军。而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的红军最高军事领导者，先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后又出现退却时的逃跑主义，迫使中央红军紧缩根据地，并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仅广昌一战，就损失 5000余人。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长驱直入中央苏区腹地，中央红军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已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被迫作出了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1934年 10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构共 8.6万余人，相继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等地突围西征。伟大的红军长征开始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场恶战即将拉开序幕 ……中央红军以红 1军团（林彪、聂荣臻部）为左路前卫，红 9军团（罗炳辉、蔡树藩部）随红 1军团后跟进，并掩护左翼安全；以红 3军团（彭德怀、杨尚昆部）为右路前卫，红 8军团（周昆、黄苏部）随红 3军团后跟进，掩护右翼安全；中央和军委两个纵队居中；红 5军团（董振堂、李卓然部）担任后卫。沿江 6军团西征路线开始长征突围行动。于 10月 21日，从雩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至 24日，红 1、3军团已占领桃江（信丰河）东岸地区。
与此同时，蒋介石正偕夫人宋美龄周游全国。对第五次“围剿”感到胜利在望的蒋介石，正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是啊，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第五次 “围剿 ”，采用 “竭泽而渔”、碉堡推进的“围剿”战略，收到“奇效”，已使中央红军丧失大部分根据地，被迫收缩，战略上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但赣南前线突然来报：红军主力不知去向，似有突围迹象。蒋介石心里一惊，心想：若不乘势“剿灭”红军，使之突围成功，恐怕将来后患无穷。于是，蒋介石急速赶回南昌部署 “剿共 ”大计。
10月中旬，蒋介石回到南昌行营，整日脾气暴躁、焦虑不安。不是独自一人在室内快速踱步，就是拿着电报对照着作战地图发愣。蒋介石的焦虑出自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对于中央红军下一步的动向，蒋介石曾不止一次地盘算：如红军东去，他则命令参与“围剿”的四路兵马席卷福建，把红军消灭在东海之滨；如红军南下，那就集中各路大军越过五岭，把红军消灭在潮汕一带，同时可趁势解决南天王陈济棠。可偏偏据前线战报：“共匪”绝无向东转移之迹象；如果失去战机，“剿灭”不及，使中央红军“脱逃 ”，则他一举歼灭红军的企图岂不功亏一篑！其二，就在蒋介石北上巡游的前夕，四川军阀刘湘在“进剿”红军方面军的过程中，被徐向前所部打得落花流水而一筹莫展，遂以 “川中 ‘剿匪 ’军事困难 ”为由通电辞职。此时，蒋介石担心川中 “剿匪 ”无主，使徐向前部做大，终成突围转移的中央红军的落脚地。此外，红 6军团（肖克、王震部）在印江县木黄已与贺龙的红 3军会师，对此，蒋介石非常清楚：用不了多长时间，红 3军（后恢复红 2军团番号）与红 6军团必将在川、湘、黔三省交界处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岂不遗患无穷嘛！其三，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既不是东去，也不是南下，若是沿着红 6军团突围路线西去，与红 6军团、红 3军合为一股，万一再与红 4方面军连成一片，到那时，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必将成为红军新的落脚点和根据地。这对蒋氏而言，真是犹如火上浇油，他怎能不分外焦急呢！其四，最使蒋介石感到焦虑的是：
搞不清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方向，无法准确把握追击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下一步“围剿”部署。蒋介石深知中央红军这次战略转移如果成功，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此，他立即召集各路“追剿”军头目，举行南昌行营军事会议，研究具体的军事对策，并对红军发展的趋势和行动企图作出了如下的分析判断：
一、肖克、贺龙两股匪军，在湘西之慈利、大庸一带合股后，似将继续活动于龙山、咸丰及川东地区，以图截断川、鄂及川、湘交通，并掠夺物资；二、朱、毛股匪之第 1、第 3、第 5、第 8、第 9各军团约 10万余人，窜抵湘南后，将经桂北、黔东，向川南窜犯，图与川北之徐向前股及湘西肖、贺股匪，互成牴角之势，再行相互策应，制我川中；三、第 4军团徐向前股，由陕南窜至川北之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后，似将继续窜犯嘉陵江之间中、南部一带，以图牵制我川中进剿军，策应朱、毛、肖、贺各股匪军之行动；四、各股匪均将避实击虚，沿途流窜，破坏交通，掠夺物资，宣传赤化，以达成再度啸集之目的。
蒋介石基于上述的分析判断，确立了下一步“追剿”红军的所谓方针：我军以歼灭匪军之目的，乘各股匪军尚未聚集之前，分别于湘、桂边境，湘、鄂、川边境，川北地区，各以有力部队分途 “围剿 ”各个击灭之。
蒋介石虽然做出了上述所谓的 “敌情判断 ”和“围剿方针 ”，但不难看出，蒋介石最担心的还是中央红军的动向，以及如何才能尽快“剿灭”之的军事手段。换言之，他是决不会容忍中央红军渡过湘江西去的，而是集中一切力量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的地区。为此，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最终拟定了初步追堵红军的计划：西路军何健部除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该路总部移驻衡阳；南路军陈济棠部除李扬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路总部推进至韶关；第 4集团军主力集中桂北，总部转至桂林；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 6路军薛岳率所部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蒋介石又一次张弓待发，对红军拉开了架势 ……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他在红军前进途中布下了四道封锁线，并亲笔手谕前线将领：“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
按照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主持的军事会议上的部署，在红军西进途中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在安远、信丰间；第二道在桂东、汝城间；第三道在郴县、宜章间；第四道则依托湘江险要展开。
10月 25日，中央红军轻松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全部渡过桃江（信丰河）。蒋介石获悉后，随即调整部署并下达命令：
查匪徒次南犯系全力他窜？抑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唯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遂、汾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1.先电芸樵（即何健）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工事，严密布防；2.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霖，巩固赣州以北江防；3.周（即周浑元）纵队抽调十六个团集结泰和；薛（即薛岳）路抽调十二个团集结龙冈；4.匪如他窜，即以薛、周会两李（即李云杰、李生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即罗霖）、李（即李云杰），由赣州东进。薛路仍服原来任务；5.东路及辞修（即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
由上述命令可知：蒋介石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仍然不知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准确去向。因此，他的军事部署主要还是围绕防止中央红军“全力他窜”、“或在赣南另图挣扎”的意图上，希望把中央红军拦堵在第二道封锁线之内，在赣粤交界处消灭之。为达上述目的，他仍旧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碉堡推进战术，以收竭泽而渔之效。他唯恐属下不明其战略意图，遂于 10月 29日再次电令：北路军除进剿部队外，所有守备各部队应尽力推进筑碉，以便与前线部队互有呼应。这时的蒋介石虽然尚不清楚红军转移的方向，但他知道：无论中央红军是 “全力他窜 ”、“或在赣南另图挣扎 ”，在围堵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派重兵 “追剿 ”。唯有如此，中央红军才不会 “折回老巢 ”，重新在赣南、闽西一带 “为患 ”；也唯有如此，中央红军才会被迫流徙他地，成为当代的所谓 “流寇 ”。
11月 5日，中央红军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后，未遇敌军大的抵抗，随即迫近敌设在郴县、良田宜章一带的第三道封锁线。于 11月 15日，从宜章南北一线顺利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这时的蒋介石终于舒了口气，他总算判明了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真实意图——即沿着红 6军团转移的路线西去。故于 11月 12日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 “追剿 ”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两部共 16个师，粤军陈济棠部 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 5个师共 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进行“追剿”。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企图以优势兵力，依托湘江两岸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在给前线各部队的手谕上，蒋介石都写着：“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 ……”
红军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
10月下旬至 11月中旬，中央红军正在突围途中。正当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制定 “追剿”中央红军的方案之际，10月 21日，中央红军开始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突围第一仗首先在江西安远和信丰间的版石圩一线碉堡群间打响。红 1师 1团袭占新田，红 2师 6团袭占金鸡，旗开得胜。
