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教室西墙壁的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将革命进行到底！”想起自己参加革命，脱产离乡的时候，心眼里搁着一件事，有勇气干革命，就是没有文化，这一极大的困难压在心上。
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革命干部学习机会白天几乎是看不到的，尤其是民运工作队，不分昼夜要钻到群众窝里做工作，汇报工作也是口头进行。经过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教导我们努力学习，提高自己！但自己总是重视不够。
我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各个时期，不断自学，文化有所提高，但以“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高标准要求，作为革命干部，尤其是共产党员来说，对革命理论的学习和掌握是很成问题的。
革命导师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因此，一个革命干部没有革命理论武装，在革命运动中就不能指导工作得到最后的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武器，单凭革命勇气和一脑子热情蛮干是不行的。
必不可少的革命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导师马、恩、列、斯的理论。用它武装起自己的头脑，有了革命的理论武器，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艺术上，就能把工作做扎实，搞彻底，得到最后胜利。否则就会给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尤其是重要领导干部，更是如此。
听了老师讲解毛主席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联想到自己的斗争经历，感到极为生动有益。在目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国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正在学习党中央文件《二十三条》的讨论中，革命干部的“学习”就更迫切了。毛主席很早说过：“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干部，要工作，就要进行革命斗争！更不能忘掉阶级斗争，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这就是自己在业余学习《语文》、《中国革命史》这两门课的体会。
老师批语：写得简单明白，很好！思想认识是一种动力，有了正确的认识，今后在学习上自然会更加努力。
五、“文革”蒙难
“要把这个反党分子彻底打垮！”自从到公司业务股工作后，我默默地等待，期望历史问题的解决能出现转机，谁知还是个一推六二五。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我在动乱的漩涡之中挣扎，也终于迎来了雨后的彩虹。
“文革”初期，公司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有关材料。大家对报纸上批判前北京市委、邓拓、吴晗等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中的一些名词识别不清，理解不透，如“黑话”、“指桑骂槐”等。我也不大懂，在讨论时说过“旧社会受压迫的穷人对地主有钱人不敢指名道姓，指鸡骂狗出苦气。”另外，在油库劳动时，同志们议论当前有的干部光讲空话，不干实事。我也有感于个别干部说假话却得到赞赏升官的现象，随口说了句“现在有的人是说假话比空话还好”。当提倡“大字报、大辩论”开始后，有人贴了我的大字报，揭露批判我这些说话是错误的。我也表示虚心接受，在学习会上对自己说话犯自由主义作了检查认识。
按《十六条》规定，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当时单位领导却将矛头转向了有历史问题的一般干部职工。以前谁要是给领导提过意见，这时就会被拉出来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在搞反右倾运动时，我曾给公司某领导提过意见，在工作上也曾给业务科科长（原储运股的那位副股长）提过不同意见，运动开始了，这些都成了错误，甚至是罪状。
7月5日，油脂公司大院墙上贴出给我的10张大字报，署的是那位科长的名字。这份大字报标题是《请看：张德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话和手段》：
[1]张说：现在的情况，说假话比说真话好。我要问你，你给我们党说假话，你准备给谁说真话？
[2]你常说组织不实事求是，那么，哪个党才实事求是？
[3]你在敦仁堡居民中大放毒箭，大讲你的党史和革命史，使不少群众受了欺骗，请组织应在居民中查清张的反动言论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4]张的儿子在长寿中学上学，利用他儿子经常召集学生来张家中上课，张为讲师，建议组织应及时了解。
