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大散文”成为一个颇为热络的语词。何谓大散文？如何理解大散文的“大”？显然，仅仅注重长度和铺排不是大散文。本真意义上的大散文，应该富于内在的风骨、精神、穿透力，具备壮美、崇高、峻拔、傲岸的气象与质地，能够彰显创作主体的现代人格，思想启迪与审美冲击并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这话指涉的正是一种大散文特质；“大块铸人，缩七尺精神于寸眸之内，呜呼尽之矣。文非以小为尚，以短为尚，顾小者大之枢，短者长之藏也……照乘粒珠耳，而烛物更远，予取其远而已。匕首寸铁耳，而刺人尤透，予取其透而已。”（廖柴舟：《选古文小品序》）这话指涉的也是一种大散文特质。某种意义上，鲁迅那些寸铁杀人一刀毙命式的随笔杂感，无疑更为接近大散文的艺术精神。要之，大散文须秉持大人格、大风骨与大气度，它与颓废的精神、苍白的灵魂和委琐的器局绝缘。
这些年，散文创作挣脱“短平快”的轻量级文体的拘囿，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本体性嬗变，但在扩容和加密的过程中，又不免出现新的问题。今天的大散文，可谓雄心与浮躁并存，放纵与迷失同在，开疆扩土与好大喜功兼备；它们多以历史文化为表现对象，突破了以往情、景、理、趣的格局模式，却又往往沉溺于史料的梳理辨析，少见主体的心性关照。自从余秋雨的大散文闪亮登场，偌多的写手蜂起踵武，不少文学刊物竞相开辟大散文版面，一些出版机构亦有计划地推出大散文作品，其势堪称热火朝天波澜壮阔。问题是许多大散文作者的创作不是从心灵、感悟和思想出发，不是着意于散文的力度、高度、深度、宽度，而似乎仅仅是为了比赛长度，这使得他们打造出的文化大散文，某种程度上沦为抻面的活计、勾兑的手艺，成为一种流水线操作下的文字填鸭把戏。如果说早期余秋雨、夏坚勇等人的大散文尚能惨淡经营，文气充沛，努力突出散文强大恣肆的本体，做到宏大气象与审美灵性的融合，后来越来越多的大散文则流于为赋新辞强说愁。尤其部分作者在贪大求全心态的导引下，仿佛患上了鲁迅指摘过的“十景病”，把散文当成了一只可以胡塞海填的大筐，不是短话长说，里嗦，就是没话找话，东拉西扯；于是，从数万言一篇，到十几万言一篇，再到二十几万言一篇，可谓豪情滔滔，欲与长篇小说试比高。如此胡涂乱抹肆意膨胀的做派，必然导致病态的浮肿，导致白开水式的乏味和裹脚布式的冗长，令大散文本应具备的雄健、阳刚、浑阔、简约等美学特质荡然无存。
我认为，当今散文特别是大散文，更多需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书写而非文人化书写，是知识分子书写而非士大夫书写，是思想者书写而非名士书写；但综览余秋雨、贾平凹等人的创作，甚至包括老一辈的张中行、汪曾祺、孙犁在内，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文人书写、士大夫书写、名士书写的特点，而鲜有文化书写、知识分子书写、思想者书写的特征。幸而在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朱学勤、潘旭澜、筱敏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尚可感受到某种天问式的高贵情怀，感受到面对世界和现实的非凡勇气，感受到拷打一己灵魂的惨痛酷烈——大散文的首要衡量标准，即是否具备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怀。遗憾的是，当下偌多身份显赫的名家，纵然文采风流，笔灿莲花，终因了骨子里的庸常守旧，与大散文的现代精神擦肩而过。譬如首倡“大散文”的贾平凹，其近年散文呈现出的造作的口吻，拿捏的风情，畸形的审美，龌龊的性意识，恰恰对其原本不失闳深可观的散文主张形成一种逆向解构。余秋雨则缺乏对人、时代、现实的深入体察和永恒关注，行文姿态优越，在对大众的刻意迎合中回避批判，漠视民生，亮丽的现代包装，掩不住才子佳人的陈腐气。