10月 22日，我军进攻版石圩，经两个半小时激战，将敌击溃。后又在追击途中，与敌激战数小时，共歼敌约 1个团，俘敌 3000多人，缴获了部分军用物资。10月 25日，红军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桃江）。敌人吹嘘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就这样被红军冲垮了。敌第二道封锁线位于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山上，这里碉堡和碉堡之间，沟壕相通，火力相连。11月 2日晚，红 1军团 2师 6团在团长朱秋、代政委王集成的率领下，歼灭了汝城南侧城口守敌，俘虏 100多人。与此同时，红 3军团因湘敌 62师先我占领汝城，所以对汝城采取派一部监视，其余部队绕道通过的办法突了过去。第二道封锁线就这样又被红军突破了。
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湘粤边湖南境内良田到宜章之间。山上碉堡林立，山下既有铁路，也有公路，敌人调兵非常方便。而且，中央红军转移意图已经暴露，此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的已经从江西、福建追上来了。粤军利用他们有铁路、公路之便，也正赶往红军前面进行堵截。红军对敌第三道封锁线的突破口选在九峰山北侧。此为控制粤汉线的一个制高点。11月 6日下午 3点，红 1军团到了麻坑圩。林彪亲自指挥红 2师 4团抢先占领了九峰山阵地，保证了红军左翼安全。
红 4团政委杨得志在回忆录《横戈马上》中这样写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适逢瓢泼大雨。没有照明设备，四周一团漆黑。雨点像倾泻的大水，随着狂风扭成水鞭子，一道一道地向我们抽打着，使你抬不起脚，挪不开步，好像要淹没在这个世界似的。广东军阀在这里派兵守卫着。我们攻一个山头，他们退一个山头，真是一步一个血印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
与此同时，红 3军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保证了红军右翼安全。红 1、3两军团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中央军委等后续部队，于 11月 15日从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安全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骁勇无比！不到一个月，连续突破敌三道反“围剿”中的红军战士封锁线，蒋介石这才发现红军“虎落平阳”但虎威仍在，万不可小视红军的力量，因此加紧了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军事部署。
奔腾在广西东北部的湘江，此时横亘在中央红军的面前，连同蒋介石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构成了阻挡红军西去的屏障。中央红军欲与红 2、6军团会师，非越过湘江天险不可，已经经过几番搏杀的红军将士，将面前一场更加严峻的挑战！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了 ……11月 12日，蒋介石亲自部署了对中央红军的 “追剿 ”部署：任命何健为 “追剿 ”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两部专事 “追剿 ”；令粤军陈济棠之主力部队进至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桂军白崇禧部以五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居险堵截。这是一个以湘军和桂军两边夹击、中央军和粤军尾追配合所构成的“口袋式”包围圈。蒋介石不惜投入总兵力约 26个师，近 30万人，数十架战斗机，依仗其数量和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以图在湘江东岸与红军决战，一举将红军歼灭。
“追剿 ”军总司令的任命，蒋介石颇花了番心思。他选择湖南军阀何健，自有他的如意算盘：论资历，何健是够不上“追剿”军总司令这个头衔的，但中央红军西征不仅要从何健的地盘——湖南经过，而且还要穿越广西。在蒋介石看来，何健是既会坚决堵截红军入湘，又可率湘军“追剿”入桂的唯一人选。因为他与桂军首领私谊甚厚，不会引起地方势力纠纷。这样何健就能在红军突临湘江前，命湘军先于红军进入桂境，抢占合州。给一顶“追剿”军总司令的空头官衔，会大大调动何健的积极性，为“追剿”红军卖出全力，何乐而不为？
对于蒋介石在此役中的用人方略，时任国民党总统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是这样评述的：他处处从人地相宜着想，认为何健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全州（全州为广西地盘），彼此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使过境红军遭到一些困难。李韫珩、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在跟踪追击中熟悉地势，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蒋介石认为，以精锐之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企图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势，红军则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当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粤湘边，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容易。当蒋在南昌决定这一计划时，我个人也认为红军在战略上已陷入不利态势，是否通渡过湘江、潇水这一条地障，的确是红军成败的一个大关键。
蒋介石为使何健旗下的湘军能在此役中倾力 “剿匪 ”，在颁发委任状的同时，还假惺惺地给何健写了一封亲笔信：
芸樵兄勋鉴：今委兄以大任，勿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遗沙场匹马还。
何健果然上当，手捧信札如接圣旨，受宠若惊，当即复电盟誓：拼死决战，绝不辜负委员长重托……并将蒋介石的手札大量复制，广为散发，以激励下属，抬高自己。何健踌躇满志地赶往衡阳赴去了。
何健制定五路堵截红军方案
何健到达衡阳以后，当即主持召开了在湘江堵截红军的军事会议。面对参与湘江堵截作战的各军军长及各路军参谋长等，何健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和南昌行营的决策，以 “追剿 ”军总司令的身份，提出了追堵作战方针。
何健强调：“共军西窜，沿肖克旧路强渡湘江入桂黔的企图日趋明显，追剿军基于南昌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协同广西友军扼守全州迄灌阳以北四关，并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并先占道县；另以一部机动于祁阳、零陵、全州间作为战略预备，以防共军取道零陵北进；俟在湘江将其击破后，加以追歼。”
接着，何健宣布了湘江以东地区分五路堵截红军的作战方案：一、以第 28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即开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的第 15军取得联系，进行堵截。二、以吴奇伟率第 4、第 5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 5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
三、以第 36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四、以第 17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第 23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五、以第 16军李韫珩率所兼之第 53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这个五路进军的湘江追堵方案，虽由何健宣布，实际上为蒋介石一手策划。蒋介石认为：何健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交甚厚，以湘军入广西全州，彼此不会猜忌，便于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使过境红军遭到一些困难。
再以精锐之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迫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在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利形势，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此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在粤湘边，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容易。
11月 14日，正当何健加紧落实蒋介石的所谓五路围剿计划时，又收到南昌行营以蒋的名义发来的这则电令：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即第一、二道封锁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遗（贻）害国家不堪设想。希芸樵兄督饬两李（即李云杰、李韫珩）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其注意勿使迂回粤、桂，剿办更难。并须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亟须设计迟滞匪之行动。
何健认真地研究了这则电令，正当他准备分别下令实施之际，中央红军于翌日——即 15日全部从郴（县）宜（章）间通过了国民党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也就是说，蒋介石在上述电令中最为担心的问题 ——“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 ”已经变成了现实。因此，他不得不向蒋氏陈情，更定其部署。并电令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及各军军长刘建绪、吴奇伟、周浑元、李云杰、李韫珩等及各路军参谋长会商 “追剿 ”红军的计划。
会上首先通报了何健搜集到的所谓 “敌情 ”，大意谓：“据南昌行营及南路军战役与沿途作战所得资料估计，红军西进番号有 1、3、5、8、9等 5个军团由朱德、毛泽东亲自率领；正规红军与地方部队、民夫等通过余汉谋防线时，人数当在 10万以上。唯沿途被截追于粤、赣边及粤、湘边损耗很大。据湘南民团指挥胡凤璋及汝城县陶县长报告：红军通过文明司时，实有人数约六七万人（内民夫很多）。”
从述材料可知：上至南昌行营的主帅蒋介石，下到所谓追剿军总司令何健，均不知毛泽东早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足见其对 “敌情 ”掌握得是何等的不准确。
