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诗歌、小说、戏剧的失去轰动效应，散文呈现出从边缘跃居中心、由附庸蔚成大国的趋势，形成庞大的创作阵容，由此迎来一个被称作“散文热”的时代，迄今十余年不衰，成为文学式微时期的看点。在散文创作理念上，一直存在着某种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散文乃无体之文，人人可学，人人可写。岂不知散文这一无体之文，最是易写而难工。当下，散文队伍空前壮大，散文创作数量激增，但真正关心社会问题、展示心灵本相、富于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的文本却不多见。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侵蚀，导致散文中“为人生”这一康庄大道的湮没。当人们热烈地呼唤和赞美散文的解放时，潘多拉的盒子同时也开启了。种种不良症候缘此显影，诸如，散文中的腐败与鬼魅。
散文的腐败
在我们这个公款消费惊人的国度里，公款旅游成为一道不言而喻的景观，其特点即是借观光考察之名，行吃喝玩乐之实，遍览名山大川、中西美景，毫不吝惜地消耗着国库的银两；而风雅的文人们，犹能在尽兴之余挥毫濡墨，以文记游，将一处风景，一点传说，几个典故，几许闲情，随意连缀成文，见诸大小报刊。这类浮光掠影陈陈相因的观光文字，使得游记散文渐渐沦落为公款玩乐的遮羞布。中国源远流长的游记散文发展至今，原本左支右绌，难于翻出新意，加之濡染了特定时代的官场气，很快也就变成了“官八股”，不但味同嚼蜡，且明目张胆地散发出地道的腐败气息。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当下车载斗量填坑盈谷般的游记散文里，都有着官本位意识的坦然流露。这类文本呈现给我们的，往往离不开公款消费的背景，离不开与作者的身份相匹配的种种公款接待的规格规模、档次排场。许多明显带有“官员”标志的句式在文字中俯拾即是：不是“参观”，就是“出访”，不是“采风”，就是“视察”，不是这个当陪同，就是那个做跟班。如此画蛇添足般的语言在某些作者那里竟成了必不可少的文字铺垫，成了身份高贵的必要诠释，却不知它们是与文学和审美、与诗意和境界风马牛不相及的散文之敌。在散文中出现该类文字，正如同在古装影视剧中出现电线杆、摩托车、手表等“穿帮”镜头一样不伦不类。稍有判断力的读者，读到这样的文字都绝不会产生愉悦感。“去年暮春，我应邀去游江苏泰州。行前，朋友给泰州的周同志打电话说：韩先生到泰州，一定让他吃到河豚，你们才算尽了地主之谊。”（韩静霆：《吃河豚者言》）在时下许多游记散文中，这类交代性语言往往充斥文本，语气语调也都惊人相似。我们看到的，无非是一群风雅中人，一同公款出巡，与历史互摸，与山水调情，满堂欢喜，其乐融融；这是怎样的以无趣充有趣，以低俗充高雅，却赫然成了一些作家反复念叨的谈资。究其实，这类话语正是刺目的疤痕，文字的“鸡眼”，是多余的骈拇枝指，它们在散文中的堂皇存在，昭示着官本位思想已经顽固到干扰作家的价值分析和审美判断的地步了。
出于显示身价、标榜自我的需要，一些作家的文字沉迷于种种迎来送往、前呼后拥、推杯换盏的场景描述。在“行走散文”《西路上》中，我们看到某作家的这种“行走”，不是用脚行走，而是乘车（优质越野车）行走，乘机（飞机）行走，且是数人抱团儿同行，颇具小型旅游团规模，还特意带上某军队干休所所长“老×”一路同行，专门负责某作家一行的吃住玩，其派头可谓先声夺人。“一路上基本上和部队联系，吃住都靠沿途军营来安排。可以说，西路上我们走的是军线。”堂而皇之点明了享受公款招待的性质。看来，以都市大隐自命的某作家，还是颇看重世俗的摆谱的。享受公款招待本不奇怪，奇怪的是作家在提及此事的时候俨然高人一等，彰显庸俗的心境。文中写道：“一九九五年七月，××邀我和×××去新疆，支使了××、×××陪吃陪住陪游。……依××原定的计划，在喀什由喀什公安处接待。但一下飞机，有一个女的却找到我们，自我介绍叫×××，丈夫是南疆军区的××长，是接到××的电话来迎接的，问我们将住在什么宾馆？……”连南疆军区××长的夫人都要抢在公安处前面来热情迎接，某作家的身价脸面可想而知。作者显然把当今社会盛行的那一套投桃报李心照不宣式的公款招待当成了美谈。另一位作家的一些游记散文和返乡题材散文，也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官样做派。