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做人做官要懂得知足，对名利要看得淡一些，因为那些成大器者都能做到把自己看得平淡无奇。曾国藩学着放弃功名利禄，学着看淡军事上的胜败荣辱，并且尽量把结果推之于天命。一八七○年二月，曾国藩在回复刘蓉的信中说"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文章之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质居其七。"的确，与人战争，事功成败、机运好坏和天有很大关系，所以古人云：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随着涉世渐深，曾国藩越来越认识到有些事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他越来越重视"天命"的作用。
除了自己时时刻刻以古人胸怀宽广为榜样外，曾国藩也常常同亲人、朋友谈起淡泊明志的重要性，以此来相互激励。有的朋友甚至非常真诚地向曾国藩建议，在他身边应该有一个心胸开阔之人，以便时时提醒，不断促之前进。
平淡是曾国藩喜尚的人生涵养。他认为，涵养深、有器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办事才能成功。因为器量大就能原谅他人，有忍耐就会好事多磨。有一点不满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违背自己意愿的小事就愤然发作，有一点优于他人的长处就向众人炫耀，听到一句赞颂的话就为之动容，这些都是没有涵养的表现。器量随见识而增长，遇事不喜不惊，才可以担当大事。
曾国藩淡泊名利，即在于能淡化物欲，这是他保持平常心的一大学问。
他认为，要获得这样的一种心态，就应该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来进行锻炼。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是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反复强调，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所谓"平淡"，实际上主要是他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述。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受到牵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于怀，进而直接影响到他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他主张人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苟子之道自克，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所谓"改过"，曾国藩指出，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就应该究其所以不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为此，他一生坚持写日记，每天认真检讨所作所为。对于友人的忠告，他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他的铭联、箴言、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都体现了他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是因为他善于从"知足"两宇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让的修身之术。他能以"知足"、"谦让"为人生学问，真可谓智者！
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他曾经写道："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
芬芳的香气可比淑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委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个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
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惠能泽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是的，名心切的，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顿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闹事，少断是非，无憾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宇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
曾国藩认为，"功成身退"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的成功后，见好就收。这是一种典型的"知足"观。另外，知足和谦让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曾国藩认为，知足就要求一个人在获得一定的地位和成绩后，要尽量将这些成绩谦让给别人，因为这样是避免仇视的一个重要方法。
人们总喜欢以家世、金钱、地位等这些单纯的客观现象或外在条件去衡量一个人的荣辱毁誉，把它们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却忽视了主观的、内在的、可变的因素，从而犯下了许多错误，造成了诸多悲剧。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得失无常、兴衰浮沉有一种透彻的理解。
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带来他人对自己的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例如，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为经制水师，这样一件大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这是为什么呢7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贪名贪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对于这样的贪官，只能给他点好处，他才会站在你这边。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奏折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
后来水师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推出一个满人担任领头的做法是正确的，获得了极大成功。
在人们的一生中，处处都有风波险阻，遭遇功名利禄，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谦让才是处世的妙方。做到恭谦让人，争斗才会停止，愤恨才会平息，积怨才会化解，天下再大的祸患都会冰消雪化于"谦让"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够把握住它，则可以免除灾祸而获得幸福。自古名利太过都是祸害，与人分享才能与人共处。在曾国藩做官后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对人谦让、与人为善的原则，才使他晚节得保，并在韬光养晦之中达到最高峰。
淡泊名利，善于知足，讲求谦让，这是一种贤者的修身态度，也是一种有为者的谋世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