就在此次会议上，身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的薛岳讲了如下这段又臭又长的话：“红 1军团林彪部系朱、毛起家的嫡系部队，1927年冬至 1929年，曾在湘、赣边活动，战斗力最强，善于机动与突击，所辖第 1、2两师曾在延寿与粤军李汉魂部发生遭遇战，颇有伤亡。林彪是黄埔四期生，湖北人，当时年仅 20多岁。红 3军团彭德怀部（辖第 4、5、6师）非嫡系红军，1928年彭在湘军当团长，于平江起义，所部在湘、赣边扩充后，在江西、福建方面作战也尚能打硬仗；据说该军团有不少湘军旧军官，并具有一定独立性，在红军中仅次于红 1军团；彭出身湖南讲武堂，作战骁通沉着。红 5军团董振堂部，所辖第 13师、34师，在江西作战时期表现出顽强的防御力；该军团多北方各省士兵，董振堂原是第 26军孙连仲部旅长，后在宁都起义；该军成分不纯，突围以来一向打后卫；如发现此番号应加以猛击。红 8军团军团长不详，在江西围剿时没有发现此番号，当然是新组建部队，战斗力不会强；突围几次出现在侧翼，可能性是牵制掩护军团。红 9军团罗炳辉部，罗为云南人，出身云南讲武堂，原在朱培德的滇军第 3军当过营长，1928年至 1929年间在江西吉安率民团起义；该军团有一定机动能力，比诸红 1、 3军团较差，突围以来多任侧翼掩护。查红军总部及共产党中央确随红 1军团之后行动……据飞机侦察，红军行动迟缓，远非江西时期可比。”
薛岳判断：“敌军企图从湖南西北入湘西与贺龙合股，公算不大；徘徊于粤边之连县、桂边贺富地区迟迟不动，南入粤桂，生存不易，因之公算也小。全面观察，企图西行，强渡湘江入桂转黔，步肖克故伎可能性大。为此，追剿军按照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加以追堵是刻不容缓的措施。”
何健听后用高兴的语气说道：“薛总指挥为我们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发言，我听后很是受启发，如果诸位没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就根据薛总指挥对敌情的判断，一块议商追堵作战方针。”
与会者很快确立了利用湘江屏障进行追堵红军的方针：“共军西窜，沿肖克旧路强渡湘江入桂黔的企图日趋明显，追剿军基于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协同广西友军扼守全州迄灌阳以北四关，并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并先占道县；另以一部机动于祁阳、零陵、全州间作为战略预备，以防共军取道零陵北进；俟在湘江将其击破后，加以追剿。”其作战要领：“如红军全力渡湘江西上，即照原定方针，湘江沿岸堵击兵团，协同地方军队进行堵截，迟滞红军行动，使尾随部队追歼；如红军在道县附近向南窜入桂境贺（县）富（川）地区时，追击兵团进行穷追，配合富川堵击的地方军队共同行动；如红军不经道县由宁远北经零陵，向东安西北进拱江，企图与湘西肖（克）、贺（龙）会合，即将原堵击兵团与机动兵团，进行东西截击。”
11月 15日，红军已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可能是因为担心中央红军强渡湘江成功，沿肖克转移路线西进，竟然于 17日发出了 “关于湘水以西地区会剿计划大纲 ”，何健与薛岳读后更加明确了蒋介石的战略意图：务必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一带。但是，当何、薛研读了蒋介石钦定的指导要领之后，感到桂军是此役胜负的关键。
把持中革军委领导权的李德等拒绝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红军长征前夕，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被中央派往江西于都去作 “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中央，尤其是在军事问题上，仍然没有发言权。起初，博古、李德甚至不想让毛泽东随队长征。后来因为毛泽东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当时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指出：“毛主席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去于都搞调查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1934年 10月 18日晚，饱含着对自己亲手创建的根据地的依依别情，毛泽东加入到中央纵队的长征行列。毛泽东自从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后，依然关心着红军未来的命运，苦苦思索着如何才能改变红军被动挨打，并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办法。因此，他保持着过去的传统：每到一地都要搜集报纸，探听敌人有关的军事调动与部署的情况，十分及时地掌握敌我双方的态势。
在毛泽东看来，第五次反 “围剿 ”中，在强敌使用碉堡和公路推进战略，逐渐达到蚕食中央苏区为目的的情势下，红军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是敌求之不得的错误方针。由于红军分兵，导致兵力薄弱的黎川失守，使红军处于极端不利和被动的地位。而博古、李德等人不但不汲取教训，反而命令红军冒险进攻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等重镇，企图收复黎川。结果，这些冒险进攻不仅遭到重大伤亡，同时还使博古、李德等人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广昌战役中，博古、李德等人命令红军采取处处设防、分兵把守、节节抵御、全线抵御的战法，实行阵地战、堡垒战的消极防御，结果是节节抵御变成了节节败退。致使广昌战役遭受重大失败，中央红军不仅丧失了根据地，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被动局面和危险境地。红军长征的初期，从最高领导 “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到基层连队的指战员，几乎都是处于穷于应付的被动挨打状态。虽说中央红军在一个月的突围转移中，相对而言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但就其全局而言，它依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继续。要转变这种被动局面，必须改变最高“三人团”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一旦蒋介石获悉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和路线之后，他就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强悍的军事力量，给红军设置一个又一个口袋阵，欲陷中央红军于绝境。加之博古、李德等人在指挥上屡屡失误，使转移中的中央红军更是雪上加霜、噩运不断。
为此，毛泽东在长征开始前就曾向临时中央建议：“……打了一年之久，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之。”可惜，他的建议被博古、李德拒绝了。
毛泽东与博古、李德的根本分歧在于：毛泽东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认为红军作战应以运动战为主；而博古、李德则不顾中央苏区的实际，主观地为红军确立所谓 “正规战争 ”的战略方针。他们否认红军作战的灵活性，视毛泽东强调的运动战为 “游击主义”。诚如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那样： “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当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湖南时，毛泽东再一次向中革军委建议：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应在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湘南地区，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调动红军，发挥机动作战之长，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毛泽东这一建议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主动打乱敌人在湘江东岸即将布好的口袋，再视情况确定红军转移的路线。即使再次强渡湘江西行，也不是在敌人的口袋中盲目地冲杀。这一建议如果被采纳，对于红军继续实行战略退却非常有利。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红军丧失了扭转战局的良机，终于酿成了湘江之战的悲剧。
彭德怀同志
彭德怀同志率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之后，很快就获悉敌人在潇水、湘江之间调兵遣将，妄图以优势兵力在湘江东岸与我红军决战的企图。另外，由于彭德怀出身湘军，对何健为首的湘军的战斗实力了如指掌，同时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也有所了解；再加之背后还有薛岳负责追击的 9个师的兵力，他认为相当疲惫的中央红军应当避敌人之锋锐，放弃在湘江东岸与敌人决战。经过深思熟虑后，遂向中央写信陈述：我建议以红 3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彭德怀的这一建议是正确的：避开在湘江东岸与敌人决战，分兵向敌人空虚之地突袭，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博古与李德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者，加之他们沉浸于所谓突围胜利的喜悦中，是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彭德怀这一正确建议的。因此，对彭德怀的正确建议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法：“既未回信，也未采纳。”
李德等人带领中央红军向国民党军布好的“口袋”中钻去面对蒋介石摆下的巨大的 “口袋阵 ”，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而最高 “三人团 ”也面临着两种抉择：其一是继续沿着红 6军团突围西行的路线，与蒋介石在湘江东岸布好的五路大军拼个你死我活，冒着失败的危险强渡湘江；其二是改变红军转移的战略方向，出其不意，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挥师指向新的战略方向，重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博古、李德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实力，同时又因我中央红军连连突破敌人防线的虎威刺激着李德等人的神经，从而过高地估计了我方的军事力量，他们认为红军有能力突破敌人的第四道湘江防线。因此在他们的战略棋盘上就只有一种准备：那就是按红 6军团渡过湘江西行的既定方针办。