诸如：“这一天的计划原是游小三峡，……巫山县的同志们便安排我们去看进小三峡的峡口……”（《领略巫山》）如此口气，显见作者把公款招待当成了家常便饭。《坂坡村》第一句话便是：“×××的巡洋舰开出了太原城”，接下来专门交代，这所谓的“巡洋舰”是一辆豪华日本越野车。“×××的巡洋舰便插进铺满冰雪的山间窄道，沿河而行，给迎面缓缓而来的牛车礼貌地让路，向横在路间的扁担和粪筐鸣笛致意。当它开进北枣林村时，正值黄昏落日一派孤城万仞山、背景光芒刺目之际，坐在村口的一排老头不约而同像敬礼似的举手遮眉向我们望来，如山村仪仗队。”作者为了渲染自己乘坐豪华轿车返乡探亲的排场，竟不惜让一群淳朴好奇的乡村老人充当自己的“仪仗队”，其洋洋自得的语调，既缺乏必要的修养，更体现出对良知的漠视。《滇行记虚·大理》吹捧大理驻军某师首长：“×××副师长彪彪武夫、累累战绩，……天生将佐之才也。”这种言不由衷的夸誉，让人怀疑其动机是否仅仅因为对方是可以用公款接待自己的东道主。《守望峡谷》写自己乘车去怒江峡谷观光，特意在文中交代是由怒江军分区司令×××大校等一行人陪同的。《不去》说的是游索溪峪，“清晨出发，十数人。老者有主编陈、作家叶、社长韩、小的当数青年报女记者玲。彪壮者有军报大黄，二炮小尹……”点明同游者皆非等闲之辈，显系有组织有名目的公款旅游。《山西篇·酒一样的乡情醋一般酸》中，作者写他回到老家，“坐了一辆小卧车”，“那气派一看就像个省级干部”，陪着来的“都是些上校、大校”，因而让家乡的老姐姐发出“看样子你的官也不算小了”的感慨。回一趟老家，这般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简直要让人联想到高祖还乡。生活中的某作家算不得官员，但他的官本位意识比起许多身居要津的官员似乎还要强烈得多。《老父还乡》写作者陪父亲回到家乡，“三台车辆，十几个人众，县委书记×××、县老干部局局长×××亲自安排照顾，把最好的套房腾给老父亲住……×书记、×县长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局长两天来亲陪左右……”对地方政府的公款接待坦然受之，并引以为荣。《伊犁秋天的札记》颇能体现周涛之内心：“对树充满敬意吧——从现在就开始，对任何一棵树充满敬意，就像对自己的上司那样。”作家把“树木”和“上司”赫然联系在一起，貌似无厘头式的笔调，正是作者内心那种浓得化不开的官本位思想的自然流露。“就像对自己的上司那样”，一句话，十个字，仿佛阳关大道上跳出的翦径的强盗，仿佛蒙娜丽莎面容上添加的胡须，仿佛精美米饭里出现的苍蝇，全然破坏了大好意境。
说白了，如此三句话不离官本位的游记散文，实际上就是享受腐败和记录腐败的散文。这样动辄就要摆谱的官样散文，不由叫人想起那首古代无名氏的“梅花诗”：红帽哼兮黑帽呵，风流太守看梅花。梅花低首开言道：小底梅花接老爷。当现代人的旅游多已变质为一种走马观花式的眼球经济时，也便宣告着李白、徐霞客那样在寄情山水笑傲烟霞的万里独行中生成的那种与风物合一、与自然同娱的阔大情怀的失落。因了官僚文人和准官僚文人的参与，当代游记散文在字里行间弥漫着特有的“官”气，对散文的独立精神和审美气质构成致命的杀伤。这亦从别一层面，暴露出了当下中国社会的腐败冰山之一角——众所周知，中国的公款消费以其规模之广，数额之巨，早已升级为全球瞩目的公害。当公款旅游成了以传播真善美为主旨的散文中的美妙谈资时，也便意味着散文的道德底线与审美底线的消失，其所带给读者的阅读感受，除了可笑可鄙，更多的是苦涩和沉重。
种种封建官本位思想和等级意识的复活，直接诱发了散文的腐败，污染着散文的生态。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作为散文主阵地的专业散文刊物，本该以质取文，兼容并蓄，承担起繁荣散文创作、弘扬散文精神的重大使命，但这些刊物的编辑者却往往因人衡文，无原则地刊发名流和官员的垃圾文字，躲进小楼成一统，使得刊物逐渐变成一小撮人的“自留地”和“后花园”。与散文的表面繁荣、全民参与相比较，近年一些散文大赛、散文排行榜多是依据作者的官职、资历、文坛影响力来排定名单，沦为哥们姐们间互送秋波式的自娱自乐。