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冬，为完成收购棉秆皮任务，我奉命到农村宣传剝棉秆皮的规格，即要达到一英寸长等。由于农民习惯用棉秆烧饭，到冬天时棉秆皮已不好剝。有的老大娘用水泡火燻，然后用指甲一点一点地往下剝，才完成了分派的任务。
我们好不容易收购回来的棉秆皮，加上从外地调进的棉秆皮约有100万斤，堆放在沿河街棉秆皮仓库，由于没有采取防雨淋日晒的措施，到秋天已发现有霉烂长白毛现象。我曾向公司反映过这一情况，提出加高垫木、及时进行翻垛的解决办法，不知为什么没有人理睬。最后，棉秆皮发生了霉变，每斤一分钱出售都没人要，结果给国家财产造成极大损失。后来在1965年开展的“四清”运动时，我将公司领导的官僚作风、不负责的问题向上级作了反映。
三、委曲求全
“部队上人说话难听，不如私方人员好使用。”1958年3月，开展“双反”整风运动，动员大鸣大放、大字报，集中力量反浪费、反保守。上面要求声势浩大，要求通过运动对领导干部的“三个坏主义”和“五气”作深入的揭发；批评干部作风不深入、联系群众不够、对群众的态度生硬等问题，同时通过整风以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加强领导与群众的紧密联系。
3月11日，公司领导召开大会动员职工写大字报揭发问题，越多越好，并说咱公司任务是3000张，因此，职工每人得写60张，而且要在三天内完成。要求大家不分昼夜，苦战数日，开展竞赛，把大字报贴满墙。
我回到油库后就带头写起来，一个通宵就写了47张。第二天夜晚写了50多张，第三天晚上又写30多张。可能是声势还不够大，上面又下达任务，干部每人要写够200张，一般职工要写70张。强调搞鸣放的对象主要是中层领导和财会人员。提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面对面进行争辩、分析和批判。有关干部和人员也可以自我检查。3月20日，我又写了25张大字报，对公司领导、中层干部以及魏相云同志等在工作上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和建议。
我给别人写了100多张，同志们给我贴的大字报也有好几十张。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于4月9日，给同志们作了答复：诚恳地接受大家对我的批评帮助。所提的意见我归纳为11条，其中工作方面8条，工作态度方面3条。对此，我表示：一是有决心有信心改进自己工作中的缺点，改正态度生硬和傲气问题；二是在文化学习、卫生工作和生活方面要深入实际，与大家同甘共苦；三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好团结，与同志们一起按上级要求完成和提早完成1958年度的工作任务。
魏相云同志也是转业干部，平时说话较随便，与群众关系有点紧张。相云同志也有思想包袱。他曾受过党纪处分，可到公司四年了，领导不予及早甄别，因而有些怨气和意见。3月18日晚，我和他在办公室写完大字报后已是10点半，就以共产党员身份谈起心里话。我们互述衷肠，当我诚恳地将群众的一些意见和自己的看法告诉后，他流下了泪水。
转业干部说话直率。去年工会主持评选先进工作者时，公司主管领导主观决定将群众没有通过的某人硬性评上了，对此许多群众认为不合理。魏相云同志也将油库同志的意见一五一十向公司副经理作了反映，没想到得罪了领导。到了“双反”时，这位副经理给魏相云同志贴了14张大字报，但不到10分钟又撕掉了。魏相云同志也不客气，就把对该领导的意见也写成大字报，而且是28张，并贴到公司墙上。
6月，宝鸡市油脂公司与盐务局、采购站合并成立宝鸡市农产品采购公司。原市油脂公司那位副经理升任经理后，就以油库“官多民少”为由，将爱提意见的魏相云调离了本系统。
整风运动于7月份转入第四阶段，人人要写思想总结，检查问题要严肃认真。8月24日，储运股全体会议，给我提意见。同志们指出我的问题是：[1]对业务工作不熟悉，工作方法简单，批评不讲方法。[2]与副股长工作不够协调。[3]不要认为对革命有贡献就放松工作。[4]油库的烧锅炉工作的总结到你离开也没有写好。[5]副股长提出：在动员家属回乡时，张股长说老家只有两间平房，但本乡人民委员会来信说他有三间楼房，因与兄弟争吵给卖了。
