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诸皇帝中，仁宗是一位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的皇帝，他的汉学素养明显高于他之前的元代诸帝。书法至少从两宋以来就被视为中原皇帝最重要的修养之一，仁宗有《御书除官制》传世，似乎是最早掌握了书法技艺的元朝皇帝。仁宗喜欢结交和重用儒士，元人称仁宗“初未出阁，已喜接纳儒士”。即位后，仁宗“述世祖之事，弘列圣之规，尊五经，默百家，以造天下士，我朝用儒于斯为圣”。正是有了这种汉文化背景，使得仁宗施政大不同于武宗，前已述及，仁宗即位后转变施政方针，纠正武宗朝遗留的各种弊政。但仁宗本人却无法改变元朝政治体制以蒙古法为内核的现状。他即位伊始便进行的改革，效果并不显著，在执政后期，他甚至还有所倒退。（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
即位前，仁宗身边已聚集大批的儒士和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的色目人。即位后，仁宗重用儒士，这些潜邸旧臣纷纷得到重用，这与武宗朝儒士基本上被排挤在国家统治中枢之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仁宗曾对群臣讲：“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仁宗掌权伊始，至大四年正月，首先任命自己的老师，汉族儒士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同时诏谕中书省大臣说，翰林院、国史院的儒臣由他本人亲自选用，中书省不要介入。人们都言御史台责任重大，而他却认为国史院更为重要，因为御史台“是一时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至大四年闰七月丁卯，中书省平章政事完泽、李孟等奏言，今天任用的儒士年老日衰，望征集天下有才能的儒士擢任国子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这样可以激励儒士为国家效力。对此仁宗十分赞同，下令自今不受朝廷选官资历、品级的限制，对那些贤能的儒士，即便是普通百姓，也要加以重用。（《元史》卷一百七十五《李孟传》）
不仅如此，仁宗还特别注重儒学的传播。元代国子学主要是培养蒙古贵族子弟的学校，国子生的教育实际上关系到将来蒙元帝国的整个政治文化倾向。至大四年夏四月辛酉，仁宗敕命，国子监儒学老师的选用，只要是贤能之人，不受品级的限制，“虽布衣亦选用”。二月又曾命中书平章李孟领国子监学，谕之曰：“学校人材所自出，卿等宜数诣国学课试诸生，勉其德业。”七月，仁宗又诏谕中书省臣说，当年世祖皇帝就十分重视国子学，如平章政事不忽木等皆是蒙古人，均在国子学中受教成才，“朕今亲定国子生额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经者，以次补伴读，著为定式”。至大四年十二月乙未，仁宗又命李孟整饬国子监学。延祐二年八月，元廷增国子生百员，岁贡伴读四员。除李孟外，仁宗朝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珪、参知政事许思敬、参知政事赵世延均统领过国子学，而不管李孟、张珪、许思敬、赵世延，都是具有较深儒学素养的汉族人。延祐四年，仁宗还在国子监学的北面兴建崇文阁，作为国子学的藏书之所。吴澄《吴文正集·崇文阁碑》：“仁宗皇帝文治日隆，佥谓监学椟藏经书，宜得重屋以庋，有旨复令台臣办集其事，乃于监学之北构架书阁。延祐四年夏经始，六年冬绩成。”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仁宗积极倡导以民为本，而对于一些能够辅助治国理政的汉文典籍，他也是积极学习和传播。至大四年四月丁未，仁宗以太子少保张驴为江浙平章，并告诫他说：“以汝先朝旧人，故命汝往。民为邦本，无民何以为国？汝其上体朕心，下爱斯民。”至大四年六月，仁宗览汉文典籍《贞观政要》一书，诏谕翰林侍讲阿怜铁木儿说，此书有益于国家，应该译成蒙古语刊行，让蒙古人、色目人研习。延祐元年四月，仁宗以《资治通鉴》载前代兴亡治乱之事，命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及李孟挑选重要篇章译写，供仁宗御览。延祐二年八月，仁宗又降诏江浙行省印行农书《农桑辑要》万部，颁降给相关机构，供其遵守劝课。延祐四年四月，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刘赓等译写《大学衍义》上呈仁宗，仁宗看后，对群臣说，《大学衍义》议论甚嘉。令翰林学士阿怜铁木儿译成蒙古语。延祐六年十一月，仁宗又谕御史台大臣曰：“有国家者，以民为本。比闻百姓疾苦衔冤者众，其令监察御史、廉访司审察以闻。”（《元史》卷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仁宗本纪》）