这类排行榜由一些所谓专家组成推选委员会成员，凡其成员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入选榜内，年年轮流坐桩；这种既当球员又当裁判的做法，使得评选失去了基本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变成了纯粹的杂耍。目前围绕着“官员散文”展开的一些戏剧性鼓噪，也许最能说明散文领域的官本位现象。时下，但凡是身居官位者写出的散文，一些报刊便门户大开，应接不暇；评论家们更是一哄而上，极力捧场，“官员散文”的名号由此产生。“官员散文”的命名，俨然为长期积弱积贫的散文评论界注入了一针兴奋剂，某些评论家以文化跟班的姿态，如向日葵般随着“官员散文”——确切而言是随着“散文官员”团团转，把一些舞文弄墨的官员着力打造成散文明星乃至散文大师。其中的投机性质和交易性质不言而喻。这类出自“官员散文家”之手的文字，不排除极少数确有可圈可点者，但更多的是浅留于现实的表层搔痒的太平文章。不少作品直白粗疏，少情寡趣，变成了附庸风雅的“领导干部文体”，根本无法进入自由的个体言说状态。这类散文往往缺乏必要的民本思想和反省精神，有意无意地把散文当成了比架子、比享受、比风雅的舞台，难得见到血气的鼓荡，性情的飞扬。官员散文一旦荒腔走板，必然变成官样文章。但这并不妨碍此类作品仍会受到热烈追捧，不亦奇夫！
其实，官员也好，非官员也罢，一旦进入创作，身份都只剩了一种，那就是作者。文章面前人人平等，一味强调官与民身份的区别，这种此地无银式的做法，本身就是封建等级意识的显现。何况鉴于中国当下不容乐观的现实官场生态，公众眼里的“官员”一词常常与“官僚”相通。在此背景下，以官位作为文学的分类依据，把散文与权势捆绑在一起，无异于焚琴煮鹤。这种硬贴标签的做法，堪称散文的“黑色幽默”，让人联想起“美女作家”、“妓女作家”等类荒唐命名，由此注定了“官员散文”的结局必定不妙。鲁迅早就在《三闲集·某笔两篇》中列举过一则医生广告：“熊仲卿榜名文蔚。历任民国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兼作良医，尤擅女科。住本港跑马地黄泥涌道门牌五十五号一楼中医熊寓，每日下午应诊及出诊。电话总局五二七零。”对此，鲁迅感慨道：“以吾所闻，向来或称世医，以其数代为医也；或称儒医，以其曾做八股也；或称官医，以其亦为官家所雇也；或称御医，以其曾经走进（？）太医院也。若夫‘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而又‘兼作良医’，则诚旷古未有者矣。而五‘长’做全，尤为难得云。”今天那些以“官员”身份为“散文”贴金者，当以此为诫。
散文的鬼魅
在我们这个讲究天地君亲师的古老封建国度里，神秘文化一直颇有市场，其成因是复杂的。一些神秘事象，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无法解释，即使放在今天，现代科学也往往难以作出圆满解释，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似有不公，但把它们当成绝对真理传播揄扬，显然又流于荒唐。本质而言，神秘文化是一种消极文化，因为它是反科学、反理性的，而不是积极的，向上的，提举人心的；它以迂回的方式，不断召唤着精神的“返魅”，与启蒙的“祛魅”精神南辕北辙。在对种种神秘文化进行言说时，一旦把握不住应有的尺度，极易流入张扬伪科学和封建迷信一途，尤其当这种伪科学和封建迷信与国人天性中的懒惰、蒙昧遇合，极易使现代人形成“认命”的意识，变得随波逐流，碌碌无为，失去必要的主体意识和抗争精神，唯将希望寄托于冥冥中神秘的天意。负有传播先进文化之责的作家，切不可将精力投放于消极、落后、蒙昧的伪科学事象的展览上，这应成为散文遵循的言说逻辑。但可惜散文创作中堂而皇之地笼罩着严重的鬼魅气息。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中提及康同璧喜欢让人给自己算卦，而且只信林女士一个人的卦，因为这位“从相貌到举止、从打扮到说话都是个十足农妇相”的林女士算卦奇准。对此，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记下康同璧女儿罗仪凤的评说：“因为她（指林女士）的命最苦，心最善。这样的人算出来的卦，最准。”这种对神秘文化的抬举，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宣扬，削弱了文本的思想维度。