[5]张一贯采取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组织几个人在一起开会、研究。张给出阴谋诡计，发动群众和一些人闹事，长期在幕后进行不可告人的破坏活动。被群众揭穿后，死不交代，百般抵赖他人。
[6]张长期散布说地方党组织多么坏，解放军是多么好。我们要问张德善：地方和部队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这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7]张到处争夺领导权，因张有反党活动，我们早就夺了他的权，罢了他的官，他到处给群众宣传说，他在部队当过什么官，级别有多高。组织不给他领导权，仇恨党仇恨组织仇恨我们同志，长期不满，怀恨在心。
[8]张为什么要到专区财政局找他的老乡，又为什么到宝鸡军分区和兵役局找他的熟人呢？这些机关一不是政法机关，二不是党的监察机关，我不理解这样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9]张过去在部队时利用职权，他明知某人是现行反革命，为什么把这个反革命拉进我们党内来呢？要老实交代你和这个反革命都干了些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事，应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作出详细交代。
[10]你在国民党警察局为什么成了红人，我们为什么被害？
[11]把你在国民党所参加的反动组织应作出彻底交代。
[12]把你在油脂公司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也应作出交代。
[13]把你谋害的丑恶事向同志公开坦白。
[14]把你利用物资拉拢来的人和你在一起召开了多少次会议的详细内容，这次不作交代，那是不行的。
[15]把你1956年给国防军的那封信也应交出来。
[16]把你欺骗组织派你老婆回家出卖房子问题也要交代。
[17]把你的反动日记交出来。
我建议组织把张的一切反党活动和一切罪恶事实统统揭出来，要把这个反党反人民的反党分子彻底打垮。我们和张的斗争是有我无你的斗争，不是一般的斗争。叫他长期混在我们党内，一旦风吹草动，他们就要卷土重来，我们就要人头落地。
这样写大字报是当时曲意上纲的典型作法。对此断章取义、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等手法，给我列的“罪状”，我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又不允许辩白解释，而且越解释就越给你上纲上线。从这份大字报中，我才知道当初被“夺权”是因为我“反党”。给公司负责人提意见就是“反党”么？但当时就是这样的逻辑。8月5日，金渭粮站党支部会议上，有人就批判道：“你张德善反对某科长，就是反对领导、反对党组织。”
当天晚上，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发动起来，第二天给我贴大字报达到几百张，其中一张大字报是《向叛徒张德善开火！》内容只有几句：“保存狗命，坐官欺人，出卖同志，出卖组织，杀人的刽子手。”这是3个年轻人写的，“做官”的“做”字也写成别字“坐”了。当时我觉得青年人不了解革命历史，盲目跟上别人走，是要吃亏的。我也深思，今天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做到态度诚恳、检查认真，同时坚持实事求是讲事说理，决不承认诬陷之词。
“他是叛徒，不能在油库工作！”1966年8月23日，我写了“向革命干部职工们自我检查认识问题”的书面材料，约2500字。
首先承认“自己思想赶不上形势”，表示“诚恳接受大家对我的批判意见”。对大字报提出我是“叛徒”问题，“正打中了我个人历史问题包袱”。“转业地方后一直没有及时解决，是有一些怨气，这是不对的。”“这些年自己学习不够，纪律松弛，滋长了自由主义毛病。我思想感情上有旧东西，就应该受到批判和指责，触及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最后，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教育了我，只有放下臭包袱，放下臭架子，甘当群众小学生，才能认识和理解革命新生事物；我要在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振奋革命精神，和大家共同前进，誓死为革命增添一份力量而努力。”然而我的认识和检查没有被认可，对我的斗争反而升级了。
市粮食局某领导公开讲：张德善是抗日战争初期革命叛徒，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员。他是危险分子，有历史重大政治问题，不能在油库工作，现在撤销他党员干部的职，让他到到工人多的斗鸡粮站当营业员，去接受粮站100多工人群众的教育。
8月29日，市粮食局政治处给我一纸《介绍信》，让我去店子街当营业员，说是干部顶班劳动。这对我真是当头一棒，心中十分气愤，但很快冷静下来，当时某领导在场，我就说：“我是为人民服务的，调到哪里干啥工作都可以。最近，金渭粮站和油库群众给我贴了几百张大字报，我已在8月23日写了书面检讨。希望组织上对我的历史问题弄清楚。”但这位领导却说：“你先到群众中接受教育，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再搞。”
