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历来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即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通过人权领域的斗争体现出来。
一、“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是美国的一贯战略
“和平演变”战略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一种战略，即通过战争以外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施加影响，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逐步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而把这些国家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成为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重新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战略。这种战略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使用武力消灭不了社会主义国家而又不甘心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背景下出笼的。
自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不把它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无时无刻不想扼杀它。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有时以武力手段为主，有时以和平手段为主。当社会主义制度刚刚诞生、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时候，他们企图用武力消灭它。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惊慌，它们同俄国国内的反动势力相勾结，发动武装叛乱和武装干涉，企图将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帝国主义在武装干涉俄国革命失败后，又企图和平瓦解苏维埃政权。列宁当时就提出要警惕帝国主义的这种阴谋。他在俄共（布）第九次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一战线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到这点。经过了那次我们在火线上坚持下来的战争之后，一定还有不流血的战争。……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正在戒备着呢！”① 可见，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就已经开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越出了一国的范围，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使资本主义世界感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它们千方百计地企图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
1946 年初，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以“民间访问者”的身份到美国活动。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丘吉尔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和仇恨，直接向美国公众发表了著名的“冷战”演说。他诬蔑共产主义制度是“暴政”，“违背一切民主原则”。他断言苏联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在苏联势力范围生活的人们处在铁幕之下。他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垂下了一道铁幕。在那条线的后面，是所有中欧和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所有的名城及其周围的居民都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一切都屈服于这种或那种形式，不仅受苏联的影响而且受莫斯科的非常严密的和越来越多的控制。”他强调说，“冷战”已经开始，美国人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放弃那种三强，即苏、美、英保障联合国的梦想。他主张英国和美国联合起来，阻止“他们的实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他说，“我们在这里要考虑的是永久制止战争和尽速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制造条件的问题。”丘吉尔的这个讲话蕴含着“和平演变”的思想，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1947 年3 月，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明确主张美国要担负起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抵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他提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必须帮助各国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杜鲁门的这个国情咨文很快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同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一脉相承，成为“冷战”的宣言书。同年5 月，美国成立了以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制定了“遏制战略”，力图迫使苏联克制和谨慎行事，并促成某种趋势，“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
1948 年冬，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建议胡适等人参加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后的联合政府，以“施展其自由主义的影响”。1949 年8 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中就把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称为“极权”政府，提出通过“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推翻这种政府的图谋。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① 艾奇逊认为，苏联的扩张政策将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生冲突。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关心中国的民族利益，他们将反抗苏联的扩张；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听命于俄国，他们将失去中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追随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以“摆脱外国的羁绊”。美国应该支持和鼓励中国向这个方向发展。
1950 年，美国反共的资产阶级政客杜勒斯在他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就鼓吹对社会主义“进行一场思想战争”，用和平的方法把西方的理想、消息、善良愿望的信息，“送到铁幕里面去”。1953 年1 月，杜勒斯在美国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的证词中说：我们必须时刻记住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② 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他继续要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③1958 年10 月，杜勒斯在白宫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要用和平的方法“使大陆上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④ 杜勒斯的这些讲话把西方世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明确地表达出来了。
1956 年的波匈事件使西方世界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矛盾，他们认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是可能的。1957 年8 月，肯尼迪在美国参议院的讲话中表示赞成杜勒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张，但他强调美国还应为达到这些目标“制定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否则，“我们提供给铁幕后面那些仍有可为的自由战士的就只不过是些空话而已”。1959 年10 月，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的演说中说：共产主义世界不再是一块坚硬的磐石，而铁幕也不再是无法渗透的铜墙铁壁。他提出“在铁幕出现的任何其他裂缝中，逐步地、慎重地、和平地促进更密切的关系，培养自由的种子”。① 肯尼迪和他的谋士们总结了以往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遏制政策难以达到使社会主义国家演变的教训，提出通过加强接触来促进共产主义世界的演变。美国参议院外委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要竭力发展同共产党阵营内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上层政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以便逐渐影响他们的思想信仰。
