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推翻后周，建立宋朝。宋朝分为北宋(公元960-1127年)和南宋(公元1127-1279年)，共320年。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历经大唐盛世后，从藩镇割据的战乱中建立发展起来的王朝。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制，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宋朝统治者经过认真总结和思考，逐步明确了“兴文教，抑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的治国方针，并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文教政策。两宋以后，我国封建社会逐渐进入后期。封建统治阶级加强专制集权，政治经济时兴时衰，学校教育也随之兴衰无常。官学制度基本承袭唐代余绪，但在办学形式、学校管理、教学组织等方面也有一定发展，也发生一些重大变化，并取得一些新的成就。
（第一节）两宋时期的文教政策
一、兴文教
宋太祖赵匡胤是以“兵变”夺取政权的，他很害怕有人效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者，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不可不引以为鉴。为了避免再度出现“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和“兵变”的后果，赵匡胤采纳了谋臣赵普的建议，对将帅或武官“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以抑制方镇，强化君权。其治国方针明显地表现出“重文”的倾向。
随着割据势力的平息，建立和稳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逐步成为宋代统治者的战略重点，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治国大政方针。宋太宗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以文德致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一)因此，他任用大批文官来代替原来的武官，明确提出“兴文教，抑武事”的方针。两宋时期，天下一直不很太平，境外辽、金、西夏不断侵扰，境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了抵御外敌的侵略，镇压农民起义，宋朝建立了庞大的军队，甚至还曾创立武学，培养知兵懂武的人才，一些有识之土也要求改变统治策略，讲求功利。但是，为了防止藩镇跋扈、大权旁落，宋朝统治者坚持文治武功，“兴文教，抑武事”的治国方针，却不曾作过改变。
“兴文教”，既是宋代治国方针的一部分，又是其文教政策的核心。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国家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大力推行科举，积极鼓励世人读书学文。宋初统治者大开科举之门，大量选拔读书人充实各级政府机构。据统计，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殿试进士开始，到淳化二年(991年)，不到20年时间，录取的进士竟然达27300人。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赐诸州县学、书院和私学九经，以示鼓励。真宗还作《劝学诗》一首，以金钱、美女、地位来劝诱世人埋头读书。《劝学诗》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愁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北宋统治者还先后三次掀起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发展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
这种大兴文教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读书人的积极性和兴学办学的热情，也为科学技术学术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宋代320年间，始终遭到内忧外患的困扰，但是，宋代的科学技术、学校教育、学术思想和着作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除了有生产力水平提高等原因外，与其兴文教的政策也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这一政策也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全国军事实力严重削弱，虽然军队阵容庞大，军费开支数额巨大，但是缺乏精兵强将，屡战屡败，只能屈辱求和。通过科举选拔的文官多如牛毛，以致造成宋代的冗官现象，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造成专尚言辞、不务实学的不良学风。而且个个文文弱弱，虽满腹经纶，却无“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总之，宋代单方面重文教的治国和文教政策，也造成“积贫积弱”的局面。
二、尊孔崇儒，提倡佛道