这前四条意见是正确的，我虚心接受。我检查了自己的不足，诚心表示愿与副股长商量着搞工作。至于第五条，实际情况是我们兄弟分家时，我家分得东院铺面三间，屋内有棚板。这样的二层房屋，当地都习惯叫“楼”，实际是上面用来存放粮食和杂物。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中，润棠妈回去把它卖了，得款也给女儿海棠家做了些补助。
尽管我做了努力，但副股长同志与我在工作上还是不融洽，仍旧背后打小报告。对此，在9月9日的公司行政会议上，公司经理明确了我们的分工，强调要团结合作搞好工作。
我从部队转业初，对地方工作环境复杂和人际关系微妙不甚了解，待人接物仍然是直来直去，工作上开诚布公有啥说啥。这年，宝鸡商业系统给全体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印发《倡议书》，激起转业干部的极大工作热情和责任心。在公司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提了一些工作建议和意见，同时也请求组织上早日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这位领导同志当场表示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但过后却讲：“部队上人说话难听，不如私方人员好使用。”甚至说：“部队转业到地方来，思想好的不会转下来。老魏调走啦，让我后悔。和老魏一起的人想调走是万万不能的，要让他思想长期受刑……”
农产品收购要“放卫星”1958年11月初，公司让我参加市上组织的农产品收购工作组，下乡检查督促，我也当作是临时抽调搞协作。此后的两个月中，我全力投入市郊区农产品收购工作。按照市农产品收购指挥部（设市粮食局）的部署先后到市郊的益门、谭家、陈仓、长寿、五里、马营等乡镇，深入各生产大队了解工作进度，宣传有关政策，督促粮食、棉花和油料的上交。每到一个大队，我们首先要掌握该大队的人口、土地、产量、上交任务、已交数和欠、余数额，要检查粮食保存的情况及其完成收购任务的具体措施，并督促按时完成。当时只要按时完成了上交数额，叫做“放卫星”或“放大卫星”。
11月13日，市粮食局局长到陈仓乡检查后，要求在本月25日上交粮食90万斤，放个大卫星。各大队干部表示在留足口粮、饲料和籽种后，尽力收购入仓。按乡上分配的任务，有的大队超额完成了，如李家崖大队超额完成达2万多斤。但有的反映完不成，如光明大队未完成数达37万多斤。大队干部反映说，夏粮歉收了，秋粮收成也不好。大队保存的红芋10万多斤是原定是供给武功县工程队的，后来因工程队人数减少，加上路远没来买，这批红芋都烂了。社员的口粮也成了问题，还得公社给我们回补不足口粮哩。类似光明大队的情况在别的乡也有。
干部决心大，群众积极性也高，但老天不作美，连日下雨影响了农作物的收藏。于是各大队、小队的队长冒着阴雨带领社员边挖红芋边收玉米。20日前后，集中力量连夜剥玉米、烘干。到本月30日，陈仓乡粮食任务只完成80.67%，还差475129斤。
除了老天爷打搅外，就是个别大队干部有情绪。陈仓乡工农大队的干部以往工作积极认真，在一切工作中都比其他大队完成得好，今年夏粮任务也完成得好。可是自从成立人民公社后，各大队的小队长对工作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思想上认为“社大官小”了，与群众混为一团，不像以前负责了。其他大队也有类似的情况。
12月22日，市指挥部听取工作组汇报前一段工作情况。市粮食局局长指出：农产品收购任务能否完成，关乎人民生活、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市委书记根据省上电话指示精神，要求一定要完成好任务。
为此，市商业系统抽调540多人组成工作组分别到各县区协助，有力地推动了收购任务的完成。