这种以接触促演变的战略在60 年代以后逐渐为美国朝野人士所认同，并为西欧一些国家所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都致力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1962 年12 月11 日，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把共产党人诬蔑为极权主义者。他在致法国国民议会的咨文中说：“面对着极权主义者反对西方的活动，必须要推行自由、平等和社会博爱的政策，……加速在那个阵营里可能已经开始的转变”。1963 年12 月13 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发表《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演说，称美国对中国奉行的是“门户开放”政策，即美国“决心对可能发生的政策敞开门户”，“促使中国大陆发生一些变化”。使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重新接受多样化的世界。1969 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上台，改变了阿登纳长期坚持的僵硬做法，积极推行“新东方政策”，即“以接近求转变”的政策。他认为，只有采取实际行动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接近，才能改变对方。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说：“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力量的影响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这种接触引起种种不受欢迎的对比，播下不满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将结出和平演变之果。”① 在这里，尼克松把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清楚地表达出来了。
二、“人权外交”是美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工具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过程中逐渐打出了人权的旗帜，推行“人权外交”的政策，明确地把人权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武器。
所谓“人权外交”，就是把人权的基本原则运用到对外政策之中，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种准则，以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朝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人权外交”一词是由美国前副国务卿戴维·D·纽瑟姆在1966 年出版的《人权外交》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但人权外交的思想萌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出现了。1917 年4月，以理想主义著称的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提请国会对德国宣战时所发表的演说中说：“我们的动机并不是复仇，也不是把国家的物质力量拿出来耀武扬威，而仅仅是主持正义和维护人类权利。”威尔逊以人类权利的保卫者的姿态表现出来的美国外交对后来美国的人权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人权外交思想进一步蕴育和发展。1941 年1 月6 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向国会提出的关于“租借法案”的国情咨文中说，自由意味着人权至上，我们支持为争取或保卫人权而斗争的人，我们应该告诉民主国家，我们美国人切身关切你们保卫自由的斗争。美国外交的目的是粉碎军国主义，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建立人人享有“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的世界。罗斯福提出的这四大自由后来几乎一字不拉地写进了《世界人权宣言》。
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在越南战争期间基本形成。越南战争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美国国会试图通过人权外交立法来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1973 年《援外法》第32 款规定：“对于任何外国政府因政治目的而拘留或监禁其公民，总统应拒绝给予任何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1974 年《援外法》第502 款（B）规定：“对任何政府持续不断地、显著地违背国际承认的人权，包括拷打或残酷、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未经起诉而长期拘留；或恶名昭著地否定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安全权等，总统应实际减少或中止安全援助。”① 这些立法以人权卫士的面目出现，将美国的对外援助同人权问题直接联系起来。1975年，美国成立了人权事务司。人权事务司主要不是处理本国的人权问题，而是处理对外的人权问题。
美国“人权外交”的直接倡导者是卡特总统。卡特是在越战失败后，美国经济恶化，国力不足的形势下上台的。为了摆脱侵略越南战争失败的阴影和对付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卡特入主白宫后，打出了“人权外交”的旗帜。1977 年1 月20 日，卡特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对美国来说，最崇高和最有雄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立一个真正人道的正义和和平的世界”，“我们致力于人权的决心必须是绝对的”。次年12 月6 日，他在纪念《人权宣言》发表30 周年大会上宣称：“强调人权原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灵魂，是确定美国同其他国家保持什么关系的一个因素。”1981年1 月14 日，卡特在电视台向全国发表的告别讲话中重申：“要促进人权，把这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项原则。”后来，卡特在回忆录中进一步说：“尊重人权是自由、民主国家在为扩大影响而进行的和平斗争中最重要的优势，我们应该尽可能有效地运用这种精良的武器。”
美国政府开展人权外交的矛头起先主要是指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卡特上任仅仅两周，就给当时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写信，对萨哈罗夫发起的人权运动表示支持。信中说：“人权问题是我的政府主要的问题。我在就职演说中就说过：‘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决不能对别处的自由的命运漠不关心。’你可以安心的是，美国人民和我们的政府将继续履行不仅在我们本国而且还在国外促进尊重人权的坚定诺言。”① 接着他又在白宫会见刚刚流亡到美国的苏联另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表明美国公开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还分别通过谴责苏联侵犯人权的决议。在联合国大会和欧安会贝尔格莱德续会上，美国联合西欧国家，以人权为中心议题，对苏联发起猛烈攻击。
里根上台后，仍然抓住人权问题作为攻击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借口。里根对苏联恶语相加，称苏联为“邪恶的帝国”。1982年10 月，美国国务院召开了“关于共产党国家民主化”问题的会议，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确立和制定促进在共产党政权下发展民主的办法”。在会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会上说：“支持民主是我们的历史和我们世界观的基础，我们面临着一个民主改革和革命的新时代。共产党社会的弱点日益明显，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仍很强烈。共产党政权对人民的情绪和经济方面的需要所作出的让步，可能播下改变共产党政权的种子。这一点当然使共产党政权感到不安。……美国政府领导人将继续在言论和行动两个方面谴责共产党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将把这方面的具体事例提请公众注意，我们将宣布我们坚信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应该得到人权，他们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支持共产党国家民主势力的出现。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新的力量和新的重点来使我们的努力具有活力。”① 这次会议确定要重视以人权为武器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进行渗透，使之和平演变。同年11 月，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国事业研究所联合发起召开的有34 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关于自由选举国际会议”，研究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政治攻势”的总战略。在会上，美国负责人权和人道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拉姆斯说，自由选举是一种“能使政治制度改变的催化剂”。会议决定拟定一项加强美国支持世界民主力量能力的计划。1983 年2 月，美国又成立了“特别计划小组”，以促进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运动的发展。1984 年，美国成立了“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它每年得到国会相当数目的拨款。该组织将这些拨款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下组织和流亡国外的组织送到所谓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手中，以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运动。1984 年9 月，里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说：“美国的政策将继续把对人权的这种关切，视为我们外交政策的道义核心。”1986 年3 月14 日，里根在对外政策咨文中说：“我们在战后时期的对外政策一直是谋求通过追求这样四个目标来促进美国的安全的：我们谋求保卫和推动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事业……”①1988 年1 月，里根在向美国国会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对苏联的总体战略仍然是遏制苏联的扩张，鼓励苏联国内及其统治下的其他国家内部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维护人权。”