“到群众中受教育”就是无情的批斗啊！这不是明着要整人么！下午回到家，我对润棠妈说：“今晚不想吃饭，想睡觉，你上街去看电影吧。”她看我气色不好，就出去了。
这一晚我睡不着觉，内心不甘遭受屈辱，一时气愤真想以死明志。但瞬间想到一份传单，说的是天津三轮二社陈某因死而蒙冤。我想倘若自己不明不白地死了，结果就会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广大群众仍然受蒙蔽，把假叛徒当成真叛徒。
我翻来覆去，泪水浸湿了枕头。这时我又想起1946年的“武装冬学”，想起1953年的“打老虎”。我深知“左比右好”思潮下运动的残酷。但是我不能死，那两次大灾难我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不能送死。我要活着，我想念毛主席啊！我相信您老人家是会挽救革命战士的。我又想到自己从小命苦，21岁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于1956年转业宝鸡市，到现在整整30年了。现在有人要整我，我能白白送命吗？不！不！一定不！毛主席是不会让革命的人们无辜去死的！我要活着，我要继续干革命。毛主席说“要斗私批修”，真正的革命者就要勇于革自己的命，排除私心杂念，要有耐心、有方式地与他们进行斗争。我坚信还我清白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天明时分，下起了雨。这是1966年8月30日。我冒着雨先去油库要党组织关系，但是不给开，于是去十里铺的斗鸡粮站报到。处处遇到的是白眼和刁难，这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使人喘不过气来。但我还是到火车东站找到正在值班房的调运组白组长，他说你只能露天看货场，不准到房子里。对此，我没有什么意见，待在房里咋能确保货物的安全呢！这批粮食装车运走后，让我到店子街门市部当营业员。
当营业员，说的是干部顶班，实际是监督劳动。上班时，我的工作是为居民群众付粮打油。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工作，我没有什么抱怨的了。
运动中，我一遍遍地写检查，一次次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油库一个名叫“拼到底”的战斗队贴出“揪出大叛徒张德善”大字报。还有一份大字报，质问“叛徒张德善你想与组织对抗到底吗？”从小会到大会轮番批斗，如果你解释，就说是对抗，是翻案，根本不考虑当事人在当时的社会根源、历史背景和新旧社会变革中的形势环境，特别是人的思想因素等。
随后，我被迫戴上“叛徒反革命”字样的黑袖章。不久我的家也被强行查抄，但除了我保存的速成中学课本、讲习班笔记和这些年的工作笔记以及珍藏的转业证件、军功章外，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后来，斗鸡粮站主任于1967年5月8日在职工大会上检讨说：“把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身上，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去年九、十月时派人到职工家翻箱倒柜，借查反四旧，找寻东西，不是找几本书，而是想找到有无反革命证件为目的。”
《关于给张德善同志平反通告》1967年元月初，上海发生“一月风暴”后，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1月23日晚，斗鸡粮站的“造反派”夺了粮站的党政大权。当权派靠边了，被当权派整的干部职工解放了，并参加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中。但是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也日益紧张起来。粮站造反派成立了“斗鸡粮站文化革命委员会”，听命于原领导的部分群众也成立组织叫“红卫军临委会”，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派”。
党支部领导的权被夺了，党的生活没人管了。1月30日晚，我们18个党员群众自动组成临时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对此，群众组织头头问：“你们党员为什么自己组织学习？”我们回答：“我们是群众党员，为什么不能组成学习小组？”这个头头质问：“你们是叫党领导群众？还是叫群众领导党？这不行！”
3月2日，粮站文化革命委员会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开门整风，“文革会”成员增加到18人，并提出成立主持会议的三人领导小组，我也被提名。在征求各门市部意见时，有人“坚决反对选举张德善为领导小组成员”，理由是“他张德善到斗鸡粮站来知道几个人？”当场有同志反问：“你是业务负责，能把粮站职工群众全认识吗？”