1959年1月5日，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领导召开有各乡镇书记参加的会议，对完成全年农产品收购任务做了进一步部署和要求。市粮食局局长在谈到各乡镇交粮情况时，指出进度差的是马营乡，仅完成45%，其中实交粮食183万斤（应交300万斤），红芋40万斤（应交160万斤），棉花任务是13万斤，现只交59494斤。会议最后要求各乡镇和工作组突击抓紧农产品收购工作，在本月15日前完成，放大卫星。为了督促马营乡完成下达的任务，1月6日，市指挥部让我到马营乡人民公社协助工作。在乡党委的安排下，八个大队进行清查库存陈粮和调整“三留”粮的数额，由于任务重，最后决定将原计划口粮每人留450斤调整为430斤。由于干部努力工作，群众顾全大局，到1月23日晚，马营乡的崔乡长讲，油料、棉花任务已完成，粮食任务已完成313万斤，只欠17686斤的尾数了。
分配什么干什么，而且还要干好在促办农产品收购工作最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市上开展了围剿“四害”之一麻雀的大会战。1959年1月25日，《宝鸡市报》报道：歼灭麻雀已达8万多只。
26日，农产品收购工作告一段落。这天下午，我从马营公社回到公司时，看到业务股的姜宝善同志仍站在房顶监视麻雀的动向，看来捕雀战斗还未结束。他见我后喊道：“老张，你回来啦！有一张澡票要给你。”到了业务室，他给我澡票后，我给他钱，他说是公司发的。正当我疑惑为啥业务室给我发澡票时，我仰头看到墙上的一张新花名单，其末尾有“张德善”，我心里一怔。
这让我猛然想到十天前，我下乡回来，在储运股吃完饭后，去见主管业务的赵副经理。他说：“你回来了，刚好今晚评比全年优胜工作者，你到这里参加好啦。”当时，我没有想到工作岗位已调整的事，因为没人通知过。我还以为下乡回来，碰上评模范在哪里参加都行哩。会议于晚9时结束后，我即骑自行车回十里铺家，明天还要到马营乡工作，因此对这一情况毫无在意。
27日是星期二，我在良民村仓库职工食堂吃过早饭后，仍在想既然把我工作岗位变了，事先咋没有说一声呀！正在此时，守护员王作创同志说：“张股长，你到业务股上班啦，啥时候下去呀！”他这一问，让我觉得有点不自然，说：“领导上还没说，叫去哪就去那吧，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嘴里这样说，心里确实不是个味。原来大会上早已宣布了，就我这个当事人不知道。前些日子是我不在公司，现在我回单位了，总该通知本人了吧。我是个中层干部，对职务被免和工作岗位变动没有意见，当初转业时我就因有政治包袱而坚辞过区长职务。但不管是什么理由，总得给我交待几句吧。既然没人给我说，那我去找领导问一问。
上午9时，公司开行政会议，我先到公司经理办公室，但是这位经理兼党总支书记什么也没说。会议开到下午6点半，期间，经理对储运股的工作只讲到由副股长全面安排，对我的工作一句也没提。
会后我想，不管我张德善是工作上有错误，还政治上有问题，你撤我的职，让我当一般职员，那也应该说明一声，说句话总不费力吧，但没人说，这让我陷入苦苦的思索。转眼想来，我是个转业军人，要相信党和政府对自己的工作安排，不要说搞一般工作，就是叫回乡务农也要服从组织分配。我是个共产党员，只希望公司领导把调动工作的事由说一声，给我个明白话就行了。
28日上午，我再次来到公司主要领导办公室。他开口了，说：“你是共产党员，就给你说明。这次调你到业务上是因为你最近一直在做业务工作，不过主要是你的历史问题没有弄清楚。”这话说得很直接，一下让我心里轻松了，思想上反而没有负担了。既然以此为理由，我也没有什么怨言，正好再次提出及早解决问题的请求。听了他准备派人搞外调的话后，我说：“工作上分配什么我干什么，而且还要干好。我的历史问题时间长了也很复杂。现在领导讲要派人外调弄清楚，这是我的福气。”
此后，我怀着感激和期待之心在业务股当采购员，一如既往认真地干工作。为了完成油料的采购、棉花的统购等任务，我几乎跑遍了宝鸡地区各县区的乡镇大队。