80 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面临着困难的处境。针对这种情况，布什总统提出“超越遏制战略”，为其和平演变战略服务。1989 年5 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现在正接近战后两种目标———暴政和冲突这一目标与民主和自由这一目标———之间的一场历史性较量的尾声。……现在是超越遏制阶段，是制定一项90 年代新政策的时候了。1989 年7 月，他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鼓吹：“我们西方各国要打好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可能要用二三十年时间。届时，我们将有可能融化社会主义，从而建立起一个以我们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世界。”
克林顿是在冷战结束后上台的。他上台后，继续推行人权外交政策，把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1996 年8 月29 日，克林顿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我希望建造一座通往21 世纪的桥梁，从而确保我们仍是全球具有最强大防务能力的国家，确保我们的外交政策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克林顿认为，为了有效地促进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在直截了当地处理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的同时扩大同中国的合作。1998 年6 月，他在访华前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越引导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越给中国带去自由。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正使它在投资、市场、能源和思想方面越来越多地依靠其他国家。……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国领导人必定接受自由进步。”“实际上，我们同中国交往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是，这给我们提供一个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敦促中国领导人改变方向的重要手段。”① 美国认为，美国的贸易和投资会使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和人权的概念展示在中国人面前。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巨大、独立的和金融上有保障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会促进许多民权分子所期望的民主化。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真的是关心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吗？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太天真了。西方人权外交的目的就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御用思想家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毫不掩饰地说：“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以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进程。人权是现今时代最有吸引力的政治观念。西方大声疾呼尊重人权，已使所有共产党国家处于守势。”他认为，“积极宣传尊重人权，还为更直接地进行争取民主的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活动有助于使独立性越来越大、政治色彩日益浓厚的民间团体在现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不断成长壮大。一个独立的民间团体的出现，就等于社会从共产党统治下最终解放出来的开端。”这也“有助于使不同政见者逐渐成长为真正的政治反对派。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进行和平移交权力的谈判”。他还说：“号召尊重人权不仅已使现有的共产党国家处于守势，而且从全球看，还使民主国家与共产党国家划清了界限。应使世界人民的视线集中到共产党国家剥夺公民自由、侵犯个人权益、没有健全的法制、对大众媒介和经济生活进行严格控制等方面。这样做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多党制、市场经济和真正民主制的优越性。”① 他声称：“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容易受到尊重人权的呼吁的破坏，因为这种政权中没有全面的、令人信服的无懈可击的意识形态理论。因此，它们在理论上漏洞百出，在政治上不堪一击。”美国学者劳伦斯·肖普在评价人权外交的实质时一语道破天机：“由于这个运动实际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具有强烈的反共和意识形态上冷战的倾向。”“人权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试图鼓励社会主义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②
很清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推行人权外交，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人权攻势，并不是为了关心这些国家的人权，而是要利用人权问题扶植其内部政治反对势力，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演变，使这些国家放弃自己国家原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而按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来改造自己。人权外交是美国进行冷战的意识形态工具，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手段。他们并不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真正的民主，而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不是要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而是要维护极少数人的人权，损害大多数人的人权；他们不是要搞什么真正的自由，而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丢掉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状况，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损害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在本国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美国国务院一年一度的“人权报告”都以世界“人权法官”自居，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为“极权国家”，实行“独裁统治”，“践踏人权”；美国国会经常通过所谓人权决议谴责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不遗余力地在联合国机构策动谴责社会主义国家侵犯人权的决议。
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向社会主义国家发起意识形态攻势，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尼克松说：“如果我们在思想战争中输掉，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对外援助以及文化纽带都将无济于事。”因此，他们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攻击马克思主义，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接受西方的价值观。
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利用国际间人员的往来，播撒所谓“自由的种子”，使那些受西方思想影响很深的人成为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解释者、传播者和实践者。为此，美国设立了“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国际访问者计划”。① 以加强对美国价值观念的宣传，影响其他国家未来的领导层，以便将来结出和平演变之果。1987 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赫尔姆斯在国会发表讲话说，我们的目标是让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民主原则的熏陶。1991 年12 月5 日，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赤裸裸地说：我们提供奖学金给中国学生，邀请政府官员来美国访问等作法，就是要“和平演变”中国大陆。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说，受过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和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其威力远远胜过派遣几十万军队。苏联东欧发生剧烈变化显然受到这些“种子”的影响。中国1989 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动乱也与这些“种子”不无关系。
