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某个晚上，费运顿街的纪念堂中，萧伯纳先生和柯南·道尔均将在某个集会中演说，集会的人群多到挤出街上来，得劳动警察维持秩序。
虽然他们已是多年朋友了——自从柯南·道尔开始写福尔摩斯的短篇小说，萧先生的严肃面容和红胡子就一直是亨利·欧文害怕看见的——他们并不常见面。可是，一九一二年他们有两次交锋！第一次是在上半年，彼此在报上辛辣的相互攻击。
原因来自那场史上最有名的海难。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客轮“泰坦尼克号”，四月十日由南罕普顿出发做处女航。“泰坦尼克号”隔堵式的船舱，号称是工程设计上的伟大杰作。它带有超过贸易委员会所规定数量的救生艇，可是，一直到事后才浮现的事实是：贸易委员会的规定从一八九四年就没有变过，它只适用于一万吨的船只：比“泰坦尼克号”小五倍。
四月十四日夜晚，“泰坦尼克号”以二十一浬半的时速前进，没有来得及转向。史密斯船长遵从船上其他高级人员的建议，发出警讯并试图冒险闪过冰山。这个大冰山把“泰坦尼克号”像开罐头那样割开，不过它还是在水面上浮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船上有二千二百零六名乘客，救生筏加上四艘折叠式和两艘紧急海筏，只能容下一千一百七十八个人。就算是在最冷静周密的计划之下（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救生筏也只能搭载略过半数的乘客。
柯南·道尔长久友善的死对头史提德，与“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海底，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亦然，包括船上的司炉工人，他们一直在及腰的水中工作到凌晨二时，以保持灯光继续亮着，抽水机继续运作。“我们在一起生活已经四十年了，”爱丝德·史特劳斯太太说，“我们现在也不会分开。”她拒绝留
下丈夫一个人先上救生艇。只有七百十一个人被救。
遇难的报告——包括无线电话，遇难信号弹在无月的夜空升起——不断的传回英国，不过真实的内情颇令人困惑，各种谣言亦纷纷而起。英国的新闻界急急忙忙到轻率的地步，把登上“泰坦尼克号”说成是勇敢乃至于英雄的行为。
这使得萧伯纳先生轻蔑且不以为然。
任何“罗曼蒂克”或“感情用事”是萧先生恨之入骨的事。他写了一信给《每日新闻及领导》，叱责英国媒体恣意散布这些罗曼蒂克的谎言。他讽刺的指出，英国居然在船难这种时候，“感情用事的要求”英雄主义，而且根据那些他所谓的“可靠证据”显示，船上的官员、工作人员和乘客的行为，完全没有一点什么“英雄式的行为”。
这激怒了柯南·道尔，他写信回应指出，萧先生的“可靠证据”并不与所有的事实相符；现在也不是以戏谑尖刻的言辞加诸“泰坦尼克号”受难者——不论是生者还是殁者——的时候。
反驳时，萧先生锐利且风度优雅，一如芭蕾舞者。
他希望他的朋友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在感情冲动并热心的抗议之后，能够重读他的信三到四次。哦，萧伯纳先生显然有所误解了。如果说记者在得知事实之前就说出赞扬的话，那他们当然算说谎。但是“可靠的证据”后来证实了某些记者的言论，说“泰坦尼克号”上的人已尽到了责任。他，萧伯纳先生，只是看了最初的证据——而他自己则是看了开始和后来的证据才来质问他最先的那封信。
“好吧，”一个无关的旁观者可能会说，“这无伤大雅。就此打住吧。”
可是他，萧伯纳先生，对史密斯船长毫不同情。史密斯船长损失了他的船，那是他不可原谅的无能，没借口可言。而且，不管后来他表现有多好，不能够把他的失败变为成功。史密斯船长已与那艘船一起沉入海中死了；他，萧伯纳先生，如果不是因为新闻媒体过度赞扬史密斯船长，绝对不会说出令他家人沮丧的话。当然，在皇家海军，这样的人一定会被军法处置。对于那些“感情冲动、语气和缓的蠢蛋”，他，萧伯纳先生，只有不耐烦。他
永远是理智的。
因此，当同一年年尾，萧伯纳先生与柯南·道尔同时到爱尔兰演说时，看他们彼此对待的态度，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费运顿街纪念堂的大集会中，爱尔兰短笛奏出的音乐伴着演说者走上讲台。讲台饰着绿色与橘色的旗帜，代表爱尔兰的天主教与新教。这是英格兰与爱尔兰耶稣新教徒的集会。他们反对北爱尔兰的新教徒态度，认为地方自治会使少数新教徒受到多数天主教徒的宗教迫害。