3月21日，宝鸡驻军8145部队修械所进驻斗鸡粮站（库）后，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粮站的“文化大革命”，可是对粮库的安全有极大的保卫作用。部队同志不断地向粮站全体职工宣传毛泽东思想，直到两个群众组织大联合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4月3日，“文革会”的整风会上，我发言道：“群众的批评是对干部的最大爱护，但是‘文革会’负责人还没有做自我批评和主动地严肃地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就应该认真学习‘老三篇’和毛主席亲手制定的‘十六条’，认识到领导干部必须‘敢’字当头，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同时，一方面，要正确对待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另一方面，要积极领导好当前粮站全盘行政生产业务和教育职工干部政治思想工作。”
“造反派”掌了权，过去整群众的市粮食局主要领导成了“走资派”，而且因有历史问题，受到群众的批判。4月20日，他在职工大会上作检查时，谈对转移斗争方向时说道：“文革”初期，整理了系统31名同志的材料，借用群众进行斗争。在干部会上强调对重点对象搞严厉斗争，运用档案整理了个别职工的黑材料，利用红卫军压制批斗……。
后来，他被责成给被整的同志平反。1968年1月12日，这位领导以党总支名义印发“关于给张德善同志平反通告”：
首先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生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经过一年多的激烈斗争，已经取得全面的胜利。反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伸向全国各地的黑手被揪出来示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在全国各地高高树立起来了。在文化革命初期，由于我们对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学习得不好，用得不好，领会不深，加上我们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缺乏自我革命的精神准备，所以在运动一开始，抱着整人不整己的目的，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欺骗蒙蔽了群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挑起群众斗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犯了方向和路线的严重错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由于我们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虽然给张德善同志作过平反，但极不深刻也不彻底，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其恶劣影响，再给张德善同志平反如下：
1.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保自己过关，借张德善同志个别历史问题，我们蒙蔽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有组织有布置采用派工作组和大字报攻击了张德善同志，并给张德善同志戴上投敌变节等政治帽子和罪名，在社会上和市粮食系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给张德善同志在精神和工作上造成极大的压力，所以一度时间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给张德善同志和其家属歧视。这一切都是我们蒙蔽群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拼凑上纲造成的，除向张德善同志赔礼道歉和当众恢复名誉外，所提的问题一律平反。
2.在大字报所提到所谓张德善同志曾在历史上投敌变节行为，并且以此为理由将张德善同志列为运动的重点，企图将张德善同志打成“反革命”。这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是对革命同志政治上的迫害。这种犯罪的做法是原局党总支和总支主要负责人执行刘邓路线及保自己过关而造成的，应一律平反。过去在同志们中凡有此影响的请一律改变过来。
3.在运动初，我们错误地认为张德善同志所谓历史问题不适宜在油库工作，经原总支决定下放到门市部做营业员工作，并将张德善同志所谓历史问题告诉斗鸡粮站支部加强对其管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张德善同志的继续迫害。现在除向张德善同志承认错误和有关当事人认真检查外，恢复干部职务，并建议仍回油库工作。
4.对张德善同志大字报底稿等材料，除金渭粮站和油库党支部平反外，在局汇报记录、大字报抄录，已在66年12月份一次烧毁，保证再没有保留，如果发现以对抗中央指示论处。
1月15日晚7时，斗鸡粮站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在市油脂公司人民街油库办公室召开平反大会上，市粮食局总支书记当众讲道：“以张德善历史上未做结论的问题为借口，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自认为他是整的对象，诬陷他为‘老叛徒’、‘老反革命’，说他在市油脂公司是‘危险分子’，使张德善同志在政治上受到不良影响。市粮食局总支委会又决定把张德善由油库干部通过宝鸡市粮食局政治处调到店子街门市部当营业员。现在总支愿意把张德善同志调回原单位来工作。”