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多种方式极力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他们“支持共产党国家民主势力的出现”，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民运分子”、“人权斗士”提供美元资助以及庇护场所和活动基地，公然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问题和民族矛盾极力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分裂，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宁与稳定。波兰、南斯拉夫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不无得意地说：“思想具有其自身的力量，我们可以使思想透过屏障。一位波兰出身的教皇突出地说明了宗教信仰可以调动多大的力量。”1987 年2 月，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在“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会议上发言时说得非常清楚，“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的距离。一旦教会人士把个人责任和自由意志这些宗教原则应用到政治问题上来，他们就会要求在国家决策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那些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极力纵容和支持。他们在东欧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比如，他们就把1989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曾在我国西藏发动叛乱，后来一直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表明了西方对中国宗教分裂势力的支持。
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诱压并施。一方面，他们将人权与经济援助或给予某些优惠联系起来，以诱使这些国家改变其内外政策。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直言不讳地说，想要得到我们的援助，一个非民主政府必须至少给人民一些人权和政治权利，并有希望进行政治体制的和平变革。1989 年3 月13 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明确提出：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任何实质性互换条件是进行正式制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的改革。接受长期三边援助的国家必须表明它们正审慎地逐渐既采用自由价格机制，又实行政治选择的真正自由”。另一方面，对不听命于他们的国家实施所谓制裁，以迫使这些国家接受他们的主张和条件。
如果说，在1989 年以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主要矛头是对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话，那么，1989 年以后，他们就把主要的攻击矛头对准中国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人权外交在促使苏联、东欧演变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苏东剧变后，中国是共产主义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堡垒。在美国看来，中国不仅是“日渐缩小的共产党国家的代言人”，而且是“那些认为西方对政治犯问题上的不满意见是侵犯本国主权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由于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中国将代替苏联原有的“邪恶的帝国”的位置。要促使中国和平演变，必须利用人权这个重要武器，以人权作为以压促变的突破口，促使中国变革。布什扬言，人权问题“必须成为美中对话的一个关键部分”。克林顿也把人权作为中美关系的基石。“人权外交”是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新冷战的工具。正如邓小平所提出：“我看当前国际局势可能是一个冷战的结束，另外两个冷战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新冷战的矛头主要是针对中国的。
1990 年5 月，邓小平在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讲到人权问题，1972 年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时，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之中，连我本人的人权也说不上。为什么那时美国不讲人权问题；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美国却提出人权问题，这是什么道理？无法理解。可见人权问题是个借口。确实如此，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国的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权状况很糟，那时西方没有以此来攻击我们，现在我国的人权状况比那时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反倒攻击我们，可见他们的用心。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①“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② 台湾《中华杂志》1991 年12 月号载文评我人权白皮书时也指出：“美国对中国新冷战的主题是人权，目的是要颠覆中共的政权。”的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心的不是中国的人权，而是政权；他们所谋求的不是中国人权的发展，而是政权的变更。他们企图借人权攻政权，使中国和平演变，把中国变成一个二流的资本主义国家，使之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以便于控制。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三、正确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宣扬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念，大肆鼓吹公民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自由，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由，并不断对我施加压力，就是要搞乱我们的思想，打乱我们的阵脚，达到西化中国的目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抉择。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今后也决不会屈从于任何压力、决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民族独立来换取别人的施舍。”我们顶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对我国施加的种种压力，揭露他们企图西化中国的图谋，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观、人权观、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我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人权。我们与西方敌对势力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我国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动乱分子撑腰打气，以便在中国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我们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决不允许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动乱分子在我国制造动乱，就是要保卫社会主义的成果。有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动乱分子进行反政府活动的自由，就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不受侵犯的自由。我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就是维护多数人的人权与维护少数人的人权的斗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我国少数民族问题上，在宗教问题上做文章，攻击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挑拨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支持我国的分裂主义势力，干涉我国内政，目的就在于分化中国。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揭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利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图谋，就是要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从而维护全国人民的人权。我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就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它们打着人权的旗帜，企图西化、分化中国，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图谋，我们当然要予以坚决反击。邓小平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我们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下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① 我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还会长时间地进行下去。为了取得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胜利，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