近年致力于长篇散文的新锐作者为数尤多。其中，祝勇的《旧宫殿》一书，文字结实华丽，格调热烈苍凉，再兼体式的开放与灵动，辅以感同身受的悲悯情怀，允称翘楚。能把长篇散文调弄到这般耐品耐读的火候，不辱“大散文”名号。另一新锐散文家张锐锋的作品，则在倾力颠覆传统模式的虔诚探索中，常常罔顾公众审美趣味而偏师远征，以至耽于哲理，溺于玄思，蹈向自说自话的晦涩的个人主义之泥淖。由此可见，长篇散文不一定就是大散文，而“大散文”难为，诚非妄语。
小说家散文的末路
1990年代以降，小说家构成蔚为可观的散文创作群体，这支庞大的散文异军，一般被称作小说家散文。该群体的写作大多呈现为“玩票”性质，如王蒙、莫言、余华、苏童、叶兆言、朱苏进、林白等；也有一部分是双栖并重的，如刘心武、李国文、贾平凹、韩少功、史铁生、张炜、张承志等。比起真正的以散文为专职的作家，这批由小说家转化而来的散文作家，行文大致能够典雅稳妥，气定神闲，切近散文本色，且又多了些传统散文所不具备的放荡灵动的物质。小说家的身份，使得他们长于形象思维，下笔活色生香，行文跳脱飞扬，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某种程度上对传统散文创作构成良性冲击，促进了散文的扩容。但也因此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利益驱使下的商业性写作，导致作品数量泛滥，质量滑坡。尤其某些在1980年代即轻易掘得第一桶金的中老年作家，一俟功成名就，遂志得意满，以时代偶像自居，充分利用已有声望，漫不经心地大举炮制垃圾小品、喷嚏文字，以求名利双赢。在这方面，刘心武是典型的代表。近十余年，刘心武平均每年都能推出数本散文随笔集，可以同时在三四家乃至七八家报刊开设散文专栏，其内容从文学到艺术，从建筑到足球，从吃喝玩乐到《红楼梦》研究，无所不涉，出手快捷；急就章的风格，注定了刘心武散文追风逐时、媚俗猎奇的写作倾向，久而久之，作者沦为一架浅薄机械的写作机器，行文往往东拉西扯，不痛不痒，立意、结构、语言均流于平庸无聊。刘心武的做法，亦是当今不少文坛名家的做法（如王蒙就曾一度沉迷于休闲类小品文的写作；早年以报告文学名世的某女士，则不时会在报章赶制某类以“假天真”和“装嫩”为特征的肉麻型小品文）。这样不加约束的写作，必然败坏了散文的口碑，也损害了名家的形象。然而不少作家对此竟茫然无觉，良好的名人意识，使得他们在自我膨胀中渐渐生成某种谁与争锋、其奈我何的霸道心理和特权意识，自以为握有文学的“丹书铁券”，可以享受批评的赦免权，全然忘记了文学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常识。
不能妥切得当地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是小说家散文呈现出的另一问题。我们常常看到，某些小说家的散文，下笔放浪失检，无视法度，仿佛青草地上驰马一般，极大地破坏了散文的纯洁性。在这方面，贾平凹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我是农民》表现得堪称典型——文中写青年农民引生无钱娶妻而性欲旺盛，干脆用一把剃刀将自己的生殖器割掉，以了却烦恼；写作者来到渭北塬上，“弯腰捏起一撮泥土塞到嘴里嚼起来”，并感叹“这土多香啊”，均大违常理，怪诞不可信。贾平凹近年推出的长篇“行走散文”《西路上》，写西部某油城到处是歌舞厅、按摩房、洗头屋，“前天一个小姐给她的家乡姐妹拍电报，电文是：人傻，钱多，速来。”把现实中发生的真实故事信手植入文本充作细节，混淆了小说与散文固有的边界。而作家莫言未曾去过俄罗斯，却也以亲历者的身份活灵活现有枝有叶地写出了长篇散文《俄罗斯散记》。对此他说：“咱家也坦率地承认，咱家那些散文随笔基本上也是编的。咱家从来没去过什么俄罗斯，但咱家硬写了两篇长达万言的俄罗斯散记，咱家写俄罗斯草原，写俄罗斯边城，写俄罗斯少女，写俄罗斯奶牛，写俄罗斯电影院里放映中国的《地道战》，写俄罗斯小贩在自由市场上倒卖微型原子弹。咱家的经验是，越是没影的事，越是容易写得绘声绘色。写时你千万别心虚，你要想到，越是那些所谓的散文、随笔大师的作品，越是他娘的胡扯大胆，天下的巧事儿怎么可能都让他碰到了呢？”（《人一上网就变得厚颜无耻》）完全把散文与小说划等号，并以此自矜自夸，未免离谱。散文当然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散文毕竟不是小说。没有对生活的尊重，对艺术的崇敬，仅仅凭感性写作，重美轻真，因文害意，无异于对真诚心灵的亵渎。这类不负责任的虚构笔法，悍然遮蔽了创作主体的真性情，也轻松抹杀了“修辞立其诚”的文学伦理。对于散文而言，即便没有外部的、生活的真实，也总须持守心灵的、精神的真实。小说家散文所暴露出的某种轻佻的创作态度，当令广大的散文写作者引以为戒。