博古、李德自认为：“自从我们渡过于都河开始反攻以来，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些胜利一方面表现出蒋介石、陈济棠、何健的堡垒政策，不能阻止或限制我们红军的活动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出转移地区争取有利条件同敌人决战的党的决定的正确。”同时还指出：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行动，“逼使蒋介石从进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中调动 9个师 2个旅”，“陈济棠从进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中调出 3个师1个旅，何健从进攻湘鄂赣苏区的部队中调出 3个师 1个旅，从进攻湘赣的部队中抽出4个师来阻拦、追击或袭击我们，这表示出我们突破封锁线的行动，不但是为了取得有利条件同敌人决战，不但是为了创建新苏区，而且也是为了保卫我们原有的中央苏区，保卫我们的湘鄂赣与湘赣苏区”。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必须同一切对于我们目前的行动表示怀疑，在前进中所发生的困难表示投降无办法，悲观失望，以及逃跑开小差甚至个别投敌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
因此，当毛泽东再次向博古、李德提出建议时，博古、李德根本不考虑这一建议的合理性，就断然否决了。李德还振振有词地挖苦说：“你是懂得兵贵神速这句话的。在湘南组织这样的战役，即使是取得了胜利，也贻误了强渡湘江的时间。你想到过如此而为的后果吗？”
毛泽东愤然道：“真是不碰南墙不回头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军的前面是两条并行的由南而北的江河，在东面的是潇水，在西面的是湘江，如果红军通过潇水之后，被数倍于我的敌军包围在潇水以西的湘江东岸，那才真是进有湘江拦路，退有潇水相阻。但李德等人不听从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消极地带领中央红军向蒋介石早已布好的口袋 “钻”去。中央红军的噩运开始了 ……惊天血战
湘江上空，战云密布。突破湘江成了红军前进的唯一出路，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可是蒋介石千载难逢的机会。国民党意欲把红军都赶到湘江中去，红军只有拼死血战才能脱离 “死地 ”，一番血战在所难免了。
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战役，牵涉到四个省、近十个军，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权里，统一行动非易事。蒋介石和桂、湘、滇、黔诸省军阀，向来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矛盾重重。蒋介石在湘江一战的主要目的除妄图消灭红军外，还时刻不忘剪除异己。他企图驱使桂、湘两省军队同红军决战，如两省军队能将红军消灭，蒋介石当然是求之不得，但凭他多年“剿共”的经验，这是不可能的；如两败俱伤，他就可乘虚而入；如红军将两省军队歼灭，他可出来收拾残局。这就是蒋介石的 “一举除三害 ”的如意算盘。
对蒋介石欲 “一举除三害 ”的打算，身坐桂系军阀第二把交椅，人送绰号 “小诸葛”的白崇禧愤然说：“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
自蒋桂战争之后，广西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统治下，在全省推行所谓 “三自政策”（即自卫、自治、自给）和“三寓政策 ”（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鼓吹大广西主义和排外思想，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对蒋介石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为此他们特别注重加强军备。在常备军方面，桂系始终沿用“国民革命第 4集团军”的番号，下辖 2个军 5个师，总兵力近 3万人。同时，大力培植地方武装民团，使广西全省拥有 24个常备大队，共计 8000余人，超过桂军一个正规师，且半数经过军事训练。
1934年春天，广东军阀陈济棠为自身利益，曾主动邀请白崇禧来粤，共商防蒋、防共大计。白崇禧曾以战略家的目光提出：“蒋介石采纳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产党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共产党的根据地逐步缩小。这一战略战术，有了显著的效果。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越缩越窄的失败危险；如果要求生路，必须突围。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方向，这是个关键问题。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版石一带可入粤北……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我估计在秋冬之间。那时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实事求是地说，白崇禧的判断是准确的。1934年 8月间，白崇禧就判断中央苏区红军有突围意图，怕部队遭受损失，特亲临安远，准备把部队开回广西兴安、灌阳一带。红军长征开始后，桂系即大征民工，在桂北赶筑工事、碉堡，在自黄沙河至桂林，黄沙河、文市至富川、贺县重要市、镇，以及沿湘江、潇江西岸，筑起三道碉堡线。红军开始突破粤湘边境时，白崇禧除继续向蒋介石索要武器弹药外，还将两个军调集在湘桂边境，准备迎战，企图阻止中央红军进入广西。
南昌行营军事会议后，蒋介石一再电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竭力防堵，李、白二人为此整日惴惴不安，苦商对应良策。在李宗仁看来：“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
白崇禧心中自有 “小九九 ”，他对中央红军动向的分析是：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三是进攻四川，占领 “天府之国 ”。他认为：三种可能性中，以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因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又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是共产党立脚最好的地方。第二种可能性次之，因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第一种可能性最小，因广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不至于在此久留。
根据这三种可能性的分析，他们判断红军只是路过广西，并不打算在广西立足。那么，是否在湘江堵击红军呢？他们认为：红军有 10万人马，来势凶猛；广西只有 2个军、5个师、16个团，共 2万余人。以 2万人去堵 10万，弄不好就会被红军消灭，即使打得好，也会两败俱伤。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会以追击红军为名，乘虚而入，广西就会成为蒋介石的天下。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既要反共，又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堵击。
根据上述分析，桂军确定了在湘江战役中的基本作战方针：在红军入境前，将部队布防于桂湘边境一带，摆出决战的架势。这样一则可以应付蒋介石，二则让红军知道，广西早有准备，不要轻易进广西来。如果红军过境势不可免，就将部队摆于南侧，让出桂北一条路，让红军通过，但决不能让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在红军通过时，可以相机进行侧击和追击，这样，一可促使红军快走，二不会冒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他们认为，这样做既可打击红军，还能应付蒋介石，是保存实力和地盘的妙计。
就在李宗仁、白崇禧密谋在湘江一役如何防蒋、防共的同时，蒋介石给在衡阳与何健闹别扭的薛岳发了封密电，大意是：一、朱、毛扰湘南逐日继续西进，有沿今秋肖克窜道入黔与贺龙合股之公算大。近日在粤桂边之窜扰应是佯动，图粤图桂公算小；二、弟入湘佐芸樵任前敌，实乃肩负追剿重责，望善体斯意，与何通力合作，谦虚为怀，俾在战略上统率前线部队，摒弃境域观念，越境长追。如情况变化，进入粤桂境内与友军相处，尤要慎重，以顾大局；三、西南诸省久罹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
蒋介石唯恐薛岳仍然不能完全悉知自己的用意，遂又屡屡电示，大意如下：
一、赤匪此次西窜，虽号称十万，据空军毛指挥官（邦初）侦察报告，匪军分几路前进，队伍很乱，且民夫甚多，确是倾巢西窜，辎重甚长，行动维艰。据陈总司令伯南电告，匪军 ……迭经阻击，溃散不少。据俘供：一、3军团在前，5军团在后，朱、毛确在军中。歼灭此股，关系国家成败，应特加注意，倍加奋勇；二、过去赤匪盘踞赣南、闽西，纯靠根据地以生存。今远离赤化区域，长途跋涉，加以粤、湘、桂边民性强悍，民防颇严，赤匪想立足斯土，在大军追堵下，殊非容易。自古以来，未有流寇成事者，由于军心离散，士卒思归故土；明末李自成最后败亡九宫山，可为明证；三、第六路军以机动穷追为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如侦察匪军有久盘之计，务即合围，勿容其再度生根。对、毛与贺龙合股之企图，务必随时洞察其奸，在战略上要经常注意，加以防范；四、要令各军将士，就认识西窜流寇，人数虽众，乃多裹胁；在江西经国军四年血战，无以生存，才相率西逃。今势穷力蹙，内部不和；缺粮缺弹，形如缺水之鱼。我军要人人同仇敌忾，树立灭匪雄心；为个人建立功勋，为国家开太平之信念。
薛岳读过蒋介石的亲笔信函之后，茅塞顿开，这是蒋委员长的 “一石二鸟 ”之策。
为此，他统率的 “追剿 ”军要做到 “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 ”。换言之，在他强大的“追剿”军的压迫下，使西南诸军阀与红军拼个你死我活，待到两败俱伤之时，他的 “追剿 ”军再取一箭双雕之效。
就在白崇禧摆出一副全力堵截红军入桂的架势的时候，他接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密电：“蒋介石采取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流窜平乐、昭平、苍梧，更以主力向东驱逐其进入广东新会、阳春地区，或者沿罗定、谦江逼入雷州半岛，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一举而三害俱除，消灭了蒋的心腹大患。”
收到密电之后的白崇禧愤然道：“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 ……”
白崇禧认为红军从湘南西进是去湘黔辖界，仅是路过广西，而且广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不会深入广西腹地。根据白崇禧的判断，桂系认为防蒋比防共更为重要，因此 “对红军只宜侧击、追击，不宜堵击 ”。为了不让蒋军以追击红军为名而开进广西，李、白二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广西完全有决心和力量在境内外堵击红军，言外之音是望蒋军不要进入广西境。蒋介石为利用桂系追剿红军，遂回电说，除非万不得已，中央军都不进入广西境。
在与红军进行决战的紧要关头，桂系为保存实力，不与红军硬碰，决定撤离湘江防线，遂以李宗仁名义直接发电给蒋介石：“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
桂军在发出这一电报的同时，随即下令桂系主力南移。其兵力部署为：白崇禧率刘斐、廖磊进驻恭城，第 15军军部即进驻灌阳，第 15军所属 3个师在灌阳南北地区集结。
第 7军紧靠龙虎关集结。红军于 22日拂晓攻占潇水西岸的道县之后，白崇禧深恐红军夺取龙虎关，遂又电告部属：“着将四关工事星夜挖去，让红军通过。”
至此，从全州至兴安 60公里长的湘江，已无兵防守，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了。