1959年2月，公司让我到太白区下乡。我没说二话，立即前去报到。这次是参加宝鸡市财贸部组成的财贸工作检查组。财贸部领导指定财政局的任同志和我作为工作检查组负责人，会议上明确了这次检查的对象是商业、粮食、银行和税收等单位。
到达太白区财粮局后，我们向薛、张局长说明来意，然后与县委领导交谈了有关情况，县上决定成立工作组配合市上检查。此后，我们跑了区中心商店和下属嘴头、桃川、鹦鸽、靖口乡等五个商店和太白公社的九个生产大队，详细了解和检查了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到5月中旬，完成了各项工作。
1959年冬至1960年夏，我主要跑凤翔、宝鸡、岐山、眉县、扶风等县催调油料。由于经常在外工作，家里照顾不上，但我没有在工作上打过折扣。有一次，要我到县功公社下乡，这时爱人有病，孩子小，我也没有推脱。看病要花钱，虽然转业时部队给了些安家费，但因存在银行一时不便。有同志提醒先从公司借钱治病，但有关人却说：“老张是老财，还借钱哩？”硬是不给借。由于没能及时住院治疗，致使爱人病情加重，不能起床了。尽管如此，我也从不怨天尤人。
有一段时间，我正在蟠龙公社下乡。当时是夏季，一天，我从家向蟠龙山走去，走到半路听说龙泉巷发生火灾，我当是公司下属的棉花库失火了，急忙赶去，原来是街道上一家轧棉房失火了。
这一时期，市商业系统一再提醒预防火灾，我想到这儿就拐到棉花库，果然发现库里籽棉包有的温度已达摄氏50度以上。我虽然离开了储运股，正在下乡，但这一险情不能坐视不管，库管员也认为必须马上处理。于是我们大家一起把高温籽棉往外背，暂存于军分区所在地，一直干到中午12点才将险情排除。这时，公司领导来到棉花库查看。他对我主动参与排除籽棉包火灾险情毫无表示，反而责备道：“谁叫你回来的？”
这话好像说我是多管闲事，但我想，保护国家财产，人人有责，共产党员更应义不容辞。险情就是命令，不管是分内分外，我都应该管。
四、学习写作
有信心学习写作的知识和方法我小时候只念过三年书，抗战初期上了一个多月的干部训练班，参军后开始学文化。学习文化的过程就是我革命斗争的过程，也是自己改造思想，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过程。
自己在革命熔炉中已生活了20多年，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回想惊心动魄的斗争和出生入死的经历，加之身世曲折多灾多难等，很想把它记录下来。10年前我的头脑中已经有所思考，但那时，只能算是个幻想，因为自己没有写作的知识和方法。
这些年，组织上重视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我也积极参加了在职干部文化学习班。下乡时，我也带着书本随时学习，因为提高写作能力是我的夙愿。学习要自觉，学习的时间是挤出来的。1961年4月，我下乡来到三国古战场——五丈原下的高店镇，住在五丈原公社干部招待所11号房间。23日我登上五丈原，参观了诸葛亮庙。看到献殿墙壁上镶嵌的书法石碑是民族英雄岳飞亲笔书写的前后出师表，使我深感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是用尽心血才取得成果和造就伟大事业。从而激发自己努力学习文化，提高文化知识和写作能力的决心。
工作之余，我学了《文学论稿》第一章“创作的实践”，认识到写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学的创造是一种巨大的劳动，是一种极为严肃的工作。这一劳动和工作的过程不仅限于一个作家自执笔写作至作品完成为止这一段，而是包括一个作家整个的生活和战斗的过程。没有这些，是不会有战斗的生活和战斗的作品的。没有革命的世界观，便也不会产生真正有利于人民大众的作品。鲁迅先生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家‘可是一个革命者’，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把头脑里的东西变成通畅的文字，这是创作的实践，不是一件简单事，因此，要掌握和熟悉工作和生活的全部，要多读书，多想问题。前天看了五丈原公社放映队放映的《青春之歌》电影，联系文学理论，我对文章主题思想和题材与素材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入的体会。写文章不论长短，作者要有生活，要从广泛的素材中发现其意义，确定作品的主题，再来挑选素材，提炼和概括题材，来表现主题思想。这一切，不仅要有鲜明的阶级立场，而且要理解指导当时和当前现实的政策思想并进行阶级分析。