赋体散文的末路
时下的大散文潮流中，颇有人以写作“赋体散文”自得自居，俨然开一路新生事物。在这方面，除了大举投入精力的李存葆外，还有范曾、梁衡、卞毓方以至余秋雨，甚至再上溯数十年，抒情大家杨朔亦可纳入赋体散文阵营。他们的文本追求虽程度不同，但都鲜明而相似：讲究文章的骈俪、对仗、排比、铺陈、赋兴、炼字、摹声，注重声情并茂，端庄整饬。从修辞的角度，这些都是可取的。只是此种“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刘勰语）的做派，固然会将文本打造得鎏亮光鲜，但一不小心就会在雕章琢句中蹈入形式主义迷途，让作者和读者都惑于其声形，而疏于其内容。
毋庸置疑，当代赋体散文正是以古代赋体文学尤其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为蓝本而心追手摹的。“遥想汉人多少闳放”（鲁迅语），作为中华民族血性贲张奋发向上的青壮年时期，正是彼时代一往无前的豪情，所向披靡的气概，催生出那般“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司马相如语）的汉大赋，宣告着一个青春帝国开疆扩土的雄烈气象与非凡声势，呼应着健康向上的民族魂。包举宇宙的汉大赋，充分迎合了那个风云变色龙腾虎骧的大时代华夏民族征服世界的群体性的懵懂欲望和烂漫想象，在其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基调中，别具一种原生态的粗粝美感。到了民生凋敝社稷飘摇的东汉王朝，赋体作者们无法硬作豪语强为壮词，“向内转”的抒情小赋遂应运而生。可见，“桔逾淮则枳”，文学与其社会语境、时代背景须臾不可分离。
反观今天某类赋体散文，给人的感觉如同小孩子穿了大人衣服，实在撑不起来。尤其一些虚火上升喇喇不休的赋体散文，在其隔靴搔痒式的现实“忧患”的外衣下，尽是一派自我陶醉、自我玩味，是作者养尊处优的名士闲情的炫耀，是文采风流的卖弄。由此，不少赋体散文简直成了大而无用的黔之驴，沦落到连“小摆设”都不如的地步。
并非所有的赋体散文无足称道。范曾的《风从哪里来》《梵高的坟茔》诸篇，以自然之心体悟宇宙艺术，笔意忽收忽放，笔调可柔可刚，古意荡漾，元气浑茫，不失其可观。相比之下，李存葆那些试图包罗万象的赋体散文中展露出的“学问”，明显带有临时抱佛脚的“恶补”痕迹。尤其作者无法正常地处理语言的雅与俗、文与白、疏与密、浓与淡的关系，笔下竟至频频出现该类句式：“山山林林的鹿鸣狼嗥虎啸猿啼，岩岩石石的蜥行虫跳蝎藏蛇匿，江江海海的鱼腾虾跃鲸驰鲨奔，土土缝缝的菇伞霉茸蚓动蚁爬，坡坡岭岭的蔬绿稻黄果香瓜甜，花花树树的蜂飞蝶舞鸟啾禽啁……”（《鲸殇》）正是凿空强为、绞尽脑汁式的苦吟，把文章侍弄到了这般不说人话的地步。《东方之神》中，李存葆还隆重抬出关公这一民间偶像，希望借关老爷的大刀震慑今日之贪官污吏，以“神治”取代法治；其缘木求鱼式的认知水平，简直要退回到义和团时代。
当下一些作茧自缚的赋体散文，纯以玩弄文字为寄托，却又无法真正做到驱遣万象兴寄往来，成为余光中那样出神入化抵乎魔境的文字大玩家；也许，魔笔生花的余光中才是唯一配得上赋体散文大师称号的。然而纵便是余光中，也难脱玩弄文字游戏之讥。我觉得，当代赋体散文似更宜于作为一种表演型、试验型的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而存在，大可不必奉其为望之俨然的文学样式而芹献于众，并沾沾自喜。
散文批评的末路
