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点睛
为人在世，太方，则易折，而太圆，又失去了做人的脊梁，因此做人做事要讲究方圆得当，刚柔并济。须懂得知世故而不世故，有所不为才有所为。
自古做人难，做人要懂得方圆之道。方是做人的脊梁，是壮士立志、平天下的气度；圆是处世的锦囊，是聪明者协调乾坤的行为准则。为人处世要方圆有度，在方中做人，在圆中归真，做到千变万化，才可圆润通达。
隋文帝开皇年间，著名儒家学者沈重在太学讲经，受业弟子常常多达千人，其中一人便是徐文远。徐文远是名门之后，由于家道中落，其兄徐文林常在街上摆摊卖书，文远每日到哥哥的书摊上读书。经过长期刻苦自学，他博通五经。这一次他听沈重讲经，只听讲数日便辞行。有人问他缘由，他回答说：“先生讲的都是书本上的话，我早就背熟了。至于其中奥妙之处，先生没有发现，当然也不能讲出来。”沈重听到文远的话后，立即召见这个“狂妄”的孩子。两人见面，经过一番交谈之后，沈重十分赞叹徐文远的才能。后来，隋文帝任命徐文远为太学博士，又命他到并州为汉王杨谅讲授经书。由于汉王杨谅谋反，文远也受牵连而被撤职，贬为庶民。
隋炀帝大业初年，由于礼部侍郎许善心的推荐，徐文远在国都洛阳再次被任为国子博士，开始传道授业。他讲课常使学生听而忘倦，受到国子诸生的欢迎。除授业国子诸生外，隋末几个著名人物窦威、杨玄感、李密、王世充等先后向他问学。由于徐文远学识渊博、品性方正，所以，虽当时战乱无常，当政者均请他为学官。
隋炀帝败死后，越王杨侗被立为恭帝，即命他为国子祭酒。当时洛阳饥荒，徐文远只得亲自出城打柴维持生计，农民义军领袖李密见到了徐文远，便请他坐在朝南的上座，自己则率领手下兵士向他参拜行礼，拜他为师，请求他为自己效力。徐文远对李密说：“如果将军你决心效仿伊尹、霍光，在危险之际辅佐皇室，那我虽然年迈，仍然希望能为你尽心尽力。但如果你要学王莽、董卓，在皇室遭遇危难的时刻，趁机篡位夺权，那我这个年迈体衰之人就不能帮你什么了。”李密答谢说：“我敬听您的教诲。”
后来，李密战败，徐文远投奔了王世充。王世充也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见到徐文远后十分高兴，赐给他锦衣玉食。徐文远每次见到王世充，总要十分谦恭地对他行礼。有人问他：“听说您对李密十分倨傲，对王世充却恭敬万分，这是为什么呢？”徐文远回答说：“李密是个谦谦君子，所以像郦生对待刘邦那样用狂傲的方式对待他，他也能够接受；王世充却是个阴险小人，即使是老朋友也可能会被他杀死，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地与他相处。我察看形势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难道不应该如此吗？”等到王世充也归顺唐朝后，徐文远又被任命为国子博士，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成大事“三十六计”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当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隋末唐初，正值乱世，徐文远乃一介书生，他之所以能在此乱世保全自己，屡被重用，就是因为他为人处事十分圆融，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应对之法。
确实，做人当不失方正本性，但处世不可太方，否则，易碰壁。要学会圆融处世，能适应，会变通，左右逢源之事也可偶一为之。
为人之道，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绝世贤臣温峤的方圆人生智慧点睛
做人之法说到极致，也就这八个字：“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该圆则圆，该方则方，方圆结合，糊涂与精明同在，洒脱与执着并行，行走于世，从容、自在、潇洒……黄炎培曾给儿子写信说“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意思是做人应当方圆并用，该方则方，该圆则圆，巧妙地把握“方”、“圆”的转化。以行动之“圆”助思想之“方”，要善用高尚的思想来提高行动的价值，善用圆滑的行动来落实高尚的思想。这里要讲的是一位深谙方圆之道的名臣，他就是西晋的温峤。
温峤，生于西晋武帝太康九年（288年），自幼聪明伶俐，有胆识，博学能文。长大后仪容秀整，善言谈。17岁时州郡征召他都不应，随后被司隶任命为都官从事。
温峤秉公执法，不畏权势。当时京城有个姓庾的散骑常侍，屡犯法纪，无人敢惹，温峤大胆地举报朝廷。他的这一举动，使京城官吏都大为吃惊。由此，大将军刘琨很赏识他，将他推荐给朝廷做中书令，并把他当成自己的心腹。