延祐二年十一月，左丞相合散等奏言，彗星出现异常，这一天象的出现皆因他们无能，请求辞官让贤。仁宗的回答是，这是他本身的过错使然，与诸大臣无关，并激励大臣们尽心尽职，即使是施政出现了问题，也必须马上改正，今后只要有可以安抚百姓的言论，均可直言不讳，这样经过上下齐心协力，一定可以消除天变。延祐四年春正月庚子，仁宗对身旁的人说，中书省近奏百姓贫苦乏食，应该加以赈恤，这是不是因为他的施政出现了过错，“向诏百司务遵世祖成宪，宜勉力奉行，辅朕不逮，然尝思之，唯省刑薄赋，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延祐四年四月，仁宗常常夜里坐起，对身边的侍臣说：“雨旸不时，奈何？”正在身旁的中书省平章政事萧拜住回答，这是因为宰相犯有过错。仁宗反问道，你不也是中书省的宰相之臣吗？萧拜住惶恐惭愧，无以应对。（《元史》卷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仁宗本纪》）
仁宗十分注意人才的选拔以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至大四年四月，仁宗诏谕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说，不久前召老臣十人询问政事，你将老臣们的言论整理译写进呈。仁宗还诏命中书省认真听取老臣们的意见。同年六月乙巳，仁宗又命近侍之臣咨访内外，“才堪佐国者，悉以名闻”。皇庆二年六月己卯，河东廉访使赵简言：“请选方正博洽之士，任翰林侍读、侍讲学士，讲明治道，以广圣听。”仁宗认真听取了赵简的建议。延祐元年春正月庚子，仁宗“敕各省平章为首者及汉人省臣一员，专意访求遗逸，苟得其人，先以名闻，而后致之”。
仁宗还特别注重监察机构及监察官员的作用。至大四年七月，敕御史台臣选更事老成者为监察御史，超授中散大夫、典内院使孛叔荣禄大夫。皇庆元年春正月庚子，帝谕御史大夫塔思不花：“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次年三月，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论时政，仁宗欣然采纳，并褒奖了郝天挺直言不讳的行为。延祐二年正月乙亥，仁宗下诏遣宣抚使分十二道问民疾苦，黜陟官吏，并给银印。同月，御史台臣奏言，近来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间出现不少流民盗贼，皆是因为监察官员失于纠察，“宰臣燮理有所未至，或近侍蒙蔽，赏罚失当，或狱有冤滥，赋役繁重，以致乖和。宜与老成共议所由”。于是仁宗下诏给御史台，弄清事情的缘由，上奏如何处理。五月，仁宗还拒绝了御史中丞王毅的辞官请求。延祐三年秋七月壬子，命御史大夫伯忽、脱欢答剌罕拯治台纲，仍降诏宣谕中外。延祐六年三月，诏以御史中丞秃秃合为御史大夫，谕之曰：“御史大夫职任至重，以卿勋旧之裔，故特授汝。当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为法，否则将坠汝家声，负朕委任之意矣。”又谕御史台臣曰：“有国家者，以民为本。比闻百姓疾苦衔冤者众，其令监察御史、廉访司审察以闻。”仁宗虽然重视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的作用，但由于以皇太后答己及权臣铁木迭儿为首的势力专权朝堂，仁宗朝御史台监察机构作用的发挥仍受到了很多的限制。（《元史》卷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仁宗本纪》）
开科取士被誉为仁宗文治的主要标志。在对汉文化有着很深隔膜的蒙古族入主中原的特殊政治背景下，政府官员的充足、科举制自身的弊端、统治者重理财、由吏入仕的制度化等原因促成了科举制的长期停废。随着由吏入仕制度弊端日益显现以及部分蒙古统治层的汉化，科举制到仁宗统治时期终于得到恢复。皇庆二年冬十月己卯，在李孟等儒臣的建言下，仁宗敕中书省议行科举。十一月甲辰，仁宗正式下诏行科举。仁宗对侍臣说：“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仁宗还规定“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延祐二年二月己卯朔，会试进士。辛丑，赐会试下第举人七十以上从七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余并授山长、学正。科举制推行的同时，元廷对吏员入仕做出了限制。延祐元年十月乙未，敕“吏人转官，止从七品，在选者降等注授”。
由于科举久废，元代儒士的境遇颇为凄惨。仁宗朝科举制的推行在文人士大夫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士气复振”，“天下士君子忻然曰：庶几可以展吾志也”。但在蒙古旧制根据出身、承荫选官以及以吏入仕的影响下，元代科举制推行的效果并不理想，进士出身的官员无论就数量或地位来说，在官僚构成中都居于绝对劣势，以至于有人发出感慨，称科举“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不过，元代的科举考试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取士的标准，对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