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家和社会是一个概念，中国长期的大一统思想使人们常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国家与社会这两个概念。近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过程，使民族国家产生了国家的概念，也产生了一系列与民族国家有关的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家与社会是唯物史观中的重要范畴，对国家与社会基本内涵和特征的揭示，主要来自经典作家对近现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李达在《现代社会学》、《社会之基础知识》和《社会学大纲》等论著中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集中分析，并通过这两个概念解构中国社会性质、现代化路径和革命理论。
一、社会是一个发展范畴，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
1.社会是一个大系统
首先，李达认为社会是一个系统概念。李达在分析“社会”这个概念的基础上，为“社会”下了一个定义：“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经常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经常相互关系作基础。”
从“社会”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把社会看作一个大系统，这是李达定义的一个重要特色。从社会要素角度来看，社会具有三要素，即物、人与观念。李达特别强调，“物”不是独立存在的“自然物”、“单一的外在的自然”，而是与人发生了关系的物，是“有‘社会存在’的东西”。人与物发生关系而构成物的系统，人与人发生关系而构成人的系统，人生产出的观念构成观念系统。因此社会的系统也包括物的系统、人的系统和观念系统。这三个系统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同时“又是互相调和、互相均势地存在着”。如果这三个系统不能相互适应地存在着，社会便不能存在。
其次，李达认为系统的构成内容是人们之间的“一切经常相互关系”。人类间一切经常相互关系从其结构来看，可分为三部分：一是个人与个人的；二是个人与社会的及个人与共同体的；三是共同体与共同体的、共同体与社会的、社会与社会的。从要素来看，可分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质的关系、人与观念的关系。而从性质来看，各部分的经常相互关系之中又可以分为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等数种。这数种经常相互关系中，经济的经常相互关系是人类一切相互关系的基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李达指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的发达，以经济的发达为基础。经济发达，社会才能发达；经济不发达，社会也不能发达。李达同时指出，社会的发达归根结底由社会劳动的支出，或其生产能力所决定。他还用中国落后的事实来说明这一点：中国在精神文明上并不逊于欧美发达国家，但中国却遭受压迫，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的落后。
再次，李达认为技术系统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构成技术系统的基本要素是技术，在物与人的关系中产生了技术，技术具有社会性，因“社会性”而具有“现实性”。因此，现实的技术，是社会的技术；假使技术离开了社会，便失掉它社会的存在，便不是社会的技术。李达剖析了技术系统的构成，他指出，社会的技术系统由劳动手段结合而成，但这种结合并不是劳动工具的简单堆积，而是由散布在一个社会内部的一切大的、小的，单纯的、复杂的做工器具，依着一定的秩序排列而互相影响、互相结合起来。本来一个社会内部的做工器具，有些是很紧密地排列着，有些是很松懈地排列着，但是当人类用劳动作媒介而使之相互联合起来时，这一切做工器具，无论大的、小的，单纯的、复杂的，用手操作的、用机器转运的，也都遵循着一定比例、一定关系而互相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系统。所以一个社会的技术，实际上是该社会内部包含一切劳动手段的系统。
由此我们看到，李达所讲的“技术”，即“劳动手段”，不仅指生产工具本身，还包括生产工具的组织形式。李达所讲的“技术系统”，就是“社会生产力系统”。同时我们也看到，李达的“技术”、“劳动手段”并不仅仅指物的形式的生产力，而是指作为一种“关系”或“能力”存在的生产力；李达不仅仅关注“技术”、“劳动手段”的自然属性，更注重“技术”、“劳动手段”的社会属性。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李达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从物质资料生产的实践活动本身出发认识“技术”、“劳动手段”和“生产力”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因此，李达在提到“技术”等概念时用的都是“社会的技术”等词语。李达通过“社会的技术”范畴揭示了社会生产力中存在着实体性和非实体性两种要素。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劳动者是实体性要素，科学技术和管理形式是非实体性要素。科学技术可称为“机械之结合”，管理形式可称为“劳动之结合”。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关于劳动手段的社会性的思想更加清晰。李达明确指出：“劳动手段是它的技术的方面与社会的方面之统一。”劳动手段一方面是自然物，是生产的要素，另一方面是历史上被加工的自然物，是社会再生产的要素。当作自然物和生产的要素看，劳动手段显现其技术的方面，是它的量的表现；当作历史上被加工的自然物和社会的再生产的要素看，劳动手段显现其社会的方面，是它的质的表现。
劳动工具的组织形式体现了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程度，即人类改造自然的实际能力和实际程度。因此，李达指出：“我们观察社会现象的时候，当从物质的生产力、社会的技术出发。”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一方面制约着人们实际上能够以什么东西作为劳动对象，另一方面也制约着什么样的人才能承担起劳动者的劳动。因此，生产工具对区分各种经济形态具有“指示器”的意义。李达进一步指出，单从劳动手段的自然属性方面考察社会生产力是抽象的、不现实的，因为劳动手段是归属于一定社会的一个可能的生产力，只有在特定社会中被人们利用于生产时，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所以劳动手段的社会性，又必须在它与特定社会中的劳动者的关系上去考察，在它所归属的特定社会的构造上去考察。如果离开它的社会的方面而只考察其技术的方面，它就不能成为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也不能成为劳动力发展的“测度器”。
李达又指出，“社会的技术系统，决定了人类相互间生产关系的系统”。人们使用不同的技术，决定了他们之间处于不同的生产关系。某一时代的技术，决定某一时代的生产关系。“社会的技术，是表示社会进化阶段的指针，又是决定人类间生产关系的根本要素。”社会生产技术构成一个社会的劳动手段的系统，或者称为技术系统。整个社会为一个大的技术系统，在其中又分为若干小的和更小的系统，小系统和小系统之间、小系统和大系统之间、大系统和大系统之间，按照一定比例、一定关系，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为社会的技术是决定人类间生产关系和决定社会经济的根本要素，所以我们在说明社会经济的构造时，必须从社会的技术出发。人类间生产关系的系统，基于社会的技术系统而成立，有怎样的社会生产技术，便有怎样的社会生产关系，即有怎样的经济构造。