这次，不像是“泰坦尼克号”的悲剧；我们可以为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鼓掌。
虽然除了萧伯纳先生和柯南·道尔之外，还有其他的演讲人，但这是媒体真正注意的两个人。两人都站在同一边，认为天主教的宗教迫害不可能存在。
萧伯纳先生由橘色及绿色的旗帜中大步走出来，以急切的热诚面对他的观众。
“我是爱尔兰人，”他说，“我父亲是爱尔兰人，我母亲是爱尔兰人。我的父母亲都是新教徒，以他们极端的虔诚来说，可以算是狂热的新教徒。”接着，萧伯纳先生企图触及听众的心。
“可是，我母亲一直和一位爱尔兰护士共事，而那护士是个天主教徒。”
他大声说。“我母亲从来没有把我放上床而不洒圣水的。”
这里，很遗憾的必须说明，他的爱尔兰听众不能保持不发笑。萧伯纳先生被洒圣水的景象，不知为什么，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而言不太动人。而演讲者既愤怒，且又引发了他归根究底的个性，一定要知道他们为何对如此感人的镜头发笑。或许这加速了他后来滔滔不绝的辩论。
“我现在已到了可以回顾我生命的时候了，”他说。“而且，很奇怪而又没道理的，所有由于我的天赋、职业或严肃的外表所带来的成就，从来没有使我骄傲过。可是，我是一个爱尔兰人的事实……却总是让我充满狂野而无法抑制的骄傲。”
“至于谈到本地的爱尔兰人的感情问题，”他停都没停的继续说，“我无法准确描述我的感觉。有人告诉我，我有被罗马天主教徒同胞迫害的危险，而英格兰会保护你。但我宁可被罗马天主教徒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
他继续说完他的句子，“——而不愿受英格兰的保护。”可是，这句话又引起听众大笑。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对萧伯纳先生并不公平，也没道理。
对这样的爱国情操，不应该觉得好笑，除非讲台上说这话的人是英格兰人或美国人。可怜的家伙，他们实在不应该笑他。
柯南·道尔，他是那种所谓“感情冲动的蠢蛋”，以另一种方式演说。
“我很少参加政治集会，”他说，“但我会不远千里到任何地方去抗议宗教迫害。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会公平合理；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会，从来不是一个宗教迫害的教会，在萨克森的巴伐利亚，同样的问题被解决了，在那里，居于少数的新教徒从没受到迫害。
“事情真正的关键在于一个繁荣快乐的国家。我们流着爱尔兰血液的人，总是要追本溯源的袒护某一边。某人的祖先与德瑞·华尔是一边的；另一人的祖先则在波恩打过仗，或者在饥荒那年出走过。如果爱尔兰人能把他们的老祖宗放到一旁，那么他们会比现在有更清楚的观点，也有更好的机会去得到更好的观点。”
不只在这个集会，同时整个秋天，宗教的问题一直在柯南·道尔的心中。
他在他的杂记本中摘记下许多臆想，这也反映在他的一个叫《毒气带》的短篇小说之中，那是他在圣诞节前完成的另一个“挑战者教授”的历险故事。
“带着氧气——挑战者。”世界末日到了！一袋致命的毒气缓缓飘过地球，消灭所有的生命。一个想象的五人小团体，关在密闭的房中（想象中是他“温厦”的书房，可以由窗中眺望高尔夫球场和草原），一边听着氧气简嘶嘶作响，一边看着生命死去。
他们就像是“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在有着安全防范之后，进入冰洋之中。在那段恐怖的时间里，他们会怎么想？当最后一个黎明升起，最后一筒氧气打开后，他们会怎么想？
这就是《毒气带》的主题，虽然大部分的读者倾向于记得本书上好的煽情特质。危险的报告慢慢涌进报社，伦敦人的行为开始古怪起来，幽默也开始渐渐转成了绝望；最后，对挑战者和他太太，对马龙、洛克斯顿和赛默利，死亡进入高潮的那个最后早晨终究来到了。
“我们再次把我们交还到创造我们的造物主手中吧！”挑战者大吼，然后把护目镜丢出，打破玻璃窗。
