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全面下调出口退税的幅度，这个改动直接影响了美国进口商的货源价格。其引起的震动立即就延伸到我供职的迈克尔斯这样的连锁零售商，公司里的买手纷纷告急，进口商普遍要求涨价，否则部分货源就会出现问题。公司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布赖恩要求商品策划部、财务部、供销部和战略货源部立即研究下调退税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并拿出相应的对策。其实当时我的国际货源部刚在组建过程中，退税改动对我所负责的部门的影响微乎其微，估计把我包含在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在公司里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通”。
第一步是收集资料，于是我们分头通过各自的关系网收集情报，退税幅度究竟降了多少？退税包括哪些方面的产品？已经下了订单的订货受不受影响？电子信息时代，几天工夫铺天盖地的电子邮件就把我压得透不过气来，正好当时组建整个战略货源部的执行方案刚刚被董事会批准，我自己的工作很忙，基本上就是原封不动地把海外供应商和代理商提供的信息转送商品策划部、财务部和供销部，很多电子邮件我根本就没有读，心想反正财务部要负责向首席执行官汇报，让他们去研究好了，我懒得参与。
过了几天收到一份财务部副总裁克里斯给首席执行官布赖恩的汇报，大意是：我们研究了此次中国全面调整出口退税的细节，中国实行增值税，税率为17%。过去中国政府为鼓励出口，对出口商实行退税政策。但近年来，为了控制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对环境污染大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合理控制，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对部分产业的退税降幅，此次全面降幅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其出口产业的战略转移日益明显。由于迈克尔斯公司所经营的产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所以是首当其冲，面临的冲击力很大。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研究，我们的结论是公司很快将面临供应商全面涨价的要求。所幸所谓的退税其实是针对生产产品的材料部分而言，并非指的是货物的总值，所以负面影响比人们预计的要小得多。最后，克里斯的结论是公司产品进货值由此可能需要每年多付3500万美金。
布赖恩批示立即拿出相应的对策，并组织商品部的买手们在一起学习贯彻。我和商品策划部的执行副总裁哈维商量后决定由我牵头拿出一个方案来，我知道这家伙对这方面一窍不通，所以也就当仁不让地接受了。我指示手下负责海外经营管理的高级主任艾伦与克里斯合作先拿出一个初稿让我审阅。说实话至此我根本没有时间仔细研究此事，自认为对增值税的了解相当透彻，更是信任克里斯是财务方面的专家，对他的研究结果根本就没有怀疑。
艾伦很快就拿出了一份报告，我看了看，调整了一下顺序，决定先对商品部的副总裁们宣讲并征求意见。商品部的这些副总裁对中国的情况一窍不通，所以我说什么，他们都照听不误，也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和反馈。我把方案发了一份给首席执行官布赖恩，至此一切万事大吉，就等对全体买手传达执行了。
可是就在要对全体买手做报告前的那个周末，一个不知在什么时候埋在我脑子里的疑点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出口退税果真如克里斯所说的那样仅仅“对生产产品的材料部分而言，并非指的是货物的总值”吗？我虽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直接与增值税打交道了，可是记得过去在中国与出口企业做生意时留下的概念应该是根据出口总值增值来计算，也就是说恰恰与克里斯所说的相反。他是财务专家，我是所谓的“中国专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上网查询一下。不查倒好，越查疑点越大，总的感觉是我的观点开始占了上风。
周一的早上我立刻给克里斯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阐述了我的想法。为了不刺伤克里斯的自尊心，我的电子邮件的基调是假设他的论点是对的，但我有些不明白，请他指教。同时也提醒他，我已经查了中文资料，不是凭空乱猜。一分钟不到我就收到了克里斯的回电：“我的报告和计算理论是理查德给我的。”他的回答简单明了，一下子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我一直挺欣赏此人的工作能力，这封电子邮件让我对他的印象大大减分。理查德是供销部负责进口部的一位主任，要说进口关税的税率他可以算得上权威，可是中国的增值税他能有这样的把握吗？根据何在？我心里对此的疑点更大了。想到我们的报告已经对商品部副总裁们宣讲过，首席执行官也已经读过我们的结论，我心里不觉暗暗叫苦。原来一切都是听理查德说的。
我马上给理查德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追问他理论根据的来源。不一会儿他就回电：“威尔逊，增值税退税幅度的计算方法我是听道尔说的，他在最近的一份电子邮件中提到过‘增值税仅仅对生产产品的材料部分而言，并非指的是货物的总值’。我正在出差的途中，明天回到办公室我给你找出原始电子邮件。”我读到他的电子邮件更是叫苦不迭。道尔是我们在亚洲总代理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实理查德的电子邮件就是道尔传给我的，我又传给了理查德。但我并不认为道尔是增值税方面的专家，所以一听到最后的信息来自道尔，我知道恐怕是错多对少了。
当机立断，我用电子邮件与国内的两个主要供应商相约次日早上分别通电话，向他们咨询有关增值税的计算方法。第二天早上的电话会议更是让我哭笑不得，因为两位企业家居然持完全相反的理论！一个说增值税仅对所用材料而言，振振有词；另一个则坚持增值税是按出口总值的增值计算，毋庸置疑。最后，我不得不打电话给国内一位税务专家请教，结果真相大白：增值税是按出口值计算，退税幅度当然也是。只不过在实践中每个企业的运作方式不同，有的进料加工，有的来料加工，有的在国内采购原材料，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产生退税只是涉及原材料的错觉，实在是一种误解！
我赶快根据这个新理论修改了我们的报告，在抄送首席执行官的电子邮件中我没有踢皮球推卸责任，恰恰相反我主动承担了此次失误的责任，并诚恳地向首席执行官表示今后一定会更加仔细。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我把手下的干部全部召集起来研究这次出错的原因，主题就是：道听途说者戒。分析一下错误的根源，大家都是犯了道听途说、信以为真的毛病。尤其是当信息资料来自职位较高、资历较深的人士时，我们常常会很自然假设其可靠性，不但失去了纠正错误的可能性，反而推波助澜，导致错误的蔓延和扩张。追踪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很有启迪：道尔发出有关增值税的错误信息。我收到信息后虽然没有认同其中的观点，却不负责地转发给有关人士，错过了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客观上不但起到了传递错误信息的作用，而且无意中增加了错误信息的权威性。理查德收到转发的信息后，不加分析就转发给财务副总裁克里斯，并开始与其合作计算此次变动对公司业务可能产生的影响。克里斯发出给首席执行官布赖恩的分析报告，言之有物，头头是道，毋庸置疑。我看到报告后立即要求艾伦拿出相应的决策，并对商品部的副总裁们以“中国通”的身份对中国调整增值税退税幅度作了“权威”性的分析和评论。
综观上面这个流程，中国的成语“以讹传讹”可以说是言简意赅，一针见血。所幸的是我对心中的那个小小的疑点最终放心不下，拿出了一点当年学英语“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头终于亡羊补牢。虽然没有给公司造成业务上的损失，可是几乎闹出笑话，教训深刻。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尤其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时间紧、信息多，我们做决定时往往缺乏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学生相信老师的话；病人相信医生的话；下级相信上司的话；老百姓相信政府的话；工人相信厂长的话；退休在家相信报纸、电视上的话。虽然大多时候我们很幸运，因为这些信息都还属于正确或是基本正确或是虽属谬误却无大害，但是一旦具有很大破坏力的错误信息出笼并被以讹传讹，其后果就非常严重了。从那以后我常常提醒自己：道听途说者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