蒋介石获知桂系让路给红军过境，先是迫于桂系压力同意桂军南移，后由于红军进展顺利，即电斥白崇禧 “无异于放虎归山 ”；白崇禧却不买蒋介石的账，反唇相讥道： “职部仅兵力十八九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 ……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兵于新宁、东安，不乘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
何健得到桂军南撤的消息后，大为恼火，在收到蒋介石的电训后，当即调整部署，严令各部加紧追击，迟滞红军行动，又令刘建绪部 4个师火速南下赶到全州，填补桂军南撤后造成的防御空白，仍然梦想实现原定围歼我军于湘江以东的罪恶计划。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通过潇水、湘江之间这 160余里的路程，仅仅用了两天时间，未曾遭遇大的战斗。这主要是桂军后撤的缘故。
《过湘江》（黄镇 作）
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桂系的智囊人物刘斐为白崇禧献“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之计，并为白所接受。接着，刘斐与白崇禧商定如下的作战方针：如红军入四关而进，则尽全力拦阻红军，不让向桂林方向进展；如红军入龙虎关，则尽全力攻击，阻止红军向腹地进展。当时刘斐曾说过：“四关是头部，龙虎关是尾，我们将主力集结灌阳、恭城地区，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较为稳妥。”
与此同时，白崇禧和刘斐为防 “尾追红军的蒋介石部队乘机入桂 ”，他们 “唯一希望红军一兵一卒不入桂境，沿湘桂边境从黄沙河出湖南通道至贵州 ”。为此，他们在向桂系第 15军军长夏威等人讲完这一作战要旨之后，遂又说了如下这句由衷的玩笑话： “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路任其通过。”
此时，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要求广西集结主力于灌阳以北各关口，以配合湖南的何健以及南京的周浑元、薛岳等部，企图在湘江以东的有利地形（即第四道封锁线）消灭红军，并许诺给桂军开拔费 100万元，所用弹药实报实销。实际上蒋介石却打着自己的 “小算盘 ”，他命令中央军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蒋军原先以大包围的形势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但蒋军最近已停滞不前约有 7日，他是在压迫红军分别进入广西的东部和广东的西南部，料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蒋军乘机跟进，这样既可消灭红军，又可同时解决桂系和粤系。
白崇禧可不糊涂，他根据红军日伏夜行的速度，“计算红军需经过 5夜才能通过完毕”。为此，在白崇禧、刘斐的主持下制定了两个作战方案：第一案：于红军通过第 4日夜，由新圩至石塘圩之间将第 15军 3个师全部展开，截击红军最后一小部。
上述两种方案都说明一点：在红军于 27日渡过湘江之前，桂系主力绝不会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行动。据史载：红军主力 1、3军团于 11月 27日分别渡过湘江，并“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 60里地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这不仅说明桂系至此还信守 “送客 ”方针不变，而且也诠释了红军 1、3军团先头部队于 25日自潇水西岸出发，在奔袭湘江东岸的过程中为什么没遭遇桂系军队截击的原因。
桂系的廖磊第 7军虽尾追红军，与红军后卫却始终保持着两日行程，而且到达独山、都匀便不再行进。那时蒋介石坐镇贵阳亲自督战，他指挥不动白崇禧，只好急电廖磊驰援，廖复电说：“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
蒋叹道：“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其实指挥不动桂系部队使蒋介石感到“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还不足奇，更叫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呢！桂系一方面“让道”给红军，另一方面则密切注视蒋军的动静，坚决拒绝蒋军入桂，当蒋系第 36军周浑元部先头部队两个连进入湘桂边境的文市（属广西）附近时，就被桂军缴了枪。事后，桂军宣称出于误会，却给了中央军一个下马威。
这样，桂系军阀既在红军过境时保住了实力，又抵制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境。
1934年 11月 2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令抢渡湘江。当时对敌情的了解是：北面为敌之第 1、2路军，南面和西面为广西的主力，而敌之第 3、4、5路军则直接尾追红军。军委判断：敌之企图是在湘江阻击红军，并从两翼突袭。为实现红军的战役目的，中革军委决定：以红 1军团主力及红 3、8军团组成进攻部队，迅速突击，连续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并于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为此，必须坚决、迅速地消灭敌之第 1、2路军及与红军接触之桂军部队；以红 1军团一个师及红 5、9军团为掩护部队，在潇水及营山诸隘口阻击敌第 3、4、5路军前进，当其急进时，则应坚决消灭其先头部队。
根据这个总的部署，第一步，红军分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第 1纵队（红 1军团主力）沿道县、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第 2纵队（红 1军团一个师、军委第 1纵队及红 5军团第 13师）经雷口关及文市南面前进；第 3纵队（红 3军团、军委第 2纵队及红 5军团第 34师）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伺机占领灌阳，以及后向兴安前进；第 4纵队（8、9军团）经永明（或绕过永明县城）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从上述部署可以明显看出，直到 11月 25日 17时军委发布上述作战命令时止，红军仍不了解桂军已从湘江地域撤防。上述四路进军的计划，是以全面打乱敌之部署，多路强渡湘江为目的的。但是，到当天 23时半，红军已准确地掌握了湘江防线的情况，知道了全州、兴安没有大部敌军，特别是全州城防非常空虚；也知道了何健的第 1路军、第 2路军正企图由黄沙河向全州推进。
当时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 60公里无兵防守的缺口达 4天之久，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来了。事实上，红军在道县、江华间全部渡过潇水之后，红 1军团主力经永安关到达庵口，红 3军团主力到达莲花塘，红 4师在葫芦岩，红军 5军团向葫芦岩前进，准备接替红 4师的任务，红 8军团到达新浦，红 9军团位于江华，军委 2纵队到达莫索湾，野战军司令部到达禾塘。简言之，我红军已经箭在弦上，到了不得不发的程度 ——就等下令奔袭、强渡湘江了！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及时收缩红 8、9军团，将第 3、第 4纵队改为左翼部队，全军精简辎重，从永安关、雷口关大举入关，直达湘江，一两日内即通过湘江地域。如果红军自攻占道县第二天——即 11月 23日挥师西指，发起抢渡湘江战役，就按后来日行 50里的速度进逼湘江东岸，我红军也会赶在湘军刘建绪所部之前控制全州、兴安等要地，确保红军从界首至觉山铺渡过湘江。不知何故，最高“三人团”迟至 25日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白白耽误了 4天宝贵的时间，失去了最佳渡江时机！
中央红军仍然执行分四路进军的计划，舍不得扔掉那些笨重的辎重，包括由成百上千的战士抬着、挑着的山炮、制弹机以及印刷机、文件档案、家具等，行动十分迟缓。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中央和军委两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80余公里路足足用了 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红军最终未能抓住突破湘江的良机。
对于这种先进阵式，毛泽东戏称为 “叫花子搬家 ”，刘伯承讥笑是 “抬轿子行军 ”。
聂荣臻同志事后追论：“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 160多里地，采取轻装行军，1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这时的最高 “三人团 ”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仍然让人们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 4天，才到达湘江。使前线的战士为了掩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此，李德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而且由于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由于李德等人的指挥失误，红军最终未能抓住突破湘江的良机。至此，红军揭开了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湘江血战的序幕！
红军前进至湘江地域后，即面临渡过湘江的作战任务。此时，敌情已十分严重。原来，蒋介石从湘军刘建绪的报告中，得知了湘江无兵防守的情报，对桂的狡猾大为震怒，乃于 28日严斥桂军放弃职责，严令桂、湘两军按原定计划，对我已过河的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河的部队进行堵击，仍然妄图将我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四关以西地区。
蒋介石的电令下达后，何健即令刚进占全州的刘建绪部三个师（第 16、62两师及第 19师李觉所率补充总队各团）南下，封锁从全州至咸水的沿江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从咸水至灌阳（包括咸水以南经界首至兴安的湘江）的防务。但桂军并未按蒋介石和何健的意旨，以主力前出兴安，沿江北上，封锁渡口，与刘建绪部衔接。他们只以一个师驰援兴安，以防我军南下，而令已从恭城返回地处桂湘边界灌阳、新圩的夏威所部，全力向我后续部队发起攻击。显然，桂军执行的仍然是 “只能追击，不能堵击 ”的方针。他们在新圩地区发起攻击，既不会冒红军回头打击的风险，又能向蒋介石交差，更重要的是可防止中央军入桂，其目的是很明显的。
此时我军的态势，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是：我红 1、3军团的前卫师已占领从界首到屏山渡 30公里内的湘江所有渡口和徒涉点；军委纵队已到达文市、桂岩一带，前距湘江最近的渡河点只有 55公里。不利的一面是：我军部队拉得很长，前锋已至湘江，而红 7、9军团尚在永明、道县之间，还未入关我军前后相距达 100公里。当时，军委准确掌握桂军在兴安的意图，指出他们 “准备防御兴安 ”，要求我军在 30日全部渡过湘江。这是基于敌我态势作出的十分正确的决定。如果部队能按军委的要求，轻装急进，仍然可以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庞大的军委纵队由于辎重压身，行动异常迟缓。直到 30日早上，军委第 1纵队才从界首渡过湘江；第 2纵队随红 3军团行动，迟至黄昏才渡河。短短 55公里路就走了两天，平均每天行程仅 27.5公里。由于军委纵队行动迟缓，后卫红 5军团及最后入关的红 8、9军团就无法及时过江。为此担任两翼掩护的红 1、3军团，为阻击敌人，掩护过江，不得不与敌展开一场恶战 ……红 1军团收到坚守右翼阵地的命令后，林彪与聂荣臻亲自带领红 1军团的干部赶到阵地，对着作战地图核对了有关的地形与地物，遂作出如下决定：首先将第 2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待第 1师赶到，再将第 1师部署在公路两侧，以背后两列 2公里长的小山岭做依托，预伏狙击湘军刘建绪部从全州压来，确保中央和军委纵队安全渡江。
