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做官的要保全自己，就要注意戒傲自律，因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他告诫弟弟们要谦虚，不可染上骄傲的恶习，更不能倚势骄人。
应该在为学、居家、为官、治军这几个方面都做到戒傲自律。
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文人相轻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老毛病，他力倡以"戒傲"医文人之短。他给家中的弟弟写信说："我们研究学问最要虚心。
我常看见朋友中有好的人才，往往恃着自己的才能傲视一切，动不动就说别人不如自己。见了乡墨便说乡墨不通，见了会墨便说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没有人骂便骂学院。平心静气来说，他自己所做的诗或文，实在也没有什么超人之处，不仅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而且还有见不得人的地方。
只是因为不肯用对待别人的尺度反过来衡量自己，便觉得别人不行。既骂考官，又骂同考。傲气既大，自然不能进步，所以潦倒一生，没有一寸长进。"曾国藩经常告诫弟弟们不耍恃才傲物，不见人家一点是处。他指出傲气一旦增长，则终生难有进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劝勉弟弟们，他写道："我平生在科名方面，非常顺遂，只是小考考：r-e；次才成功。但每次不中，没有说过一句怨言，但深为惭愧，自己的考试诗文太丑了。今天想起来，犹如芒刺在背。那时之所以不敢发怨言，弟弟们问父亲、叔父和朱尧阶便知道了。因为考试场里，只有文章丑陋而侥幸得中的，绝没有文章好而被埋没的，这有一定的道理。"他还用其他人因傲气而不能有所成就或被人冷笑的例子来告诫弟弟们，他写道："三房十四叔，不是不勤读，只因傲气太盛，自满自足，便不能有所成就。京城之中，也有不少自满的人，认识他们的人，不过冷笑一声罢了。
又有当名士的，把科名看得和粪土一样，或者喜欢作点古诗，或者搞点考据，或者好讲理学，沸沸扬扬自以为压倒一切。看见的人，以为他们的成就也没有多少，也只好冷笑一声罢了。"最后，他总结道："所以我们用功，去掉傲气，力戒自满，不为别人所冷笑，才有进步。弟弟们平时都询退让，但多年小考不中，恐怕是因为愤激已久，以致产生骄惰的习气，所以特别写信告诫，务请想一想我说的话，幸甚幸甚"曾国藩认为，骄傲与懒惰都是败家之道，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他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作了阐述："凡属因为惧怕别人而不敢妄加议论别人的，属于谨慎谦和的人。凡属喜欢讽刺批评别人短处的人，属于骄傲的人。谚语说'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不是一定要锦衣玉食，动手打人，才叫骄傲。就是自己感到得志，感到满意，没有畏忌，开口议人短长，便叫极骄极傲了。"曾国藩告诫子弟："千万不能忘记贫寒读书人家的作风，子弟应当努力戒除傲慢懒惰。戒除傲慢以不大声骂仆人为第一，戒除懒惰以不晚起为第一。
我呢，不忘记当年在蒋市街卖菜篮的情景；你呢，不要忘记当年在竹山坳拉车运碑的情景。从前受苦的滋味，怎么能知道将来某一天不会再尝受了呢？
自己要知道谨慎啊！"富不忘贫，贵不忘贱。既已做了仕宦之家，他便力戒子弟不染官气。他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指出四抬大轿"纪泽断不可坐，(澄)弟只可偶一坐之"，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衡阳府城，更不可入省城，并嘱咐澄弟对轿夫、挑夫要"有减无增"，随时留心此事。
他力戒子弟不要递条子、走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到府城参加岁考科考，都不顺利。一八六四年一月一日，纪鸿由长沙前往金陵，曾国藩要他沿途不可惊动地方长官，能避开的尽量避开，并叮嘱船上的"大帅"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事无巨细，均考虑周到，可谓用心良苦。
一八六五年七月，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特地写信告诫纪鸿："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纪鸿没有中举，曾国藩就把儿子接到金陵衙署中亲自教学，始终不去走后门。
曾国藩在为官戒傲上，与他深受祖父星冈公的熏陶有关。一八三九年曾国藩离家进京之前，十月二十八日早晨他侍奉祖父于阶前，向祖父请示"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更好全了。"这段话对曾国藩影响很深，多年以后，他回想到这些，仍然如同"耳提面命"。
曾国藩为官不傲，是在经历了官场上的一系列风波后才有了深刻认识的。
一八五七年到一八五八年在家守制的这一年多，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说："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犟，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他还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
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两个弊病，以前的世卿大夫的兴与衰，以及近来官场祸、福的原因，未尝不是看这两个弊病制约得如何为关键。"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戒傲自律功夫实在了得。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是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明白治军戒傲的道理。曾国荃攻陷天京之后，曾经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
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其实，攻陷天京前后是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于是，他在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自重的态度。
曾国藩在裁军的手法上也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就开始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银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齐了。
裁兵经费筹够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一八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攻下天京，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二万五千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从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也容易了。这也是他的强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