4月2日，斗鸡粮站党支部书记也以党支部名义，印发了一份“平反通告”：
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听毛生席的话，而站在刘邓的资产价级反动路线上，压制群众，把群众的历史问题不做结论的就讲了出来，大造舆论，使群众对他有不同的看法，施加压力，不让革命同志起来革命，共同对敌。这是我的最大罪恶，我要向毛主席请罪，向受政治迫害同志认罪，赔礼道歉，认真地彻底的平反。
张德善同志是我站职工（干部顶班）。因为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对运动精神没有吃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将张德善的历史问题公布出去，这是严重的错误。我对张德善同志的问题没有调查研究，以道听途说大造舆论。更严重的错误是叫人监督行动，调门市部工作又不放心，再三调换工作，滥用职权，这样做是对他的残酷迫害，是我一手捏造，无中生有所加的罪名。我应向张德善同志彻底平反，肃清流毒！
4月18日，他在职工大会上作检查，再次向“文革”初期把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和“牛鬼蛇神”，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坏组织”等平反。
5月3日晚，市油脂公司人民街油库召开群众大会，油库负责人检查道：“文革”初期挑动群众斗群众，强制群众写大字报，用大字报围攻高立志、张德善、吴玉芳等，是有组织有目的在政治上思想上予以迫害。本来按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去年12月，当权派就应向被整的群众平反，清除黑材料。现在，我当众向受整的同志道歉。
至此，部门、单位领导对“文革”初期的错误做法向受迫害干部职工作了道歉和平反，但是在又一波的运动中，更多的人还要经受新的劫难。
“清队”再关“牛棚”1968年下半年，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开始了，原先把被当权派迫害的干部职工视为“战友”的粮站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态度转了180度，说我们是“牛鬼蛇神”，要实行群众专政。
8月初，那位站革委会主任让我写历史问题的检查。这时，我在门市部当付粮员，一天只能抽空写一写。过了几天，他在食堂门前大声喝问，张口就骂，然后限时交来。这种辱骂人的态度我是有意见的，但我没有和他硬顶，因为他是新生干部么。只要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不计较个别人的恶劣态度。
在劳动之余，我赶写出一份长达10页的材料。6月12日和7月18日，召开的大会上，我先向革命群众表示认错认罪，接着检查认识了“旧社会与解放初期的社会环境和我的思想根源以及犯有的错误和缺点，请革命群众严厉批判和帮助。”在认识自己历史问题的形成时，我检查自己当时表现软弱和无原则等。但我也一再申明，抗战初期我的革命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待国共合作时期的问题。我也从来没有隐瞒过，请予查证，看我是不是说了假话。
当时被清查的对象在会上挨训斥，会后也会遭受无故辱骂甚至毒打。夏天的一个傍晚，我被三个造反派叫到房子里，他们拉灭电灯，嚷着要给我“退火”，将我推倒在地脚踢皮带抽。他们随便打了人，还称之为“革命行动”。尽管如此，我没有计较群众的过火行为，仍然是诚恳地从阶级斗争的高度作检查，如实叙述事实经过。
我再一次被隔离审查了。1969年10月16日下午，粮站召开“彻底批判刘少奇黑‘六论’大会”。那位粮站革委会主任主持会议，他说今天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要结合批判粮站的活靶子。他叫着职工名字让其发言，发言的人倒是很踊跃，都是按材料或报纸上口气批判所谓“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他见没有人“联系实际”批判，就喝令让我立正、低头，听批判。他厉声斥责道：“张德善在国民党县政府当兵出卖同志，是个大叛徒。张德善说他是连政治指导员，我看他是国民党的指导员。有功，是给国民党有功。”对这样的批判逻辑，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因历史问题遭到不公正待遇，我的家属也受到牵连。儿子润棠在长寿中学上学，“文革”前是高六七三班的班长，多次被评选为优秀学生和学雷锋、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是“文革”开始后，他们学校先是整教师，后来也整学生，凡家长有“问题”的，都当作“黑五类”受到歧视或批斗。
我被关进了牛棚，长时间不能回家，老伴带着外孙晋陇在家。她除了为我和孩子操心外，因是小脚，平日最大的难题是用水。好在润棠虽常住学校，但还能回家把吃的粮食、烧的煤按每月购买期限买回去，特别是在周日返校前把用的水担够一个星期用。
