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澜，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手师，常务副院长，兼2l世纪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及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时担任浙江大学、美国卡内基林隆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薛澜1991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后，受聘担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技术管理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并兼任国际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199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他的社会兼职包括国家软科学指导委员合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科联发展中国家委员合委员、国际科学发展网络理事、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董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委员等，他同时还担任一些国际国内著名学术期刊的顾问委员或编科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科技政策与管理、危机管理等。
薛澜曾主持或参加多项重大研究并获得各种奖励，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清华大学良师益友奖、清华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目会杰出青午基金、中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等。2003年4月，薛澜教授应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关于科技政策的讲座。
在已经过去的千年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大学的兴起。尤其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无论是在发达围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学作为传承人类文化，维护社会价值准则，培育社会精英的组织机构，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尽管大学的学费越来越高，世界各地仍然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对大学趋之若鹜，即使是要经过极为艰难的种种考试或付出高额重金也在所不惜。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发展的通行证。
也许正因为如此，随着近年来知识社会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其他社会组织开始向大学这一特有社会机构的地位提出了挑战。例如，“摩托罗拉大学”一类的公司大学已经成为许多大型企业培训员工的一种时尚。在这类公司大学里，企业员工可以受到系统的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这类公司大学已经从1988年的400所激增到1998年的1600所。当然，更受人瞩目的是以各种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大学或虚拟大学，如美国的西部州氏大学，加州的虚拟大学，我国许多高校提供的远程学位教育，等等。这些虚拟大学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校园，接受其教育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网络或其他现代通讯技术手段来学习。据几年以前的一个统计，美国当时已有900所这类学校，提供1200种学位，有700万学生注册。
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几百年后，是否真会加一些专家所预言的那样，现在意义上的带有校园的大学将要消亡？大学的社会功能是否会被其他社会机构所替代？这是所有关心大学未来发展前景的人们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纵观大学发展的过程，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过去的宗教权威、皇亲贵族，还是今天世界各国木同的政体，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大学的存在。其中的奥秘也许就在于大学一直公提供着各种不同社会所共同需要的基本功能。
首先，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传授知识和学术研究。从中国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书院到欧洲中世纪起源的现代大学无不把这两个功能作为己任。中国的书院最开始是作为藏书或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场所。最早的书院可能要算是2000多年前的岳麓书院了。这些书院后来演变成一种由“学术大师”主持的教育及学术机构，依靠大师高深的学术造诣，开学授徒，聚众讲学，讨论学术。除了这些“民办高校”以外，从汉代以来，中国的“官办高校”太学和国子监等也在不向程度上起着这样的双重作用。
欧美的大学员早可能要算是意大利的波罗尼亚大学了。英文大学起源于大约14世纪初，在拉丁文中意指行会的意思，在这里指一种教师的联合组织。在中世纪的社会环境中，随着城市的发展及商人行会的出现，给教师行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生存条件。大学在当时世俗政权和东教机构这两大社会势力，通过教师行会的方式为自己谋求教学和探讨学术的自主权。
1810年拿破仑在法国重建大学制度，为现代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并给予大学在各个专业领域研究的学术自由。但是明确把大学作为一种集研究与教学为一身的社会机构的提出可能还要从德国人洪堡1810年写下的一份仅十页长的备心录开始。这份题为“论柏林的知识机构的组织框架及精神”的备忘录导致了柏林大学的建立，并对欧美现代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当时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偏向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础研究，很少考虑这种研究的实用价值。对于工程技术和行政管理等与社会实践有关的专业研究是在技术学院内进行。法国的大学系统也与此类似。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科学工仆(如化学工业和电机工业)的兴起才使得工程技术等应用学利的发展得到重视。但是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杜鲁门总统的科学顾问范德华·布什著名的报告“科学 无止境的前沿”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大力投资于大学的基础研究，才真正形成了今天美国的研究与教学并重的研究大学系统。
近年来，常常被提到的大学另一功能就是为社会服务。其实，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其为社会服务的功能。而美国的大学体系在这一方面尤其突出。其早期的大学大都是由教会创办的，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培养一批上层人士，把北美殖民者从欧洲带来的包括宗教的精神文化传承下去。但是，1862年美国通过的英里斯法案规定美国各个州都以出售一块土地的办法，支持在各州建立一所新型学院，开启了现代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光河，使得美国公文大学急剧发展，为各州的农业技术扩散、矿产资源的开发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培养人才，提供技术基础。美国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与社会需求的结合更是执各国大学之牛耳。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在1882年第一个发电机问世的当年就开出了第一门电机工程课，而康奈尔大学更是于1885年培养出了美国策一个电机工程博士。1887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的哈奇法案在赠地学院和大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农业推广服务体系，目的是把赠地大学的研究成果广泛地应用到农业牛产当中去。这—做法的成功，为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农业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著名大学对军工研究工作的支持(如麻省理工学院在雷达等方面的工作)对二战的胜利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形式又超出简单的教学和研究范围。