“如果我死后有知，”在大约同一时间，柯南·道尔在他的杂记本中写道，“在穿入幽暗的阴间时，我不会对我遭遇的任何事感到惊异。只有一件事可能使我惊奇，那就是发现传统的基督教义居然是正确的。”
在《毒气带》中，当玻璃被打破后，五个等待死亡来临的人有一段长时间的沉寂。然后，新鲜的空气飘来，鸟儿的吱吱叫声传来，原来毒气带已消失了，他们（显然）是唯一的幸存者。书中高潮并没有由此渐渐减低，书中最强有力的一段紧接而来，但是心理上的趣味却尽在这里。
十月由何德及史道顿登出版的《失落的世界》纯粹是欢闹的历险记，在这系列中，挑战者只是个冲动急躁的角色。然而，在《毒气带》中，挑战者却主导了这个基本上严肃的故事。作者了解挑战者，喜爱他；他可以信任这个老顽童。
这绝对不是代表他可以预见如在《毒气带》中那样布满死亡的城市和直挺挺的尸体的世界性悲剧，但他一些令人好奇的想法却集中在此时。在这篇小说同时，他写了另一篇文章《大不列颠及下一次的战争》，刊在一九一三年二月的《双周评论》中。
日耳曼帝国执意战争——它要怎么做或要做什么——对他而言，在看了波哈帝将军的《日耳曼及下一次的战争》一书后，事情已再明白不过了。他把这篇文章看成是一份计划大纲，成书后可以与那些亨利王子巡回赛记忆中的面孔一起印出。波哈帝将军是日耳曼高傲的年轻贵族中的一个，他令人意外的坦诚。听听这位将军的哲理：
强大、健全、繁荣的国家愈来愈多。在一段时间里……它们需要新的领土来提供给它们过多的人口生活居住之地。由于地球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已有人居住，新的领土就必须来自于征服，因此这就变成了一个必要的铁律。
波哈帝说，法国必须被消灭。大英帝国，从一七六一年开始，就不忠于德国，而且自从布尔战争后，它就被标明为必须歼灭的敌人，此事必须遵行。
柯南·道尔可以想见这样一场战争的缘由，不过他后来说，他并非透过推理过程察知；同样如此跃入他心中的是另一份大纲，尽管只是个骨架而已，但清楚含蕴着全新的观点及未曾察知的危机。大不列颠本身是孤立的，仰赖它的海军严密防守；就某方面来说，情形是这样。可是大不列颠必须进口食物。如果德国进攻法国——这似乎是极可能发生的事——英国就得派军队到欧洲大陆，以保持一条供给线。
“危险的本质，”他在《大不列颠及下一次的战争》一文中写道，“存在于新形式的海战之中，这种形态的海战，还没有真正实验过，它可能使战况完全改变。我所谓的新形式海战指的是潜水艇和飞船。”
飞机或者飞船，他认为，还“不足以改变整个战争的形态”，可是潜水艇是另外一回事。没有任何东西能把这些水蛇拦在港湾里，当它们攻击商船时，没有任何技术可以躲避它们。还有：
“如果一群潜水艇守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的交口，这对这些岛上的食物供应所造成的问题，不是我能揣测得到的。”他写道。“除了英国的船舰外，其他各国的船也很可能被摧毁，那国际问题就很可能当场爆发。”
就像文中“危险”这两个字用红色的大号字体标出一样。他的观点，虽然表达在《双周评论》这份小刊物中，却被全国的人听见——即使并不一定被遵行。这样的危险该如何解决呢？
噢，他可以想出三个解决的方法。第一个办法是在本国内种植食物，强迫制订进口食物的高税率关税；可是政治上，这绝对不被允许。第二个办法是建造运送食物的潜水艇，与袭击者同样隐秘的舰艇；可是这在海运上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办法，也是他竭力推行的，是建造海峡的海底隧道：在地底二百呎深、二十六哩长，连接英国和法国。英国与法国必须站在同一阵线上。
“我认为，”他冷冷的说，“我不需要争辩，法国不能被肢解，而且不能丧失生产力，这点对我们的利益有多重要。万一这样的悲剧发生，那么整个
欧洲的西半部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德国，加上一些生存在它胯下的不重要小国。”
这样一条海峡隧道，加上英国自己的地上铁道，不论在商业上或战时，都会是一条主要通道和生命线。这样的计划曾有人建议过；三十年前就被认为是可行的。如今一九一三年，以现代的工程技术，海峡隧道应可在三年内完成——如果三年不会太晚的话——花费约为五百万英镑。
“我们因此打开了（经由马赛和隧道）整个地中海和黑海的食物供给线。”当然，英国本土遭到侵略的可能性不高，就算如此，也可以快速的由法国得到增援。总而言之，先生们，潜水艇是你们真正伤脑筋的东西。你们能怎么解决呢？