而在自恋情结支配下，一些作者喜欢宣称自己身上有着区别于凡夫俗子的奇异禀赋，为此，他们不惜以神秘兮兮的笔调，渲染天人感应、前世今生、生死轮回等虚无缥缈的事象。如电视主持人赵忠祥在《岁月随想》中说：“我珍视我的家，尽管我的家平平常常，但平平淡淡才是福。一位算命的看过我的手相说，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老婆。这句话我信，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算命、看手相，充其量也不过相当于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娱乐而已，哪里值得以白纸黑字的形式、认认真真的口气在公共空间中这样郑重展现呢？电视主持人杨澜在《凭海临风》中介绍自己的丈夫吴征时也提到：“你说算命这事儿，有时还真挺准。有一位很有名气的易经学家，曾经在几年前告诉他何时会遇到终身伴侣，何时会有第一个孩子，现在一一应验，你说神不神？那位大师还说他这一生天马行空，操劳忙碌。这也不假，一年三十万英里的飞行距离，明明白白地在他的航空账户上。”这种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揄扬是颇不得体的。事实上，对于笔下所写，作者本人未必真的相信，从那种有意无意的叙事姿态看得出，他们尚不至于中毒太甚，也许仅仅只是出于某种自恋自夸的需要。但因了名人特有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因了他们在在公众中的明星效应，他们的言与行，很容易赋予公众以奇特影响力，会使相当数量的公众成为庸众，不假思索地接受他们提供的信息，哪怕是垃圾信息，从而在非理性中走向空虚迷惘，堕入浑浑噩噩。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传播，显然有违于散文这一大众化文体的叙事伦理。
与上述作者对神秘文化和封建迷信半真半假的态度不同，贾平凹完全把自己变成了神秘文化的信徒。在贾平凹相当数量的散文中，我们都看到了他对伪科学一以贯之的崇尚和热爱，对封建迷信乐此不倦的言说和膜拜。贾平凹成名后就平添了偌多清高自诩、自恋自怜的名士气，刻意把自己装扮成仙风道骨的当代都市大隐。贾平凹分不清也无意于分清民俗和迷信、神秘文化和伪科学的界限，祭祀、占卜、祈禳、巫术、丧仪、梦幻、拆字、谶纬、扶乩……在他笔下都以张扬民俗、发掘神秘文化的名义，得到光怪陆离的呈现。在《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中，贾平凹讲到：“我总觉得人的一生挣多少钱，当什么官，那是有定数的，写文章也如此，用电脑写得那么快，我哪有那么多文章要写呀？……生命的事情有定数，比如你活多少岁，上帝知道，造你的时候就知道了，知道你的一切一切。一生写多少字那也是有定数的，我已50岁了，本来两年写的东西让我一个月写完了，那一年零十一个月干啥？”津津有味地宣扬“定数”和天命。贾平凹还谈到，他给别人写店铺的门匾，凡是字写得满意的，生意都非常好，凡是一拿到要写的店铺名感觉不好或那天字没有写好的，生意就潦倒。又说他有一次路过一户人家，门口竖着一根废旧电线杆，他就感觉这一家有个光棍男人，去问了，真的就是个光棍。还说他父亲得胃癌做手术回家后，发现院子里一棵树上长了许多疙瘩，立即觉得这树上的疙瘩是对应着父亲身上的肿瘤，随即砍掉了疙瘩，但父亲仍旧去世了。后来他伯父生病，伯父家门前的树上也长了疙瘩，因为是伯父家的树，没砍，伯父始终没得肿瘤。事后突然觉悟，是不是把树上的疙瘩砍错了？是不是父亲身上的肿瘤转移到了树上，而没有转移成？贾平凹又说灵魂脱离了肉体，上升到天堂浮云一样飘荡，另外一个人也死了，灵魂也在飘荡，一块漂浮的时候下面正好有一对野兽交配，如果是一对狼，灵魂一下子注下来，就生个狼崽，狼再长大的时候也死了，灵魂又同样飘浮，遇着一棵树在花授粉，就成了一棵树了。贾平凹对话透出的怪诞与荒唐，直追柯云路的《大气功师》《发现黄帝内经》。
《贾平凹谈人生》一书以对话与访谈的形式，大侃贾平凹人生的感悟、事业的追求、成功的喜悦、失败的总结，依旧谈玄说幽，丝毫不以缺乏现代意识为憾、为耻。在这本书中，凡人生、故乡、城市、测字、收藏、健康、足球、爱情，贾平凹无所不涉，津津乐道于自己陈腐的士大夫情调；从中看得出，收藏古董，迷恋石头，卖字画，索润格，谈测字，论风水，这些占据了贾平凹大量的生活空间和生命空间，某些行状，简直使贾平凹成为现代巫师。