最后，经济关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地位决定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斗争。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经济的构造；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李达分析了经济基础是如何决定上层建筑的。以政治上层建筑为例，李达认为，社会的政治构造最明了的表现是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是社会有了阶级以后才产生出来的，所以国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产物。国家的成立，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经济关系中的阶级关系不断地改变，同时政治上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也随之不断地改变。所以，当经济的发展达到最高限度，阶级不但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时国家也没有必要存在了。作为“国家的附庸的法律”，也将失掉它原来的意义。而由于不同的社会状态要求与它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于是发生了道德的变化。
2.社会变化的两种形式
由于人类间的相互关系是“经常不间断的”，所以“社会的存在也是经常不间断的”，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的各种变化过程，是和生产力状态的变化有关联的。生产力的变动以及和它有关联的各要素的变动与改变，实是社会的均势之不断地扰乱和恢复的过程。”所谓“均势”，就是社会变化过程中一定时期的稳定状态。由此可知，社会的变化过程和生产力的发达与否有必然的关联。因此，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在李达《社会之基础知识》中两者是相同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当社会的经济构造内部发生了变化，该社会必由一种社会形态变化为另一种社会形态。
李达认为，社会的变化是生产力和经济关系间矛盾解决的结果。社会的变化有两种形式：一是“进化”，即社会均势恢复的“徐徐进行”；一是“革命”，即社会均势恢复的“急剧进行”。若采取革命的形式解决生产力与经济关系的矛盾，会产生诸多结果，“首先，必显出和从前不同的政治的权力；其次，必然变更以前生产过程中的阶级的地位，变更生产手段的分配，而这生产手段的分配和阶级的地位又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3.国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国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国家的成立，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经济关系中的阶级关系不断地改变，同时政治上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也随之不断地改变。所谓古代国家、封建国家、近代代议国家，就是这样形成的。此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生矛盾冲突，所以引起被压迫经济的阶级意识的产生。“基于这阶级的意识，便发生了阶级的冲突。于是被压迫的阶级，要想解决这个冲突以谋求生产力的发达，以谋求解决自身的生活问题，就不得不努力去改造那现存的经济关系，而其主要的方法，就是同一阶级的同一意识的被压迫的阶级，努力团结起来形成现实的势力，和那支持现存经济关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结果，若是被压迫阶级胜利了，他们就必然取得政权，把现存的经济关系重新改造，于是立于新的经济关系上面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便建树起来了。”因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结果就是新国家的产生。所以国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而国家一经建立就成为维护经济关系的强制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少数拥有生产手段的所有者能够榨取多数直接生产者的原因。李达认为，由于他们手中集中了强力手段即国家，而使自己成为支配阶级。所以阶级的社会是政治的社会，即有国家的社会。国家是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才出现的东西，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社会本身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敌对的社会建立在阶级的生产关系之上。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了国家产生、消亡的客观原因，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那样，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和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能够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李达通过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解读，明确地提出国家与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社会秩序较国家秩序更早“存在”、更为“根本”，但国家一旦产生就将“自然的社会秩序”纳入“强制的秩序”之下了。因此，李达认为，“科学的国家观，在其本质上，是阶级的国家观”。国家以“第三种力量”的形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唯物史观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中揭示出国家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存在，而不是“哲学上的国家”、“完成了的国家”和“理想上的现实国家”。
国家的消亡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的国家观时指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消灭。而我们的说法恰恰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根源是资本，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消灭了这种所有制，也就消灭了资产阶级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从而国家也就垮台了。李达在《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重申了恩格斯的思想，指出在未来社会，经济上人人平等的关系如果能实现，那政治上的人人平等的关系也将随之实现。政治上如果能真正实现人人平等，国家也就失去其所以为国家的意义。总之，经济的发展达到最高限度，不但阶级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国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李达在唯物史观的多部论著中，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国家的产生，尤其是现代国家的产生根源和本质特征，为解释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作了很好的理论铺垫。