当时，王敦率军占据长江上游的江陵一带地区，手中握有朝廷的重兵，早就图谋叛乱，反叛朝廷。王敦觉得温峤是自己日后夺权的障碍，就请明帝任温峤为左司马，归自己管理，以便找机会除掉他。
温峤为人机智，在王敦的部下任左司马，目睹王敦野心日渐膨胀，深感忧虑与不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保住性命，温峤只好改变策略。他先是装出一副勤勉谨慎的样子，时时迎合王敦的心意行事，还时常不失时机地给王敦出些鸡鸣狗盗的主意。日子久了，王敦不但没找到除掉温峤的机会，反而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越来越器重他。
但比起温峤，王敦更信任钱凤。讨好主人肯定绕不开看家狗，温峤又主动与钱凤交往，不时来一句吹捧：“钱世仪精神满腹。”钱凤听完一些赞扬自己的话，心里大喜，把温峤当成真朋友来结交。
不久，晋朝的丹阳尹辞官出缺，温峤乘机给王敦进言：“丹阳对京都犹如人之咽喉，您应该选派自己人去做丹阳尹。”王敦听后，深以为然，就请他推荐一个合适的人。温峤于是顺势推荐了钱凤。而钱凤获悉后，碍于面子，只得举荐温峤，而这正是温峤的本意。温峤假装极力推辞，推说自己不堪重任。结果他越是推辞，王敦就越觉得他合适，立即向晋明帝推荐了他。
丹阳地处东晋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附近，王敦之所以要推荐温峤为丹阳尹，其本意主要是想用温峤来窥伺朝廷的动静，以便自己乘隙起兵反叛。对此，温峤深知其中利害。他担心自己刚一离开，钱凤就会提醒王敦收回成命。
于是，温峤便在王敦为自己赴任丹阳的送别宴会上，假装醉酒，并向同僚敬酒。走到钱凤身边时，还没等钱凤举杯，温峤便故意用朝板击钱凤束发的头巾，很不高兴地说：“钱凤是什么人，我好意敬酒，你却故意不饮！”王敦一见此状，以为温峤酒后胡言乱语，便急忙将此二人拉开，进行调解。而待酒宴散后，温峤离宴向王敦告别时，又满脸涕泪横流，待走出门后又几次折返回来，一副十分不舍离去的样子。王敦非常感动。
待温峤走后，钱凤果然对王敦告诫说：“温峤与朝廷关系甚密，与国舅庾亮的交情更是非同一般，此人实在是不可信任。”他又提醒王敦应对温峤严加防范。王敦听后却大不以为然，对钱凤说：“昨天温峤醉了，因此触怒于你，你又何必因为计较这些小事来报复呢？”钱凤怏怏退出，讨个没趣儿。
而温峤终于摆脱了王敦的控制，很快回到了东晋都城建康，将王敦密谋逆反作乱的阴谋如实而详尽地禀告了晋明帝，并且在暗中与庾亮计划、筹备讨伐王敦事宜。后来，当王敦起兵叛乱之时，由于温峤、庾亮对此早有准备，便立即奉朝廷之命，亲自起兵加以讨伐。当王敦得知讨伐的人是温峤时，顿首捶胸，后悔莫及。
后来，王敦第二次发动叛乱，一个重点打击对象就是温峤：“募生得峤者，当自拔其舌。”温峤出奇谋很快打败了王敦的军队。王敦被气死，叛乱结束。事后，温峤被封为建宁县开国公，号前将军。
咸和初，温峤成为江州刺史领平南将军督武昌，而后发生了苏峻之乱，建康再次被叛军攻下。温峤随即调解陶侃和庾亮的矛盾，主动尊陶侃为盟主，及时促成了陶、庾、温、郗联军的形成和及时出击，再一次胜利平叛。因这一次的功劳，温峤被拜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始安公。官位到了极品，而他却再一次选择了守边，将到手的辅政大权让给了王导，踏上了回武昌的归途。
温峤的一生，基本上是在动乱和平乱之中度过的。当时的东晋五大名臣中，王导老来昏碌，扩大了王敦之乱的危害；陶侃自大，自以为重兵在手而对朝廷时有不臣之心；庾亮狭隘，常致人不和；郗鉴中正仁和，但不免有些迂腐；只有温峤，从头到尾，忠义执著，深谋远虑，识见高远，完完全全称得上忠、孝、礼、义、智、明、勇，是建功立业的绝世贤臣！
成大事“三十六计”
虽然“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的脊梁。但人仅仅依靠“方”是不够的，还需要“圆”这一手段。
做人当如温峤，方外有圆，圆外有方，外圆内方，有忍的精神、有让的胸怀、有貌似糊涂的智慧、有形如疯傻的清醒……方圆之性与方圆人生——曾国藩刚柔相济成大事智慧点睛
“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润，行得通也。”曾国藩如此教育他的子女。确实，遇方则方、遇圆则圆、方圆兼济，人生才会无往不利。
《曾国藩家书》中写道：“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润，行得通也。”兵无常势，文无定法。只有遇方则方、遇圆则圆、方圆兼济，才会创造无往不利的人生。而这种性格属于善变型，能因人、因势、因时而变，极尽中庸性格之精髓。