这样想来，学写文章同样是一场严肃的战斗任务、严肃的革命生活，即使它不会比实际生活需要更严肃，比实际战斗来得更严重，但决不会更减少些严肃性和严重性。这是对一个初学写作人的起码要求。
《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中的文章，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我也想写写自己的苦难身世和参加革命的曲折道路以及战斗中的故事。但为什么不能写出来呢？其原因，一是自己写作水平差，二是自己经历的事只是全局中的一小部分，还没有对当时的局势作全面的了解，不能完全弄清大的背景和事件的意义，所以也不敢着手写。
这些年，我读了许多革命回忆录，回顾自己经过复杂恶劣环境的洗礼，逐步锤炼成坚定的革命者的历程，想写东西的信念越来越强了。
通过文学理论的学习，我明白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当他拿起笔来写作时，他必须如实反映自己的生活实际和战斗实际，写出的东西应是“再现”或“继续”。
再说，经过历次运动，我已能够摆正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组织的位置，明确了个人与时代、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思想认识的明确与提高，促使我开始努力有条理地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春节回故乡我参军离开家乡后，只在1954年回过一次老家。家乡的山山水水、坡岭河渠和羊肠小路让我倍感亲切。每当回忆起儿时和青年时期的往事，深思人生旅途中的坎坷，家乡的一草一木都会勾起我不尽的思绪。
1963年春节，我请假回故乡探亲，并经通信与在辽宁绥中县的胞弟王海忠约好，腊月三十日在长治市汽车站会合，然后一同回老家与母亲团聚。
1月20日，我乘火车途经河南省焦作市转车去长治市。从焦作到长治的铁路，前年才通车。它是太行儿女发扬英勇不屈的精神，不怕风雨和严寒，战胜了原始天险，克服重重困难，在高山峻岭中开拓出的钢铁通途。
天亮时，火车从焦作火车站驰向西北方向，不久进入大山之中。机车发出沉闷的喷气声，列车在向高处爬行，窗外的峡谷越来越深，隧道一个接一个。
车厢里旅客不多，因为没暖气，寒气逼人。但我心里渴望及早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更渴望及早见到我的生身母亲，也就忘掉了冷冻和饥渴。每当火车钻进较长的隧洞，就觉得与自己十一二岁赶驴驮炭时，初次钻进煤窑坑道里的感觉一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不过坐在列车里听到的是呼呼的风声和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咚咚声。
火车在行进，机车头喷出的烟气飘浮在山谷中。我的思绪绵绵，和八路军壶关工作团团长戴苏理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浮现眼前。那是1938年秋，在壶关县西大街的八路军工作团驻地，他说：“县动委会何主任介绍你来，你想当八路，上前线这很好啊。”让我坐下后，戴苏理同志问：“在你们村的工作员是谁？”我说：“经常去五集编村的有两个，一个是县公道团的赵世义，一个是县牺盟会的秦秋文。”他问：“这两工作员和村长关系好的是哪一个？”我说：“看起来都好，不过两人的处事方式根本不一样。一个清廉，一个贪心。”我就把两人在处理吃饭的菜金上的不同做法说了一遍，戴团长听得认真。谈到我的工作时，他讲道：“八路军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抗日民主政权，你还是在地方上干吧。”