二、社会问题与社会运动
根据“社会”是“以经济的经常相互关系作基础”的界定，我们不难得出“社会问题”的发生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个现代性问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
1.社会问题的性质
李达认为：“社会问题，是现代市民社会组织内部的矛盾所酿成的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社会问题是市民社会内部的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是“产业制度中的劳动问题”。可见，李达认为，一般来说，社会问题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下所产生的。
狭义上的社会问题就是劳动问题。产业革命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市民社会分裂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前者剥削后者的剩余劳动以增殖自己的资本，后者靠出卖劳动力谋生，受尽生活的苦痛。社会分裂的结果是财富愈集中于少数人，穷困愈集中于多数人。富者愈来愈富，穷者愈来愈穷。于是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越发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也就产生了。因此，“社会问题”本质上是劳动者的生存问题。李达根据劳动者身份，把社会问题分为产业劳动者问题、农业劳动者问题、商业劳动者问题和妇女问题，并分析了它们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表现。
此外，李达按照社会问题的内容，又把社会问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社会问题是“劳动条件的苛酷”。李达分析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生活状况的艰难。没有资产的劳动者，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成为商品，任资本家宰割，加之机械工业减少了对劳力的需要，以及分业的应用，促使工作简单化，于是妇女、青年也能胜任。所以企业家争用不熟练的工人，以谋求节省生产费用，一般成年劳动者就不得不屈服于低廉的工钱之下，以图苟活。于是劳动预备军成立，工钱就降到最低的水平线。这种情况多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当时的中国正是处于这种时期），其生产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是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
第二类社会问题是“地位的降低”。资本主义大生产使越来越多的人沦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人，社会日益划分为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者的对立，形成了市民社会最显著的社会现象。两者的差距，随经济的发展而越发增大。
第三类社会问题是“生活的恶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迫下，劳动者不仅感受到物质上的痛苦，而且还不免陷于精神上的堕落。他们的劳动力横受剥削，毫无限制，一朝力竭身毁，就被视同草芥，旧日雇佣间的家族温情关系已被自由的美名完全破坏，劳动者终于伤病老废以死，丧失了生存的保障。救死还不能做到，谁还能顾到精神上的堕落呢？
2.社会政策与社会运动
李达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由感受社会问题的切身利害的阶级自己起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是由国家或资本家企图谋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前者是社会运动，后者是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是国家或资本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冲突而采取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其实质是在承认自由竞争和私产制度两大原则之下，由国家或资本家阶级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社会运动，以谋求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为目的。”社会运动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和参与的运动，其目的是改造不合理的经济组织和生产方式，改造不合理的生产资料占有制，从而改变不合理的经济地位，实现“物质的解放”。李达指出，由于这种社会运动以改变根本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为目的，所以必然遭到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反抗，所以不得不以阶级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运动首先是阶级的，其次是政治的，但政治运动是彻底的社会运动，因为只有政治运动才能夺取政权，改变原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从而使无产阶级得到物质的解放。社会运动的最高形态就是社会革命。
三、民族问题与中国革命
由于近代中国根本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产业革命下的劳动问题”，更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民族问题。因此，中国社会问题的性质是双重的，中国革命的任务也是双重的。
1.民族问题与民族解放运动
李达认为，民族问题是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就必须研究民族问题。那么什么是民族问题？“所谓民族问题，是一定国家内各民族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有其特殊性，如全世界分成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个阵营；民族之间的融合会因世界经济的发展得以促进，民族之间的差别会因之而被消灭；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被压迫民族因解放斗争而结成同盟军。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演变为殖民地问题。