虽然他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包括瑞琴·泰波特将军和艾弗德·透纳将军，但大部分政府的高级官员并不对他的建议认真看待。在肯南街旅馆有一个大集会，他是会中的主讲人，然而会中出现了相反的意见。
首相阿斯奎斯先生说：“我们提供给全国人民足够食物的能力，或者保持与海峡对岸联系能力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难以被击败的海军，以及是否能控制海权的问题。”
《泰晤士报》很客气的讥讽道：“我们只能让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以想象中二十五艘在肯特郡海岸和二十五艘在爱尔兰海峡的敌方潜水艇，去与阿斯奎斯先生对这事的意见达成一致。”
德国海军部长坎培尔将军，三年后在德国的议会中大喜道：
“唯一预言现代形式经济战争的人是阿瑟·柯南·道尔爵士。”
当时，在他自己国家的军事官员之中，柯南·道尔并不受欢迎。由于他不相信英国会遭侵略，他希望地方自卫队（在这场可能的战事之中）成为一支够战力的部队，好支持渡洋支援的正规军。
他痛恶强制征兵，他相信自愿军，怀疑征兵制的价值：这当然是个错误的观点，但是那是由于他的童年与他个性的主要部分结合而成的。强制征兵，当然，在战争时期可能是必要的。在平时，他正确的判断，国会绝不会通过这样的事情。
“把地方自卫队训练得更好，”他一直坚持，“这样你就有可募集的后备军了！”
后来有关这一点引发了一场剧烈的争辩，事情发生在威尔逊将军邀请他参加的一场《大不列颠及下一次的战争》讨论会上。威尔逊这位漂亮的爱尔兰人当时是军事作战指挥官。在赛克维-卫斯特上校家中用完午餐之后，威尔逊将军向这位急躁的平民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两下子双方就拍着桌子大吵起来。
他们无法说服他相信征兵的必要；而他也无法令他们看出潜水艇的危险。
还有，水雷也是危险的，这在日俄战争中已证明是致命的。他一再思考此事，想找出有效防御潜艇和水雷的方法。不管怎样，他始终觉得他有责任唤醒大众。一九一三年的春天，整个国家所有事务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进行得十分平顺，只除了争取女权的妇女一直高声喊叫。
“女性投票权！”拥护女权的人高呼。
他们打破玻璃，侮辱内阁官员，把自己锁在铁栏杆上；他们绝食抗议，必须强迫喂食；他们在剧院和公共场合示威，直到头发扯乱、尖叫呼号的被拖走为止。对于某些反应迟钝的人，这好像挺好玩的，而大部分的人只是感到迷惑。这就像一个牧师的茶会，突然变成了女巫的子夜集会一样，或者像沉静的富孀忽然跑到亚历山大的爵士乐园中演唱。
柯南·道尔从来没有真正赞成过女权运动，当呼闹声响起时，他依然竭力反对。这不是政治原则的事情，他所不喜欢的是他们的行为。他认为那是荒诞，是角色互换，就像男人穿上女装做针线一样。琴，像大部分那个时代的妇女一样，并不想要投票，不需要他去说服，她就如此说。
“我为什么要？我快乐得很。”
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一个叫妮娜·琴·安奈特的女孩，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生。接下来的那个夏天，是“温厦”最快乐的一段日子。这个新家并没有疏远他的两个大孩子玛莉与金士力；相反的，反而使他们更接近他。
在弹子房中，玛莉很惊异的发现，当他在练习打弹子时，丹尼斯和奥俊就在他脚边的地板上玩耍。（在一九一三年，他进到业余锦标赛的第三级。）他不像以前那样发火，他只是无动于衷的跨过孩子们继续绕着球台打，或随他们
乱跑。
对玛莉和金士力，他有了真正的了解。金士力——高大健壮，但十分温和腼腆——在洛桑和汉诺威念完书后，正准备取得圣玛利医院的医学学位。
“我有时候觉得，”柯南·道尔有一次在给英尼斯的信中偷偷的告诉他，“我无法打破这孩子的腼腆；我实在不了解他。”这种难堪的情形很快消失了。金士力善于掷链球；他父亲在“温厦”的草地上跟他比赛。
“金士力，”他告诉琴，“可能是所有道尔家族中唯一不爱说话的一员。
可是当他写信给所有他的女朋友时，他可真是滔滔不绝。”
“‘所有’他的女朋友？”