火车每站必停，我的思绪也断断续续。天色将要暗下来的时候，列车到了长治车站。我带的两个行李包有几十斤重，挎在肩膀上出了站。车站距市区还有几十里路，旅客只能自己走路进城。天寒地冻北风劲吹，电灯下，有几辆搬运架子车从前面坡下往上走来，虽然坡路不算太陡，但货物颇重，他们低着头顶着寒风拉车。我看到工人师傅很吃力，就上前帮一把，接连把四辆车推上坡。他们也没说什么，我也就走我的路。走着走着，后面有车过来停在我身边，原来是搬运工师傅，他们也不哼气，把我的行李放到空车上，硬要给我捎进城。我说得多少钱？他们坚决不要钱。一路上我顶着刺脸的寒风，扶着车子一起走。
到了市内西大街门牌11号长治县印刷厂门前，我准备在对面的旅店住下，正要搬行李时，恰巧我女婿张振忠从印刷厂大门出来，一见是我，喜出望外，连忙扛起行李引我到他宿舍，然后到外面找家饭店吃饭。等到安顿睡下，已快半夜了。
第二天一早，寒风仍然不要命地吹着，但我还得赶路。我本来准备直接回紫水村，但想到请下的假是15天，而路上就要耽搁四五天。又想到壶关县城已有20多年没有看见它了，如果先回家的话再去县城更不容易，因为长治到县上约30里，而紫水村到县城有50多里路程，干脆先到县城一趟办个事。
去壶关县要翻山越岭，我以急行军的步伐走向老爷山北麓。当上到西长井村附近的高岭歇息时，我想起1938年春，壶关抗日决死三纵队五营曾在这里与日本鬼子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我们五营指战员顽强阻击敌人，掩护壶关县党政军民顺利转移到山区。重返战斗过的战场，回想当年的情景，不由得精神振奋，忘记了寒冷和困乏，背起行李直奔前方。
中午时分到了壶关县城，我来到宏伟的县委大楼前。这是解放后县城新建的第一座高楼。想起26年前，我在县干部训练班学习时，一天，日寇飞机空袭，魁星楼旁房倒屋塌，两人当场炸死。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在我的心中留下难忘的记忆。
我来到县委办公室，贾如龙同志接洽，因组织部负责人不在，就去县政府办公室找杨喜和同志。这时寒风劲吹，院中的树呜呜叫，棉门帘也被吹得啪啪响。我敲一间房门想打问杨同志在哪？门开了，一位同志把我让进屋，马上感到一股暖气扑来。这位同志看着我，问：“你是姓张？”答：“我姓张，我叫张德善。”他随即问：“你看我是谁？”一瞬间，我想起来他是老同学张绍德啊！我们有20年没见面了，欣喜之情格外深切。绍德同志就在政府办工作，给领导当秘书，他想让我住下好好叙谈想念之意和别来情况，但是我的时间有限。今天已是大年三十，我还得赶回紫水村。他一听，说：“那咱们就先办事。”然后领我找到杨喜和同志，谈了来意。然后，我又到县委，贾如龙同志帮我找到组织部李文贵同志，说明自己抗战初期的一段经历，请求县上协助查清自己历史问题。
县委、县人委的同志都十分热情，表示会协助有关方面做工作。这样，我来壶关县的目的已达到，于是辞别张绍德同志往家乡赶路。
出了县城南关，过了八里川，经宋堡村走到北阳护村时，天色暗了。这时路上无人，山岭松树林涛声吼鸣，风尘卷着雪花扑面而来。我顶着寒风挣扎着走上一程，就得找个背风的地方喘口气。到了黄家川村，实在走不成了，只好在生产大队借住一宿。
第二天，西北风还没有停，我顶风上路，翻过黄山岭后即望见“仙鱼坡”。下了山，经西柏林村就到东柏林村的姐姐家。我们姐弟上次见面是九年前，她见我突然来到十分惊喜，知道留不住我，赶紧张罗午饭。与姐姐道别后，继续向南走，登上鸦村小池岭，沿着河谷穿过川河村。本想去闲阳河村看看张夏莲妹妹，但山区的崎岖小道让我走岔了路，到了葫芦沟村。我只好转回身到川河村口，等行人问路。过了好一会儿，一位拉煤的老人过来，恰巧他是闲阳河村人，这才顺利到了妹妹家。与夏莲妹也是多年不见，话也一下说不完，就边做饭边唠。从夏莲妹家出来，已是下午6点半了，转山摸沟，过了豹子岭就到百尺公社了。