尊孔崇儒，是汉唐两世一贯奉行的政策，宋代也不例外。因为唐中叶以来长期混战，父子相残，君臣不义，所谓“三纲五常之道绝”(《新五代史》卷十七)。宋初统治者认为，要缓和各方面的矛盾，结束这种混乱无序的局面，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就必须整饬封建伦理纲常。而孔子和儒学，无疑是最得力的工具。因此，宋初诸帝，都着力抬高孔子和儒学的地位，竭力宣扬儒家思想。宋朝初立之年，宋太祖就诏令增茸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像。第二年又下令贡举人到国子监拜谒孔子，并着为定例。宋太宗则大量重用儒官，还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下令恢复孔家被周世宗剥夺的免税免役特权。到宋真宗时，尊孔崇儒达到高潮。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下令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又率文武百官及僧道3万余人到泰山封禅，亲往曲阜孔庙行礼祭奠，加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并自撰《至圣文宣王赞》，赞颂孔子是“人伦之表”。又亲撰《崇儒术论》，盛赞儒学是“帝道之纲”。还令邢昺等人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孝经》、《论语》、《尔雅》等七经疏义。随后又由邢昺撰《论语正义》、《尔雅疏》、《孝经正义》，孙奭撰《孟子正义》，合唐人九经正义为十三经正义，颁行学校，作为法定的教材，也确定了儒家经典的正宗地位。
宋朝统治者在尊孔崇儒的同时，也承袭唐制，利用佛教和道教两股宗教来为其统治服务。建隆元年，宋太祖就下令保护、修复诸路废弃寺院，塑造佛像，印制佛经。开宝四年(971年)开始雕印《大藏经》，历时12年，雕印了全部佛经5000多卷。这是国家刊印的第一部佛经总集。宋太宗认为佛教“有裨政治”，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地大建佛寺，大量翻译佛经。同时下令修建着名道观，还多次召见道士，还曾给道士加封号。逢水旱灾害，常亲自幸视佛寺、道观，祈求风调雨顺。群臣请尊其为“法天崇道文武皇帝”，他欣然应允，只是下诏去掉“文武”二字。宋真宗对佛教和道教更是推崇备至，不仅在全国各地大建寺院、道观，而且亲撰《释氏论》，宣扬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的思想，还下令整理《道藏》。宋徽宗也是一位崇道皇帝，他导演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他重用道土，令各路选派道士到京师培训以为骨干，又令各州县设道学，教习道家经典，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以《庄子》、《列子》为小经，并开科贡举道士。重和元年(1118年)，颁《御注道德经》，又诏太学、辟雍各置《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2人。总之，整个宋朝，佛教、道教都颇受尊崇，非常兴盛，山水胜地，随处可见修复或新建的佛寺和道观，佛经道藏流传很广。
宋统治者既尊孔崇儒，又推崇佛、道，使儒、佛、道三教得以长期共存，广泛渗透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
理学的产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理学产生于北宋，完成于南宋。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三人，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是，理学的实际创始人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1017-1073年）、邵雍（1011-1077年）、张载（1020-1077年）、程颐（1033-1107年）、程颢（1032-1085），至南宋朱熹（1130-1200年）始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而形成的理论上更加精致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所以，理学也称新儒学。儒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过两次大的改造，一次是由董仲舒将其改造成为神学化的儒学，另一次就是由朱熹集大成将其发展成为理学。
理学的形成，意味着儒、佛、道三教经过长期共存、相互斗争，最后还是儒学取得了胜利，它吸收了佛、道思想，使自身更加完善和缜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有着坚实的生存土壤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更符合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理学形成以后，在南宋末年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为后世所尊奉。而实际上，理学在得到官方认可之前，由于理学家们的积极倡导和宣传，已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对宋代的文化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代官学的发展、书院的兴盛等，都与理学有密切关系。
（第二节）两宋时期的官学制度
一、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
为了振兴朝政，改变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范仲淹、王安石等有识之士积极整顿朝纲，实行新政。改革教育是他们新政的重要内容。
(一)庆历兴学
这次兴学运动是在范仲淹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长期做地方官，每到一处注重发展教育。庆历三年(1043年)他任参知政事(宰相)。范仲淹提出十项朝政改革措施，开始推行“庆历新政”。十项改革措施中，教育是重要方面。针对当时科举泛滥、学校不兴的弊病，范仲淹主张把兴学育才与科举选才的改革结合起来，“教以经济(经国济世)之业，取以经济之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百四十三)。他认为只注重科举而不兴教育，犹如“不务耕而求获”，“慎选举之方，则政无虚授，敦教育之道，则代不乏人”(《范文正公集·上执政书》)。因此，要大力发展教育，改革科举。在教学内容上，范仲淹主张以“六经”为主。他认为：“劝学之要，莫尚宗经……俊哲之人人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范文正公集·上时相议制举书》)基于这些思想，庆历兴学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改革：
1.普遍设立地方学校。要求路、州、府、军皆立学，县有士子200以上亦设学。士子须在州县学读书300日方准应试，曾经应试的亦须在学读书百日。