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特曼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创办了第一个科学园区——斯坦福工业园，给大学为社会服务提供了新的含义。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以其各自的方式为社会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中国的大学更是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独特环境下，以创办企业或建立科技园的方式，直接参与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成为中国向新技术企业的重要发源地。当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学更是各个国家，文化相互交流的国际桥梁。民族文化和地城特色的多样性恐怕没有在哪里能像在大学里那样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代大学的这些功能——传授知识、创造知识、提供社会服务，似乎应当足以使其做立于社会组织机构之林。但如果仅止于此，可能还是难以避免本文最早提出的那些竞争。因为如果单纯从每一个功能来看，这些功能都不是不可替代的。例如，传授知识的功能就有可能被企业、虚拟大学，或其他社会机构(如培训公司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完成。而创造知识的功能则可能铂企业或公共的专门研究机构如许多国家的科学院系统)所替代。至于说大学所提供的除教学和科研外的有形社会服务(如技术转移等)也都有相应的企业或社会机构来提供。那么大学还有什么可以自立于社会而永存的呢？也许我们还要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在承报这些社会功能中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大学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公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学传授知识的功能越来越有可能为其他各种社会机构所代替。今天，在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培训机构如雨后吝笋般出现，很多已经成为股票市场上的新星。但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公民所具有的素质远远超出了对一般知识的掌握。这种素质首先要求受教育者具有广博的基础知识和某种专业技能，从而使其能够成为社会经济增长和繁荣所必需的专业人才。如果说经营得当的训练机构利用当代信息技术从事编码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是可能的，那么由它们模仿大学对于受教育者进行广博知识的训练将遇到极大困难。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学科的深入分化和交叉融合愈演愈烈。因此任何系统的科学和人文训练都必须在大学里在各个不同学科大力合作的基础上设计和实施。目前，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都在为提供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而竭尽全力。在这样的课程体系中，学生除了主修像物理、生物、经济、文学等一个专业之外，还要跨越不同学科。从数量分析到伦理哲学，从自然科学到人文，从历史到其他文化的研究，都要广泛涉猎。
此外，在今天的社会里，知识的生产和更新正以前人所难以想象的速度进行。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愈加复杂。因此，大学必须培养学生活跃的创造能力和建设性的批评精神，培养他们鉴别和获取有用知识的能力，理解及欣赏小同文化艺术及其他人类文明遗产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的培养是很难通过问定的知识传授来实现的，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文流、归纳而逐渐模索出来，哈佛大学工向管理硕士独特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就是通过成百上千个案例的讨论而磨炼出来的。这种能力的培养与各个受教育者所在大学的传统积淀和独特的风格又息息相关，与受教育者的教师和同辈的学识修养息息相关。它还需要从与前辈和大师们耳濡目染的熏陶中获得。据说林斯顿大学的工学院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师给一年级的大学生上基础课程，把他们一下子带到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他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多元化并行的世界里，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在更高的层次上向我们不断提出挑战。例如，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如何解决内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如何解决由人类基冈研究重大突破所带来的一系列牛物伦理道德问题？这一切要求大学培养出来的社会公比不仅仅具行广协的学识，活跃的创造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有完整的迈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能够高瞻远瞩，超越自我，以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直面人生，做出独立判断，并勇于承担由此带来的社会责任。在这一方面，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提出一种现成的答案，但各国大学不懈的努力使得它们培养出来的新—代公民对这些问题保持敏感并勇于面对。
如果说大学在从事研究与为社会服务中所承担的独特的功能己足以使其在林林总总的社会机构中立足，那么，大学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公民方面所承担的职责就吏使其他社会机构难以望其项背了。大学总是处于满足现实社会的需求和人类长远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之中。但是，大学学术自由的传统和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又使得这两种力量能够同时存在并较量，从而取得平衡和进步。因此，当大学似乎完全被卷入计会发展需求的滚滚大潮时，一种无形的围墙总能够把大学与社会分开，使探求人类知识和价值理念的洞洞小澳仍然能够顽强地奔流。当大学似乎成为高高存上的象牙之塔，企图逃避社会现文的时候，大学的社会责任感义会把它拉回社会，使其成为让会发展的动力。回顾现代大学发展的百年历史，就是这种矛盾和冲突淋漓尽致的写照。在巾华民族饱受凌辱的时刻，以爱国、进步、科学为内容的新思潮在中国一批早期的大学中蓬勃发展，使北京大学成为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的发样地。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西南联大的学者们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培养了未来的一代学术英才。
写到这里，也许人们不会对大学的未来产生疑问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大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以所论的大学的种种功能，在很多大学里并没有很好地实现。随着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社会的兴起，很多大学忙于知识传授的时候，忽略了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在为社会生产实践服务的同时，忽略了对基本知识的追求。这样下去，大学的社会存在价值也就真会令人怀疑了，大学被其他社会组织机构所替代也就不再是臆想了。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任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主席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目标，中国也要办世界一流大学。目前许多优秀的大学正在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扩充专业设置，增加招生，争取科研经费等，希望能够在规模、质量和产出方面赶上世界一流的大学，呈现出令人振奋的景象。但是，越是在这样轰轰烈烈的情况下，越是需要各个方面的冷静思考。对于正在努力赶上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如何在知识爆炸的环境下超越知识的传授，培养新一代全面发展的社会公民，如何在为当前社会服务的情况下与现实保持距离，不忘追求基础知识和价值观念的社会责任，这也许就是新千年中国大学发展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