据说当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军之后，声名远扬，进京面圣。北京人头攒动，人们都想一睹这位盖世功臣的风采。许多精通相术之人也来凑热闹，想趁机给这位湘军统帅相个面，看看究竟为何他能建此功勋。令人失望的是，曾国藩竟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糟老头；更令相士们费解的是，曾国藩本应是奸臣短命之相，他们怎么也猜不透曾国藩为何会有这等荣耀的命运。
不管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曾国藩在功高震主的关口选择了另一种策略，用一种方圆性格来成就自己的方圆人生，从而保住了身家性命以及自己的地位。
其实，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的十二年间，并非都是一帆风顺：他曾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被救，还有一次因为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击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兵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却还是屡遭疑忌。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非常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幸好曾国藩很清楚锋芒太露，定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辞去一切军事职务，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了家，就这样赋闲家中一年。结果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不得不又请他出山，并委他兵部尚书头衔，从此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掌握朝政大权，开始重用汉人，这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1862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赐予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国藩正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从而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掌握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太平天国之都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也不能退出财物。因此在进京之后，因怕权高震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四万湘军；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并且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几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建有大功，清廷也不再追究。曾国藩的这一系列举动显示了他的恭谨态度，取得了清廷的加倍信任。清廷又赏予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成大事“三十六计”
作为一名汉人，曾国藩在满人的天下打拼出一片广阔天地，朝廷自然会对他有所忌惮、防范。但是曾国藩正是运用自己的方圆智慧与朝廷周旋，最终得以保全自己。
曾国藩性格中的“方圆”，也可理解为“刚柔”。“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但他懂得适时放低姿态，因此，在清末的官场游刃有余。如果说“方”即是“刚”，那“圆”必是“柔”。曾国藩性格中的“柔”是锤炼出来的，“柔”的性格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方圆通达，在复杂关系中寻找安全点——清朝“二刘”如此明哲保身智慧点睛