女作家王英琦在散文《从经验到超验》中，讲述了自己的一段“亲睹奇迹”——
六年前我刚从河南调回。一天接到故乡表姐电话。说是表姐夫得了种怪病，病得特别不是地方——睾丸上生满了疮。痛得鬼嗥狼嚎，县上医生来看也未果。表姐打算翌日送他来省城。我连等几天，不见来人，却又来了电话。仍是表姐打来的，告诉我件怪事：她说那日给我打了电话后，见表姐夫疼得没有人样，心欲碎、脑子一转，忽想到表姐夫平素信天主教，说是只要虔信就能治病。她想反正也没灵丹妙药，试试死马权当活马医吧。就极其虔诚地跪下磕拜道：主呵，都说你法力无边，能治百病，你要真能显灵，治好俺男人的病，我从此皈依你，天天给你烧香磕头……
如此往返，表姐忘情忘我地祈祷数遍。待她醒悟过来，发觉里屋表姐夫的呻吟声停止了。该不是断气了吧？她吓得忙溜进里屋，嘘，表姐夫几天来破天荒地睡着了！次日晨，表姐夫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更奇的是睾丸上竟没落一点疤痕。表姐问我，这是咋回事？莫非还真有主有神？我说你问我、我问谁。我要知道，早被联合国请去了。
我事后的猜想是，表姐彼时的心能许是转成了物能——人的意识与宇宙意识联网了。质能转换，心物相通，精神能量在某种特异情状、特异时空临界点下能直接变成物质能量，这一被物理学家视为“隐态学”的潜科学，也是下个世纪科学要正面解答的问题，竟提前在表姐、表姐夫身上活验了……
在文中，王英琦言必称宇宙天道，语必曰康德尼采，生吞活剥地大肆贩卖着文学、哲学、美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知识，文字晦涩高深，使人如读天书。作者通过一次并非自己“亲睹”的偶然性日常生活事件，毫无节制地宣扬神秘主义，混淆了科学与迷信的界限。其故作旷达的行文因此而流于偏执和不伦。
耽于用文字营造精神鸦片，成为当下一些作家乐此不倦的游戏。面对不良的世风世相，他们非但未能提供与之对抗的价值体系，向着无知与偏见开炮，反而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情有独钟，开门揖盗，甘做其导航人与急先锋。在一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时代，不是致力于开启民智，提举人心，而是蒙蔽视听，蛊惑人心，这样的文字，不论外观如何精美，终究都是金光闪闪的垃圾。没有批判精神的支撑导引，一切的瞒和骗，一切的虚假与伪善、腐朽与鄙陋都会乘隙而入。
俗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但散文最是一种无法作假的文体，无论如何遮掩，主体的情感取向和心理态势都能够在字里行间显影，哪怕仅仅片言只语。“散文大约是最真态的文体了。小说家的心，常常躲在人物和情节浓重的云霓后面，诗人的心又多少被文字精致地装饰着。真正的散文作者，却得裸身子站在审美的旷野上，让生命的光柱通体无遗地照射着自己。”（肖云儒：《散淡小利》）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的启蒙者，作家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作家与知识分子在本质上应该是同一的。每一位进入公共言说空间的散文作者，都应接受传播真、善、美，抨击假、恶、丑的公共法则的制约。作为平易近人的大众化文体，散文讲究的是裸裎心灵，彰显性情，散文作者应该有着良好的民主观念，稳定的人道情怀，健全的公民意识。然而当下一些作者却在随波逐流、随心所欲式的非理性状态中，使得自身原本稀少的现代意识都随雨打风吹去，彰显贫弱的思想底蕴和苍白的文化底色。尤其一些文坛名家，由于缺乏完整的公民意识和民主观念，在他们不乏文采风流的笔下，一些陈腐的前现代价值观卷土重来。这是值得警惕的。当代散文唯有秉持崭新的现代意识，植根大众，深入时代，高屋建瓴而又平易近人地传播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让爱，美、自由、同情、正义、信仰、尊严统统化入自我的血脉，沉淀为可贵的内质，才有可能涅出华美灿烂的艺术精神。
2006年6月28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