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国际经济合作和交流的扩大，联系日益复杂多变，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的情况，逐渐成为一种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其主要弊端表现为：一是经济决策过于集中，地方权力很小，微观决策权绝大部分集中于国家手中，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政企不分，国营企业缺少应有的主动权，成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没有生产经营积极性；二是排斥市场经济的若干规定性，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的配置主要决定于行政指令性计划；三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四是所有制形式与经济结构单一，所有制强调“一大二公”，其他经济成分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经济结构畸形。所有这些弊端，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发展缓慢。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邓小平曾加以科学总结，并适时地提出对这种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他说：“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当然，它“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
正是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指引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了新构想，即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手段为基础来配置有限的经济资源。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因此，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都有一个普遍的认识，即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以计划配置资源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源配置惟一标准的方式。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研究当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上述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早在1979的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1990年12月，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更对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姓“资”，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做了系统的回答。当时，邓小平的理论观点已为全党所共识。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不久，中共中央又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即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左右，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实践证明，20多年来，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起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建成），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81-1990年，我国国民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90年代，我国经济仍保持着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1991-1998年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据权威部门统计，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940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按现行汇率折算已突破1万亿美元。这表明，我国全面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据预计，“九五”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将超过8％，远远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大大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今，我国在12天时间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就相当于1952年全年的总和。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七位，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580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00多倍，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十一位。国际舆论评论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五、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达到共同富裕，是加速经济发展的新路
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地区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东部西部地区差距越来越大，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矛盾，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根据我国各地区地理位置、资源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全国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经济地区，即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沿海12个省、市、自治区，其面积占全国的13．5％左右，人口占全国的40％以上。这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具有物质技术基础雄厚，科技教育比较发达，管理水平较高，交通便捷，城市规模和城镇密度较大等优势。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10个省、市、自治区，拥有土地面积53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6％；但地形条件和气候条件比较差，其中土地中平原、盆地面积不到10％，约有48％的土地资源是沙漠、戈壁、石山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有近一半地区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西部地区目前有人口2．8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2．998％。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经济不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60％，全国尚未实现温饱的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于该地区。但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其中水能蕴藏总量和可开发水能资源分别占全国的82．5％和77．8％，但目前开发利用远不到1％；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远景储量十分可观，根据探明储量，西部地区的煤炭保有储量占全国的36％，石油占12％，天然气占53％，铁矿占24％，铬铁矿占73％，铜、铅占41％，锌占44％，镍占88％，汞占86％，钾盐占99％，磷矿占49％，石棉占98％。
根据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特点，如何协调发展，我们曾走过弯路。还在“一五”计划时期，针对旧中国工业过分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而内地基本建设没有现代工业的畸型布局，国家把建设投资的重点转向内地，这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但在“三五”、“四五”计划和“大三线”建设时期，以备战和建设战略后方为基调，以全国平衡发展为指导思想，以工业为主体的生产力布局跳跃式向西推进，使沿海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这虽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以西部地区为例，目前该地区石化、核工业、航天、光缆传导、有色冶金及军工技术都已具有相当实力，大多是这个时期建成的），但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速度和效益却相对下降了。因此，为加快我国经济总体上的发展，需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平所说：“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怎样才能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搞平均主义不行，过去我们吃过“大锅饭”的苦头，同步富裕又不可能（因为环境不同、基础不同、条件不同、人们主观能动作用不同），只能根据事物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采取逐步推进、协调发展的办法，通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以先富的地区和先富的人带动和帮助后进的地区和后进的一部分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多次阐明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和大政策。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邓小平强调指出：“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2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国国情的十分有效的政策。
为了更好地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构想，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的特点以及基础和条件的差异，邓小平提出了全局与地方协调发展的战略，这就是：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千万不要贻误时机。沿海一些地区要走在全国的前面，率先实现现代化，以便更好地带动全国的现代化。内地也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加快发展。国家要尽力支持内地的发展，沿海地区要带动和帮助内地的发展。邓小平说：沿海地区“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内地的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按照邓小平的战略思路和发展构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东西部的协调发展上，主要是通过实施沿海地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来实现的。80年代，国家实施了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和发展的战略，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后来又决定在海南建省办大特区。90年代初，上海浦东全面开放，搞经济开发区。这些地区，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经营管理经验，引进国外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它们的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地区间经济上的发展差距愈来愈大。据统计，1980年至1995年间，仅占国土面积13．52％的东部沿海地区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占国土总面积56．78％的西部地区的4．07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1995年计，全国人均为4754元，其中东、中、西部地区人均为6860元、3553元、2850元，东部是西部的2．4倍。居民收入差距也很大，以1994年为例，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79．9元、712．4元和562．7元。如何解决东西部地区经济上的差距愈来愈大这一突出矛盾？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先富起来的地区可以通过多缴点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但什么时候及达到什么条件可以实施上述政策呢？邓小平说：“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的理论和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相继作出了“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现在，由于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已经迈入为实现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全局，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抉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对于缩小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对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对于民族团结、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