由于湘敌刘建绪部已抢先占领全州，红 1军团只能将阻击线布置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的鱼板桥到觉山一带小丘陵上。
觉山，北距全州 15公里，南离渡口 25公里，一条公路与江平行，两侧是起伏的丘陵和山冈。觉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要地，守住了它，就卡住了敌进入湘江西岸的咽喉。然而，敌人已占据了觉山西北一带高山，据险扼守。红 1军团的阵地全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内，却又来不及修筑坚固的工事。但红 1军团必须像一颗坚硬的钉子，钉在这里。受命主守觉山的是红 2师 4团。
11月 28日凌晨，经过一夜的急行军，该团在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赶到了觉山。这时，除红 5团在公路以东占领了阵地外，红 1师 1团也已在公路以西占领阵地。红 4团遵照命令进入了公路及其两侧的正面阵地，与红 1团、红 5团并肩战斗。正面的敌人是刘建绪的第 4师。就在红 4团进入阵地的时候，林彪、聂荣臻也赶到了觉山。他们反复叮嘱耿飚和杨成武：“这片山岭一定要守住，否则部队将成为砧上鱼肉，任人宰割。”
11月 29日，湘军刘建绪部得悉我中央直属纵队将要渡江，即从全州倾巢而出，以几倍于我的兵力，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对立足未稳的红 1军团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红 1军团的将士们，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装备单一的红军战士用血肉之躯抵挡着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残酷到极点，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 ”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血战！ 50多年之后，两位身经这场战斗的老将军，竟不约而同地以 “血战 ”为名，来描述这场令他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战斗经历。
杨成武在《血战湘江》中这样写道：
这一天清晨，天气晴朗，银霜遍地，秋风萧瑟，寒意袭人，我们站在觉山上，察看了周围地形。觉山，北距全州 30来华里，它紧靠公路边；南面，离我军控制的湘江渡口 50多华里。一条公路与湘江平行走向，公路两侧是起伏不平的丘陵，有几座互相孤立的山岗子，比较难守。连绵起伏的丘陵地上，长着疏密不匀的松树。觉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高地，是敌人进入湘江的咽喉之地。我们要守住的就是这条通道。如今公路旁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一簇簇的灌木丛，约有 1人多深，刚好成了我们的天然隐蔽物。看样子，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山后一片平川，无险可守。
天渐渐亮了。团长耿飚同志和我把部队布置好了。他近来由于一直发病打摆子，忽冷忽热，面庞清瘦，身体虚弱。这时，我劝他在后面稍作小憩，我到前面指挥。耿飚同志却说什么也不肯，带着病也要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
突然，传来了 “嗡嗡 ”的飞机声。我抬头一看，嗬，真不少，少说有十来架。它们穿梭似的俯冲扫射，最后丢下一批炸弹，地上立刻掀起冲天的烟尘，震得我们身子直晃。
一批飞走了，一批又来了，这种情况一直伴着整个战斗过程。接着，对面山上的炮响了，友邻部队和我们阵地，立刻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树林被打得遍体鳞伤，枝叶横飞。敌人在攻击以前进行炮击，这是常事，但是如此密集，如此猛烈，长征以来还不多见。耿飚同志和我站在阵地上，他指着灰土，诙谐地说：“看，这么轰隆隆一震，把我的烟瘾也赶跑了！”
“看来是一场恶战！”我说。说音未落，敌人从正面压过来了。“嗬，还真不少！”李英华参谋长操起短枪跃入指挥岗位。我仔细一看，可不，黑糊糊的一片，像蚂蚁似的，直朝山坡上拥来，几乎把山坡都盖满了。而我们，整个阵地还是一座沉默的大山。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缴获来的尖子弹，全部集中给机枪使用，步枪尽量使用自己的土造子弹。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枪的距离，现在，不管敌人怎样吼叫，我们还是沉着地等待着。
沉默，在沉默中，时间一分一分地悄然逝去。
沉默，在沉默中，敌人一步一步地向我们逼近。
沉默对我们来说，是短暂的忍耐，出击前力量的积聚，可是，沉默对敌人来说，却是意外的侥幸；我们片刻的沉默，激起他们百倍的幻想，千倍的疯狂。原来，他们错误地认为，经过飞机轰炸，炮兵轰击，我们的有生力量存在不多了。于是嚎叫着，攻了过来，先是匍匐，以后是弯腰前进，最后干脆直起腰杆子冲过来，肆无忌惮地往上攀登。殊不知，我们沉默的枪膛里，都有一颗将置他们于死命的复仇的子弹。
草木纹丝不动，我们的心脏急促地跳动着，敌人完全进入了我们的射击距离。 “砰！”突然一声枪响。随即，手榴弹、步枪一齐吼叫起来，重机枪“哒哒哒”地发出粗犷的声响，轻机枪也用清脆的嗓音加入了这场雄壮、激烈的大合唱。夜幕降临了，这对激战的双方来说，都是短暂休整的机会。踏着清冷的月光，我和耿飚同志分别到各连看望战士。
阵地上静极了。只有秋风掠过树梢时发出的轻微的簌簌声，月色笼罩着灌木丛。松树林里，战斗了一天的战士，大都已经睡了，有的还发出轻轻的鼾声。是的，长久以来的战斗生活，我们都习惯了。敌人攻上来，狠狠地打，敌人一退，便倒在工事里睡上一觉，好以饱满的精力，迎接敌人的下一次攻击。
有几个伤员没有睡着，辛勤的卫生员还在给他们上药，换纱布。他们大都是刀伤和手榴弹伤，头部与上肢受伤的较多，而且伤势都很重。他们不哭也不叫，见我过去或点头或轻轻一笑，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怨言。突然，我的视线落在其中一个人的身上。
这不是小老表吗？虽然他头上用布缠着，但我还能认清他那胖鼓鼓的脸蛋儿。卫生员告诉我，他除了头上有伤之外，胸部和腹部也负了重伤。我用手电照着他那昏迷的脸，果然，脸像黄表纸一样，鼻孔里的气息也很微弱。我不觉一怔。他伤情的确太重，已经非常危险了。卫生人员正在作最后的抢救。我弯着腰凑近他，摸了摸他冰凉的手。
他感到有人摸他，微微睁开眼来，见到前面站的是我，轻轻一笑。“小老表，怎么样？”我问。他无力地摇摇头，然后打起精神，用手抓住我，几次翕动嘴唇想说话，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声音来。
我们望着他，想尽量说些话安慰他，但是说什么好呢？
这时，他终于挣扎着用微弱颤抖的喉音，一边喘息着一边说：“政治委员，往前走，打敌人，”他的声音渐渐微弱，然后，从另一只手里递给我一颗子弹，说了声“打……”
无力地昏过去了。
我一手握着他那递过来的还存留着他体温的子弹，一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 “小老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他紧紧地闭上了双眼，再也没有说什么。我很少流眼泪，可是，这时我的泪水禁不住悄然而下。
红军战士，多么好的红军战士啊，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的都不是自己，而是他信仰的革命事业。他的平凡而崇高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和团长回到指挥位置，心情焦急地向右后方望去。漆黑的夜，什么也看不见，唯有遥远的天空中缀着几点寒星。可是，在这墨染一般的夜色中，中央纵队和红军大部队正在绍水和界首日夜不停地抢渡湘江，跨越湘桂公路。而敌人则妄想扑向渡河点，封死湘江，切断湘桂路，实现他们在湘江两岸和湘江与潇水之间彻底消灭我红军的计划。我们决不能叫敌人得逞！想到这里，我们立即通知各营，加强战前的准备工作。
耿飚在《湘江血战》中这样写道：
敌人完全进入射程，我扣动扳机，撂倒一个敌兵，大喊一声：“打！”
各种武器吐出了愤怒的火舌，敌人丢下一大片死尸，滚下山去。稍作调整后，敌人补充了更大的兵力向山上冲锋。这样三个回合后，我们乘胜发起反冲锋，把敌人赶得远远的，又从他们的死尸上拣回弹药。
刘建绪孤注一掷，重新组织空袭和炮击。恶毒的敌人使用了燃烧弹，凝固汽油弹溅得满山都是，被炸碎的树木燃烧起来，我们只能在火海里激战。
到晚上，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又一次羊群似的冲锋开始后，我估计敌人第一天的发作该差不多了，便下令把敌人放近，一阵手榴弹猛炸后，左右两翼发起反冲击，把残敌彻底赶出我们的防区。
这夜，临近几个山头不时爆发出枪声和爆炸声。我们知道，这是敌我的试探性接触。这些战斗很快就停止了。这说明双方形成对峙，预示着明天将有更大的战斗。半夜时分，我的疟疾又发作了一次，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战过后，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指挥所的地上。
师里连续发下好几个通报，告诉我们，当面敌人的确切兵力是 9个团，而后来我们知道，那次我们阻击的实际上是整整 15个团 ……当红军右翼被湘军刘建绪所部抢先进占全州之后，遂获悉由于桂军下令南撤，红军在左翼抢占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这在刘建绪与何健看来，桂系所为的目的是有意“闪开大路，让红军入湘 ”。他们出于保境私利，当即采取了两种措施：一、刘建绪命令所属 4个师的兵力由全州倾巢出动，猛扑我红 2师设在脚山铺的阵地，力图阻止我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与此同时，希望把我据险坚守的左翼阵地摧毁，并把红 l军团赶到桂系的地盘上去。二、为了迫使桂系北指，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刘建绪与何健迭电南昌行营，向蒋介石告状，希望蒋能对桂系施加压力。
蒋介石自然清楚桂系所为的目的，他从全局出发，给何健、白崇禧——实际上是给白一人发了一则怒责桂系的电文，内容如下：
据恢先（刘建绪）感戌参机电：匪先头已于宥、感两日，在勾牌山及山头与上米头一带渡河。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成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即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照恢先、健生（白崇禧）所商夹击办法，痛予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总之，窜匪一部漏网，已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前颁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
白崇禧收到蒋介石电文的同时，又接到何应钦的电话，大意谓：蒋介石曾当何面指责白崇禧把共军放走了，何希望白派出第 15军一部追击，务期有效果。与此同时，白认为红军已没有进攻广西腹地的企图，为免周浑元部深入，就命令原在灌阳附近的部队转移攻势（恭城附近的总预备队亦向前推进），向中央红军新圩附近之掩护阵地攻击。