“在这屋子中，我找不到一个吸墨具，上面没有他写了一半的信，开头是‘亲爱的苏珊’，或是‘亲爱的简’。”他会模仿他自己，鼓起双颊，突然大吼。“‘金士力！伟大的苏格兰人！这是什么？’——这孩子真是个令人惊骇的家伙。这太好了！”
那年，他为“离婚改革联盟”做了许多次演说。“一个国家的基础，”他会说，“不是家庭，而是快乐的家庭。而依我们过时的离婚法，目前我们没做到这点。”
除了他对机器脚踏车——一个马达加装在脚踏车的后轮上，以此推动轮子，他们全家就坐在这个嘎嘎作响的玩意儿满地骑来骑去——的兴趣外，任何一种新东西他都有兴趣。史都先生想把福尔摩斯变成韩福瑞·伍德太太所谓的“用电影复制小说的新玩意儿”，她写信给他询问电影的版权。可是他第一次被拍成电影的却是《罗德·史东》。
《失落的世界》仍然有一些回响。四月一日（没办法，这是真实的日期）的报纸上，他看到下面的一段报道：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罗曼史《失落的世界》激起了一队美国人的历险精神。几天前，一艘“德拉瓦号”游艇驶离费城，进入亚马逊的宽阔流域。游艇是宾大的财产，目的地是巴西，上面载有一队大胆的探险者，他们为科学和人类的利益，准备深入亚马逊的原始林区，以及其许多
支流的源头。他们在寻找柯南·道尔的《失落的世界》，或它存在的一些科学证据。
在这里，我们也许会怀疑，一些美国记者对这事情的可靠性可能加了油添了醋。报道中提到了一些真实姓名：罗文船长指挥整艘游艇，艘上还有宾大的费包博士。琴简直吓坏了。
“你不认为他们是认真的吧？”
“不，当然不。不管怎样，让他们去！他们即使找不到那个高原，也一定会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还有，在四月，当时被认为是美国最知名的侦探来“温厦”度周末。
红胡子、眼中流露和蔼光彩的威廉·柏因斯有“外交官的随和优雅的举止，能使某些东西——花岗岩——磨得光滑”。
“他告诉我，”柯南·道尔在他的杂记本中写道，“当他进行旧金山诉讼时，有人告诉他，他会在法院里被射杀。基于这个他做了个指示，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的人会当场把对方所有的律师和证人都宰掉。‘我如果死了，阿瑟爵士；不管发生什么事，对我而言都一样。’”
柏因斯要谈福尔摩斯。他说福尔摩斯的方法很实际，此外他还示范了“窃听器”，透过此物，你可以听到另一个房间的谈话。可是他的主人，衔着烟斗笑着避开这问题，说服他别再提柏因斯侦探事务所的故事，以及平克顿侦探社的长久历史。其中一个故事——那个一八七六年，宾州无烟煤矿，茉莉·麦卡尔的故事——在柏因斯离去很久后，还激起了他的想象力。
如果只说“我是柏弟·爱德华！”而不加任何注解，我们会记得他是谁吗？
唤起对潜水艇危险的注意，以及一部侦探小说的大略概要，这两条不同的思路，一起进行了整个夏天，直到秋天来临。
在过去的五年中，只有五个福尔摩斯的短篇——从《紫藤居探案》到《法朗西斯·卡法克小姐的失踪》——断断续续在《史全德》刊载。他问，他们会喜欢一部长篇侦探小说吗？而在此同时，他们会与他的计划合作，要求海军当局对一篇提议性的短篇小说提出解释吗？
在这段时间内，笔记本中有愈来愈多有关宗教的话题，他也写有关唯灵论的种种：一个他无法与琴谈论的话题，因为她不喜欢它，而且怕它。看他的笔记本，就等于看他的研究过程。
“假设唯灵论是正确的！”他写着，“这只让我们向前跨了一小步。然而这一小步，却能解决眼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死亡结束一切吗？
“假想伦敦对唯心论就像最近对拳击那样掀起了狂热，人们围绕着一个成功的灵媒，就像围绕着乔治·卡本特一样！”（当年轻的卡本特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八日，第一回合就把庞巴定·威尔斯击倒时，群众疯狂的围拥着他。）“那会是怎样一个噩梦！”柯南·道尔写道。“会引起什么样的欺骗与疯癫的狂乱啊！我们应该对这样的情形感到恐怖。然而，这并不表示，相信所有唯灵论的说法，是不能与之并存的。”
一九一三年冬天到一九一四年春天，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他完成了他最后、也是最好的一部侦探小说——《恐惧之谷》。而且，他也写了一篇颇长的短篇小说《危险！约翰·瑟若士船长的航海日志》，这篇小说将一直是预言小说的里程碑。