回到久别的家乡，已是晚9时左右，海忠弟已先一步到家。他从邯郸坐汽车到长治也是昨天，在汽车站寻我不见，天明又找不到，这才坐汽车途经荫城镇回到家。大年除夕夜，母亲盼望的儿子回来了，小弟虎则和弟妹王转心也是高兴万分，一家人团圆了。
大年初一天不明，鞭炮声就噼里啪啦响起来，院子当中盘砌的年火炉直窜火苗，孩子们跑着跳着在地下拣拾没有炸响的炮仗。
上午，村上干部闻讯来到母亲家祝贺我们母子团圆。我和海忠弟谈了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房间里充满欢声笑语。母亲看到两个在外的儿子回来，一家人得以团聚，这是她30多年来最大的梦想啊。她说：“你们兄弟回来了，全家团圆了，我都盼了几十年！书则，在西北的宝鸡工作；牢则，在东北的绥中上班；虎则，在山西老家算是在华北吧。兄弟三个在三个地方，见个面真是不容易啊。前几年，我去了宝鸡，也到了绥中，但是全家人没有团圆过。我知道在外边的书则和牢则各过各的家，媳妇孩子都好，我也没有太多的牵挂。我年纪大了，跟着虎则在家，有他夫妻俩照顾，你们也不用操心。他俩在生产队劳动，不断得到超产劳动奖金，这是全家的光荣，也是村上集体给咱们的幸福。今天，你们兄弟总算在一起过个年，这就了了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啦！”
我回到出生地——紫水村，并在这里和生身母亲以及胞弟一起过年，这是抱养张家后47年来的第一次。当初我被卖到张家，失子之痛使母亲心里极为难过，但知道我到了一个较好的家庭，也知道张家父母待我很好。虽然两个村子相距不过二三里路，生身父亲也常到五集村，但从没有主动接近过我，或说过话，更不说相认的话了。但他们无时不在关注着我的成长。
我自从知道自己的身世后，一直没能到紫水村认亲，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生身父母和兄弟。后来，还是海棠妈主动认了这门亲的。
王海忠弟插话：那年二嫂去东柏林走亲戚，回来路过紫水村。我正好在村口，她说口渴想找口水喝，我就引着到家，二嫂认了婆母。母亲高兴的不得了，给儿媳熬上小米稀饭，又借来面粉烙了一张油饼。那天下午，婆媳俩有说不完的话。天快黑了，母亲让我送二嫂回五集，我一直送到五集村口。
我和姐姐玉则，约好正月初七日在紫水村一聚。姐姐来到后，我们一起在大门外照了一张合影。
在准备照相时，我向东方望去，可以远望到五里外的赵村。记得村西口有一座古庙。23年前的今天，正是我被阎匪第三次提审的日子。前两次提审，阎匪动用大刑拷问，我宁死不屈，没有牵扯他人，也没有暴露任何秘密，连敌公安局长王修臣也说我“骨头硬”。当时阎匪抓人审讯得不到供词就讹诈罚款。当我第三次被提审临出黑房时，我对难友杜继周、杜俊则、张驴则、高继法、李钊金、牛石锁、牛发威、牛杜盛等难友说：“这次提审如果罚我的款，我家可出不起，只有交命了！”想到当时的惨景，我心里是无比的难受，但看到现在亲人团圆合影留念，忙收回思绪，笑对镜头。
正月里走亲访友，在五集村我见到许多儿时的伙伴，登门看望了赵景和、张海松、张金垒等战友。我的安好兄弟前年不幸病故，我上门看望和安慰了弟媳。还与堂兄张安垒、堂弟张藏好以及侄儿满堂、松堂、青堂、李堂，侄女福堂、景堂等一起叙说家事。女儿海棠的家在下街，她和女婿振忠相处很好，他们的小宝宝可能将于四五月出生，我就要当外公了，这又是一件大喜事。
期间，我还见到了在县上工作的尚永成、郭掌牢等同志。又到东火村看望了战友张孝臣表弟的家属。
这次回故乡，虽然只有短短的13天，但让我感受了亲人浓浓情意，也圆了我和海忠相约同回家乡探望母亲的夙愿。
老师批语：写的简单明白，很好！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于1963年12月1日，宝鸡市油脂公司成立，我仍然是搞业务工作。
1965年3月到7月，我参加了宝鸡市级干部业余文化学校高中二班的学习，学习科目是《语文》、《中国革命史》。开学不久，老师出了个“语文学习体会”的作文题，4月23日，我写了一篇小短文：
干部业余学习班，3月5日开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