正当红 l军团与湘军血战的时候，红 3军团在左翼的兴安、灌阳一带阵地与广西敌人展开了激战。11月 25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红 3军团西渡灌江，向灌阳逼近。红 4师渡过湘江占领界首，牢牢控制了界首渡河点后，进入界首以南的光华铺。红 5师主力进至灌江西岸新圩以南地区。
28日，红 3军团第 5师之第 14、15和临时配属的军委炮兵营，在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的指挥下，奉命到达新圩附近阻击桂军。他们的任务是 “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 3到 4天”，以掩护军委两个纵队过江。同日，桂军第 44师在优势炮火掩护下向红 5师阵地发动猛攻。红 5师仅有两个团，且武器、弹药也不足，坚守在没有坚固工事的 5公里多宽的阵地上。但指战员们知道，如果敌人攻占了新圩，红军将被拦腰斩断，后果不堪设想，因而个个沉着应战，奋勇抗击。桂军正面进攻受阻，遂以一部兵力从侧翼迂回，红 5师 2个团腹背受敌，被迫退至第二道防线。29日，桂军第 24师及第 7军独立团投入战斗，并有飞机支援，战斗更加激烈。红军战士与桂军展开了白刃战，终因寡不敌众，第二道防线被敌突破。在这次战斗中，红 5师 2个团指战员在敌我兵力悬殊的不利情况下，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与敌人浴血奋战三昼夜，伤亡 2000多人，红 5师参谋长胡震、红 14团团长黄冕昌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都英勇牺牲，红 15团团长、政治委员和红 14团政治委员均负重伤，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
对于当时的紧张情况，李天佑后来回忆说：
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的情况，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
几乎每一个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后方机构是太庞大了……坛坛罐罐什么都带上，使得我们的行动迟缓，有些能够摆脱的形势也摆脱不了，不能主动歼敌不说，现在还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掩护这庞大的机构转移。我不由得暗自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
红 5师虽然伤亡惨重，终于坚持到 30日。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的任务。红 6师 1个团为狙击敌人而未及时渡江，大多壮烈牺牲。
11月 29日，红 3军团第 4师第 10团在渡江点界首南光华铺打响了阻击战。光华铺距界首只有几公里路，为一片较为宽广的开阔地，不利于据守。为阻击来自全州、灌阳之敌，保证红军大队人马继续渡江，彭德怀只得不惜一切，背水一战。他把红 3军团指挥部设在湘江西岸离界首渡口仅几百米远的一座祠堂里，亲自指挥这场关系重大、异常严酷的战斗。红军指战员们在 “保卫党中央 ”这个神圣的使命激励下，誓死与敌血战！
翌日清晨，敌人的正面进攻被红 4师 10团拼死顶住，敌只好沿湘江西岸向界首进逼，对红军实施迂回。红 10团团长沈述清在指挥发起反击时，中弹牺牲。彭德怀命杜宗美接任红 10团团长。当日，杜宗美又壮烈捐躯。1日之内，牺牲两位团长，可见此战是何等激烈！
自湘江战役于 10月 28日打响后，蒋介石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遂亲笔写信给第 6路军各军军长和师长，认为红军乃 “流寇 ”，这次向西突围已 “势穷力蹙”，规定该路军 9个师以穷追为首要任务，狂言 “根剿 ”红军在此一举，“党国命运在此一役 ”。经过从 28日至 30日的左、右两翼阻击战，中央红军以重大的代价，终于保住了向湘江前进的通道，使中央和军委及直属机构得以顺利渡过湘江。红 1军团政委聂荣臻事后对 11月 30日这一天的战况回忆道：
30日，全军团展开狙击。1师是2、3团狙击，1团做预备队。2师是4、5团狙击，6团做预备队。敌人前锋为 16、19师两个师的兵力。拂晓时的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我军打垮。在尖锋岭和美女梳头岭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第二次冲锋。后来随着冲锋次数的增多，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在 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攻击也越来越猛。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杀伤敌人，阵地前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以优势兵力，猛烈的炮火突破了 1师米花山防线，威胁我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1师只剩下一个怀中抱子岭。入夜，敌人又利用夜幕迂回进攻。我 1师为了避免被包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夏壁田一带。
敌人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以后，对我 2师前沿阵地尖锋岭威胁也很大。敌人从三面向我尖锋岭进攻，5团在上面只派有两个连，尖锋岭失守。5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5团阵地失守，2师主力只得退守黄帝岭。敌人紧跟着向黄帝岭进攻，于是在黄帝岭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拼杀战，黄帝岭终于守住了。入夜，在 1师撤出以后，2师孤军突出，为了避免被敌包围，也主动撤退至珠兰铺、白沙，与 1师占领的夏壁田、水头，构成第二道狙击线。第一天战斗，4团政委杨成武也负重伤。
第一天战斗过去了，夜间也无法入眠。我们最担心的是中央军委和后续部队的安全。这几天，中央军委要求我们全天都和他们保持无线电联系，来往的电报，几乎都是十万火急，个别的是万万火急。11月 30日晚上，我们军团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脚山铺附近给军委发了这份电报：
朱主席：
我军向城步地区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 20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1、2师明天继续抗敌。
周恩来与朱德总司令收到林彪、聂荣臻联名签发的这份电报之后，知道红 1军团到了极限的程度。周、朱清楚：如果他们尚有一丝把握，也不会请求“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但是，按照最快的速度前进，也须至明日晚才能全部渡过湘江。在此期间，湘江以东负责掩护或殿后的各军是不可能变更作战任务的。怎么办？唯有命令红 l军团再拼力坚持杀敌，并要求 “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同时作出决定：把影响我军行进速度的机器、重武器，还有那些坛坛罐罐，能埋的则埋掉，难埋的就沉江。总之，要轻装前进，尽快渡过湘江。
12月 1日凌晨，形势更为严峻。我军态势如下：红 1军团第 l、第 2师在珠兰铺至水头一线阻击湘军，第 15师在文市、石塘一线向全州警戒；红 3军团第 4师在界首附近抗击兴安之敌，第 5师从新圩撤至渠口，第 6师除留第 18团在新圩红树脚接防外，主力到达保布坪；红 5军团第 13师到达石塘圩，第 34师主力到达红树脚，准备接替第 6师第 18团防务；红 8军团于 29日晚从水车出发，30日晚进到青龙山；红 9军团进到石塘圩地域；军委第 l纵队过湘江后到达界首西北大田地域，第 2纵队进至鲁塘地域。总的来看，12月 1日晨，除军委纵队已过江外，我全军 12个师，在湘江以西的只有 4个师，即红 l军团第 1师、第 2师，红 3军团第 4师、第 5师。尚未过江的还有 8个师，除红 l军团第 15师、红 3军团第 6师外，红 5、8、9军团全部（6个师）没有过江。
此时，敌人已完全判明我军的动向，为了阻止红军继续渡江，疯狂地进行堵截和追击。从全州南下的湘军 3个师，力图封锁湘江渡口；从新圩北上的桂军两个师加一个团，已在临近我军重要交通枢纽的古岭头一带展开；光华铺的桂军一个师加一个团向西塘一带推进，企图配合新圩之敌，合攻我后续部队。我后卫红 34师和红 6师的第 18团面临被敌切断的危险。因此，保住湘江渡口，组织湘江以东各部队星夜兼程过河，就成为当时极为紧迫的任务。
12月 1日凌晨 1时半，军委主席朱德向全军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要求我野战军主力消灭由兴安、全州向界首进攻之敌，钳制桂军及由东尾追而来的周浑元部，保证我军后续部队于 2日早通过湘江。其中，红 1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由汽车路向西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红 3军团 “应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在汽车道及其以西地域，有向南以驱逐光华铺之敌的任务，并须占领唐家市及其以西地域”；红 5军团“主力应向麻子渡前进，并有遏阻桂军及周敌追击部队之任务。被切断的部队应自动地突围向麻子渡前进 ”。
紧急作战命令下达两个小时之后，凌晨 3时半，中央局、军委、总政又联合给红 1、 3军团下达了一定要保证执行军委上述命令的指令：
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 1、3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深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 1日 1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12月 1日清晨，茫茫大雾吞没了湘江。敌军仗着飞机的狂轰滥炸，更加嚣张地向红军坚守的阵地进犯。红军将士誓要“让敌人在阵地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敌军犹如一群输红了眼的赌徒，不顾血本，倾全力要摧毁红军的抵抗。顽强坚守阵地的红军也打红了眼。他们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下，为了确保党中央和全野战军能顺利渡过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在各自的阵地上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许多战士赤膊上阵，挥舞着大刀，扑向敌人 ……从周恩来在 12月 1日这天下午看到的军委发给前线各个部队的电报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情况是如何紧张了。
12月 1日 6时致红 1军团的电报：“灌阳之敌 30日占领新圩，击溃我之部队并于追击中进至古林头上林家之线 ……34师及 6师 2团被切断，8军团不知，5军团无联络，但我们估计主力已通过，可至麻子渡方向。4师 1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5师及 6师尚未完全抵达。已令 3军团在界首西南收集自己的部队，并遏阻敌人于界首西南并派小部红军机枪手
于界首之东，另派出 1团袭击光华铺之敌，万不得已，1号晚经路塘向江圩撤退。”