放眼文坛，相比于散文作者的洋洋大观、散文作品的车载斗量，散文理论和批评领域仍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迄今出现的一些研究性、评论性文本，多因缺乏高屋建瓴的文化视点的统摄而流于陈旧、空泛、皮相，卑之无甚高论；个别文本甚至沉湎于针头线脑的小儿科式表述，格调局促，气脉散乱，益发使散文研究和批评显得轻薄委琐。由于散文这一文体本身概念的含混，分类的模糊，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兼以创作面目的驳杂不一，先天性地决定了散文理论建构和言说的难度。不像诗歌、小说、戏剧那样已经拥有相对完善的理论基石，有了一批自成体系的研究成果作支撑，可以得心应手地进行话语操作和理论言说，散文领域尽管出现了不少理论成果，但总体上远未形成声势，尚缺乏能够达成共识的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甚至缺乏可资借鉴的基本概念、范畴和专业术语。在此前提下从事散文研究和批评，往往会让涉足者不得要领，仿佛陷身无物之阵，产生“鬼打墙”般的绝望和沙上建塔式的困惑。众所周知，时下从事文学批评者多以学院派为主，但不争的事实是，遍览国内各大高校，作为当代文学四大门类之一的散文研究总体上几乎呈空白化趋势。尤其在今天学风浮躁的情形下，出于某种担心“押错了宝”的潜在心理的支配，青年学人极少愿意把精力投诸散文领域，致使散文研究青黄不接。难怪有些多年从事散文研究的学者感慨不已：“尽管什么什么研究会布满各个角落，尽管什么什么研讨会一直在开，但又有几人把他的精力真正投入到散文理论研究之中？”（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608页）
现实中一些不负责任的跟风式散文评论，更是损害着散文的精神。正如范培松指出的，散文批评出现了“软化、甜化和表演化”的倾向，其表现特征即是“把批评对象视作追悼会上的死者，一律且颂且捧，把作品小优说成大优，大优夸为特优”（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528页）如此情形下，又焉能指望散文评论能够对散文创作形成良性推动？比如，受红包评论、人情评论的影响，本就积弱积贫的散文评论界，多喜欢把目光聚焦于某类有权有势身居要职的作者群体如所谓的“官员散文”，对他们普遍存在着追捧过度、阐释过度、关注过度的问题。不少“官员散文家”虽文名远播，但稍加考察，即会发现名实难符。“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沙俄文学批评特别注重爵位制。其实择地皆然，只是东方国家相对显得更加势利罢了。在中国，身居高位历来有助于文名的传播，这是为一个传统的权力中心社会所决定的。”（林贤治：《自制的海图》，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171页）不止一次在报章见到“南有余秋雨，北有某某某”之类顺口溜，这种无厘头的做法对余秋雨是不公平和不尊重的。至少，作为值得评说的对象和现象，余秋雨作品的基本功是合格的、扎实的乃至过硬的，倘能适当调整心态，跳出自恋自怜的圈子，是完全可以写出更多如《家住龙华》《酒公墓》式的传世之文的；某些所谓的“散文大家”的作品，不过止于文从字顺而已，连简洁利索、圆熟练达这类技术指标都难完成，比之门外汉都不见得强出多少，委实缺乏可资言说的价值，竟也被硬生生拔高到与余秋雨比肩的地步。如是，先天的不足，再兼后天的堕落，导致散文批评长期积弱积贫，被文学遗忘，遭公众轻视。
颇为吊诡的是，面对真正优秀的批评文字，散文界却表现出了非正常的沉默。譬如，林贤治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以精英视点与草根立场的结合，审美分析和价值分析的并举，观照散文繁荣表相下的隐患危机，远挹魏晋风度，近绍鲁迅精神，犁庭扫穴，纵横排奡，于激进中见深刻，于批判中见赤诚。作者一洗学院派“习成软熟”之气，纯以真性情运笔，评人衡文，往往彰显一剑封喉的犀利，百步穿杨的精确。这是怎样灵魂粗壮难得一见的大文本；对此，来自同行和业内的惊人麻木与集体失语，充分折射出了散文批评领域的夜郎自大、迂腐狭隘，折射出“劣币驱逐良币”的无情现实。这也许是缘自某种不习惯——正如习惯了蛇行匍匐者，无法习惯于直立行走。此种局面倘不改观，则散文批评只能屈居文学批评的“第三世界”，始终不能真正自强自立。
2006年8月21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