2.改革科举考试。士子必须具备一定学历(州县学或国学学历)。罢帖经墨义，科举考试先策，次论，次诗赋。考生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考试10道。
3.创建太学，整顿国子学。规定学生必须住校500天以上始许应试，已试落第者也要留校300天以上再试。又定胡瑗“苏湖教法”为太学教学模式。
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世居陕西安定，人称安定先生。他在苏州、湖州教学时，实行分斋教学，全面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成绩卓着名闻天下。分斋教学法也被称为“苏湖教法”。庆历兴学时，诏取苏湖教法着为太学令。胡瑗60岁时调任国子监直讲，任教于太学，“民之闻者源源来”，太学人数大增。
“明体达用”是胡瑗“苏湖教法”的指导思想和教育目的。胡瑗说：“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然而，“国家累朝取土，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于是，胡瑗提出“明体达用”的教育宗旨和成才标准。所谓“明体”就是领会圣贤之遗意，理解六经等儒家经典的道理，掌握仁义礼智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及其精神实质；所谓“达用”就是在修身、治国、处世过程中，去实践这些精神、道理和内容。简单地说，“明体达用”的精神实质就是“学以致用”。这也正是“分斋教学”所体现和坚持的精神。
分斋教学是苏湖教法的核心。分斋，即学校分为“经义”、“治事”二斋，经义斋以教学儒家经典为主，学生有较高学术和道德修养，可担负朝廷政、法、刑、教等方面政务。治事斋又分为治民、讲武、水利、历算等科。学生选学一科为主科，兼治一科或几科为副科，以培养政府各职能部门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分斋教学实行分科教学和主副科制度，在教育史上有开创意义。此外，苏湖教法还包括实行讨论、游学、直观教学等一系列内容。
虽然庆历兴学随新政失败而结束，然而其影响是深刻的。如何把兴学同科举的改革结合起来，培养和选拔“明体达用”人才，始终是北宋教育改革的目标。“明体达用”思想影响了一代学风，成为宋代学术思想的主旨和教育纲领。
(二)熙宁、元丰兴学
这次兴学是在王安石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北宋着名政治家、文学家。针对北宋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状况，王安石于嘉佑五年(1060年)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变法纲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起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史称“熙(宁)元(丰)新政”。教育改革是变法重要内容，于是有了长达10余年的熙宁、元丰兴学运动。
熙宁、元丰兴学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改革：
1.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实行“教官试”。
三舍法：学生初入太学为外舍生，学习一年，月一私试(孟月经义、仲月论、季月策，由太学教官主考)，岁一公试(初场经义、次场策论，由降敕差官主考)。公试成绩列一二等者，参考簿籍记录的平时品行、学习成绩，合格者升入内舍。内舍学习两年，进行一次升舍考试，称为“舍试”。舍试按贡举考试办法，实行弥封、誊录，成绩列优、平者，参考平日品行、学习表现，合格者升入上舍。上舍学习两年，进行毕业考试。毕业考试由朝廷派官员主持，学官不得参与，一切程序如同省试，成绩分为三等。上等的直接授官，享受进士待遇；成绩中等的即免除省试，但要参加殿试；成绩下等免解试，参加科举之省试。
此外，严选教官，实行“教官试”，即地方官学的教师要通过考试决定录用与否。
2.恢复和发展地方官学。在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设置地方学校，赐学校缗钱，并颁置学田；又置“蕃学”，教蕃酋子弟。
3.增设专门学校。设置医学、武学和律学。
4.明定教学内容。颁布《三经新义》(即由王安石等重新诠释的《诗》、《书》和《周礼》)为全国学校的教科书。
5.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明经诸科，增加进土科名额，又立明法科；罢诗赋、帖经、墨义，先考试经义，次考试论，再次考试时务策。以《三经新义》为标准。
上述兴学措施随着“熙元新政”的失败多被罢除，但是这次教育改革运动，无疑促进了宋代教育的发展。
(三)崇宁兴学
这次兴学是在蔡京执政时进行的。宋徽宗一直是倾向于王安石新政的，执政后取年号崇宁。崇宁年间蔡京执政，发动了北宋第三次兴学，其主要内容是：
1.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
2.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
3.新建辟雍，发展太学。
4.恢复设立医学，创立画学、道学，书学、算学等专科学校。
5.废止科举，代以学选。
北宋三次兴学，都是为了振兴官学，以培养有真才实学、可以经国济世的人才。为此，每次改革都试图整顿学校教育与改革科举双管齐下，以克服科举制对学校教育的不良影响，使学校育才和科举选才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三次兴学运动都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宣告终止，但是，这三次兴学运动确实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二、宋代的官学制度
宋朝的官学制度基本上沿袭唐制。官学制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宋代学校系统的构成情况如下(参见图6-1)：
宋代官学制度的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一)官学类型多样化，建立了更加完备的官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