12月 1日 14时致 34师的电报：“6师之 18团于陈家背被切断 ……桂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 8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麻子渡西进。周（指周浑元）敌 1日向麻子渡前进，明 2日将会向界首前进。全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明 2日将会向界首前进。兴安之敌明 2日将有 1、2团向界首前进，在唐家市及光华铺有桂敌堡垒 ……我认为（34师）于突破敌围后西进，最适当的道路是由板桥铺向白露源前进或由杨柳井经大源转向白露源前进，然后由白露源再经河州向大塘圩前进，以后则于界首之南的适当地域渡过湘水，届时桥梁或已毁坏，但大塘圩附近及界首以南徒步 ……总的方向是向西延前进。”
12月 1日 17时致各军团的电报：“在 30号及 1号战斗中，桂敌之 15军已进到古岭头地域，兴安之敌无大变更，周（浑元）敌及湘敌第一路军尚无新的情报，我红 8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 6师约一个团及 34师被敌切断，其余部队则已渡过湘江 ……”
在 12月 1日这场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作战中，红 1军团在脚山铺 10多公里长的第二道阻击线上与湘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白刃战。与此同时，红 3军团第 6师第 18团在新圩红树脚、第 4师在光华铺地域也和桂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各军团的奋力苦战，为掩护我后续部队相继渡过湘江争得了时间。在渡口，部队、机构、打乱了建制的零散入员、挑夫、抬着伤员的担架队，失去主人的战马等全部拥挤在一起，一片混乱。至中午，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区。湘军与桂军会师于湘江边，至此，湘江全被封锁。
12月 1日晚，除红 8军团一部被敌击散，红 3军团 6师 18团及红 5军团 34师被敌切断外，其余部队全部渡过湘江。红 8师为掩护主力部队过江，于桂军 3个师激战，完成任务后，在撤退途中，被桂军分割包围。最后与数十倍与己之敌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负责殿后的红 5军团 34师与中央军周浑元部 4个师经过浴血奋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机构和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任务。但终因敌众我寡，被阻于湘江东岸，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断肠自尽，壮烈牺牲，年仅 29岁，写下了湘江战役中最为壮烈的一幕。
惨重代价
“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河底遍尸体。”著名红军作家陈靖的《湘水黔山》，在悲愤之中吟出了当年血战之惨烈。
从 11月 28日到 12月 1日，战斗没有停止过，硝烟没有消散过。新圩阻击战、脚山铺阻击战、光华铺阻击战、界首渡口保卫战、水车阻击战……当我们读到后人整理的当年血战敌我兵力对比时，心头顿涌浓浓的悲壮之感。脚山铺战场，敌我兵力 2∶1；光华铺战，敌我兵力 2∶l；新圩战场，敌我兵力 4.3∶1；水车战场，敌我兵力 8∶1……而且，敌人装备精良，还有飞机支援。然而，就是在这种极其险恶的局面下，红军将士硬是用血水浇筑出一条跨越湘江的通道。殊死的血战，英勇的阻击，争取了宝贵的过河时间。至 12月 1日晚，中央红军大部渡过湘江。蒋介石数十万大军未能阻挡红军西进的铁流。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红 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红 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红 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
1942年 5月，左权牺牲在抗日前线，林彪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悼左权同志》，文章中也提到了湘江血战：
“……湘军刘建绪部给红 1军团以拦截；桂军白崇禧部给红 3军团、红 8军团、红 9军团予侧击；中央军周浑元部给红 5军团以尾击，造成红军的重大伤亡。红 5军团 34师、红 3军团 6师 18团被隔断在河东。红 8军团 21师完全垮掉，23师严重减员，整个军团损失三分之二，剩下不到 2000人。十几天后，红 8军团建制取消。江西苏区著名的 “少共国际师”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 86000余人，至此损失过半。红 1、3军团在两侧硬顶，红 5军团在后卫硬堵，红军主力部队硬是用热血浇出一条狭窄的通道，掩护中央纵队在 12月 1日中午以前渡过了湘江 ……”
中央红军虽以一战损失过半的惨重代价渡过了国民党军重兵布防的湘江，但也粉碎了国民党要全歼我于湘江以东的图谋。
此次战役的敌指挥官、“追剿”军总司令何健说：“敝部奉令追剿西窜股匪，未能达到歼匪于漓水以东地区之任务，实深惭悚。”
当时在南京的蒋介石闻知后，失望至极，也不禁自叹国民党军不如红军，尤其是在听说红 34师师长陈树湘绞断肠子自杀的消息后，连连惊呼：“古今未闻，可见共产党的力量不可忽视。”为此连声痛骂粤军、桂军在战役中不卖力，国民党中央军官兵不效力拼命。
博古随中央纵队过了江。失地于前，丧师于后！作为党的最高指挥者之一的他，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显得异常沮丧和一筹莫展。还在数万大军被阻在江边待渡的时候，博古从渡江指挥部临时搭起的隐蔽棚里钻了出来。他站在一棵树下，举目四望，只见杂沓涉水的队伍，满江漂流的文件，随处遗弃的机器，沙滩上躺卧的尸体，真可谓遍地硝烟，一片惨红。
他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内心充满了凄惨和悲凉。他深感红军处境艰险，却想不出一个能摆脱这个恶魔般遭遇的办法；他深知眼下处境跟自己有关，但他的能力又无法挽救这一切。面对尸体漂浮的湘江，博古感到了绝望，他竟掏出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朝自己的脑门子比画着，口中喃喃自语：“我还是去见马克思好，这样一了百了。”
博古的手指已经触到了扳机上，红 l军团政委聂荣臻恰巧从那里经过，惊呼一声：“你要干什么？别开玩笑了！”他的这声惊叫，使博古从死神魔掌里挣脱出来。
博古无可奈何地放下手枪，神经质地苦笑着说：“我不想活了。”
聂荣臻严肃地警告他：“你要冷静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
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聂荣臻的劝说使博古有所醒悟。但他想到，自己今后所要面临的抉择，又极为矛盾而内疚地转身走了。
站在一旁的李德，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显得垂头丧气。
12月 1日，当毛泽东来到湘江岸边时，他感到这激战的枪炮声、飞机的马达声、咆哮的江涛声以及人喊马嘶声，共同组成了一支最为残酷的战争交响曲。他放眼望去，奔腾喧嚣的湘江及其两岸激战犹酣的战场，组成了一幅十分惨烈而悲壮的战争画面。但是，当他的视线投向不远处的湘江中心，遂又看见满江如蚁的红军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奋勇泅渡，忽而跃上浪尖，忽而又沉入水中。恰在这时，呼啸而来的炮弹相继落入湘江，轰然起爆，击起一束又一束冲天的水柱。在这水柱子里，他看见江水已变成了血色，一具又一具尸体随着江水流去，这支由他亲手缔造的军队就这样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此时此刻，恶性疟疾久治不愈的毛泽东，站在如血的阳光下，站在充满血腥味的湘江边，目光久久地注视着满江血涡血浪，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自 1932年 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扩大会议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便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但是，谁也无法剥夺他对红军一败再败前途的忧虑和对正步入绝境的红军命运的关注；更无法剥夺他对如何才能使红军反败为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考。
早在 1933年 11月发生福建事变时，毛泽东就曾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去。此举是蒋介石最为害怕的一着，却遭到临时中央的拒绝。1934年 10月上旬即将长征之际，毛泽东又给中革军委去信，建议红军主力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 ”。这一正确建议又遭临时中央拒绝。
在冲破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对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批评。毛泽东指出，由于李德指挥失误，部队失掉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李德也不得不承认，“这段时间里，兵力强大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红 5、9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中 ”，但又辩解说，这个错误是由于 “没有地图可循 ”、“情报侦察的不准确 ”造成的 ……
毛泽东从沉思中抬起头来，一字一句地连说三遍：“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
当他听到陈树湘牺牲的消息之后，再也无法沉默了！当晚，就命令警卫员陪他去最高“三人团”的指挥所。一路上，他看见经过激战的战士就像是没有了娘的孩子，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无声地任凭瑟瑟的北风吹打，使他更为难受的是那些受伤的战士倒在路旁小声地呻吟。每逢他看到一些伤员围成一圈，抽泣着向早已倒在地上的烈士送别的时候，他禁不住地停下脚步，默默地摘下军帽，向死难的烈士志哀。他对博古和李德说：“应该打起精神来了，好好想想我们下一步棋该怎么个走法！”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最沉重的一个结，它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 “全歼于湘江以东地域 ”的罪恶图谋，同时也宣告了 “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但是，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其中，牺牲师级指挥员 7人，团级指挥员 16人。未过江的红 3军团 18团约 1800人，以闽西子弟为主、担任殿后掩护任务的红 5军团第 34师 5000多人，几乎全部牺牲。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 8.6万人锐减到 3万人。
湘江战役后，广大指战员的心情异常沉重，交织着悲恸、惆怅和疑问。他们联想到自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以来红军的接连失利和遭受的损失，对于当时的错误领导者及其军事指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湘江战役再次证明，我们工农红军这样的人民武装是打不散、攻不垮的。就是在数倍于我的强敌面前，只要有一人存在，也要与敌人战斗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