李达认为，民族革命是“公理对强权的革命”。“强权”是指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政治的支配与经济的剥削。“公理”是指清除政治的支配与被支配及经济的剥削与被剥削之阶级差别。由于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是被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系之中的，而且中国又处于半殖民地的经济与政治地位，本国的民族资本发展受到压制，本国的劳动群众受到剥削，因此民族革命从性质上讲是“全民革命”。李达进一步分析了在民族革命中不同的革命力量的革命表现，指出弱小民族的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中的中坚力量。民族革命的步骤有两个：“第一在树立政治的、经济的独立；第二在以加速度发展其本国产业，力谋与先进国家之文化相齐，以构成世界文化，形成世界大同社会之基础。”
2.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
李达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问题，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枢纽，是资本主义支配全部的问题，是与打倒帝国主义及被压迫阶级革命相关联的问题，决不是孤立的、单独的问题。”
李达通过对历史的考察阐述了各历史时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在古代，民族斗争为阶级斗争之先驱，而阶级斗争又为民族斗争之结果。但是到了封建时代和近代，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则已处于同一隶属关系。在封建时代，劣败民族对于优胜民族的隶属关系，与工商农奴对于封建地主的隶属关系并无差别。在近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隶属关系形成阶级斗争，弱小民族对于优胜民族亦变为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之隶属关系，而形成民族斗争。这就是说，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已来源于同一隶属关系。因此，无产阶级如果得到解放，则弱小民族亦随之解放。阶级隶属的事实消灭，则民族隶属的事实亦必归于消灭。只有如此，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才会相互并进而构成世界革命。自古以来，民族隶属与阶级隶属、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虽然变迁形式不一，但都一样起源于经济的、政治的利害冲突；近代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虽然形式不同，但其革命对象是一样的，即都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经济的要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政治的要素为国民主义。近代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实由此资本主义酝酿而成，更由此国民主义之助长而愈趋激烈者也。”
3.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李达结合中国社会与革命的实际，论述了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革命的性质和道路问题。
李达认为，现代社会的两大问题就是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社会问题，是现代市民社会组织内部的矛盾所酿成的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一般来说，社会问题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下所产生的，但具体到中国的社会问题又有很大差异。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的资本主义发育是不完全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其社会问题又具有特殊性。因此，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必须联系中国的特殊国情。民族问题，即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民族问题的产生也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发生的。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也是双重的。中国革命既是民主革命又是民族革命。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曲折性。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中国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
由于在中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相互并进”的，所以谁是革命的领导者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突出问题。李达阐述了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掌握民族革命的领导权既是由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又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认为，在今日之民族革命的现状中，民族革命的中坚力量只能是无产阶级，因为弱小民族中最感到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而具有革命觉悟的是工农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军阀和买办阶级的剥削感受最深，所以革命情绪特别激昂。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革命。
无产阶级如何执行革命的领导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与反革命》（马克思）等文章中阐述了“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观点。李达进一步解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不断革命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而中产阶级已经掌握政权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就可以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在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而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必须加以推翻的时候，无产阶级就必须领导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以期在这场革命胜利以后，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以此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在执掌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时要坚持“不断革命论”的思想。
？§§第三章 唯物史观与李达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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