1968年10月，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高潮。按政策规定凡是独生子女，是不下乡的，但校革委会负责人非让润棠下乡不可。孩子倒不是不愿插队，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家里平日生活的难处。孩子临行前把家里所有能盛水的缸、锅、盆担满后含泪而去。他到西山的宝鸡县拓石公社当了插队青年，期间虽然一两月能回宝鸡一次，给家里做些事，但更多的时间里，吃的水是老伴自己担。老伴也是个坚强的人，在我们都远离家门的情况下，遇上下雨下雪天，从水站到家尽管才二三百米，她是滑倒爬起来，拐着小脚把两个半桶水担回去的。她与外孙俩相依为命毅然苦撑着，直到1971年9月润棠被招工到斗鸡医院工作。
六、清白终还
“张德善同志在抗战中没有问题！”1970年，军宣队来到斗鸡粮站，组织学习政策，协助甄别“清队”中的冤假错案。5月6日，粮站革委会成员老秦同志找我谈话后，我把四年来的思想和对待运动的态度以及工作情况全面予以汇报，最后渴望组织上落实党的政策和毛主席一系列指示，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科学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尽早处理我的历史问题。
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中央部署批修整风，纠正“极左”路线，开始落实干部政策。
1972年10月，粮站调我到李家崖粮油门市部工作。不久，斗鸡粮站新党支部书记柯福生同志和粮站主任宋培基同志到任，于10月31日，调我到粮站担任业务组副组长，负责清仓核资工作。11月3日，粮站党支部召开生活会，按“属一般问题”的结论，决定恢复我的组织生活。从此，我开始过正常的党组织生活，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积极主动搞好本职工作，在批修整风的教育活动中认真参与学习，用亲身经历批判林彪叛党卖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11月17日，柯福生书记提议，与会党员一致通过由我担任党小组长。党支部副书记、主任宋培基同志让我写一份详细的自传材料。我经过认真回忆，如实叙述和全面认识了自己的历史问题。
11月28日，宝鸡市革委会财贸办公室叫我谈话，有关同志说：“斗鸡粮站党支部书记柯福生同志已将你的历史材料详细看过并作了汇报，决定对粮站在‘清队’中给你的错误对待问题，予以平反，并让你担任业务组组长工作。”我十分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和决定，最后，希望对我的历史问题能下个结论。办公室同志说：“老张同志，你的历史问题确实有点复杂，但组织上会认真地对待的，你就放心吧。”
粮站领导为彻底弄清我的历史问题，对我在抗日战争初期被阎匪逮捕和在南政府当兵的三年中问题，派人做了调查后，有了一个符合实际的看法。宋培基同志让我签署意见，我写了“上述情况，同意支部意见。”
1973年1月29日，粮站领导让我到卧龙寺粮食门市部协助工作，组织批林整风学习，开展劳动竞赛。
1973年2月19日，宝鸡市革委会财贸办公室给粮站领导打电话：“叫张德善同志到财贸办来，有事交谈。”我接通知后于第二天上午8时来到财贸办第三室，李、赵二位同志让我谈谈家庭情况和自己的历史。我详细谈了自己的经历，当说到“1946年春，五集村搞武装冬学，有人说我是国民党员”时，我讲：“当时搞逼供，我不想被打死，才承认了这诬陷。但这的确是假事，最后我还向上做了申诉。”说到1952年部队“三反”运动中给我定了176000元（现人民币17.60元）的贪污款时，我讲：“当时说这钱是贪污战士的菜金，这也是硬逼我承认的假事实。”
这一上午的交谈，我向组织上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说明了过去运动中逼供信的情由。同时也对自己做了深刻的剖析，对历史问题之所以形成，从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浓厚、阶级立场模糊、革命意志软弱、缺乏革命人生观、经不起群众运动考验等高度上作了认识。李、赵二位同志很认真地听了我的叙述，最后让我在笔录上签了字。
“市财贸办党委于1973年3月份做出关于张德善在抗日战争中（1940—1943年）没有问题的决定。”这是粮站党支部书记柯福生同志，在1979年4月的党支部会议上宣布的。30年的冤屈，终于有了结论，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盼望。我无比感谢党组织的重视和关怀，还历史于事实，还清白于我这个抗日老战士。
但是，这一决定迟到了六年。粮站有关负责同志当时把上级组织的决定压住而不及时宣布，使我本人以及广大干部群众仍蒙在鼓里。这说明“极左”思潮的阴影仍在作怪，以至影响对我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离休问题上，不能得到实事求是的妥善解决。
《关于张德善等同志被隔离审查的平反决定》1976年是多事之秋。元月和6月，敬爱的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相继辞世，全国人民陷入无比的悲痛中。期间，7月的唐山大地震后，宝鸡各大医院收治了许多伤员。8月8日，四川松潘地震波及宝鸡，人们住到防震棚里，又逢上连阴雨，人心更加惶惶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