首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努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和人权外交，凭借的是他们的经济实力。正是因为他们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才能对社会主义国家诱压并施，才能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强大的人权攻势。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才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物质基础，才有反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和平演变的物质条件。从根本上说，我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人权斗争实际上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经济上不去，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就得不到根本的改善，人们对社会主义就会越来越丧失信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人权攻势就会奏效，他们“和平演变”的图谋就会得逞。因此，我们在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人权斗争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的地位，对于一切有利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对于一切干扰、妨碍和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要坚决制止、打击和惩办，绝不能因为西方敌对势力在人权领域的进攻而使我们迷失方向。
其次，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我们同西方敌对势力进行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取消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根本对立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全盘西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然要对我国加紧渗透，千方百计地利用人权问题对我施加压力，企图迫使我们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多次表明，希望加强同中国接触，通过接触，使中国朝着开放、民主的方向发展，使中国出现多元政治，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他们所说的朝着开放民主的方向发展就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他们所说的多元政治就是资本主义政治，他们所说的融入国际社会就是企图将我国纳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其实质就是使中国“西化”。我们必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抉择。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对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要坚决反对和制止。邓小平指出：“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① 苏联、东欧国家之所以发生剧烈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搞全盘西化。我们千万要吸取这个教训。
第三，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教育，揭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民主、自由、人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使人们更加认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本质，从而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什么能够以人权为武器对我国进行攻击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有某些失误，使西方敌对势力有攻击我们的借口。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的人权口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好象西方国家是很尊重人权的，而我们是不尊重人权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只有进一步在干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宣传教育，揭露西方人权观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才能消除人们的这种误解。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要“用我们的真理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真理，使人们承认我们的真理”。① 我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的人权斗争就是在人权领域用我们的真理来反对资产阶级真理的斗争。
第四，要正确地认识中国人权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毫无人权可言。外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内争民主和自由，就成为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受人欺凌的屈辱历史，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统一、独立和主权。这是来之不易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在维护和促进人权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充分的人权。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人权状况的诬蔑和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对于他们的诬蔑和攻击，我们要坚决进行批驳。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权建设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继续提高中国人民享受人权的水平仍然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展人权建设，不断地、切切实实地提高人民群众享受人权的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有效地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图谋。
第五，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反和平演变的关系。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只有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才能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我们必须坚持。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对外开放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利用我国对外开放之机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塞给我们，对我们加紧和平演变的攻势。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当然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反和平演变的关系。不能因为反和平演变，就不对外开放。过去的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发展不起来。也不能因为对外开放，就不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大胆地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六，要注意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① 因此，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对于我们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极为重要。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使权力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这是我们有效地防止和平演变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