可方可圆，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只有深谙方圆之道的人，才能在尊与卑、智与愚、贵与贱、得与失之间从容行走，没有任何挂碍，才能于从容淡定中成就自己的一番大事业。
《庄子·天下篇》中说：“矩虽然可以用来画方，但是矩本身却不是方的，所以说矩不可以为方；规虽然可以用来画圆，但规本身却不是圆的，所以说规也不可以为圆。”《算经》中说：“方中有圆者，谓之圆方；圆中有方者，谓之方圆。”古人的这些话说明了可方可圆的道理。
可方可圆，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做人也要效法天地，像天那样生生不息，大公无私；像地那样厚朴笃实，宽厚待人。尊与卑、智与愚、贵与贱、得与失……都在方、圆之间。
提起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似乎人们脑海里马上闪现出一个嫉恶如仇的清官忠臣形象。其实，这仅仅是人们从表面上看问题罢了。因为在封建社会皇帝一个人独裁的情况下，一个大臣无论你多么能干，即使你有通天的本事，如果处处与皇帝对着干，老是逆龙鳞，结局也好不了。
在乾隆皇帝的眼里，刘统勋是个才品兼优的清官，也是个不辱皇命、与君一体的能臣，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众多汉官中脱颖而出，官拜东阁大学士，直至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刘统勋通晓方圆智慧，精于方正圆滑、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
刘统勋的嫉恶如仇、对皇帝忠贞不贰无人可比，否则他也不可能让乾隆帝打破汉人不能居军机大臣首席的惯例，死后也不会被称为“真宰相”。据《清史稿》记载：“统勋岁出按事。”著名的如广东粮驿道员明福违禁折收钱粮案，云贵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借上贡之名勒索属员金钱案，山西将军保德侵吞钱粮案，江苏布政使苏崇阿误论书吏侵蚀库帑案等。乾隆中期许多有关地方大吏贪赃枉法大案，无不由刘统勋负责审理，这也足以证明乾隆帝对刘统勋的信任并对其寄予厚望。
当然，刘统勋的这种嫉恶如仇是与对皇帝忠贞不贰紧密相连的，有时为了不惹怒龙颜，他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这就是“方正圆滑，明哲保身”的糊涂为官之道的精髓。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癸未科新进士褚筠心和董东亭本为该科一榜中的巨擘，诗文、书法皆冠于一时。但二人唯恐殿试不得前列，于是，褚筠心找到了主考大臣刘统勋，董东亭则找到了同为主考大臣的刘纶。结果两人求情不成，反而受损。刘统勋与刘纶就因深谙明哲保身之道，得以保身。
刘纶，江苏武进人，乾隆元年（1736年）以廪生举博学鸿词科，试第一，登入仕途。而后即以才能和品学官阶累迁，卒至文渊阁大学士。刘纶因与刘统勋同为乾隆帝赏识和选拔的得力大臣，又因与刘统勋同样清廉刚正，所以，两人被时人并称为“二刘”。为了加以区分，山东人刘统勋被称为“东刘”，而江南人刘纶则被称为“南刘”。据时人所言，刘纶赋性之洁、为人之正，丝毫不在刘统勋之下。
一次，侍郎王昶充军机章京，因有争奏，具草后，连夜奔赴时任军机大臣的刘纶府第。时值严冬，寒气袭人，刘纶亲自操笔为王昶点定后，即唤家人准备酒菜。然而其厨内空之无食，仅有白枣数枚做下酒菜。
作为大臣，精通明哲保身之道的刘纶，除了清廉之外，尤以谨慎公正得人心。他不止一次地出任科举考试官，曾言：“衡文始难在取，继难在去。文佳劣相近，一去取间，于我甚易，独不为士子计乎？”所以，凡是由他审衡的士子文章，总是反复比较，衡鉴甚精，以求不失于公正。
现在，褚、董二人为了殿试顺利过关，找到了这两位精通明哲保身的大佬，实在让他们为难。本来，如果不找的话，两人肯定是列十名之内，现在既然找到了，如果再将此二人列为榜首，“二刘”均担心自己的清誉受损。于是，一向标榜唯才是举的“二刘”，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糊涂之道，使二人均不得入前十名。结果，褚卷名列第十一，董卷第十二，褚、董二人不但求营未成，反而因之受累。
成大事“三十六计”
通过乾隆朝这著名的“二刘”的为人处世之法可以看出，通晓方圆智慧是成功处世的前提。
做人难，难做人。生活在这纷繁的世界，做人真的很难。纵观世界历史，大凡能成就伟业者，无不是深谙做人之道。他们知道做人何时应该进，何时应该退，何时应该展现才能，何时应该深藏不露。那些成大事者，多是方圆通达之人，在危难时刻总能把做人的机智技巧运用得淋漓尽致。因此，方圆之间的大智慧，值得我们汲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